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当话·必话·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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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近月来,你的大名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上,而无数文学圈子(或曰团体),我猜想,恐怕也频繁地在议论着你和你为本世纪文学大师们所排下的“座次”。——因为它基本是属于“惊世骇俗”的。当然,比较起来,你比刘晓波要温和些,也更中庸些。然而即便如此,也令许多人不安了,愤怒了,认为“过火了”,“否定得太多了”。足见二十世纪文学大师们的“座次”是颇“烫手”的。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云: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之督之缚之,以致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最多灾多难的世纪,这是稍有良知的人都知道的。故本世纪文学大师们所走的路,正如王岳川的《艺术本体论》一书的结尾所预言:“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也就是说,他们走过的路,原本没有路,是他们披荆斩棘踩出来的。这是一条独创的(或独闯的)充满着崎岖坎坷的心路历程的“迷途”。当然,二十世纪毕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时代,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既是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也是文化最封闭、最黑暗的时代。故“反封建”、“争自由”的人生的启蒙命题注定大师们的艺术既富“个性”,又有一个根本的人文的“共性”,——坚韧的不屈不挠的“追问”。所以,尽管二十世纪有伴随始终的“督之缚之,以致于戮之”,但“才士与才民”的“忧心”、“愤”、“思虑心”、“作为心”、“有廉耻心”、“无渣滓心”、(我还加上“探索心”、“抗争心”)却并未被“戮灭”,反而愈显其艰苦卓越、智慧(技巧)与伟大(品格)。

基于上述我对本世纪文学的根本观点,我在未获知你主持编辑《二十世纪大师文库》之前,在一篇《回话》的小文内也把我所喜欢的诗人和散文家排了一个“座次”,(当然是纯凭己之好)。现转抄于下:

诗人:

①徐志摩②戴望舒③闻一多④郭沫若(早期)⑤北岛⑥舒婷⑦何其芳(早期)⑧艾青(早、后期)⑨绿原(早期)10冯至(早期)11臧克家(早期)

散文家:

①鲁迅②李敖③梁实秋④周作人⑤林语堂⑥朱自清⑦沈从文⑧李宗吾⑨余秋雨10流沙河11王元化12钱钟书13丰子恺14朱光潜15傅雷16老舍17俞平伯18胡适19徐志摩20郁达夫21冰心22叶圣陶23王了一24王蒙25贾平凹26张中行27余光中28柏杨29陈村30郑逸梅31张爱玲32韩少功33黄裳

显然,我排“座次”的标准就是上述“共性”与“个性”的有无。凡我所读之作品,作者之“八心”愈强,愈富语言个性(语言艺术风格)者,名次愈前。(我们对“诗人”分歧太大,可避而不谈)就散文家而言,配称本世纪文学大师的,我认为只有我排出的前十名。因为只有前十名“共性”与“个性”结合得最完美,最能充分代表我们这个时代。譬如排在第十一名的王元化,他的“共性”特强,读完他的《思辨随笔》,其“八心”强烈地感染了我,令我不得不掩卷长叹,深深思索。可惜其文字毫无“个人风格”,同所有“学者散文”没有两样。因而我把他排在流沙河之后,居“大师”之外了。又譬如近几年来苦口提倡“说真话”的巴金老人,本身居文坛魁首之位,理应是大师无疑,但他的说真话的《随想录》虽有“八心”,其“探索心”、“抗争心”亦见突出,奈何其文苍白而浮泛,缺乏深度与凝练,类同一般“良心发现”的耄耋的絮絮叼叼,令人没有勇气读第二遍。于是,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排出在“座次”之外了。相反,王蒙、贾平凹之流的“闲适派”或“隔靴搔痒派”文章,虽缺乏“共性”,但文字技巧颇佳,个人语言风格突出,是“避戮文学”中有“艺术成果”的代表人物,也就纳入了“座次”之末。

为什么刘晓波会对“建国以来”甚至“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全盘否定呢?因为他认为“避戮文学”是作者人格畸变的一种异化表现,其价值仅比“遵命文学”略高一点,不配代表“真文学”。可他也无视了“建国以来”确有那么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50—55年反胡风之前,57年反右之前,60—65年文革之前)也产生过一些“真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文学繁荣的基本事实以及在“避戮”的总色彩下所具“真与假”的二重性。所谓“避戮文学”的二重性,就是:有些作者的“真话”在其作品中隐而不彰,作者的“八心”需相同频率的读者方能“解读”,能从其作品之外,读出作者“当然会说的话”和“必然会说的话”。(用你们理论家的说法就是:表层的能指系统必然引向一个深层的所指意义。)而这类“真文学”又必须具“避戮”的基本色彩,否则,不可能跟读者见面。这二重性用一个陈旧的比喻那就是“玉石混杂”或“鱼目混珠”。譬如近两年十分“走红”(用你们最爱引的沙翁的话叫“喧哗与骚动”)的“闲适文学”;谈吃谈喝,谈猫谈狗,什么东西最锁屑平庸,这些作家就最爱谈。只可惜再也品不出周作人式的苦味了,全是甜味、白味或酸味。唯有汪曾祺好象有一点点周式苦味,王蒙也似乎有一丝丝丰式逸味,但他们又的确“无心于文”,我终究读不出他们的“当话”。汪王的文字技巧,甚称一流,大家尚且如此,正所谓“文格渐卑庸福近”(龚自珍语)也。故我视当代时髦的“闲适文学”为“为闲适而闲适”的“黄鳝派闲适”,套用闻一多的一句诗就是:“黄鳝式的思想,烈日水田爬。”正如我们当今文坛,尽出那些“为寻根而寻根”、“为忆旧而忆旧”、“为调侃而调侃”的作品一样,大都是“死鱼的眼睛”,但细心的读者仍能从这一堆堆“鱼目”中找到珠玉的光华。

譬如同是“追叙个人苦难史”的“右派文学”中,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就令我特别感动。当然不只是他所叙被“戮之”的苦难本身,而是“苦难”之外的“当话”:当我在真诚与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当我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的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我四面碰壁,心灰意懒,预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颗同克利斯朵夫一样拒绝堕落、拒绝污染的灵魂;它向我解读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艺术的规律,幸福的涵义,甚至,它令我反省自己对社会怨毒心理的卑污与无聊……总之,它给予我“温温如水”的向上的力。但读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作品,印象刚好相反。照理,右派在劳改队里的生活苦难更重,(至少在“性”上要苦难得多,张的作品也主要强调“性苦难”),然而,当他一有机会吃饱了农妇为他提供的大白馒头,并占有她的身体后,浑身惬意的他竟升腾出“我的马列主义信仰得到了又一次升华”!上海一个大右派甚至撰文多次表示他心中的“由衷的感激之情”:“象儿子感谢妈妈一样感谢她给我这个锻炼的机会”。这就不仅颠倒黑白,纯粹“被虐狂”病人的胡言乱语了。——大多数人在苦难之后,“心被魔鬼啃光了”。“由于长期以来学术和权力的结合,丧失独立人格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卑怯,使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像恶梦般地被窒息生机的极左思潮所缠绕。”(王元化《思辨随笔》)当然,能摆脱“缠绕”的“珠玉”的可贵亦正在于此。

再譬如排在流沙河之前的余秋雨,他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足以代表当代文化精英的隽智。由于他的作品所占的历史文化的高度,必然启迪当代文化的走向,也必然启迪二十一世纪文化的流动。他对历史文化的沉思是清澈的,超越了“苦难时代”必然生发的许多“感性的雾障”而步入带人间温润气的中国式哲人的灵动境界。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我们应当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余秋雨在他的“文化散文”的“必话”里至少向我们说:“我们应当鼓起对历史文化的信仰!”

“大师”不仅应该是当代文学上品的代表,而且应该是超时代的,至少在下个世纪的人们能从其作品中读出跟我们差不多的“当话”与“必话”——敞亮真实,或追求真实的真话!

浜田正秀说:“海德格尔认为真实是隐藏着的东西,需要使之敞亮。我们周围的现实有不少并不真,为很多偶然的东西以及假象和片断所歪曲。”(王岳川《艺术本体论》)我这样理解当代文学的“本体”你以为然否?

再唠叼几句: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你所排的“座次”意见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居然把毛泽东排在“散文大师”当中!天啊!全世界都清楚毛的许多文章是出自田家英之手或陈伯达之手,或经“笔杆子”集体打磨出来的,何况那些东西根本不是文学。不知你所持的是什么标准?!如若你把他排在“诗人”堆里,或干脆占第一,都还可以理解。你这样做有损你个人形象,更有损《大师文库》的庄严。此一“败着”,足以使你下滑至“黄鳝泥鳅”之流,我会痛心更会诅咒你的,普天下不甘于“本末倒置”者也会痛心也会诅咒你的。——因为你所从事的事业,既是对本世纪文学的总结,更是奉献给下个世纪人们的精神重礼!

为此,冒昧地跟你写了这封信,并且话也说得稍重,请你原谅!

1995-5-4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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