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於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24日，小名望生。那个年头，在中国的北方，日本人步步紧逼，在南方，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围剿和反围剿的军事大搏斗。汉口，这个东方的芝加哥，当时绝无仅有地和上海共享荣耀的远东大都会，应当还是花红酒绿。父亲就出生在汉口附近的李家四屋湾。
十八世纪的时候，李家从江西迁往汉口附近的泾河，靠近黄陂，民国时期那里属於汉阳县管辖。1958年规划为武汉市东西湖农场。 李家六兄弟，有六个屋，发展为六个小村庄，但就我们的四屋湾繁衍的最发达。
我的爷爷很早就去汉口打工，在一个丝绸店里做店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俗称「痨病」的结核病肆虐。我的爷爷和他的兄弟都被肺结核吞灭了。那个时候父亲才六岁。我奶奶从此守寡带大我的父亲。爷爷留下几亩地，奶奶出租出去，自己跑到武昌阅马场附近的武昌第一纱厂做工。六十年代，父亲的出身还从「工人」被改为「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有剥削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时代，那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
从汉口到武昌，长江在当时还是一个天崭。父亲和奶奶要经常坐小划子渡江。 在恶劣的气候下，他们会飘流好几里路，甚至面临翻船的危险。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厂的管理也是粗暴的。 记得奶奶给我讲过，那个时候下班出纱厂都要搜身，一个纱头都不准带回家。
生活虽然艰辛，文盲的奶奶坚持送我父亲去私塾小学读书。那个时候汉口的私塾还是很洋派的。 小学就教英文。父亲到老了还能记得一些英文单词。
父亲读完私塾後十四岁就去汉口民众乐园附近的一家西服裁缝店学徒。那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 裁缝店的老板也是一个远方亲戚。但是，中国那个时候的民风，学徒就是师傅的乾儿子，也是家奴。 他什麽家活都要做。开始就是钉扣子,绞边，做不好，老板就用尺打他的手心。好在我父亲自幼聪颖好学，边干针线活，边偷看师傅怎样裁剪和缝制西服和中山装。那个时候，中山装还是很时髦的，他学会了做中山装的手艺。我八十年代结婚时的呢子中山装就是他做的。他正准备学做西装的时候，中国的红色革命成功了。他参加了“革命”工作，从此断了他的裁缝梦。
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父亲的的确确还是享受了点当时汉口的自由文化之风。他学徒的裁缝店离汉口「民众乐园」不远。民众乐园」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娱乐场所，那里有电影院和众多的京剧和各种地方剧剧场。父亲最喜欢的是京剧。 他经常跑去听京剧。 他没有钱买票。 他总是在剧码後半场没有人管门票的时候跑去听上最後一两折戏。 到老,他都知道京剧的各种流派的唱法，还能唱上几段。
我母亲十二岁就到我们李家做了童养媳，到了16岁的时候,和我父亲结婚。 那个时候，她顶替了我奶奶进「一纱厂」打工。父亲刚参加政府工作，没有什麽收入。母亲一个人养家。不久有了我的哥哥和我。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母亲是靠计件拿工资。就她一个人靠计件工资不但可以养活全家，而且还可以雇奶妈。我的哥哥是奶妈养大的。他喊我奶妈为「娘娘」，喊妈妈也为「娘娘」。 我和妹妹都跟着他喊我们的母亲为「娘娘」，仅自己的弟弟改口喊母亲为妈妈。在社会主义改造後，中国的发展停顿了三十年。试想，如果没有外辱和内乱，民国时期的汉口早就赶上芝加哥了。
1950年，父亲被当时的「革命大学」录取。「革命大学」就是相当於今天的党校。 父亲从「革命大学」结业後，就到了湖北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就分配到汉口的湖北省公安学校(现在是「湖北警官学院」)任教。 湖北省公安学校设立在民国时期一个新兴的监狱大院里。大院里有个「五星大楼」。 那就是牢房。 它後来成为公安学校的学员宿舍。 我是进过共产党的监狱的。 比较起来，五星大楼的设施比中国九十年代的监狱设施要好得多。大院里的办公楼设施和领导住房非常洋派，院内有花园丶水池丶林荫小道，非常优雅。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
父亲在那个「五星大楼」的院子里教书四十年。 除了1969年到1972年，他举家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的省「五丶七」干校几年外，他从五十年代到2005年来美国之前一直住在那里。 父亲热爱他的工作。他从「五丶七」干校最初被调到湖北省科委人事部门工作。照说，那个工作是很有前途的。但是，一旦听说公安学校恢复招生，他立即返回他的本行。
他工作勤奋丶努力。 他的工作高峰时期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十年。在他那个领域里，他是全国的专家，参加全国教材的编写，还「荣幸」的被华国锋主席接见。八十年代他还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拍摄了一部有关公安的电视剧。
我和父亲接触的比较多的时间也是在那几年。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学生「亦师亦友」。除了教学外，在生活上他对学生倍加爱护，总是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他的一些学生经常到我家。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开PARTY 一样。他的学生对父亲非常尊重。他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几届学生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有的後来当了他的领导。他始终还是个「李主任」。
父亲多才多艺，在为人上极为耿直，从不向权贵献媚，讨厌拉关系和走後门。我母亲为了家人有时求他去求人，可是他总是拒绝。他们俩为此也吵了不少架。按照他的能力和经验，他完全可以升到省厅级或更高，可是他不会走官路。当然，1989年後，他的官运和警衔也因我受到影响。他对贪官们深恶痛绝。每每看到一个又一个贪官被暴露，他就气恼地对着电视说，把他们拉出去全毙掉。
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70年12月，我当时刚刚过了15岁生日。 我和父亲及家人一起在湖北省沙洋农场「五丶七」干校。我在「五丶七」干校一团宣传队，干校领导要求各团演一个革命样板戏。我们一团承担了演「沙家浜」的任务。我演沙四龙的角色。当时正值徵兵时刻。那个时候，军队是革命的大学校，权贵天下，颐指气使。尽管省「五丶七」干校里都是些老红军丶老干部，他们对徵兵的干部还得几分低头。徵兵的参谋们看上谁，就可征谁。他们被安排看「五丶七」干校的革命样板戏汇演，结果看上了一个十三岁拉板胡的小孩，叫曲河，一个十四岁演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大春，陈彦，和我这个演沙四龙的十五岁小孩。12月的一个半夜里，他们用车把我们接到医院做体检。他们帮我们填表，徵兵的一律都给我们填上1953年(18岁)生人。 可是我被检查出有痔疮。徵兵的有些含糊是否要我。我父亲带着我奶奶在一个大清早跑到徵兵参谋的住处求情，说他和奶奶如何是工人出生，云云。恻隐之下，徵兵的参谋让徵兵的医生再检查我一下。那个医生说，没大事。我於是也就当兵走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
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向人求情。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生活的出路。好不容易给我当兵的机会，绝不能因为我的痔疮而丢失掉。这大概是父亲当时的想法。在生活的压力面前，父亲不得不变得现实些。
我和父亲在政治上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虽然他以我为傲，也因为我而受到体制的排斥，但是他没有反思那个体制。他2005年7月移民美国後，就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不能谈论国事。一谈必吵。 最後，我们双方克制，避免那个话题。我还是经常把他带到我的「革命党」圈子里喝酒唱歌。 他经常也「甩」两句京剧。我的朋友们也经常和他逗乐。今天，还是我的那些哥们来送他最後一程。父子生来不同道，不以政治非人心。
父亲性格开朗，幽默，但是却也一直在病魔中。他小时候得过伤寒，几乎丧命。六十年代大饥荒年代，他得过黄疸性肝炎，後来他一直被痔疮和胃溃疡折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得了肺结核。 後来我们以为他的肺病好了，可是在2002年突然复发,，导致肺被切去四分之三。得益于我母亲和妹妹的精心照顾，他的身体恢复的很好。他晚年也更得益于美国的医疗和空气。但是，早年的多病和肺功能严重缺失，使得他最後无以支撑下去，终而於2017年1月2日早9点50时在美国的皇后区离我们而去。
我最大的遗憾是在父亲最後的日子里没有给他红酒喝。父亲喜欢喝酒，年轻的时候能够喝点白酒，年纪大了只能喝点红酒。身体好的时候，家人不太限制他喝酒。在他去世头两年，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喝酒了。母亲总是控制他。可是，每次我回家和他一起吃饭，都会给他点红酒喝。他欠酒喝，盼我能常回家和他吃饭。每当看到他对酒的渴望的眼神，我总是给他点红酒喝，但常被母亲拦住。最後，我也不给他喝酒了。我真的希望和他一起喝点酒。现在只能天隔两界，希望他在天上喝上天池的好酒。
父亲走了，但他的精神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的父亲是聪明和潇洒的人，他一定在天上过得比地上还好，并保佑我们。
父亲，永垂不朽！
李进进2017年1月6日
附写在父亲灵堂的挽联（竖联以母亲的名义写的，横额以子女的名字敬上）：
念我夫
从童养做夫妻同甘共苦七十年
自学徒登杏坛育女养儿二三代
未亡人何翠英痛挽
横额：
薪火长传
孝男：永进丶进进丶义勇
孝女：雪萍
泣血稽颡
来源：作者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