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五日，波托马克河文化沙龙邀请我“三十年后一起重看《河殇》”。这个沙龙，由李恒青（清华大学）、任强（北京大学）、张志军（北京大学）、谷安民（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人创意发起，邀集大华府地区华人周末聚会、谈天说地、纵古论今；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海外中国学人群落，他们在西方安身立命之余，依然心心念念于祖国的命运。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灯光渐暗，《寻梦》片头扬起，与会者仍络绎不绝入场。“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河殇》里这段话我写于1987年。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Ian Morris 教授出版一部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中译本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从人类学、考古学论证西方何以领先群伦，被称为“首部全景再现人类五万年沧桑巨变的史诗巨著，系统解剖东西方密码，轰动世界；激起东西方发展大辩论，重塑历史进程”；然而，《河殇》早在二十三年前，就从黄河流域得出了相同的简洁结论。
灯光再亮，主持人任强请我发言。秉承这个文化沙龙“交流第一、讨论为先、演说次之”的宗旨，我只简短讲了题为《河殇震荡》的三个效应，即“全国电视轰动”、“高层政治博弈”、“全球华人文化大讨论”。
接下来的讨论非常热烈。与会者大约五十多人，大部分四十岁以上，可见《河殇》影响所及的一个“文化世代”，以及它的情怀，对新世代《河殇》已鞭长莫及，或许将来会有人标志这个世代为“《河殇》世代”？放映之后，大家的情绪已然坠入“中国向何处去”的悲情，多少泛溢出“文化范畴”，发言者们问：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河殇》当年提出的问题有答案吗？
——中国如今强大了，你觉得《河殇》的结论还正确吗？
——《河殇》模式和你的报告文学，已经在大陆绝迹，你在海外能做什么？
——中国文化衰落了，难道不应该以基督教代替它吗？
……
我的回答依然是“河殇”式的：
——《河殇》鞭笞了龙，但是“龙神文化”在中国非但没有衰减，反而兴旺发达，皇权思想、真命天子、崇拜“不是人的东西”等等，这三十年来泛滥成灾；
——《河殇》说过，中国文化里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分，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所以中国的沉沦，虽然是极权所致，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也做了看不见的铺垫；
——中国的经济起飞，以牺牲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和中华文明的道德系统为代价，这恰好也是当年《河殇》呼唤工业文明所忽略不计的，我深感自己的无知……。
严家祺先生也来参加这次文化沙龙，他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首任所长，对政治和文化问题，独有慧眼。他事后对我说：从今天回头去看，《河殇》式的思考方式是正确的，中国后来走了歪路，今天应该提倡《河殇》式的反思，然而中国人今天只看小问题，不谈大问题。
什么是“《河殇》式的思考方式”？严家祺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视为这次波托马克河文化沙龙的一个成果。我觉得，简单地讲，这种思考方式，就是要对中国怀有使命感；要不断地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不仅仅从经济、政治层面，更要从文化、精神、价值的层面，寻找中国的出路。
附：《河殇》震荡
这部电视片，引发了下面三种效应：
1、全国电视轰动，
2、高层政治博弈，
3、华人文化讨论。
一、全国电视轰动
《河殇》是1988年5月底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每星期播出一集，六集一直播到6月底。八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请示胡启立，可不可以重播《河殇》？赵紫阳说：我看，可以重播。所以十五号开始重播，这一次比较密集，一天播两集，天天播。短短两个月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从来没有过的事请。同时各个地方电视台，也不跟中央台打招呼，就自己录下来，又转播一遍。《河殇》在很多省，播了三遍；也有播四次的，像广州，它有市电视台。所以全国播放三遍，观众一亿人。
后来我们了解，只有北京市电视台没有转播；六四以后，北京台批《河殇》最积极，每天播一段《河殇》、批一段，实际上是“再度传播效应”，变成又重播了一遍，说明北京市委那些人根本不懂传播学。
片子播完，不到一个星期，中央电视台收到两千多封观众来信，绝大部分来信说：我们没看到前几集，要求重播！——中央电视台播这个片子没有做任何广告，播出头两集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听别人说了，才去看的，人们互相传诵到第三集才真正引起了轰动。中央台不作预告试探反应。一般他们是大做广告的，比如电视剧《红楼梦》、《西游记》。《河殇》就没有。绝大多数观众来信是赞赏，少数认为政治倾向有问题，也有的学者对观点表示疑义。
播完《河殇》，部长艾知生指示中央电视台总编室马上召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以电话号码随机抽样的方式邀请一批观众；另一个是中央广播系统的三大台——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座谈会。两个座谈会分别在广电部大楼的两个会议室同时召开。观众那个座谈会反映很好，都要求重播；而另一个座谈会就有不少批评，与会者都是党的宣传人员，他们的意见和中宣部的“内部情况”差不多，说有一些问题提得不够稳妥啦，有的部分有影射的嫌疑啦，在理论上有许多问题是这两年争论很大又没有结论的啦，等等，总之，他们认为不能再重播了。
正在座谈的时候，艾知生大概是从中南海回来，他先去了干部的那个座谈会，拿起讨论记录一看，很快就发言：“你们的看法不对，现在看来《河殇》这个片子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还说：“它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的思想，可以对人民有启发，也有争论。我们应该多怕这样的片子，对改革有好处嘛！”他是这个看法！座谈会上的很多干部都懵了，他们觉得，艾部长今天是吃错药了还是怎么的？他从来不是这种态度。后来听说，他到中央书记处去了，胡启立向他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河殇》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这句话是赵紫阳说的。
全国各地对《河殇》的反应十分强烈。播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正好学生放暑假了，中国大中小学在七月至八月底放暑假。我知道，武汉团市委在暑假搞了一个大学中学生的“《河殇》周”活动，办了个大型讨论会，老师、学生都就这个片子提出的问题作准备，然后发言；总撰稿人之一王鲁湘被邀请前往参加了开幕式，并报告了《河殇》的制作过程。在广东也搞了一个《河殇》活动，他们称为“蓝色行动”，有一百万人参加，都是年轻人。
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文化报》、中国电视学会、人民日报四家，联合搞了一个座谈会，严家祺、金观涛都参加了，有一个“纪要”。他们认为，《河殇》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困境，会产生一次比较大的冲击。
我们前后大概收到好几千封信。这些来信，后来都交给一个搞社会学民意调查的科题组拿去做分析，可惜后来《河殇》被封杀，分析结果没做出来。来信各个阶层都有，大学教师、大学生、机关干部、军人、公安人员、武警，都有。军人来信的，级别也不低，有团长、政治部主任、连排长，也有士兵。我记得，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下了一个红头文件，组织全北京市干警学习、讨论《河殇》。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处的干部，到我家里来找我，要我去要我去市公安局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话，做学习《河殇》的辅导。我拒绝了，我说我去不合适。他说：“我们政委说你应该去！”
所有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对学生尤其中学生，冲击最大，《河殇》对许多他们以往听惯了的概念，像黄河、龙、长城这些大的象征，提出全新的解释，跟书本上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农村中学，根本就把语文课停掉了，来学《河殇》解说词。我收到河南一个县的高三全班学生的来信，，说老师给他们讲解《河殇》，而他们正要高考，所有课都停了，正在总复习阶段。
最叫我感动的是中学生们，南方有个应届的高中生给我来信，说他爸爸一向不准他看电视，怕耽误学业考不上大学，“最近爸爸一反常态，忽然批准我看一个节目，原来是《河殇》”。一些偏远地方的农村高中，全班集体给剧组来信，说他们看不全六集，老师就在课堂上给他们朗诵报上刊登的解说词。河南有个农村高中生，本村没有电视，每周二、五跑很远的路到外村去找电视机，往往深夜而归，村里人都说他“疯魔”了。……
《河殇》播出时，国内几家大报纸都刊登了解说词，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人民日报副刊的蓝翎，就是五七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打成右派的红学家，他说，第一集让我发吧，他后来被撤职，人民日报最早发；我把第二集给上海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各两集。经济日报干脆把六集都发了一遍。各报都组织版面讨论，中国文化报干脆辟了一个专栏，一天一大版，肯定的和批评的文章都发，一时间《河殇》成了一个社会的焦点。开始只是一般读者在谈观后感，后来学者、专家纷纷加入讨论，这就发展成了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焦点。
二、高层政治博弈
《河殇》有一场高层缠斗。到1988年九月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河殇》月”，因为1988年9月份，发生了好几件事，都同这个片子有关。
先是杨尚昆、李先念、赵紫阳、李鹏的秘书，都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要调片子看。中央电视台就紧张了，又打电话去询问“首长的观后感”。据说，两家有反应，两家不吭声。有反应的，一是杨尚昆，他的秘书说，首长看了以后说：“很好嘛，全军干部战士都要看《河殇》，解放思想。”再一个是赵紫阳，他的秘书对中央电视台说：“总书记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干啥骂老祖宗呢？”没有任何回馈的两家是：李先念、李鹏。我们听到这个结果，很惊讶，因为这个最初的高层反馈，跟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搭界。
九月17日，新加坡的李光耀到访，赵紫阳接见他时，送了一件礼物，竟然是一套《河殇》录影带。据说赵紫阳对李光耀说，听说新加坡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我们这里最近出了一部电视片，是批评儒家的，送给你作参考。新华社对此专门发了《动态清样》。这个《动态清样》，就是最高级的参考消息，发的范围极小。
几天后，王震的秘书打电话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叫去了，电话里说“王老看了这个片子很气愤”，但接电话的人听成了“很兴奋”。所以谭老总去的时候很轻松，谁知到那里听了王震一通大骂。当时王震正在看《河殇》，他们一进去，秘书就说：“我们王老已经看了第九遍了。”谁来他就拉着谁一起看，看完就骂。
谭文瑞回来后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王震对他说：“《河殇》片子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
他还说：“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据说，王震这是冲着赵紫阳去的，因为他看到《动态清样》了。
9月26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会议临结束前，王震忽然要求发言，大批《河殇》，赵紫阳是会议主持人，打断他的发言，宣布会议结束。赵紫阳后来在《改革历程》（即“录音回忆录”）中，谈到这个细节：
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9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到了1988年底，要开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筹备组请示胡启立，如果记者就《河殇》问题追问党的文艺政策，怎么个口径？胡启立说，你们可以这样回答记者：《河殇》是一个文艺作品，根据文革的教训，中央早已作出决定，中央不介入文艺作品的直接评价，从此再也不判断什么“香花”“毒草”。文艺作品，应该让文艺界、评论界自己去讨论。至于说党内有人对《河殇》提出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中央对《河殇》这个问题，不再发表意见，到此为止。后来在文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果然罗马尼亚的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吴祖强，他是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就按照胡启立的意思回答了。
在国内，戴晴替夏衍带了句话给我，他说，本来我们是要站出来，对你苏晓康关于传统的说法，批评几句的，但是因为王震这样骂《河殇》，我们就不方便说了，也不打算说了。本来，在国内应该出现对《河殇》的正常讨论，这也是我们写《河殇》，就是想引起争论，通过争论，让老百姓也对文化、传统这些“象牙塔”里的问题感兴趣。但是，王震一下子把《河殇》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反党问题，民间的讨论就没法再进行下去了，十分可惜。
六四后，当局格外重视批判《河殇》，对著名人物的批判，如严家祺，当局发表了两篇大批判文章，批判万潤南的一篇，连批判赵紫阳的文章也有限。对《河殇》则发了数不胜数的批判文章，没有一份大报不批的，北京日报还搞了个《河殇百谬》，一天一篇，经久不息；北京电视台，是一天批一段《河殇》。
《河殇》有五位撰稿人，我和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张钢，先后都遭到通缉。我是第一个被通缉的，当局先公开通缉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三个工人领袖，就是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公开发布通缉令；同时，却秘密通缉七个知识分子，不上任何媒体，但是通缉令一直发到基层派出所、车站、港口、机场。这些人都是所谓“国家级”通缉犯。七个知识分子是：严家其、陈一咨、包遵信、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紧接着，北京市一级的通缉令发出，王鲁湘、远志明、谢选骏、张钢四人都在名单上。
我经香港“黄雀行动”的营救，1989年8月30日深夜逃到香港，9月14日乘法航抵达巴黎，住进难民营。十月18日，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河殇》采访我，我说：《河殇》被禁后，录音带当街用压路机碾碎，有关文字及撰稿人的个人著作，全部销毁。真可谓二十世纪的一场“焚书坑儒”。
三、华人文化讨论。
《河殇》在香港、台湾也反响强烈，因为以前没有人这么谈文化，震动很大，像牟宗三这样的“新儒家”也出来发表意见。港台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对《河殇》发表意见的，大部分人的批评，是指《河殇》将政治移情文化。《河殇》解说词在台湾发行了七十几版，买了十几万本。台湾也禁播《河殇》，我第一次访台时，新闻局长邵玉铭告诉我，禁演的理由不是因为它“反传统”，而是因为它是“匪区”中央台的作品，怎能不禁？
《河殇》在西方也很轰动。我从香港到法国避难，法国汉学家问我：你们上下几千年的说古论今，给十几亿人的一个民族指点出路，这股气魄是从哪里来的？《河殇》也为美国这里汉学界的中国教授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批评范本”。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对我说：“『河殇』呼唤“工业文明”的时候，工业化的欧美国家，已经在反省环境污染的祸害，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必须考虑后现代的问题。
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他对『河殇』批得最严厉：“撰稿人以夸张的语言说中国是退步的、呆滞的、老化的、腐败的，而西方从希腊开始就是进步的，用简单的二分法表现结构来分析问题，而且是直线的、一元论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对中国传统持整体性的否定态度是这些撰稿人的基本心态，这是自“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反传统的爱国主义。”但是他也请我去给他学生讲中国的政治和文化。
最早提出“激进主义”概念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在爬梳了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的来龙去脉之后，也提到『河殇』：“那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过程是不是已结束了呢？……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从『河殇』的轰动一时，我们不难窥见反传统的激进思想是多么深入知识份子之心。”余英时又指出：“以中国传统来影射专制政权而施以猛烈的攻击……有得不偿失的严重后果：第一，它曲解历史，首先违背了知识诚实的原则；第二，它把一切现实的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在客观上反而起了为现政权开脱责任的效果。”
余英时又建议我在普林斯顿筹办一个文化讨论会，他说：“这个讨论会我看干脆就叫“从“五四”到“河殇”，『河殇』从文化上提出问题是抓准了的，我虽然不同意里面的一些观点，但我看它提出的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现在常常有人提出一些假问题，争来争去没有用。”
在美国学者看来，《河殇》又是另一码事。『河殇』最早的英文译稿，据说是播出不久就由ＣＩＡ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翻译的。后来，它有了正式的英译本、德文译本，两个日译本，法文译本中途夭折；美国不少大学把这部电视片剪辑成英语配音的录相带，供教学用。许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拿『河殇』当中文和当代中国的教材使用。
《河殇》英译者包瑞车（Richard Bodman ）教授代表了“老外们”的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觉得『河殇』宣告传统中国文明的死亡，引起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的巨大文化争论，“惊人的责骂之激烈颇象个宗教战争——因为名义上无神论的中国大陆，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个伟大的神坛周围，仍有不少崇拜者”，而这样的所谓“认同危机”是现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不止是中国人对传统“又爱又恨”，印度人、穆斯林、俄罗斯人，包括西方的“后现代”社会，都是如此。这种看法暗含了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西方思想：对传统要有反思能力。
有一次我应邀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座谈『河殇』，席间不少美国教授都称赞『河殇』这一点，座谈结束后，一位老者把我拉到一旁说：“『河殇』让我看到了中国人有反省能力，这正是现在西方人缺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特意从麻省理工学院过来参加座谈的、以独树一帜而著称的政治学家白鲁恂（ＬＵＳＩＥＮ ＰＹＥ）。
来源：作者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