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经创史、圣雄造史、儒家写史等观点，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文化决定论。正统与偏统、中华与蛮夷、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区别，归根结底取决于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文化决定制度和政治文明度，文化决定政治社会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文化决定论，有别于流行的制度决定论。
制度很重要。社会制度恶劣，国民素质整体上很难好起来。但是，制度决定论是错误的，如果国民素质过于低劣，好制度追求不得。流氓拿不到文明的入场券。
素质很重要。政治文明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即民德民智。在太愚恶的社会，别说良制良法建不起来，勉强建起来也稳不住。五四至今，中国仍然外于文明世界，礼制固然遥不可及，民主制也千难万难，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资格。但是，素质决定论也不正确，政治无道制度不良，国民素质只能每况愈下。
素质与制度相互深度影响，相辅相成。从政治角度，应该强调制度重要；从社会角度，应该重视素质问题。但两者都不是决定性的。制度决定论忽略了好制度谁来建设的问题，素质决定论忽略了好素质何以可能的问题。袁世凯最早发明的素质决定论和特色自由派始终坚持的制度决定论，都不究竟，都是一偏之见。
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品质和国民素质，由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决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优秀，本质上是因为儒家文化特别优秀。是儒家为中华提供了文化道德底盘。
所谓主体文化，即主导政治、指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即是建设制度之施工队伍的培训教材，又是制度建设之设计图和施工方案。
西德和东德，北韩和南韩，大陆和台湾，都是同祖同族不同文。主导思想的本质区别，导致了政治和制度模式、社会道路和道德的巨大差异，为东海的文化决定论及文化劣根性论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东海在2011-4-27的《文化决定论》中指出：
不同的文化对政治形态、制度模式有不同的要求和规范，有什么样的主体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法家、马主义、基督教、拜上帝教、自由主义和儒家指导出来的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法家不能不君主极权制，基督教及拜上帝教不能不教主专制，自由主义不能不民主制，儒家不能不礼制。
儒家主张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可称之为“政德合一”。礼制就是“政德合一”的制度产品。在古今中外所有制度中，礼制的品质是最高的。作为中华特色的制度，礼制与儒家难分难解，具有强烈的道德性，制度本身特别优秀和道德，故对政治文化群体的德养和国民素质也有一定的基础要求。
反儒的群体不可能建设礼制，反儒的社会也不可能接受礼制。我说过，好东西的追求，即需要尽心尽力，又不可超前躐等。新礼制包括新科举制的建设不是一蹴可几的，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也需要形成一个德智兼备的君子集团，作为主力军和主导力量。
浓厚的时代性是礼制的一大特征。《礼记》说：“礼，时为大。”这个时就是与时偕宜、与时消息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所谓三代不同礼。《礼记》又说：“礼以义起”，意谓礼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而制定。
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以夏礼和商礼为基础而重建新制。汉朝制度参考了周礼而又别开生面。西汉末年王莽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了礼制的时代性，试图在汉朝恢复周礼。《中庸》中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生乎汉之世，反周之道，其败也宜。
儒家礼制有过几次历史性大变迁：尧舜禹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实行禅让制（东海《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有详细介绍）；夏商周时代变而为封建制家天下，实行嫡长制（商代是父死子继，辅之以兄终弟及，西周始行嫡长子继承制。）秦汉以后变而为郡县制家天下，仍行嫡长制，直到清朝。
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来，现代民主制无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主权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则。故对民主政治，儒家绝不会反对，而是主张予以道德提升和文化超越，在汲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新礼制。
君主立宪是君主制向民主制过渡的一种模式，保留君主形式，追求民主实质。清末儒家政治文化群体曾经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可惜由于满清贵族满族主义的障碍，导致转型失败。但这也说明，当制度落后的时候，儒家具有相当积极的改良冲动。随着清朝的覆灭，君主立宪制就不再合乎中国的时宜，袁世凯复辟失败，根本原因在此。
未来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中华宪政作为未来新礼制，当兼取尧舜禅让制、汉宋君主制和西式民主制的优势和精华合而为一。例如新领导人的产生，可先由文化政治群体共同荐举，次由老领导人考察同意，再通过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最后付诸民意表决，通过后正式登基执政，否则另行推举。
新礼制下，领导人的推举要在制度层面贯彻“选贤与能”、“王道三重”的原则。文化群体荐举，初步保证其贤德及文化合法性，政治群体荐举，初步保证其能力；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进一步考验其贤能；老领导人的考察同意，保证方针政策的一贯性；付诸民众表决，提供民意合法性。
儒宪之下，四书五经和某些自由主义经典为必读必考书，官员士夫自有有相当道德和政治水平，普通民众则水平参差不齐，但多多少少经过儒家文化和“君子之德风”的熏陶，整体上不至于低劣。如果候选人实习试用期结束，民意表决通不过，说明其人必有重大缺陷，不适合担任国家领导人。
文化群体荐举，相当于文化队伍的一次普选；政治群体荐举，相当于政治人物的一次普选，老领导人同意（如果有的话），保证了高层的团结和政策的连续性。无论期间发生什么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这样荐举考察出来的候选人，终究有一定的德才保证。何况还有试用期，还需要民意表决通过。
中华宪政可以充分吸取西式民主的优势并加以优化，具体可从四个方面体现：一通过儒家作为政治主统的导向作用，优化制度法律的品质；二通过作为第一学科的儒经的学习，优化知识群体的品质；三通过新科举考试，优化官员队伍和被选举人的品质；四通过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普及，提升广大选举人的品质。
经过四重优化，中式民主可以达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政治境界，而西式民主不难“与能”，不易“选贤”，其公正信睦的含金量也必大为逊色。这就是中西民主的重大区别。儒家政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西式民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国民道德水平也必然因之而异。
东海《中华宪政纲要》，是为新礼制建设提供的一份纲领性文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份文件自2010-12写成后，一直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特附录于后，欢迎海内外有志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制度的品质决定政治的品质和政府的性质。卢梭说：
“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忏悔录》第九卷）
此言不错，但不确切。更准确的说法是，一切都归源于文化，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文化的品质决定的。包括政治和政府的性质，也取决于其幕后的文化。文化决定民族的面貌，也决定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劫波历久弥新，就是拜儒家所赐。
儒家文化的内核是道德，所以，文化决定论也就是道德决定论，道德的高低优劣决定着人与社会、民与民族、君和国家的命运。《国语》中有一篇《单襄公论陈必亡》，就是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证明。
周定王八年，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借道于陈，见到陈国一片乱象，回来告诉周定王，说陈国或有大灾，或者灭亡。他具体地列举了陈国所见，诸如道途杂草丛生，官不守职，路政不举，农工不完，耕田不艺，廪食不供，旅舍不具，民力不恤，弃礼不顾。他到陈国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戴着南冠去夏氏家，丢下宾客不相见。所有这些，是蔑视先王遗训与政令的表现。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单襄公的预见。定王八年，陈灵公被夏征舒杀害。定王九年，楚庄王攻入陈国。
文中单襄公提到周朝先王的法令：“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意思是说，天道是奖善惩恶的，所以我们周室治下之国，不允许违背法令，不迁就怠惰放纵，各自遵守你们的职责，以接受上天的赐福。
道德决定盛衰、成败、吉凶、祸福，决定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是儒家经典一贯之理。《尚书大禹谟》说：“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意谓顺着天道而行就吉祥，违背天道而行就有凶灾。两者的关系如影随形，似响应声。因此，一切危机归根结底都是道德危机，包括意识形态危机，伦理道德危机，政治社会危机，制度法律危机，经济金融危机，自然生态危机等等，最后都可以找到文化和道德根源。
道德决定论，意味着道德挂帅，由此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北京之春
2017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