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未来的丈母，是在28年前一个春日朗照的下午。那天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大街上红旗飘飘，好像还有“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庆祝什么的锣鼓声。这种天气，这种氛围，颇吻合我那天志得意满的心境。
那时候，我插队乡下，一贫如洗，缺吃少穿，连续六年在情欲里煎熬，从没看见一个红娘自告奋勇做我婚姻的跑腿，可最近命运居然赐福于我，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插青与我萍水相逢。经过三个月的捉迷藏游戏，外加写了几封情书和看了几次类似《地道战》的电影，恋爱初见成效，最后她怂恿我去见她的父母，以成功这门来之不易的姻缘。
我突然上门，丈母很紧张，她一点都没准备，松松垮垮地，或者说很随便很疲劳地坐在门槛上，嘴里叼着支香烟。我怯生生叫了声“姆妈”。这是我事先想好的，我想打她个猝不及防，使她来不及细想，就“嗯”一声地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丈母很敏感，听见有个穿松紧鞋、青涤卡中山装的男孩，莫名其妙、老着面皮叫她“姆妈”，只是弹了弹烟灰，看了我一眼，表情一点都没变化。当然，她即便有什么细微的变化，近视的我也无法察觉。丈母站了起来，朝屋里走去，并故作镇静地叫着“喵呜、喵呜”，招呼着自家雪白的波斯猫。这时我才发现她身材矮小、体型瘦削，并且还发现汗水湿透了她的上衣后背。
事后，母亲对她的三女儿说，他突然叫我“姆妈”，吓了我一跳，没想到竟然有这种冒失鬼。我为了生个男孩，费尽心血，结果仍然生了你们六个女儿，他突然冒出来，也不知葫芦里卖啥药？
丈母是个环卫工人，尽管身材瘦小，在“事浮于人”的六七十年代，一个人却可以“夹缝求存”驾驭前后两辆粪车，甚至怀孕期也这样。她这种出类拔萃的表现，一直令我感动，我觉得她可以跟《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媲美，甚至略胜一筹，当然我是指物体的重量，而不是胆量。多少年来，她超水平的发挥，不仅获得了领导的赞赏，还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不能设想凌晨寂静的街道上，一个瘦小的妇女挺着大肚子，左右手操作两辆粪车是什么模样。不过，写到这儿，我仿佛听到了粪车轮子在石子街上的滚动声，并且还看到了她的身子如何吃力地向前倾。驱动这两辆粪车前进的能源是什么呢？是泡粥咸菜？糠饼黄萝卜荚？还是光面大饼油条？
听她三女儿说：1960年，母亲扫街时，曾侥幸获得好多只免费的、估计是小偷仓促失落的“开口笑”。所谓“开口笑”，就是经过油煎烘烤的面粉团，体积比桌球小一点。清晨五点钟，丈母扫街时，发现了一只黑乎乎的东西，捡起来一看，鼻子闻了闻，香气四溢，丈母咬了一口，开口笑了。接下来又是一只，她又开口笑了，丈母究竟咬了几口，开口笑了几次，她已碧落黄泉只有她本人知道了。她的女儿至今仍然津津有味这几只伟大的“开口笑”，可想而知，它们那天为一家的肚腹立下多大的汗马功劳。
丈母一生为肠胃效劳，具有浓郁的“食物情结”。每次到她那儿，她没其它客套，就是问吃了没有（她一视同仁，对所有的女婿都这么说），要是你回答不爽气，她就接连问几次，并察看你的表情，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如果没吃饭，她就给你下碗面。满满一大碗，上面飘着油水，有时碗里还放一点咸菜或红烧肉，这让我很容易想起饥饿的1960年。丈母平时有备无患晒了些干面，用它来招待不速之客。她家的不速之客多极了，这都是因为丈人过去拖黄包车、现今做装卸工而学了一副江湖腔，他时不时拉些哥儿们，或者说是“酒肉朋友”到家聚餐，以显示他的四海和义气，也不管她接待食客的能力。因此丈母时常出洋相，临渴掘井到邻居那儿借粮草。
丈母的面条不止一次给了我温饱，不过她对我仅有一次的发火，也让我有了领教。1983年，那时候我处于从油漆工到参加中文自学考试的新旧交替阶段，母亲肯定受了三女儿的影响（其实是挑拨，我照顾妻子的脸面，只好说影响），认为我吃茶看书好逸恶劳，不揽油漆活儿以挣外快来贴补家用。丈母那天骂得很厉害，甚至追出大门骂，骂得我面红耳赤尴尬万分，只好落荒而逃。不过这次不愉快，丈母的代价很大，20多年来，她心里一直有阴影，认为我耿耿于怀。她因此没法亲近我，同我的关系貌合神离，确切地说，我俩之间更多的是礼貌，而不是亲热。
丈母没有安享天年，杀手就是那旷日持久安慰她的香烟。长年累月抽劣质烟，不仅将她的手指肺叶熏得发黄发黑，而且还让她患上了肺癌。病情恶化后，她才被迫戒烟。我们几个儿女经常轮流陪她去医院化疗，丈母看我大手大脚叫出租车就肉疼，她说：一来一回，又要花费20块钱，钱多难赚。丈母说这话时，神情安详，显然不知末日随时会来临。我很内疚，这让我想起我家境后来稍稍宽裕时，曾与妻子陪她去兴福寺游玩的事情：那天中午，我居然只请她吃了碗素面以此了事；我还想起了妻子剖腹产时，我在苏州打工，无论精神上经济上我都没尽到丈夫的责任，一切都有赖于丈母的照顾。我真后悔，我的儿子没姓她家的姓，我知道，这是她最大的愿望。
丈母临终的那几天，出奇的平静，她一声不吭，整天就象睡着了一般，仿佛她身体没有丝毫疼痛。不过，我发现她饭都不想吃，话都懒得说，经常曲着瘦骨嶙峋的身子，脸上亮晶晶的都是汗，连内衣都湿透了。我妻子摸着她皱纹密布的额头，悄悄对我说：娘的体温40度以上了。丈母自始至终没呻吟没叫唤，不管怎么疼都不叫唤，甚至不吃止痛药，就这样一直到死。她死了八小时，身上仍然有余温。
丈母走了，家里失去主心骨，生活上一向依赖自己妻子的丈人，精神跟着垮下来。他神思恍惚，整天闷坐，也不象过去那般热衷种花养草、侍弄画眉了，吃酒也少了，白天也没有对手同他“掘壁洞”（两人搓麻将）了，他的话也不多了，再不象以前那样谆谆教诲我了。丈人过去总是利用同他一起吃酒的机会，见缝插针地教诲我，经常说些宁左勿右、树叶掉下来生怕砸破头的话语，比如：青年人应该向组织靠拢；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政府也有困难；不要不求上进，老是说怪话发牢骚；不要听黄色歌曲，尤其是邓丽君歌曲；不要看黄色录像，当心罚款；最近在搞运动，隔墙有耳，要注意影响，等等，好象是个共产党员。他说这种话时，一本正经的，仿佛出自于肺腑。他这种先进思想从何而来，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丈人去世后，我才明白了个中的原因：解放前他拉黄包车，也许身坯好，也许技术高，反正国民党政府一个县长时不时坐他的车子。解放后，有人揭发他是国民党的狗腿子，甚至还说他是保镖，有支驳壳枪。他有嘴说不清，以致成了块心病，仿佛他真有什么把柄掌握在人家手里。因此头顶总是笼罩着乌云，政治嗅觉特别灵敏，一有风吹草动便寝食不安。他竭力搞好群众关系，尊重亲近单位领导，现在看来，都是为了表现进步，以逃避不测之灾。丈人究竟何许人也？是车夫，是保镖，还是一身多职、是个双重“间谍”？他已在九泉之下，我也没法知道了。不过从逻辑推断来看，他既不是国民党员，又一贫如洗，样子像没拿蒋家王朝什么津贴，说他是保镖狗腿子，我没法阻止别人，反正我于心不忍。丈人早年苦大仇深，身处社会底层，解放后活在红旗下，泡在甜水里，理应扬眉吐气享受人生，可就是被这个莫须有的东西压弯了脊梁骨。
丈母丈人接连离开这个世界后，他们的宠物──画眉和波斯猫失去了主人。我不知道现今画眉哪儿去了？鸟笼哪儿去了？波斯猫呢？那只同丈母朝夕相处的波斯猫（早年波斯猫的后裔），眼下流落何方？还有他俩晚年喜欢玩的麻将牌，以及那台黑白电视机……他俩种的花草也日渐衰败枯萎起来，孔雀草黄了，杜鹃与玫瑰也奄奄一息了，唯有一盆耐旱的仙人球仍然屹立在阳台上，每天迎着朝辉和斜阳。我妻子带了回来，放在自家的庭院里。它默默地生存着，忘了浇水也不吭一声，在北风中受寒也不吭一声。它与世无争不求他人，就这样每天跟风、跟雨、跟雾、跟露水、跟阳光相伴着。
江苏／陆文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