日本明治维新（网络图片）
8、建立国家宗教——日本神道。1870年初，明治天皇作大教宣布诏书：“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継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汚隆，道有顕晦，治教之不洽也久矣。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衆庶，其体斯旨。”至此，神道成为日本国家宗教。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这是非常重要之事，其意义不下于立宪，然而人们多对之忽略。
立宪、殖产兴业、尚科学、办教育、文明开化都是进步的事，何以同时大兴“迷信崇拜”？似乎难以理喻。日本是个岛国，传统上近乎与世隔绝，没有外部的进犯，加之又是封建藩阀制，武士与民多效忠藩主，国家意识很是淡薄。近代，伴随西方列强的扩张，日本人方感到民族生存之危机，特别是美国“黑舰事件”之后日本被迫开关签约，日本由不安、恐慌到耻辱、愤怒，其民族、国家意识被唤醒，进而膨胀。但是如何凝聚全民之力量进行抵抗？以成为强盛之国家，并立于列强？殖产兴业也好，富国强兵也好，如果没有一种共认意识与精神，就不可能将整个民族与国家凝聚起来。国家神道正是应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需要而确立起来的，前者是为后者的招魂，神道即日本民族主义之魂；无魂，民族主义无以兴起；日本军人为何如此顽强，不惜生死，因为其有国家神道之信仰。
神道本是日本传统的民间宗教，为崇拜多神的原始宗教。后，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至八世纪，神道与佛教混合——神佛习合，为民共信。到德川义直将儒学引入神教，主张尧舜圣贤之道，神儒一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民族主义兴起，國粹的神道家提出“复古神道”，将佛教、儒学清除出神道，立神教为国教，核心是：日本是天照大神降生之国，居于万国之上；天皇为在世之神，万世一系；日本人均是神的后裔。其思想集大成者是平田篤胤，他的代表作是《古道大意》、《古史证》。这些思想、理论是迎合日本民族主义兴起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并非是真正的宗教，因为其是功利的，有政治之目的。
明治元年十月，明治天皇亲祭冰川神社，下诏宣布“祭政一致”，即政教合一，天皇既是国家政治首脑，又是神道的最高祭司。昭文言：“诏崇神社重祭祀皇国之大典政教基本。然中世以降，政道渐率，祀典不举，遂驯致纲纪不振。朕慨之方今更始只秋，新置东京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也。”次年十二月，皇宫内建成新神殿，天皇亲祭，并发布《镇祭诏》言“朕恭惟大祖創業，崇敬神明，愛撫蒼生，祭政一致，所由來遠矣。朕以寡弱夙承聖緒，日夜怵慯懼天職之或虧，乃只鎭祭天神地祇八神曁列皇神靈于神祇官，以申孝敬庶幾，使億兆有所矜式。”明治3年初，天皇再作大教宣布诏书：“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継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汚隆，道有顕晦，治教之不洽也久矣。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衆庶，其体斯旨。”
自明治维新神道正式成为日本国教，以天皇神，至高无上，万世一系，政教合一。神道宣扬，日本是神国，天皇是天孙降世，代表神，大和民族是“神裔子孙”，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应统治世界。这比纳粹的思想更极端，纳粹主义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毕竟只是以生物学为基础，而大和优越论则是成了宗教。
为确立神道为国家宗教，政府设置了“神祉省”，下有神祗官，祭奠为国家行为，实行“一村一神社”，国民均为“氏子”——天皇之子孙，崇拜神道為日本國民之義務。政府规定，每个教室里要悬挂天皇的“御真影”，师生每天清晨敬拜，并背诵《教育敕语》，此举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建立国家宗教，以国家力量建议统一的意识形态，并对全民进行强制性意识管制和教育。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伴随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权制度的兴起，诸多国家均发生过各种类似的人为制作出来的国家“宗教”，比如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前苏联的斯大林崇拜、新中国的毛崇拜等，都是现代造神、神话的运动，用以凝聚民族、国家和民众，以实行有效的中央集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也类似于此，比如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萨达姆的“伊斯兰信仰强化运动”、ISIS恢复哈里发制等等。日本的天皇制、国家神道与以上这些均属现代政教合一的政治与政体。
为了确保神道作为国家宗教的统治，明治元年天皇颁布《神佛判然令》，以将佛教从神道中分离出去。其后日本全国即爆发灭佛运动——废佛毁释，各地纷纷捣毁寺庙、焚烧佛像、佛经、法器，没收寺院产业，大批僧侣被迫还俗，逼迫佛教徒写“誓文血书”，改信神道。造成日本空前的佛教迫害和浩劫。这和中国文革为造毛为神，而爆发全国破四旧运动类似。欲立新神，需捣毁旧神。
虽然1872年日本政府宣布废除神祉省，改以“教部省”，并承认信仰自由，宣布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为国民固有的“祭祀礼仪”。但天皇至尚、国家至尚、日本至尚的精神继续延续，成为日本的主导精神，即其仍然有国家宗教的意义和功能。德国纳粹精神、前苏联与新中国的共产主义都未曾宣布为国家宗教，但是它们实际有国家宗教的意义和功能。
日本军国有两大精神支柱，神道与武士道。神道奠定了日本军国之精神——日本军国之宗教，其主旨为：效忠天皇、国家至尚、日本至尚，即崇拜天皇崇拜、崇拜大和民族、崇拜日本国。武士道为日本传统武士精神，以“忠孝武勇”为最高信条，而明治维新后，武士道从属于神道，从尽忠于领主改为尽忠于天皇和国家。在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丛林中，这两种精神，将日本引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或者说这两种精神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所需要的。
9、脱亚入欧。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不署名短文《脱亚论》，主要论点是：1、西洋文明势不可挡，日本与其拒之，不如需迎头赶上；2、旧幕府制与新文明格格不入，因此为了天皇与国家，要推翻旧制，全面接受西洋文明——入欧；3、中、韩为愚昧野蛮之国，不思进取，将会亡国，因此日本需要抛弃他们——“脱亚”；4、在新旧交锋中，儒教“仁义道德”为虚伪之说，毫无真理知识可言；5、日本不可坐等，需接受西洋文明，加入西方列强的阵营，以其征服之方式对待中、韩。
不能说这篇短文有多么重要，其只是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简易表白，但重要的是其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之思潮——是之浅白表达，而且其贯穿明治维新全过程。由“脱亚入欧”到“军国主义”一脉相承，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至1945战败的基本国策。
“脱亚入欧”不能简单地从字面看，其主旨有三：一、它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国家为重”“天皇神圣尊严”（福泽谕吉《脱亚论》）。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至1945立国之本。二、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现代化，唯此日本可强国，并肩诸列强帝国。三、在世界范畴采丛林之原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以西方列强为榜样，对诸如中国、朝鲜等愚昧劣等国家当占领之、统治之、奴役之。总而言之，“脱亚入欧”就是崇尚强权，根子是进化论、大和民族主义。
“脱亚入欧”的中心是民族主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文明化”、“西化”、“现代化”均基于优胜劣败的民族主义。如果说，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现代国家，那么此现代国家之中心乃是大和民族主义。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的最后一章中说“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经济上，福泽竭力主张发展近代产业，“殖产为国之本”，目的乃在“巩固立国之本，充实国力以便对外一战”——“殖产兴业”之目的。用借用中国洋务运动的名言，日本明治维新实是“日体西用”，大和民族至上是本：“西化是利器”，持西化利器，方可决胜于世界之林。西方宪政、民权之体，于日本乃器也，为了大和民族与国家强盛，可对之随势而用。这也就是明治维新由立宪而军国的原因。福泽谕吉言“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目的。如同下象棋步法虽然千变万化但最终目的是保护住自己的老将而把对方的老将将死。”（《文明论概略。第十章》）这个“最终和最大目的”就是大和民族的强盛和统治。
福泽谕吉毫不遮掩，他在《通俗国权论》中说：“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及一筐弹药”，“国家交际之实不过为争权威贪利益”，“处于今日之禽兽世界，最终可诉之途，唯在拼死之兽力。”其在《文明论概略》亦言“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之别，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脱亚说》最后倡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法对待之”。“当时的日本外相井上馨宣称，要化我帝国为欧洲帝国，化我臣民为欧洲式臣民，在东洋造就出欧化帝国。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发表了包含‘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施政演说，提出旨在侵略朝鲜、中国的‘大陆政策’。”（李阁楠《日本从“脱亚”到“归亚”》）
1881年，日本发生明治十四年政变，表明明治维新之初所宣扬的“民权”全面让位给“国权”。
福泽谕吉在此年发表的《时事小言》中提出了“内安外竞论”，指出“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正道，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但就当今世界之现实“现已无暇顾及正道，故而我敢从权道”。并说“使政权强大起来奠定坚定不拔的基础，是称为政府者的一大主义。不问政体种类，独裁也好，立宪也好，或者合众政治也好，假如有把这个主义搞错者，他是一天也不能维持社会安宁的。”早年福泽谕吉倡导民权，但目的乃在富国强兵，其思想逻辑是民强国乃强。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最后一章说：“至于中国，……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彷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医治此症非依靠本国人民不可……，拿出全心全意，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既然这样，……有史以来的所谓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贵贱的差别在今天难道不是已变成为国家大义、国家之传统、内外之名分、内外之差别，并加重了多少倍了吗？”
1882年，福泽谕吉创办《时事新报》，倡导“国权扩张论”，告诫国民要以“国权”为重。同年，加藤弘之發表了《人權新說》，批判自己早年倡导的“天賦人權”，言“天赋人权不会实际存在”，“优胜劣败是天理矣”，“既得权利与邦国共存亡，可说须臾不能与邦国相离”，“强者压迫弱者，优者制服劣者，构成通古今不变之常理”。其进而主张“國家對個人的至上權”，“只要為自己的利益、幸福，則對于他國而起侵略戰，也沒有可非難的理由”，日本應“以武國主義為主眼、為經，以帝國主義置之第二位為緯”。轉引自朱謙之《日本哲學史》）“脱亚入欧”顺理成章地走向军事帝国主义。
福泽谕吉在《論朝鮮之交際》中說：“與支那戰而不勝，則我日本非單自今永蒙支那之凌辱，乃為世界各國所輕蔑、侵凌，終不能維持國家之獨立，而勝之則非但我日本之國威即光耀于東洋，……乃可永被仰為東方之盟主者也。”中日甲午之战，福泽谕吉宣称，此是日本之“义战”、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为了四亿人民被仰日新之余光，一定要长驱直入至北京首都，扼其咽喉”，“可直入支那国境，先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可归于我版图”。（引自王明兵《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读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脱亚论>及其它》）
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这是一完整的历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贯穿始终，西化、现代化均是器，为用，求的是大和民族并肩列强，征服、统治它国它族。明治维新起始于此，1945年战败也终于此。同一逻辑，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文明史中，常常是野蛮驰骋，乃至战胜文明。近代，中国于日本屡屡挫败，乃是文明于野蛮之败。与福泽谕吉所言恰恰相反，日本对中国所为乃是野蛮对文明之进犯。当欧洲的白人进入美洲、澳洲、非洲占领那里的土地，掠夺资源，屠杀土著，贩卖黑人，摧毁那里的文化……，这是一部罪恶的历史，不能说那是文明。文明不能仅以机械、武器、成败来衡量，其有一至高的标准，也是文明的根基，即道义。因为人类最终要共生——如果不毁灭，最终要与自然共处；征服乃摧毁共生共处之平衡，是通向毁灭之路。
近代中国学人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相较，多出于功利观，成王败寇；因此多看重明治维新学习西方之成功，迅速实现国家现代化，富国强兵，得以挫败白俄、取胜满清，并立世界列强。故此，他们割裂日本近代史，只看明治维新成功的那一面——用的一面；而忽略其内在一面：野蛮、极端、短浅、狂妄，而这些将日本带上了军国扩张的不归之路。
文明之观，需以千年为期，一时一事之成败，不足以定否。成王败寇非文明史观，以邻为肉，以征服、奴役、掠夺它国它族为野蛮。远有蒙古、近有纳粹德国、苏俄，其最终的命运乃是自毁，日本亦然。假如纳粹德国征服了英、法，是否即证前者优越、先进于前者？是否纳粹即值得仿效？
日本明治维新确实学到西方许多好的东西，如改革旧制、“四民平等”、殖产兴业、兴科学、普及教育；但其更多的则是汲取了西方文明中最坏最野蛮的一面：1.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世界丛林原则；2、种族主义——大和民族至上；3、现代国家集权；4、崇尚武力，功利为上；5、侵略、征服、掠夺、奴役它国它族。6、偏执、极端、妄想之思维。种种这些加之日本民族本身的欠缺——普世的人文关怀，便将之推向害人害己的毁灭之路。
爱国、爱民族均是需要的，在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时，其尤为重要。比如，晚清到民国，中国遭受列强侵掠，为进行抵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即是必要的。民族、国家是现实存在的，其族群共生共存也需有民族、国家之认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对之要限定，即在其外要有天下，在其上要有普世的人文关怀，于中国传统就是天下归仁，于西方就是普世之博爱，简而言之：天下、公理、仁爱。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自己，而没有“天下”，没有公理，没有仁爱，以掠夺、统治它国它族为目的，即天下之公敌。此不仅有害于它国它族，且而有害本国人民。这是近代日本及德国的教训。二战终结，如果不是美国占领日本，而是苏联，日本就将被彻底摧毁，沦为二战后的蒙古，起码不会再有天皇、日本文化和传统，日文也将改为俄文。由明治维新至二战战败，日本走的是一条自杀性的毁灭之路，其教训远大于成就。
2016年10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14/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