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精神（网络图片）
岁末年初，前所未有的雾霾笼罩中国，但回望2016，越来越清晰的是官民对立日益加剧的局面。雷洋之死，让无数装睡的人惊醒；贾敬龙之死，显示中共对民间反抗决不妥协地“亮剑”；而继续上一年709以维权律师为重点的迫害，中共完全撕下了“依法治国”的所有伪装；《炎黄春秋》的夭折，粉碎了许多人残存的一丝改良幻想……
2016年，是当政者向国人全面开战的一年，从精英到底层，从体制到民间。全面的危机导致当政者的全面恐惧，全面疯狂。
2016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具有标志性的一年，推墙而不是修墙，已成为普遍的“革命”共识，中共“亡党”已成为普遍的精神事实。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唯一最大的红色帝国，其死亡的倒计时已进入加速阶段。值此关键时刻，无论推墙的需要，还是对于后共产时代的建构，在中国尤其是民间社会培育“共同体精神”，显得愈发重要。
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使中国缺乏多样化、跨阶层的民间自主组织，精英与底层相分离，民众个体碎片化，呈现出或草民式的一盘散沙，或暴民式的洪水恣肆，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文化心理、规则意识、行为方式是同构的，都共同奉行暴力与厚黑的政治规则。即使是某些民间组织，也是囿于血缘、地缘、行业、阶层等熟人的同一体，其封闭性、等级性难以培养平等合作精神，无法孕育和发展宪政文明。
上世纪下半叶，随着大陆沦陷极权社会，民间传统的同一体也不复存在，代之以官方奴役性的“集体主义”。毛后时代，随着自由空间的有限扩大，个人意识觉醒，官方几十年来倡导的所谓集体主义走向衰败。但是，一方面，许多人的主体意识尚未完全树立，更多的是下半身的“解放”；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衰败后留下的真空，虽然使当局失去了社会动员力，但社会也缺乏有机化，民间的组织程度很低。这样在政治高压和道德腐败的双重影响下，学者所称的“社会溃败”在所难免。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引进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生活方式，是西方民主宪政的结果，但被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国人误以为是实现民主宪政原因。这种所谓中国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由于缺乏制度保障，无论精英还是底层的个人抗争，甚至八九民运的一时群起，都无法完全与自保，更多的变相成为许多人犬儒主义的伪装，难以承担民间社会的整合与建构。
如果说在原生宪政的西方，基督教教会等自主多样的民间组织，通过传承信仰、整合思想和民间自治，在孕育和巩固民主宪政中发挥了基础作用；那么在希望通过模仿实现派生宪政的其它国家，尤其是缺乏制度性宗教传统的中国，除了进行普世价值的启蒙，在具体实践中，各阶层更多地应通过寻找利益共识，在法制层面围绕实现“公平正义”进行博弈，培养合作共赢的规则意识，超越成王败寇的传统，这就需要通过发展自主性、多样化的民间组织，培养“共同体精神”。“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的一切学问的发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640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与压迫和牺牲个人权益的“集体主义”不同，以自愿自主为基础的民间组织“共同体精神”，对内应体现为平等性、合作性的民主精神，即组织成员目标一致、寻求共识、遵守制度、民主管理、权利平等、分工合作。对外应体现为独立性、包容性的共和精神，即自主组织、平等交往、求同存异、互惠互利、适当妥协、合作共赢。
“共同体精神”能够完善个体自由。任何个体自由的社会实现都离不开人际关系，只有在团体中，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才能深入，个人自由的自控能力得到操练，个体自由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展开，个体自由与共同体命运相互依存的关系得以建立，理想主义与现实精神相结合，走出徒具精神审美的个人英雄主义政治浪漫。
“共同体精神”能够培养公民意识。一个自主平等的共同体是培养公民意识的良好平台，在自主管理、互助合作中，认识人性的有限和幽暗，能够谦卑和审慎，从而警惕人性中的专制因子，防止任何激进的乌托邦冲动，避免将民主理想化、偶像化。同时，克服自我的狭隘自私，增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公益心。在共同体中学习公民结社，为参与地方自治和国家治理打好基础。
“共同体精神”能够培养规则意识。一个社会法治公正性的确立不仅与制度相关，更需要坚实的民情基础，法治精神背后的规则意识是文化传统积累的结果。相比专制社会的人治，民主社会由于国家治理和民间自治的广泛性，决定了其“高法治要求”，需要精英和民众都具有很强的规则意识（这是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度夭折的原因，是许多派生宪政国家遭遇坎坷的教训，中国民运组织的内讧也是反例）。而在缺少实践机会的当下，通过“共同体精神”培养民众的规则意识，不失为一种选择。民间组织培养起来的规则意识，有利于社会转型和未来的宪政治理。这个过程虽不能一蹴而就，但不可或缺。
应当说，近年来，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对官民双方都提供了支持，但官方在博弈中明显居被动的守势。目前，自主多样的民间共同体尚不发达，尤其是的政治性共同体尚处于初级阶段，有虚拟松散的网络组织，有半组织化的团体，也有少数公开的结社组党。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其它性质的组织，民间组织的专业性和丰富性都与快速发展的形势极不适应。伴随一个腐败体制的崩溃，更艰难缓慢的的是新制度、新社会的恢复与重建，我们首先要有发展自主多样民间组织、培养“共同体精神”的紧迫感，可以说，任何有志于参与未来民主中国建设的人们，都应从现在开始，主动通过建立自主多样的民间组织团结起来。
习近平上台以来，企图通过“中国梦”包装民族主义，复活“集体主义”，重新扎紧国人的精神牢笼，事实已经证明其破产。新年伊始，习近平赤裸裸地提出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并强调要“放在第一位”。大限将至，其言也哀。从中可以听出赵家人日益孤立的焦虑。为此，我们更要积极发展自主多样的民间组织，培养“共同体精神”，在专制的缝隙中培育民间社会，如同当年东欧的“第二社会”、“第二文化”。这样，无数民间组织以独立的“共同体精神”进行非暴力不合作，必将形成强大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力量，中共无论怎样穷尽中外厚黑，终将葬身于孤立、腐败与维稳崩溃之中。
2017年1月15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