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网络图片）
鲁迅在《而已集﹒通信》中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鲁迅这段话，是给其学生、出版家李小峰的信，可以看作是他的真心流露，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革命家”身份的恐惧：害怕被捧杀，害怕被标签化，这种恐惧之深，以至于他竟然认为“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
鲁迅和秋瑾，都曾是清末“光复会”的“同志”，且有同窗同乡之谊。对于秋瑾，鲁迅多次提及且有不乏情感色彩的描述：“秋瑾姑娘很能干，有意见就当面提出，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不少人怕她。但是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喜欢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尚、正派，所以很多人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绍兴人把调侃、戏谑的俏皮话等统称“浮话”。）翻看《鲁迅全集》，能够得到鲁迅如此正面、鲜亮评价的人物并不多见。秋瑾，果然如鲁迅所言：“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么？当然不是，鲁迅如此这样说，显然不是基于事实判断，而是对革命恐惧的想法。秋瑾是一个在清末时代具有强烈光芒的独立女性，她选择革命显然是出于自我的自由意志，是其思想、行为与人格的自我苏醒结果，并非是乌合之众般的起哄、随大流、赶鸭子上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秋瑾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这样的革命者，绝不可能死于“拍手拍死”的捧杀，而是革命者自身的自由选择后遭遇的牺牲，秋瑾悲壮的殉身于革命，铸就女侠传奇，鲁迅当然知晓。然而鲁迅为什么偏要这样说呢？鲁迅对革命的恐惧从何而来呢？
作为一个从清末到民国的老人，鲁迅看到了太多的杀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对辛亥革命的幻灭，国民党屠戮青年的幻灭，一层层历史的血，让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使得他对革命充满了恐惧，对青年人也由信任到恐惧，这些在文章和信件中多有表达：“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给萧军萧红的信）“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给许广平的信）“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关于知识阶级》）“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小杂感》）
鲁迅毕竟是一个个人主义作家，是个“从旧营垒”杀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是一个革命家，对此，他有清醒的自我认知。他的内心始终充满了矛盾、困惑和冲突，后人的解读中，夏济安先生的话让人折服：“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革命必然会导致牺牲，当革命家的人必然要忍受自己或者他人的牺牲，而鲁迅最怕别人牺牲，最怕杀人，鲁迅是个思想家、作家。后人将“革命家”的标签贴在鲁迅头上，更多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纠缠，毛泽东的三个伟大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损于鲁迅真实的形象。鲁迅从未自认为是革命家，也不需要“革命家”这个标签给自己添色或者加持，如果鲁迅看到后世对他的各种利用和篡改，他一定会轻蔑的掉转头去。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的精神存在已是最好的遗产，已经不需要所谓的“革命家”的角色赋予。一个留下庞大精神遗产的鲁迅足以启迪和烛照后世了。
鲁迅虽然不是革命家，但他是一个革命者。在我看来，革命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革命的在场性和行动性成为衡量广义和狭义的革命者的一把标尺。从广义的角度而言，鲁迅是革命者，他青年时代加入过光复会，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年后的鲁迅更多的是以作家和思想者的角色进入公共领域，他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左联等社团，他终身都在解剖自己批判专制，他是当然的革命者。但与此同时，对革命的恐惧始终缠绕着他，以至于他被创造社等作为不革命的遗老而强烈批评。在思想趋向上，鲁迅无疑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和国民党的批评者，然而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浓厚底色使得他对共产革命充满了恐惧，他对冯雪峰说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不是一时之语，是对共产革命的长期观察所得。鲁迅不是一个行动主义意义上的狭义的革命者，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便认为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曹聚仁的评价是基于对革命者狭义的理解。
鲁迅是一个革命者，从他去世前不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对章太炎先生的评价可以看出：“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鲁迅对其恩师的评价，着重的是革命者身份的强调，对披着“学术的华衮”的一面，反倒是不重视的。强调战斗、进取、探索，构成了鲁迅革命者的生命伦理。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9/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