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下称《善良天使》中译本出版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是一部议题内容和材料都非常丰富的巨著，也是一部十分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的著作。应该说，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对暴力下降（主要是“和平进步”）所持的乐观主义，而在于它所揭示的暴力邪恶与遏制这种邪恶的人性功能与可能。它与其说确实证明了各种暴力都已下降，不如说是正确地指出，人类对暴力的总体观念已经普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即使某些暴力事实上并没有下降，这种观念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
【人类历史六进程中的“暴力下降”】
《善良天使》描绘了在人类5000年历史中暴力下降的六个进程。第一个是“平靖”的进程，起作用的是“国家”（霍布斯所说的“巨兽”，Leviathan）。一直到5000年前，人类生活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在这样的丛林法则秩序中，暴力是唯一的有效法则。国家成为凌驾于分裂小群体之上的大群体秩序权威，有效地降低了群体内部的互相残杀。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人民是兵源和税源，不能让他们在自相残杀中被损耗，国家实现的是强制统治下的和平。
第二个是“文明”进程，起作用的国家权力和商贸。国家形成后发展成强化的中央权威、国家和王国。这种政治结构和权威是文明的产物，它以“王法”的名义垄断了惩罚犯罪的“正义权力”，只有它才能行杀戮之权（“国王的正义”）。与国家同时起作用的是商贸的力量，它的技术和知识基础是金钱、运输、计时和交易互利的观念（这之前的不文明掠夺乃是零和游戏）。
第三个是“人道革命”的进程，起作用的是人道的观念。人道的观念导致废除酷刑、减少或废除死刑、终止多种残害和迫害（宗教迫害、烧死女巫、械斗、血腥娱乐、暴力讨债、蓄奴等等）。人道革命的主要原因包括，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生命价值的提高（人不再是“贱命一条”）；二、读书识字的人多了，其教育影响是一种启蒙，为知识代替愚昧和盲信扫清道路。妖魔化是愚昧的产物，也是暴力正当性的来源，如伏尔泰所说，“那些能让你相信荒唐之事的，也能让你犯下滔天大罪”。阶级斗争的残酷迫害和“文革”中花样翻新的暴力残害和武斗杀戮都给了我们太多这样的教训。启蒙的大敌是愚民洗脑，教育并不自动成为抵抗愚民洗脑的力量，因为愚民洗脑也可以借助“教育”的力量。在人道革命中，起积极作用的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是一种普世的力量，它包括能帮助人类遏制残忍和暴力的“同理心”（empathy，“将心比心”），以及能发挥人性教化，而非宣传洗脑作用的文学艺术、历史、新闻。它们提升的是人类共同的善良意愿和美好价值。
第四个是“长久和平”的进程，起作用的是非战。总体趋势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减少了、战争的时间长度缩短了、频繁和惨烈程度降低了（有争议）、死亡人数减少了（有争议）。1946年之后，人类正经历者最长的“和平”时期（看你怎么界定“和平”）。
第五个是“新和平”的进程，起作用的是人类对战争残酷有了更多的认识。它表现为，虽然内战增加，但国际间的战争减少了，内战中死人不如国际间战争多（有争议）。有人提出，20世纪是出现极权和其他“人类灭绝”罪行的世纪，平克用弗兰克•乔克（Frank Chalk）和库尔特•约纳松（Kurt Jonassohn）的观点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古代宗教战争就是人类灭绝的战争（有争议），因此，20世纪并不是“人类灭绝”罪行特别严重的历史时期（有争议）。“新和平”与“长期和平”一样，受三个基本力量推动，那就是康德在《永久和平》中提出的民主、商贸和国际共同体。
第六个是“权利革命”的进程，起作用的是公民权利和人权意识。它的标志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它减少的暴力包括像美国白人对黑人的那种私刑，提升妇女权利（强奸、家暴的减少）、儿童权利得到保障、禁止儿童体罚、重视学校暴力、限制影视和游戏中的暴力表现、平等对待同性恋人群，动物保护（限制打猎、素食主义、影视作品中的动物伤害等等）。
《善良天使》可以说是当今悲观时代的一部乐观著作。今天，世界上无一国可以避免恐怖主义威胁、各种暴力袭击事件频频发生，战争动乱还在许多地方施虐，专制独裁的暴力统治依然强势。在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焦虑和沮丧的时代，《善良天使》向世人报告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21世纪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远离暴力，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暴力最少的时代。近年来，美国出版了好几本挑战公众悲观失望情绪，并提供乐观理由的著作，如Gregg Easterbrook的《进步的吊诡》(The Progress Paradox, 2003)，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者》(The Rational Optimist, 2010)，Charles Kenny的《变好起来》(Getting Better, 2011)。《善良天使》也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它用大量例证，从多个不同方面指向暴力下降这一整体趋势，旨在帮助人们在直接的局部生活经验之外看到积极的希望和未来。这是它受到重视的原因，但也是它引起学界人士诸多质疑和批评的原因。《善良天使》一书的副题是“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但是，平克比较成功证明的只是战争的下降，而不是暴力的下降。战争是可以计数的，然而，暴力计数即使可能，也要复杂得多，更难以用量化来证实今天的暴力已经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暴力能用数字来统计吗】
《善良天使》一书依靠统计数字主张各种暴力全都下降，并把战争下降作为暴力下降的依据，这是它受到许多批评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批评者对暴力下降论持保留态度，这不等于不承认人类的文明进步，也不等于对“进步”持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要更加审慎地对待被宣告的“历史进步”，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历史的变化和发展中有太多的偶然因素，既然如此，任何历史进步都有可能被我们所不能充分预测的偶然因素所逆转。而且，什么是暴力？如何认识暴力？是否所有的暴力都能量化？这些都是研究暴力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善良天使》所忽略了的。
《善良天使》的实际议题是“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暴力”是这个议题的关键词，但整个书里却没有一处对“暴力”作一个明确的定义，甚至在索引中也没有“暴力”（violence）这一条，对于一本学术专著来说，不能不说是非常奇怪的。本•劳斯(Ben Laws)在他的评论中指出，这不是平克的简单疏忽，而是因为他对暴力的量化处理（所谓“科学对待”），使得他没有办法对暴力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的暴力可以大致量化（如战争中死亡人数、处决了多少犯人、多少人遭受酷刑或劳改），有的暴力难以量化（如经常有隐瞒不报的强奸、自杀、校园欺凌），有的暴力根本无法量化（多少人饱受极权或警察统治的恐惧、多少人的言论和集会自由被政府强行剥夺、多少人在学校或社会里被强迫洗脑）。量化的证据是为先行一步的论点服务的，谁要是先决定论述暴力下降，就会把所有能支持这一论点的量化结果用作证据，并排除不合论点的证据。或者，在处理上厚薄有别，对可以量化的暴力浓墨渲染，而对无法量化的暴力则一笔带过。用类似方式同样也可以证明与下降论完全不同的观点。
《善良天使》的暴力下降论与詹姆斯•佩恩在《武力的历史》（A History of Force）中提出的武力下降论非常相似。平克多次对佩恩的观点加以引述并表示赞同。所不同的是，佩恩讨论的是暴力中的一种——“武力”（或称“强制”，force）, 而且进一步限制为三种相对具体的“武力”：强制（coercion）、流血(bloodshed) 和身体残害 （mayhem）。佩恩一开始就对中心词“武力”做了定义，“针对某人的身体或财产所蓄意采取的实质行为”。武力包括的蓄奴、屠杀、酷刑等等也是平克讨论的主要暴力形式。但是，暴力的范围显然要大于武力，因此，平克需要对暴力另行界定。他可以对暴力作出自己的定义，但不能没有定义。有了对暴力的明确定义，讨论的范围和对象才能清楚起来。其实，当今世界对什么是暴力已经有了相当共识，对暴力的学术讨论如果能考虑到这种共识，那就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增加对当今世界暴力的认识。这恐怕才是对暴力学术讨论的现实意义所在。
当今世界对暴力的共识不妨以“世界卫生组织”对暴力的定义为例。暴力被定义为“威胁的或实际发生的，针对自己、他人，或针对群体或社群的故意使用实际武力（force）或权力（power），其结果是，或很可能是伤害、死亡、心理创伤、畸形发展、剥夺”。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定义，因为它在一般关于暴力的“武力”之外还考虑到了“权力”（“支配力”），例如，限制言论自由不一定要用武力，而是可以通过实际的“支配力”来做到。在这个定义中，暴力包括两个方面：意愿和为达到意愿的行动，与结果并不一定有关。例如，一个人朝你开枪，虽然没有击中你，但仍然行使了暴力。但是，另一方面，暴力又经常是指实际的伤害后果，即使没有加害别人的意思，如果事实上造成伤害，也仍然还是暴力。例如，父母体罚子女，政府强行维稳，动机再好，造成实质伤害，也照样还是暴力。
暴力包括由于“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而造成的伤害，例如威胁、胁迫、恐吓、压制、歧视、压迫、剥夺。这种暴力虽没有造成流血，虽没有让人送命、开膛破肚、肢体残缺、虽没有拳打脚踢，但足以造成各种严重伤害，如剥夺人的自由、公民权利及人权、使人丧失尊严、心灵伤害、人格扭曲、道德堕落、饱受恐惧、绝望无助等等。这样的暴力及其结果是无法量化的，但却是大面积地存在。这样的暴力与古罗马的血腥娱乐、中世纪的捕杀女巫或美国内战的士兵死亡是没有可比性的。今天的权力关系暴力在过去也许并不被当作暴力（文明、人道革命和权利革命改变了这个），但是，今天它已经被人们认识到是严重的暴力，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善良天使》从人类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着眼，通过揭示某些暴力的下降，强调人类的文明进步，并为这一进步的动力和原因作出解释。这给人们在与这些暴力的斗争中获得信心，也对他们提供可从哪些方面努力（启蒙、教育、改变价值观、改善政治和社会制度等等）的启发。但是，今天一些国家里的暴力状况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某些总体变化而变得令人乐观，而且，短历史中的暴力已经不只是长历史中的那种看得见的血腥战争、杀戮、酷刑、砍头、下毒，而且变得远为复杂、隐蔽，规模也更大。许多新的暴力形式与制度性的压迫、迫害、谎言欺骗、恐惧结合在一起，成为特定权力关系中的制度性暴力，它虽然看上去不那么血腥，但对人的残害却是同样严重，同样邪恶。
【人性中的“心魔”】
《善良天使》对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也许并不在于它要证实的暴力下降论，而是在于第8章（心魔）和第9章（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对复杂人性的分析。看到人性中同时包含“恶”和“善”，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平克并非第一人。他的与众不同的是，要从三个方面把对人性的分析提升到 “科学”的层次，一个是数量化（科学量化），另一个是运用生物神经学对人脑的研究结果（专门科学知识），再一个则是借助社会心理学的多种实验成果（经验科学证实）。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社会心理学的结果最具思想启蒙价值，其中一些已经在中国得到介绍并广为人知，如米尔格伦的“权威服从”实验和津巴多的“斯坦福”实验（“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这样的社会心理学特别关心在特别情境中，普通人（也就是群众）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外力影响，会如何变成盲目冲动、受蛊惑、被指使，并极具破坏性的群众。
关注群众问题的社会心理学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神经病学研究，西盖勒（Scipio Sighele）描绘了“犯罪的群众”（1891年），勒邦（Gustave Le Bon）写下了他关于群众心理学的不朽之作《群氓社会》（1895年），开启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群众暴力的先河。20世纪初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法兴起，经过1930-1940年代的发展，于1960、197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平克在第8章分析“心魔”，援用了许多这个时期的成果，虽然有的是读者们已经知道的，但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展现了更为生动、多面的心魔全貌。
社会心理学研究重视“心魔”胜过“善良天使”，对“恶”（坏）投以比“善”（好）更为优先的关注。平克也是首先关注“暴力”的心魔动机，然而才是遏制和降低暴力的人性功能。那些被称为“人性中善良天使”的功能之所以是积极的，乃是因为它们有助于遏制暴力。然而，需要明确的是，遏制暴力是为了要实现什么？仅仅是和平呢？还是更为本质的人的自由和尊严？和平并不是一个终结价值，和平可以与暴力共处，和平并不是暴力的对立面，人的自由和尊严才是暴力的对立面。
人类对恶的关注优先于善，更强调遏制“坏”（负面的）而不是倡导“好”（正面的），前者是对恶的破坏，而后者才是对善的建立。有区别地对待恶和善，也许本身就是人性的心理特征。英国作家卻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负面的和正面的道德》（Negative and Positive Morality）一文中说，“想要建设一个事物，也就是要破坏所有那些对建设造成障碍的东西。《圣经》十诫就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例子。……与正面道德相比，十诫出色的简短正是它智慧的精髓。”心理学中有一个“负面效应”（negative effect，也称“负面偏见”，negative bias）的概念，它说的是，人关注负面事物，在强烈程度和持久性上都超过正面事物。而且，人对负面事物所形成的看法也更为周全和复杂，人对负面事物的辨析程度要超过正面事物，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便是道出了人们普遍的心理经验。
以色列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一书里提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是不做哪一些事,而是不做哪一种事。从反面来表述正派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凸显某一些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哈维尔在极权统治下提出的“不说谎”也是这样的道德表述,它不仅是一种现实批判,而且还具有长远的社会规范意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乔纳森•埃伦（Jonathan Allen）指出,从反面来表述社会道德义务的好处是,“把规范的理论建立在日常生活概念之上”。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社会批评,“它既描绘出一个规范框架, 又为社会和政治批判性提供了概念工具”。社会和政治理论关注人的负面道德心理和负面社会经验——遭暴力、受伤害、被羞辱、被排斥、被压迫——对于改变现实具有重要的正面规范意义。
《善良天使》对“心魔”的分析比“善良天使”的分析更发人深省，也是因为欲善必先克恶的道德顺序。平克借用美国心理学教授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的分类，从进化心理学区分并讨论了5种心魔：捕食（predation）、优势（dominance ）、复仇（revenge）、施虐（sadism）、意识形态（ideology）。他又把人类暴力归纳为四种作恶“动机”（motives）：利用、统治、复仇、意识形态——去除了“捕食”，并将“捕食”明确为“利用”（盘剥）。盘剥（exploitation，或称“侵占”）指的是：使用暴力作为达成目的之手段；也就是说，损害那些不幸阻碍了行为者实现其欲望之人，例子包括掠夺、强奸、征服、迁移或灭绝原住民、谋杀或监禁政治或经济上的对手。统治（dominance）指的是：个体之间争夺优势，并成为地位最高的雄性冲动，而群体之间相应的冲动是争夺部落、民族、种族，民族或宗教的至高权力。复仇（revenge）指的是：认为某人违犯了道德规则，所以应该受到惩罚。意识形态（ideology）指的是：是具有乌托邦前景的共享信仰体系，像病毒一样传播，或者依靠武力或教化来扩散。这样的例子包括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好战的宗教。既然乌托邦的世界永远无限美好，那就允许采取无限暴力来对抗那些挡路的人，如俗话所说，“不打破几个鸡蛋，就做不成煎蛋卷。”
这些动机中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是发生“群体暴力”(group violence)的主要原因。长期研究暴力的著名社会学家斯陶伯（Ervin Staub)指出，心理学家们很少关心大屠杀（genocide）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屠杀，“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走出实验室”。平克是一位走出实验室的心理学家，他是关注意识形态与群体暴力的，他讨论的战争和涉及的大屠杀、种族灭绝、阶级斗争都是最典型，危害最烈的群体暴力。他指出，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为防止意识形态暴行提供了保障，“虽然不能确保一个国家永远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感染，但开放社会算是一种防疫针；在开放社会中，人民和思想自由流动，没有人会因转播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即使这些观点是异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共识。现代的普世民主社会对于种族屠杀和意识形态化的内战相对具有免疫力。相反，那些实行顽固的信息审查和对外封闭的政权往往陷入大规模的暴力。”（第656页）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平克认为，人类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心魔的心理动机，但却拥有抵制这些动机的4种更为友善和温和的功能（faculties）。这些也就是他从林肯那里借用来的说法“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同理性（empathy）: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二、自我控制：预见行为的长期后果，并相应地进行抑制；三、道德感：一种关于规范和禁忌的知觉意识，集中体现于个人对公平的直觉、对团体的忠诚、捍卫合法权威、保护纯洁与神圣。道德感可以激励实施公平的标准，但是也可能导致暴力，因为它可以使基于部落主义、禁欲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好战意识形态合理化；四、理性：一种进行客观、独立的分析的认知过程。平克强调，人们是否实际实施暴力行为，这依赖于这些官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性之存在，其本身并不注定人类的暴力将保持恒定不变。
平克称这4种有助于善的心理动机为“功能”（faculties），这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我们理解他对人类进步乐观主义的一个关键。平克认为,人性的许多部分是“功能性”（facultative）的，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与之适应，并有所改变，并相对固定下来，甚至成为第二天性。他在《战争的减少与人性的观念》（The Decline of War and Conceptions of Human Nature）一文中指出，这样理解人性不同于那种把人类心理元素视为稳态（homeostatic）的人性观。稳态的人性观也叫“液压理论”（hydraulic theory），它认为，人的心理情绪不表现出来不等于已经改变了，而是在积聚压力，到了顶点就一定会爆发出来。所以，暴力冲动一时消减不等于暴力真的下降，而是还没有达到爆发的强度。战争的间息只不过是间息，不等于下降，它的破坏力可能被转移或导向其他方向，但不可能被永远压制住，暴力也是一样。平克坚决反对这种暴力“液压理论”，而是坚持暴力的“功能性”观念。他认为，人的很多心理反应是机会性、回应性，或功能性的，由环境诱因与认知和情感的状态相结合所引发。人类天生的心理情绪会随着环境而演进变化，例如，人天生恐高处、恐惧狭小的空间（监禁）、害怕蜘蛛和蛇，但是，就算一个人人天生怕蛇，只要他从不曾遇见一条蛇，他的一生中也不会体验到这种恐惧。在文明和人道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比在战乱、残忍、斗争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较少暴力倾向。
因此，功能性暴力观比稳定性暴力观更强调环境改变暴力的可能和必要，也对这种改变更抱乐观态度。一个国家里如果一次又一次发动残酷的政治运动（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勇于阶级斗争、与天地人类恶斗，其乐无穷的名目），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就在功能上适应暴力的环境，并趋向于暴力，中国“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便是这样的情况。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把暴力视为一种邪恶，社会制度对暴力具有较高程度的遏制作用，那么，这个国家就能营造成一种长期让暴力处于休眠状态的环境，即使那里人们的暴力心魔没有彻底根除，也会较少有暴力的冲动。平克认为，如果人们过着有序且优越的生活，未遇到严重的威胁或侮辱，他们的任何暴力反应的倾向都可能处于休眠状态。如果情况适宜，未出现突发事件，那么，适应了非暴力环境的政治领导人也较少体会到动员其国家进行战争的冲动。专制暴力国家的领导人比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好战，那里的人民也倾向于暴力，是同一环境使然的结果。
历史中变化的暴力，尤其是群体暴力，一直是社会学关心的问题，平克的《善良天使》将这个问题纳入了心理学的视野，这是他作为心理学家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进取。平克试图从心理学的视角把许多原本在历史、社会、政治领域中讨论的问题综合为对5000年来暴力变化的整体表述，并提出暴力下降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能否用对暴力量化比较的方式胜任这一工程，考验的不只是心理学家平克，而且更是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
【心理学和人的“第二天性”】
也许心理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对暴力下降的实证能力，而在于它对公众所能进行的人性和心智启蒙，以及提升人性的人文教育作用。正如美国伟大的教育家、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所说，对心理学的教育信念中有某种吸引人的民主的东西。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对此解释道，“基督教依靠的是一批福音牧师和神圣、权威的经文，它以上帝的权威和仁爱来取代人的信仰。但是在霍尔看来，心理学不是要使人求助于最高的权威（也许除了心理学家），它的圣经是经验，它使人成为自身的主宰。你要知道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吗？那么首先就去发现什么是人。心理学将用容许争论的问题来代替基督教十诫中的‘不许’。心理学是把‘是’和‘应该’结合起来的科学。它是最民主的科学。因为它不是把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交给任何最高权威去处理，也不是从某个传统的经文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人的正常行为”。
无论是暴力的行为或非暴力的行为都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的正常行为”。在自由民主环境中暴力降低，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天性发生了突变，而是因为在历史进程的多个进程中，人类自己取得的许多成就——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明商贸、印刷术、人道和权利的观念等等——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一种对遏制暴力有利的环境。是人自己创造了新的环境，并在新的环境中培养一种可以被称为“第二天性”的行为本能。
平克同样也强调人文主义的人类自我教育，自我优化作用。他说，人文主义承认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如果这些话你听起来已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那么，你是启蒙时代的孩子，已经受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浸润。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这绝不是一件平庸和乏味的事情。尽管不一定是无神论的（无神论和自然神论是兼容的，在自然神论中，上帝等同于宇宙的本质），启蒙人文主义完全不涉及经文、耶稣、仪式、宗教法、神圣意志、不朽灵魂、来世、福音时代，或者一个对个人直接回应的上帝。任何无助于人的实现的世俗价值，启蒙人文主义同样不予理会，这些无用的东西包括国家的威望、民族或阶级的声誉；受崇拜的各种美德，比如男子汉气概、尊严、英雄主义、光荣和荣誉；以及其他一些神秘的力量：使命、命运、辩证法和斗争。”（第219-220页）
人自我教育、自我优化而成的第二天性是一个“内化”过程，而非一下子“道德改造”的结果。例如，遏制暴力并不能像道德理想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遵循某种道理原则。它必须从行为规范和自我克制（最初是勉强的，也是实用主义的）开始，通过相当数量的人们在一段长时间里实行，逐渐稳固并被普遍认可，变成集体习惯，然后才有可能内化为第二天性的道德。
平克非常赞赏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对文明行为和习惯遏制暴力（经常是从一小部分人先开始）的观点，自我克制是这一习惯的重要部分。他解释道，“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优雅的举止、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这些看似第二天性一样的品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习得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称其为‘第二天性’。这些品质是随着欧洲的现代化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第90页）“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是启蒙运动之子，也是英国文明进程的产物，自制和合作已经是他们的第二天性”。（第222页）
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巴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说，“习惯是摧毁第一天性的第二天性。但是，什么是天性呢？为什么习惯不是天生的呢？我想，天性本身就是一种第一习惯，就像习惯是第二天性一样。”虽然人类的天性中有暴力的成分（平克所说的“心魔”），但实际影响人们行为的是习惯而非天性。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善良天使》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不仅是关于第一和第二天性的，而且是关于“第三天性”（对“天性”和“人性”的批判思考）的。平克对此写道：“如果我们的第一天性是主导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进化动机，第二天性是文明社会中教化而成的习性，那么，第三天性就是对这些习性的有意识的反思，从中，我们评价文化规范中哪些方面值得坚守，哪些已经失去生命力了。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为了让自己文明起来，必须将所有的自发性和个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今天，非暴力原则已经生根开花，我们可以放弃某些已经变得陈腐的清规戒律了。”（第155页）好的习惯（如非暴力）刚建立的时候，需要有意识地摧毁第一天性，这样才能把习惯真正变成第二天性。但是，一旦好的习惯成为某些地区人民普遍的第二天性，我们就需要把它当作一种值得坚守的普遍价值，推广到它还没有能被普遍承认的其他地方。
在那些还在实行暴力统治的地方，暴力不仅造成大面积的肉体、精神、财产伤害，而且还在被统治者人群中普遍养成一种“当顺民”“当奴民”“当犬儒”的习惯——逆来顺受、吃亏是福、趋炎附势、首鼠两端、背叛出卖、落井下石。他们生活在一个末劫败世、业障滚滚的世界里，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所揭示的“习得性无助”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这是他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偶然发现的，后来为此设计了专门的实验。研究人员把狗关在笼子里，在响起蜂音器时，给狗做非常痛苦的电击。笼子里的狗逃避不了电击，一遭点击，开始会在笼子里狂奔，屎滚尿流，惊恐哀叫。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狗就趴在地上，惊恐哀叫，但不再狂奔。后来实验者在电击前， 把笼门打开，此时狗并不逃跑，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倒地呻吟和颤抖。它本来可以主动逃避，但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这样的实验当然不能在人身上进行，但却对认识生活在暴力恐惧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富有启示，暴力培养了他们对暴力的灵敏嗅觉，只要发出一个暴力的信号，使一个暴力的眼色就够了，不需要真的动用暴力，他们就会乖乖识相，条件反射地放弃抵抗。这种条件反射便是暴力造就的第二天性。如果它在一个国家里普遍存在，那就意味着，暴力还在那里施虐。
对许多还生活在这种暴力状态下的人们，心理学能提供许多类似于“习得性无助”的人性揭示——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作恶环境下好人变成恶魔、平庸的恶、沉默的螺旋、沃比根湖效应（高估自己）、团体迷思、囚徒困境、前行性恐慌（恐惧转化为暴力）、羊群效应、虚假共识效应、道德标杆偏差、非人化和妖魔化等等。心理学的种种揭示都可以对普通人起到重要人性认知和心智开启的启蒙作用，帮助他们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的真正行为是怎样的，可以如何改变自己的第二天性。就像路德和基督教新教牧师过去曾经努力把人从僧侣的支配和高高在上的教皇权威中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的成果可以帮助人从独裁统治的恐惧、禁忌、洗脑、教条和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他们将用新的认识代替灌输在他们头脑里的思维习惯，对自己人性中的心魔和善良天使都有清醒的认知。《善良天使》的一个重要价值也许正在于把许多这样的心理学认知介绍给尚有待心智开启的读者。
原文刊载于腾讯大家 2015年10月20日
原文链接：http://dajia.qq.com/blog/489716031802117?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