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插青的监狱生活，用泪水写成的中篇小说）
老是茫茫黑夜漫游，总有一天到达黑夜的尽头。──法国·塞利纳
看枪毙，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站在海岸上看着别人樯倾楫摧大哭小喊，船只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吞没，自己安然无恙，你是无法悲伤的，除非那船上有你的亲友。假如英雄所见略同，你会理解我小时候，甚至青年时代为啥热衷于看枪毙。我总共看了多少次枪毙已记不清。反正有枪毙就看，不管枪毙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青年，残疾人还是健康者，我都无所谓。看枪毙不花钱，子弹又不打在你脑壳上，为啥不看呢。再者，有些囚犯明明死到临头却心存侥幸，乍听到被判处死刑，身子瘫软了，尿都撒在裤子里，被人架着拖下审判台，那狼狈的样子，看了让人发笑，以后逢人就有了谈话的资料。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看枪毙越来越少，这倒不是厌倦鲜血和脑浆，也不是插队乡下的原因。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县城不远，至多十公里，黄昏时分捧着粥碗，嚼着咸萝卜，站在村口的河边，低头能看见翠英系着红肚兜河里游泳的活泼，抬头能看见远处烟雾迷蒙的常山，山脚下便是县城的所在地。要是早上听到处决犯人的消息，花两只角子的车票或一只角子的船票，就能及时赶到刑场，参加处决的典礼。后来我有几次没看到枪毙，完全是由于县军管会，以及后来的县革会玩了花招。按惯例，处决犯人通常是在重要的节假日前，这称之谓节前“大扫除”。行刑地点就设在城郊青年路的尽头，就在那尖尖的水泥筑就的烈士纪念碑前。几声枪响，犯人们倒地，狗命就献给了烈士，十分公平。所以只要预先呆在那儿，就能看到那壮观的场面。有些调皮的孩子为了一览无余，还事先爬在树上。
大概当局看不过我们坐享其成，也有人说，它生怕出意外，吃不消这么多蚂蚁般的的看客，老是变换行刑的地点。一会儿翠竹岭，一会儿鹞子峰，一会儿又是破龙潭，心血来潮中途停车，刑场就设在某个生产队的树林里，反正变花样，不让我们轻而易举观赏到犯人的下地狱。比如审判大会结束，五花大绑的枪毙鬼被别人连拖带拉押上刑车，刑车徐徐开出大会场，在挤满人群的县城几条大街声势浩大转了一圈，最后沿着市中心大道往西急速奔驰（目的是甩掉后面那些骑自行车的追随者），看模样去鹞子峰，可最后却绕了半个常山，出其不意来到了山的背面──破龙潭。害得许多看枪毙的人白跑一趟抱憾而归。在我记忆里，以后看枪毙简直像现在的摸彩票，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这次听到枪毙犯人的消息比较及时，是大队事先通知的。吴书记特地召集插队青年开了个会，这也难怪，真是千年等一回，碰巧轮到枪毙我们大队一个知青。吴书记说：我很难过也很气愤，大队竟然出现这种败类，异想天开同国民党联系，想申请当个特务……这是上面安排下来的政治任务，谁都要去，算出工，记工分。一个知青插嘴：路费报销不报销？吴书记大度地说，那还用说，当然报销，大队组织去，还给菜金补贴，按劳分配嘛，也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插青听了都呵呵笑了起来。不过，会议后来比较沉闷，大家只顾抽烟闲聊，也没人发言表态，说什么死有余辜。相反不少人都在谈论李天马生活中的趣闻琐事，谈论到最后连笑声都没有了，显得有些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吴书记也不像往常那样满脸堆笑连篇累牍废话说个没完，连惯演李铁妹、小常宝角色的彩莲也不像平时那么坐立不定嘻嘻哈哈。我估计她见吴书记表情严肃，才不好意思过于轻浮。
自从碰了一鼻子灰，我对彩莲有了看法。认为她奇货可居、过于精刮，其实分文不值。缺点如下：故作清高，花枝招展，面孔搽得喷香；奉承拍马，怕做农活，只想省力偷懒，宁愿用嘴巴干活，也不愿用手脚劳动。难怪人称她为“重阳糕”。意思是既贫穷（重）又洋（阳）腔，恋爱条件又高（糕）。为了当耕读老师，她锲而不舍围住吴书记转，书记长书记短，不仅认他的女人为寄娘，而且还将城里紧俏的煤球券以及猪肉皮送给他们，夜里送，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能量非常大，大家有目共睹。不要说我对那个职位不敢奢望，就是几个女插青也竞争不过，所以她们背后常说坏话，比如说她早给人家开苞了，贪吃一根棒糖，在小学五年级就不是处女了，现在装作处女，在等待人家第二次开苞，也不知谁愿意做乌龟开她的苞，等等。起先听到这些话我心疼如绞，恨不能与她们争辩，后来见彩莲对我冷若冰霜不屑一顾，就开始幸灾乐祸了。
会议开到上午十点草草结束。我记得吴书记会议中途说过这么句话：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看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插青。
明天上刑场的李天马是我隔壁队里的插青，瘦脸大鼻子，人长得矮小，平日里老是伤风感冒，随地吐痰，将清水鼻涕朝衣袖管上揩，一点都不注意卫生。李天马虽说名字后面有个马字，生性却孤僻，总是悄悄来悄悄去，从来不和我们一起上城下乡。也许这就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在会议上也不多说话，即使评工分也不争多嫌少，一切都让贫下中农说了算。村里的小青年给他提了个绰号，叫“寿头”（猪头，傻瓜的意思）。寿头有一次挑粪，粪重人瘦，跑跳板一不小心，连人带粪桶掉进河里，连喊救命，吃了好多口黄汤，一段时间成了村民的笑料。
记得刚下乡，大队组织插青吃了次“忆苦饭”，其目的告诉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解放。忆苦饭由麦片大头菜组成，盐都没放，又没小菜。李天马竟然当着大队干部和女插青的面吃得津津有味，一下子吃了两大碗，嘴里塞得满满的，吃得里面“啧啧啧”的放出声音来，比那个现身说法、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海金老伯还吃得多，后来眼睛贼溜溜的，显然还觊觎那块焦黄的饭粢（锅巴），完全不明白吃“忆苦饭”的政治意义。而我虽则肚皮无油水，也饥不择食，却同彩莲一样细嚼慢咽，做出难以下肚的模样，以吻合吃“忆苦饭”的氛围。
吴书记对李天马的吃相和食欲比较失望，他说，没想到他这么喜欢吃大头菜麦片饭。他这么放开肚皮吃，台面上再有老白酒（米酒），“忆苦饭”岂不成了吃喜酒？早晓得他这么喜欢吃，还不如换成戳喉咙的米糠麸皮，看他吃东西还积极不积极。看来，出身不好的人，再教育难度大。
我们开始对他也没有好印象，认为他丢了插青面子，没因地制宜，装出娇生惯养泡在甜水里的样子。李天马后来在我心中有了地位，是因为他会维修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而且还有台留声机，供我们随时取乐。在冬天的寒夜里，在田野里的广播喇叭闹了一天，闹得精疲力尽，自己也不好意思闭嘴之后，在他那儿听胶木唱片发出的《四季歌》，尤其是《真善美》的曲调别有一番滋味，它让我暂时忘记了八个样板戏，走进了旧中国的上海滩。“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哪件不带酸辛味？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代价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哪件不带酸辛味？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剩几个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欣赏究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几个人知这酸辛味？”我多愁善感流连忘返，曾好几次叫他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首歌曲，以滋润我枯燥的情感，李天马从不嫌烦，并且告诉我唱《真善美》的歌女名叫周璇，出生地就在我们这儿。
如果夜半更深，两三个插青聚在他那儿抽着“向阳”牌烟，听莫斯科电台和台湾广播，他也无所谓。唯一要求：只是叫我们声音低一点，说没人是聋子。如果音质不佳，他还动手校准。不知怎么，旋纽经过他的摆弄，声音就清晰了许多。李天马说过一句话，莫斯科可以听听，台湾不堪入耳。我至今不明白是它们的内容，还是受干扰的程度，而让他得出这么个结论。我觉得莫斯科电台主题曲比较抒情，攻击迂回曲折较有艺术性，对我们的命运，尤其衣食住行比较了解比较关心，给我的感觉，它仿佛是插青肚里的蛔虫。而台湾电台就象泼妇骂街，闭着眼睛说胡话，每听到它虚张声势说复兴中国、反攻大陆就感到好笑，就不由想起“螳臂挡车”“夜郎自大”“以卵击石”这类字眼。不过，它好像早晓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总号召我们的飞行员有便驾机到他们那儿，过海峡时，机翼要怎么怎么摆动，以表示投诚的意图，以便他们接应。另外，什么型号的飞机赏多少两黄金，女播音员也喋喋不休报了一大串，价格一清二楚，十分诱人。
李天马床后还备有一只电炉，村里人都不知道，他时常用它来烧水煮饭，我很羡慕，因为他的电费由生产队支付，而我则在灶膛里烧自己的柴草。我至今记得在寒风刮过田野，天空飘着雪花的某个深夜，饥肠辘辘的我们就在那儿吃他在电炉上烧的咸泡粥。
他从不欢迎来，也不赶我们走，真是要来就来要去就去，来去自由。李天马只有一条准则，就是不让来路不明的食物，比如老母鸡、塘里鱼放在他那儿烧煮。我估计他并非出于伦理道德，而是害怕引火烧身。那时候，老实说，我们手脚不干净，对私有制度不怎么尊敬，肚里没油水时，除了上城啃爷娘的，到其他大队的插青那儿混一顿，此外便是扫荡田野里的植物，比如毛豆青菜山芋之类，偶然也要掏社员的鸡窝。当然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都是不辞劳苦到外大队操作这类事情。在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起码吃了他五六顿饭，而我一次都没请他。
吴书记会议上说，李天马私下里安装收发报机里通外国，判处死刑罪有应得，这我不同意，因为在他那儿我从没看见这玩意。他只有一台三管也许是四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并且，在我看来安装收发报机，同敌特机关联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再说，零件和密码本从哪里去找呢？我想，要是那个公社干事偶然在李天马的住处歇脚，看见他桌上的无线电零件不大惊小怪，他也不至于吃枪子儿。
那天，我给李天马送终，跟着吴书记以及贫下中农代表，乘公共汽车参加县公审大会，凭心说，不仅仅为了工分，另外几个男插青也与我同样的心情。大家都很感激李天马，因为他口舌留情，没有给我们添麻烦。与他偷听电台一事，大家提心吊胆了很久，生怕他危急关头吃不消刑罚，将我们一塌刮子端出来。这次听他被枪毙，心里的石头反而落了地。
李天马跟另一个死囚并排站在审判台上。他穿着棉袄，剃着光头，被人朝后拉直手臂，紧紧按住了脖颈，按得他深深弯下腰，所以我没法看到他的脸。只看见发言的人激扬愤慨，不时挥舞着拳头击打着空气，而口号声此起彼伏，没有尽头。彩莲和大队民兵营长也挥着旗子领着我们喊口号。会议结束前，宣布判处李天马死刑立即执行时，他的衣领被身后的人揪住用力朝后拉。我顿时看见他脖颈里的一根细麻绳。李天马像鲫鱼离水似的挣扎着，他抬起脑袋，眼珠暴凸，并张开了空洞的似乎不听使唤的嘴巴，也不知想吐一口痰还是想说一句话。他脸色苍白，眼神惘然，心不在焉，表面上像是欣赏蓝天白云，其实灵魂已经出窍。
我见事已定局就溜了号，我想预先赶到刑场，看着李天马吃着枪子儿倒下去的样子。可是由于上文所说的花招，我随着人流，赶到刑场已经挤不进前面的人群了。
刑场设在满眼绿色的翠竹岭，山脚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行刑队员三三两两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又像警戒又像在做着处决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动的身子不时遮住李天马和另外一个死囚的背影。
一会儿，死囚被他们按住，膝盖着地跪下了。看客顿时骚动起来，不仅往前挤，而且发出“嗬嗬嗬”的怪声。二三十个民警和县工人纠察队队员几乎阻挡不住排山倒海的人群。一个军官见状，提着手枪虚张声势地在人墙前走来走去，看客们才稍有收敛，不过“嗬嗬嗬”的声音此起彼伏仍没停止。后来这声音竟然演变成整齐划一的号子。这号子我十分熟悉，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因为小时候听惯了这声音。我父亲原是黄包车夫，解放后，党和政府不忍心车夫当牛马，让他改行当了装卸工。自那之后，他没离开过杠棒，也没离开过号子。每次汗流浃背，与人合作肩扛几百斤重的货物跑晃悠悠的跳板，他“哼哟哼哟”或“嗬嗬”的号子就特别嘹亮，用不着像现在的歌星那样借助麦克风也能余音绕梁。我知道这号子是我父亲的心肝宝贝，也是装卸工须臾不可缺少的劳动辅助工具。它一则为了鼓舞士气，二则为了同心协力踏准节拍搬动一件货物。而此刻，他们启用“嗬嗬嗬”的号子，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劫法场，而是想冲破民警设立的封锁线。他们终于成功了，当然是在李天马和另外一个死囚倒下之后。大家冲锋似的直奔山坡。
待我赶到时，他俩不见了，已经给迫不及待的运尸车拉去了火葬场。枯黄的草地上放着两张用石块压住的布告，随风一飘一荡的，一张是本地法院的，另一张是地区法院的。它俩一致说“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那时候处决犯人的布告，后面都有这么些套话。唯一不同是：本地的那张说李天马“里通外国”，另一张说“妄图里通外国”。我文化程度低，哪里分得清这两个字眼的差别。何况人都死了，谁还愿意去咬文嚼字细细品味。除了布告，草地上还留下两滩血迹和一小撮类似豆腐花、猪脑子的脑浆。我问目击者：死得爽气不爽气？目击者说，瘦小的不堪一击，一枪就扑地死了，打得是开花子弹（他看见行刑队员把一粒子弹在鞋底上擦了一下），脑壳像西瓜跌在石板上裂开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出来。那个胖的，像头野牛，打了一枪，仍垂死挣扎呼哧呼哧透长气，又补了一枪，并重重踩了几脚肚皮才不动了。
看完枪毙，时间尚早，可是我没回生产队，而是顺路回到了家。那时候我已厌倦了农村，千方百计想回城，哪怕在城里呆几天也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乡下收入低农活重，晚上寂寞无聊，再加上没啥可吃的。我至今不理解何谓“务农为贵”，何谓“下乡光荣”，何谓“人民公社是金桥”。当时有首流行歌曲，歌词：“麦浪滚滚闪金光，田野一片丰收忙，丰收的喜讯到处传……”曲调喜洋洋的，我不晓得歌词作者是否乡下人，是否干过农活。反正丰收景象，我见了没有这么喜悦，相反心事重重。麦芒刺人皮肤，坌田又累又苦，它毕竟不是当今舞厅的华尔兹狐步舞。
因风湿性关节炎长期病假的母亲一见我，就说怎么又回家了？我没好气说，大队组织看枪毙。老实说，我最反感别人说怎么又回家了？又上城了？什么时候下乡？他们的口音仿佛讨厌我，希望我滚蛋似的。经常听了这语调，让我每次回城都有负罪感。有好几次，我借着夜色回家就是为了避开那些冷言冷语。而今，连母亲都说这话，我很不高兴，于是草草扒了碗冷饭，就独自呆在房里睡大觉。母亲在外面问，你今天不回去了？我凶声凶气说：不回去，明天不回去，后天也不回去，这儿本来是我的家。母亲大概觉得我生气了，就没再跟我噜嗦。
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有个把钟头，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我们居委小组长──王家好婆。王家好婆60多岁，慈眉善目，逢人笑嘻嘻，是个苦大仇深的童养媳，也是个退休了的共产党员。插队下乡那天，她拎着我的网线袋，随着我的父亲一直送到轮船码头，临上船，还给了我一只热烘烘的红心山芋，说有空上城来玩。平时，她老是戴着红袖章站岗值勤查卫生，也不知有没有报酬。她经常坐在路口的阳光底下，戴着老花眼镜扎鞋底，一边扎一边斜眼关注路过的行人。多亏了她，我们那儿才没有反动标语和类似小偷的人出现。她卫生工作尤其热心，不是关照墙头刷白水，便是登堂入室查卫生，东张张西望望，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也不知关注的是老鼠蟑螂的踪迹呢，还是形迹可疑的人和物。假如小组某户居民来了客人，她总有理由上门嘘寒问暖，千方百计搞清人家的来历；如果其它地方出现“反革命标语”，她就负责收集本小组嫌疑人笔迹。最多一次，她收集了十多个人的手迹，有的是戴帽的四类分子，有的是内定的二十二种人，余下的就是插队青年了，反正这些人不堪一击，屁眼里累累屎迹。插队这几年，她也动员我写了两次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以此获得了我手迹。她关照我用钢笔写，用黑墨水写，字迹要自然不要潦草，就像平时写信一样。（这些稚嫩而又珍贵的手迹如今安在哉？）此外，每逢回城，她还帮助居委和派出所登记我上城的天数和原因。我也习惯了。有次回城三天，她仍没找我登记，我还牵挂她，挺有失落感。
我问：有啥事？她走进房间，眼睛不看我，却急速地朝四周扫了一遍，差点儿想弯下腰看床下藏有什么东西。看了一会，才对我说没啥事，你注意休息，养好身子下乡劳动。说完就走了出去。这话真是莫名其妙，我从来没说身体不好，她怎么对我说养好身子下乡劳动。
然而，门还没关上，我脑子还没来得及细想什么，女民警就出现了。
她年轻苗条，面孔漂亮，一双眼睛尤其媚人。她穿着制服，站在房门口，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姓邱。一眼看上去，这个女民警与我很般配，体型、年龄，尤其肤色与我都相仿，我绰号叫“小白妹”，白得我妹妹自惭形秽，可见小邱的皮肤也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想，当时或许由于户口和地位的原因才堵塞了我的审美情趣胡思乱想。这很正常，在有工作、有城里户口的人面前，我们插青总觉得低人一等。介绍完毕，她叫我跟她去派出所，有事询问。我恍然大悟，才明白人家十分老练，不打无准备之仗，首先叫王家好婆侦察地形探脚路。我没想到回家的消息传得这么快。
进派出所那年，我才21岁，还不懂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根肚肠通到底，说话直来直去，有时还误认为自己仍是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而忘了如今插队青年的身份。
审讯我的那个警察，从小邱手里接过任务，将我领进西面那间乒乓室，开始态度比较温和，他架起二郎腿，倚在靠背椅上，隔着乒乓桌，眼睛看都不看我，就懒洋洋地问我姓名。一边问一边脱掉钢笔帽准备做记录。
望着他一身崭新的制服，以及细皮白肉英俊的面孔，还有那慢条斯理的样子，不知怎么来了气。生气原因：一是不明不白被叫进派出所，二是认为他这是明知故问（不知道姓名，怎么会请我进来），第三种原因，不明白，现在知道是出于妒忌。我每天在田里流黄汗，才赚五只角子，而他轻轻松松每月拿四五十元工资，还居高临下把我当坏人盘问。于是我闷声不响。
他再三催问见无动静，眉头紧蹙，眼睛盯着我，显得有些不耐烦。他突然站起来，绕过乒乓桌走到我面前，那一瞬间面孔都红了起来，样子象要动蛮。
我心里一惊，脱口而出：陆德发……你明明晓得，还问个啥？真是岂有之理！
“岂有之理”是我的口头禅，就像有些布告里老是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乡下我对不识字的贫下中农这么说，对彩莲翠英也这么说，对吴书记也嘻皮笑脸说，他们也习惯了。有时一天要说上好几回。有一回吴书记当着几个部下的面还故意逗我，希望我多说几声岂有之理，以引他们发笑。我发现他的用意，于是“岂有之理”添加得越发勤快了。我好象什么话后面都能加上岂有之理，就象有些人可以加上“他妈的”一样。我不知道我对它情有独钟，还是不善言谈。我觉得有时说得牵强一些，有时却非常自然。今天讲这话，倒不是有意得罪。
他听了来了气，铁板着脸问：姚美芬你认识吗？我搜索枯肠，终于想起了她。我说认识，他是我同学的妹妹……关我屁事，关你屁事。他嘴唇抽搐了一下，样子想发火，不过还是克制了冲动，只是厉声叫我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拿出来。见不动手，二话不说，就动手掏我的口袋。
口袋里没什么东西，不过是一盒火柴，一块手帕，一个木梳，还有近三元钱而已（香烟已断了两天，我舍不得用仅有的钱）。可是我小题大作，就象遇劫似的当场与他吵起来。他理都不理我，仍然热衷于掏口袋。他掏了上装的，又掏裤子的，他甚至连屁股后面的那只口袋也不放过。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了。我明白是我的软弱帮助他成功的。我安慰自己：我一直山穷水尽，也不关心政治，基本与钱无缘，与色无缘，口袋里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和见不得人的东西，人家有兴趣，就掏吧，只当今天碰到三只手。
面对放在乒乓桌上的这几件不起眼的物件，他有些失望。隔了片刻，又撩起我的蓝卡其布中山装和黑绒线衫，观察了一阵，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皮带扣上，那模样似乎想解我的裤带。
这我不明白了，我是一个营养不良的男青年，不是一个丰满茁壮的美少女，身无长物，裤裆里也没有什么男人感兴趣的玩艺。这根用了两年之久的欲断未断的猪皮带碍你啥事，它又不值几个钱。我恼火了，说：干吗盯着裤裆看？看个没完？你怎么对人家的下身如此感兴趣，这么下作，真是岂有之理！
他这下动了肝火。顺手一记耳光，打得我转了小半个身。我头晕眼花，面皮热辣辣的，真以为自己被这记耳光打得牙齿出血了。我急忙用手背抹了抹嘴唇，发现那儿一点血迹都没有，我有些失望，过后才稍微平静了一些。
他打耳光的水平与我父亲同一级别，或许棋高一着。小时候放学晚回家，或者成绩一塌糊涂，或者星期天没完成剥树皮挑野菜的任务，父亲就用打耳光打屁股来接触我的皮肤，他对母亲说：这两个地方都不是要害，打重了只伤皮肉不伤骨头，没有后遗症。有一次我睡死了，夜尿床上，还有一次银项圈被人用甜言蜜语和一颗糖换去了，他既打耳光，又用鞋底打屁股，忙得不亦乐乎。“爸爸，勿哉……”我再三讨饶也无济于事。
现在我认为，他打击目标理应嘴巴，而不该是面皮，因为面皮与他无怨无仇，是嘴巴子冒犯了他。我还认为，他那记耳光打得出乎意料，迅如闪电，让人猝不及防，如果没经过专业操练，很难设想谁能练成这样的硬功夫，除非熟能生巧。这记耳光把我学校里传染到的书呆子气一下子打掉了，让我顿时恢复了码头工人子弟的本来面貌，我至今看不起只会咬文嚼字、只想评职称、住别墅、不闻民间疾苦的知识分子或许也同这记耳光有关。当然，十多年来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也就这样付之东流，而且我的学费也白缴了（这真让人肉疼）。事实证明，它仅有的好处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说“岂有之理”，打死也不说。“岂有之理”也许是世界上最坏的一个成语。它能挑起人家的肝火，让人禁不住动手动脚。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斤斤计较人家打耳光，换了现在，你打了我左边的，我还要给你右边的打呢。我记得我当场就叫“你打人你打人”。也许声音喊得太响，两个穿便衣的走了进来。后来才知道他俩是没有制服可穿的县工人纠察队队员（简称县工纠）。
大家知道，县工纠是在县军管会，以及后来的革委会领导下的、一支由工人组成的队伍，他们每月拿着单位里的工资，“吃家饭，屙野屎”，平时任务是骑着自行车，拿着木棍子到处巡逻，以协助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今天上午枪毙李天马，他们也出了一份力。
“什么事，什么事？到这儿还不老实！想吃生活（挨打）？”一个瘦长的工纠队员帮腔。我当然不想吃生活，于是一声不吭。
“交代吧，你与姚美芬啥辰光认识的，发生了几次关系？”那民警恢复原状和善地说。
“你这是血口喷人，这种话亏你说得出，我为你感到难为情。”
“不讲，你是走不出去的，到最后还是要讲。不信，试试看！黄鼠狼不吃嫩鸡，啥人相信。”那个瘦长的工纠队员说。
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确与姚美芬没有瓜葛。她只是我同学的妹妹，才十六七岁，我们至多在她家里见过三次面，在我印象里，她仿佛是个发育不良的黄毛丫头，说话也结结巴巴，我简直懒得与她说话，她哪里是我求爱的对象。
再者，说来也许别人不信，那时候我是个情窦未开的童男子，还不懂得如何与自己喜欢的女孩感情交流，更谈不上下一步行动了，因为仅有的生理卫生常识帮不上忙，而山顶洞人的本能又忘了。那时候初中里的教科书欲言又止躲躲闪闪，比较肤浅，它虽然告诉我们阴道的部位和形状，还让我们看了一幅毫不动人的插图，但它没说它有什么用途，更没讲如何讨姑娘的欢心，如何对症下药，如何见缝插针。说得露骨点，我的玩艺除了小便，还不懂得派其它用途。真的，那时候我对异性朦胧的兴趣，还停留在起步阶段，比如偷偷望一眼，写封情书，勇气十足时，到人家家里去坐坐，当然去了也不知谈什么好。而且总是偷偷摸摸去，像做什么坏事，总担心有人发觉。老实说，总共一二次所谓的恋爱仿若纸上谈兵，总是虎头蛇尾，以失败告终。
就拿彩莲来说，按理我俩是同学，又在大队宣传队一起搞演出，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但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向她靠拢，向她献媚，满腹的话儿只好藏在心里，偶然用男人的目光说几句话，也不知她有没有领会。我曾鼓足勇气写了封信，结果也不知道她装聋作哑，还是没收到。我究竟因为一无所有，还是因为经常扮演刁小三、地主的狗腿子这类反角而坏了形象，才让她对我没有好感，这个问题迄今没有答案。有时我想，假使父亲愿意勒紧裤带每月接济我十元生活费，或者我经常扮演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这类正面角色或许能有助于谈恋爱。
然而这些情况，说出来别人也不信。我思忖，假如他们聪明一点，只要看我面红耳赤的神情，就可以吃准我还没有当流氓阿飞的资格。可是他们急于要口供，似乎急于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
磨蹭了半小时，见我说不出什么，甚至索性不开口。那个瘦长个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旧轧剪，嘿嘿笑了一下，说：“看来你想长期住在这里了，给你剃个头，怎样？”他表面征求意见，其实话音刚落，轧剪就“轧嚓轧嚓”在我头上驰骋起来，我的心也跟着一阵紧揪。
他的剃头另有一功，换句话说，富有创造力。他不像理发师那样从下往上循序渐进，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大刀阔斧，先用轧剪在头顶中心象切豆腐似的剖了个耶稣受难的十字，然后四个块面各个击破，小癞子剃头似的一路扫荡。手法极其熟练，轧剪贴着我的头皮跑，跑得十分欢畅，我根本来不及说，马儿啊你慢些走。前后不过三分钟，他就完成了操作。他一只手扶住脑壳，一只手推轧剪，轻车熟路，随心所欲，真让人以为他就是个老练的剃头匠。遗憾的是轧剪钝了些，时常拔萝卜似的拔头发，拔得我直咬牙，泪水都要流下来。需要指出的是，他尽管喜欢剃头，却缺少敬业精神，轧剪的尖刺竟然有两次狠狠推到我柔软的耳朵上，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并且剃完了头，也没有按惯例给顾客洗头修面剪鼻毛掏耳屎。
剃完头，望着飘落一地的黑发，我很心疼。平时我比较注意保养头发，经常洗头，木梳常备，吃了油条还将手上的油腻涂在头发上，以增加它的亮度。我摸了摸脑袋，再一次确定自己成了寸草不留的鲁智深，更加难过。我不是出家人，根本不喜欢和尚才喜欢的发型。我想今后怎么出去见人呢。光头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对亲友如何解释呢。此刻它似乎成了我的罪行，就象一块白布掉进染缸洗都洗不净。
也许哭丧着脸，也许皱了皱眉撅了撅嘴，反正他们看了我的模样都笑了起来。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通过查字典知道，他们其实是给了我“髡（读坤）刑”的处罚。《辞海》是这样解释的：“髡，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在我眼里，它具有两大优点：一则可以打击阶下囚的自尊心，让你矮了一截无颜见人；二则逃到任何地方，光头引人注目，容易捉拿归案，它其实同武松林冲脸上的金印异曲同工。《辞海》还附带介绍汉代季布也曾享受这一待遇，而且他的脖子上还围着铁圈。铁圈是什么东西呢，我只戴过银项圈，不知道。
那天我没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被释放，相反被送进了牢房。我是一路申辩着进牢房的。我叫喊，抗议，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将木门踢得“咚咚”响，他们仍装作不听见。两个小时下来，累得我精疲力尽，喉咙都有些哑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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