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大话——大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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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在古代称之谓“大言”。宋玉有《大言赋》,铺陈其事,洋洋洒洒,想必把大话的根源、性质、影响表述得相当完备。可惜未能读到,否则,我这篇文字恐怕也没有勇写了。好在能读到它的人不多,权当它不存在罢。其实,《礼记》中有一段话,就把大话的根源、性质讲得非常精当:“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疏》:大言,谓之大事之言,进入于君,君所受纳,如此乃望大禄。”

“大利”、“大禄”者,用现代说法就是“高薪”或“重赏”。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替皇帝办事的臣子们爱说大话,因为一入皇帝的耳朵,龙颜大悦后,就少不了重赏,或保住这份高薪。这句话真是总结得精辟之至,因果十分明确:只要人臣希望“升官发财”,必然以大话事君或事君以大话。“事君”是一个大前提。所以整个封建时代,大话不绝如缕,历久不衰。为什么事君就一定会产生大话呢?我们知道,君权绝对至高无上,“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事君的定势就是“伴君如伴虎”。“闻死而愠,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能争其失”(宋李觏《庆历民言开讳》),人臣的身家性命全凭皇帝老儿一时的喜怒,加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人性的必然,“祸从口出”、“好心无好报”的前车之鉴,儒家的道德在铁血的现实面前化为乌有,“君不仁则我不义”,报效社稷民生的理想一旦被“求存保安”、“升官发财”的私欲所代替,作为能达此目的的最佳手段和最简捷的途径,人臣不说大话那才叫怪呢!

我们知道,封建专制独裁政体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权力从上至下层层制约。无论你位极人臣,在万人之上也好,在亿人之上也好,只要在一人之下,你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国之兴亡全凭一人明或昏,政之通苛唯系一人仁或暴”,不幸的人民只好听天由命,那一人明或昏的分野也全在他是否具有儒家倡导的那种“仁心”,——爱护“子民”,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水能载舟,亦能复舟”、“基础丧失,任何大厦均将瓦解”的道理,不横征暴敛,不竭泽而鱼,不杀鸡取卵,不无事生非,不瞎折腾,一句话,把人民当作人而不把人民当作牛马的都是明君。在亿万人之上,在一人之下的官吏阶层,若运气好,碰到明君,作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尽到人臣的责义,被儒家思想蕴养的报效社稷民生的理想亦能实现;若运气不好,碰到昏君,由于上行下效,风气不正,官吏们人人自危,首要的问题已不再是社稷民生,而是自己的生存问题。故“伴君如伴虎”衍生为“伴上级如伴虎”。“适者生存”叫官吏们不得不丢掉儒家道德和良知,不得不选择能求存保安、升官发财的大话。大话既是保护自己的盾,又是猎取功名利禄的对上的矛。因此,大话并非个别官吏的陷佞之言,而成为伴随封建制度始终的传统文化中伴生出的大话文化。

史仲文在他的巨著《中国人:走出死胡同》开篇便引了一则《中国人与美国人之比较》的短文。其中有“中国的报上成就多,美国的报上灾难多。……中国人是乐观主义者,喜欢描述未来的美好的前景;美国人是悲观主义者,总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不测”的话,其结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是“鸟鸦文化”而中国是“喜鹊文化”。

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身体力行地倡导“乌鸦文化”。“这种面对危机的勇气,分析批判的勇气,坦诚直言,无私无畏的勇气,只能来自当代优秀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深沉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对未来前途的浓烈的‘忧患意识’”,“不怕徒劳心力,不顾身家安危”,“身后无退路,脚下是雷区”,“需要奋斗、拼搏、付出,乃至牺牲”(许医农《山坳上的中国·编者心声》)的精神,才是中国真正的正气,中国的真正希望所在。

那么,大话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呢?《吕氏春秋·淫辞》说:“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

所谓“言心相离”,就是不是心头话、老实话,而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态度暧昧、爱憎不确、似是而非、概念含混、不着边际、说了等于没有说的空话。所以假大空永远都是一体,它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官话。人民有沉默的权利,而官吏们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他们必须说话,而且多半要说给上面听。所以,假话必须说得比真话还真,空话必须说得比实话还实;挖空心思歌功颂德,如奴似婢,把道理阐述得振振有辞,煞有介事,把聪明才智全用在话的伪装上。这样,就注定了大话文化的实质是言行不一的虚伪。如果说大话文化是一种危害深广的伪劣产品,虚伪就是一种最易传染的传染病。可悲的是,越聪明的人,免疫力丧失得越尽,在他们心里,虚伪是处世至理、是噉饭之道,是生存必须厚黑的基本功。——大话文化是被扭曲的人性的无可的奈何哀叹。

嵇康在《释私论》中说:“论公私者,虽云志道存善,心无凶邪,无所怀而不匿者,不可谓无私;虽欲之伐善,情之违道,无所抱而不显者,不可谓不公。”

他认为公与私以其是否匿情而区分,任应心之自然,毫无隐匿,这就是公,反之则为私。言行一不一致,就是鉴别虚伪、真诚,区分公与私的试金石。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里,何以只有嵇康才能分辨公与私呢?其实道理极简单,几乎无人不心知肚明,只是人们不愿象他那样当傻瓜罢了。所以,尽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被司马氏砍头的,却只有敢说真话的嵇康。杀害嵇康的帮凶钟会,在罗织嵇康罪名时,把一个厚黑喜鹊的虚伪暴露得淋漓尽致:

“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以“清洁王道”为己任的卫道士钟会,后终于爬上征西大将军的高位,重兵在握。他在灭蜀的同时,却举兵谋反,欲当蜀王,岂料大志未酬,为乱军所杀,九族被司马氏诛灭。钟会是魏末著名的儒学精英,文武全才,聪明过人,少年得志,依附于司马氏平步青云。长期如履薄冰的生活泯灭了他固有的良知,长期虚伪的手段扭曲了他的人性,国计民生的公德被一己之私欲所侵占,就只能结出“野心”——“欲取而代之”的恶果。

大话文化也是一种争宠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背后,再也没有儒家追求的层与层的和谐与秩序,而是私欲横流的猜忌、倾轧与暗箭。

大话文化代表了民族良心的沦丧,社会正义的衰亡,是封建独裁专制对人的异化与掠夺。

1992-5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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