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中国可以不高兴,而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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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质问我为什么要写《未完成的束海达依》,要给哈马斯那样的恐怖组织唱赞歌,而且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我不便言明的准阿拉伯身份。我要坦白自己的历史,我不仅为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写过东西,而且,还为车臣恐怖分子、匪首、前民选总统马斯哈多夫写过悼诗,也就是那首已在网间流传了四年光阴、被纷纷传说为车臣民歌的《车臣尼亚别为我哭泣》,有人还把它引用到自己的小说里,说成是车臣游击队员最喜爱的战歌——没有上过一天战场的我实在是太荣幸啦。其实,我还以藏人的身份写过诗,比如《为了自由怀念》,这样的融入式情感体验在我的写作过程里比比皆是,在我的作品中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正是写作的魅力所在。

那些对少数民族人士一向十分敏感与十二万分警惕的中国人,为了一首小诗反复追问我的原因,我猜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们不明白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儿;二是企图要我改变,变得像他们一样在千万人众中分不清自我。有中国特色的同化道路是被不计其数的大小汉族文人美化过的“大一统”,从表情到精神的完整改造,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大到让你不堪重负,彻底放弃小我存在的意识,选择像大多数人一样做一头没有思想、充满欲望的动物。动物最安全,做人是危险而痛苦的。因为是“人”就有可能会产生“邪恶”(在某些高级动物看来)而不切实际的理想,动物的原始本能——欲望则是消费社会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个经济至上的社会里是可以免罪,并受到热烈追捧的。

动物世界里也像我们人类世界一样分三六九等,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有一句被修正过的口号是如此解释这种情况的:“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从“一律平等”到“更平等”,丧失思考能力的动物们都只有目瞪口呆、盲从欢呼的份儿。

动物庄园(其实翻译作“动物公社”不是更贴切)里的动物不能使用太过个人化的话语,喊得都应是口号,何况我辈在那里面还属于一个特殊阶层——“野生动物”。奥威尔在那本旨在揭露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伪社会主义的政治小说里,用野生动物隐喻少数民族,真的很传神,我们还真的和野生动物们有神似的地方呢,我们都不曾也不愿接受“文明”(无论是苏俄文明还是大汉文明)的驯化。

所以,某些拥有特殊利益、身负特殊任务并“潜伏”(这个词儿随着一部电视剧的热播流行起来了,老夫也赶一回时髦)在我们身边的同志们不能眼见我这头“野生动物”流露自己独特的认同、肆意表达少数民族的悲情而无动于衷。他们痛心疾首啊,一个人内心悲情地洞开就能够威胁到他们脆弱的国家安全与族际和谐。我确实不能认同你们,当你们靠不人道的压制和卑鄙的阴谋来维系这一切的时候,请不要让我去爱你们以及你的国。因为你我并不一样,我这个附属民族的成员没有表达的自由、悲情的自由,生命及尊严也从来都是朝不保夕。

一个汉族人面对来自西方的人权与民族问题的过度指责时可以爆发出一种“中国人的愤怒”,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也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大声谴责;而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公开提出的不满甚至是抒发对穆斯林近亲的同情都会被想当然地认定为“民族上层中有分离意识的人在国外势力的扶助下为了政治目的人为地煽动仇恨”,要治其谋逆大罪。同样是悲情,同样是意见,所给予的待遇很不同。

在中国从帝制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艰难百年中,汉民族遭遇了来自西方人乃至近邻东洋人的入侵与欺凌,长期承受异文明的压力,民族心理不平衡,群体内部积聚了极大的民族主义悲情,这是历史的伤口,有目共睹,我也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但很多以西方文明受害者自居的汉人却不愿试着去体察更弱、在汉文明压力下更加无助的少数们——藏人、维人、蒙人、回人积攒下的伤口。歧视加于自己身上会令他热血沸腾,而他不认为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一句话:拥有不高兴权力的是那些以中国自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们,无权的我们也无权表达自己的“不高兴”。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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