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习近平执政最大特征是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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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六中全会公报强调,“增强拒腐防变和抵禦风险能力”,并急不可待地要解决其“核心”地位不受挑战。全会通过所谓“党内监督”文件的要点,就是要保证党的领导干部“绝对忠诚”、“不得妄议”,由此“泄密”的正是习近平政治上的极度不自信。

习执政时代两大主要倾向

习近平主政中南海以来,高调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三自信”。这恰恰暴露了中南海合法性一再遭民众质疑的内在心虚与掩饰不住的极度自卑,以及自己不是民选领导人的“假自信”心结。世所周知,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见人就喊“我自信、我骄傲”。正如一个陷于积压货物焦虑的商贩,沿街叫卖其滞销商品物美价廉。习近平上台以来,忧心前苏共垮台教训,陷于颜色革命恐惧,多次强调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二○一三年十二月二日,一篇没有署名的网特文章《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在人民日报网络论坛刊出,并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接着就在各大新闻网站、主流媒体微博转发,成为背景诡秘的中国互联网舆论事件。此文称,“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领导,将会天下大乱。中国要乱了,那就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灾难”。文章号召“拥护习近平主席”、“相信习近平主席”、“支持习近平主席”。这正是习近平心结的最好昭示。

二○一六年八月五日,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也曾刻意刊出妖魔化苏东波社会变革文章,恫吓民众称,中国一旦走向动荡,决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地解体,中国“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此文十分典型地泄露了多年来官方一直在利用民众一部分人“求稳怕乱”心理,抵制、瓦解大众形成谋求社会变革、反抗官方压制的统一战线。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更罕见地以整版篇幅刊登五位喉舌“学者”文章,警告不能“掉入颜色革命的陷阱”,声称“颜色革命”是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强行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强加给所在国家,是西方势力推行干涉、大搞颠覆的工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甚至在《“颜色革命”危害深重》一文中痛斥颜色革命“是国家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由此可见,习近平对颜色革命的恐慌与焦虑。

中南海面临亡党风险

近两年,习近平、王岐山和官方媒体都不止一次公开提到中共面临亡党风险。王岐山在北京会见出席“二○一五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外方代表时,就提到共产党“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二○一五年在中共建党周年日,英国《金融时报》、BBC中文网以及港媒三个渠道先后发表了中共“亡党”危机相关报道。

去年四月十五日,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引述习近平的话称,中共管党不力、治党不严“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为此,习近平先是强调“党内纪律”,后高悬“党内规矩”,更出台“最严党纪”,压制不同意见,剑指“妄议中央”,强调“媒体姓党”,广告娱乐业要讲“导向”。在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极左讲话,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指责“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没有看清西方普世价值里暗藏的玄机,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并举例称,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整天乱哄哄的”。

反腐打虎是“防变”政治需要

站在红色江山的立场上,习近平以“拒腐防变”作为其施政的首要使命,必然要强化意识形态斗争,巩固中央集权,强调政令畅通,整肃异己,高压维稳,大举进行党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和掌控,将真正要求制度反腐的民间力量不断送进监狱,甚至发展到大肆抓捕维权律师。为此,习近平竟以改革为名,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经济、网络,甚至财经等各种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全面管控思想舆论阵地,严防和平演变。

由此可见,确保其红色江山与太子党独家经营中国的制度土壤不被剷除,才是习近平反腐败、打老虎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的反腐打虎没有“纸牌屋”。然而,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都是政治反腐,整肃党内异己派系使然。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报刊发《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一文中称:“高级干部位高权重,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政治上出了问题危害更大。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一语道破了反腐败背后的权力斗争才是实质。对此,中央党校杂志《求是》刊登了王岐山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八次会议所作的报告,给予了更权威的印证。该报告大爆中共党内危机四伏,声称有人为实现政治野心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搞分裂党的图谋活动,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中南海反腐打虎究竟有没有“纸牌屋”,该讲话暴露的再清晰不过了。由此可见,习近平反腐打虎正是基于其“防变”的政治需要。

现政权如惊弓之鸟

在中共的统治意识里,国家安全的实质,就是恐惧社会动荡危及政权。只许“赵家”当政,不许百姓“妄议”。近来,自律“八不碰”的《炎黄春秋》被强行改编扼杀,谨言慎行的《共识网》被粗暴关闭封杀,特别是针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力度日益加强,导致当今社会的任何一点不同声音都不准发出。

眼下,全国各地都在搞“两会”换届,民间独立参选人相继涌现却不断遭到监控、骚扰、限制。特别是山东省独立参选人孙文广教授,被当局限制行动自由逾百小时,无法宣传参选理念,连同他的助选团队,同样受当局监控。日前,自由作家熊飞骏被抓,标志着官方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打压升级,充分印证了习近平越来越恐惧其权力受到挑战,导致其执政心态越来越不自信。最近,类似贾敬龙杀官事件不断涌现,暴力复仇活动遍地开花,而官方以放宽警察开枪权应对,引发国内外舆论非议。如今从刀具火柴购买实名制,到在餐厅聚餐、在家讨论都可能被藉口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遭致打击。甚至连民众戴口罩,抗议雾霾都被禁止。在此政治背景下,大学教授、新闻记者、自由作家、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普通上访者都将成为“颠覆分子”。习当局如此草木皆兵,如惊弓之鸟。如此公权力毫无底线的施暴、监控、封杀,展示出的正是习近平时代的恐慌与焦虑倾向。

世界上任何一个恋权、专权的统治者,最大的心病就是恐惧其权力被颠覆。习近平越是忧虑绝对权力受到党内外挑战,就越是要专权控制;越是要专权控制,就越是忧虑遭到党内外非议与反对。习近平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魔咒折磨中不能自拔。习的这种对绝对权力的追逐与忧患逻辑,反射到社会现象上就是不断的揽权倒退,强化党规,封杀舆论与镇压异己。

争鸣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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