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麻，一位乡老陈词慷慨，举四川的卖淫、赌博和以吃胎儿进补的丑事证明汶川地震正是由于大地承载不了太多罪恶才发生的，并请一位通晓阿拉伯语的年轻人诵读了《古兰经》中的“地震章”（九十九章）。回来后，我先后翻看仝道章版的《古兰经译注》和马坚版的《古兰经译解》，感觉还是后者翻译得更好，但却不适合引来解释当下中国的问题。有神论的观点完全可以从中国人的老祖宗口中说出来，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和“天谴”说已经足以震撼人心了。确立了儒术在中国主导地位的董仲舒就直言不讳地说过：“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汉书·董仲舒传》）四川的小姐艳压群芳；四川的麻将彻夜不息；中国人的大嘴，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一概活剥鲸吞；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笑谈，但若笑也只能是汉人间半酣半醒时说笑，独洋人及少数民族不可与论，否则，便有“不高兴”之事发生焉。
在中国，从来都是多数可以批判少数，少数不可拂逆多数。有人说这是专制中国的问题，非也！岂独中国有之，这是一切后进、不开化民族之通病（适时补充：应该说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所属的这个族群）！本身为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顺应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和俄国当时迥异于先进西欧的文化传统，就能够清除掉政敌、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实际指挥者、有着诸多新思想的理论权威、同为少数民族的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让他成为“孤独异端”——托氏远在墨西哥流亡，也难免死于苏联特工的冰镐之下。你让我一时“不高兴”，我让你一辈子不高兴！慈禧皇太后这一句脱口而成的名言的确道出了所有东方国家伟大领袖们的人格特征。
当然，斯大林等同志已不再是这个时代所有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只有群集于北京乌有之乡书社中的革命遗老遗少们还在执拗地捍卫着他们不可动摇、永不褪色的精神偶像。“乌有之乡”，有些朋友听起来还嫌陌生，它可不是一家单纯的书店，它的各类讲座、观影会等活动在天子脚下办得有声有色，这在中国沉闷的现实空间里是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只是它推动思想“复古”，向民族主义回归，为极左思想招魂，实在就令人疑虑。《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大都是他们的座上宾，因为王小东同志早就是被不安好心的西方媒体册封的“中国民族主义教父”，而宋晓军是《船舰知识》的老总、军事强硬派观察家，还有近来主张恢复传统的诗教、乐教（我的补充：就差恢复被鲁迅、胡适等文化先驱叛逆过的旧“礼教”了），“跟五千年耳鬓厮磨，发展感情”的黄纪苏同志，也常在乌有之乡影响巨大的网站上撰文鼓吹。据说就是活动在乌有之乡的这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新左派”。政治上的左右之分源自西方，现代性话语本就是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但外来事物一旦传入天朝就会异化，西方的左派就与中国的左派面目大为不同。在那本狠赚中国人钱的大作横空出世后，作者中的四大领军人物齐登《新民周刊》的封面——一张酷酷的立姿合影，看后，我渐渐想起奥巴马去年竞选时的一张相似海报，也是如此双臂交叉于前，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奥巴马是被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指摘为“左派”的，但很难将这位经常露出一口齐整白牙灿烂微笑的黑人帅小伙和中国的“不高兴”作者们联系在一起。
何也？美国的左派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和解政策：与伊斯兰和亲，跟老欧洲修好，同战争总统小布什口中的“流氓国家”伊朗、古巴缓和关系。可中国的新左派的干将们却趁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乱乎劲儿撒着欢儿地折腾起别人来，尤其是欲令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们“不高兴”——中国人相煎何太急？
这不得不让人回想起左派是有“斗争”的传统的。不斗，似乎有这种思想的人就不高兴、不舒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本是同根生，都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而来，就因为思想分歧、政治斗争而转变为一场兄弟间“你死我活”的血肉之搏。虽然列宁遭到刺杀报复，但联共（布）终于大获全胜。思想上、政治上的少数派消失了，可也为后来苏联的僵化埋下了祸根。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原来都是左派政党，无论是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还是以平等、正义为号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创立、出现，都与西方左派思想在中国读书人中间的传播密不可分。可是，国民党蒋公掌权就要剿共，我朝毛太祖雄才大略、定鼎天下不久即要反击右派文人的叽叽歪歪。没人叽歪了，文革浩劫也就势不可当、如河决堤，苦了中国十多年，误了一代人。
有人说过文革那代人是受害者，但也有狼性，因为他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我将信将疑。但“不高兴”一书的作者们为文章所拟的骇人标题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十足狼性：
“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
如此恶狠狠，要咬人吗？完全是欲从贬低、侮辱自由派知识精英的人格和尊严入手打倒对方，用一系列的污言秽语让他们在人们特别是幼稚青年的心中威信扫地，这和文革大字报、揪斗文章区别大不大？！
我记得研究过斯大林论战文章的历史学家就称从那里面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压迫感。这位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谓不多产（小时候就见过《斯大林选集》也有好几本，甭说《斯大林全集》了），他的作品明显流露出专横跋扈、以势压人的倾向（相关评论详见《斯大林政治评传》，姜长斌、郭建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这一点上，王小东等人的风格深得革命领袖的真传。因为即使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官方政治话语在非常时刻仍时常按捺不住怒火中烧（在辩论民族问题时这样的风格就很强烈），要祭出语言的暴力，以威胁代替说理。到最后，用的已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了。作为一批实际上还是在一脉相承的体制内找饭吃的文人（王、宋、黄都是官方供养的文化机关的资深人士）——不高兴们也是积习难改。
说到对左派的认识与好恶，我个人比较服气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虽然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少数派，但在今天他绝不孤独。他同时代的人都迷信苏联，他不，他警告世人：“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有像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的统治者的每一行动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须予以辩解的这种信念，那样，对社会主义的原来思想就造成了更大的腐蚀。”
苏联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形成让他相信“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一九一七年的它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影响远播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连身在西班牙内战战场抵抗弗朗哥法西斯的国际纵队成员奥威尔都差一点遭到不明不白的镇压。这一切让他很快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他后来告诉自己的英国工党同志，自己的祖国“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以上奥威尔言论见他的《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几百年来没有发生过一场内战（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等组成）而苏联存在不到一个世纪就在千夫所指下“解体”的制度原因。
新左派如果有意于促进中国人的福祉，那就请多引介西方左翼学者的前沿理论，开启我们这个落后民族的民智，而不是哗众取宠，以斗取乐，抱着历史的负担死不撒手；做左派就应该关注弱势阶层、少数民族、公平正义、绿色和平……，而不是鼓吹大民族主义，替政客当仇恨的吹鼓手；少扮几回国家主义的号召人，那是在以文论劫持政治，以政治劫持国民，中国人挨这样的斗、吃这样的苦头儿的记忆太丰富了，看看网络上体制外博民们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全方位声讨，就知道你们的戏法儿已经陈旧！
2009年4月19日星期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