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正话与反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再正反

Share on Google+

三十年前我就爱读鲁迅的文章,尤其爱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至今以为是八十年来白话散文中的佳品。

唯一遗憾是他在阐说“魏晋风度”之形成及其影响时,未免过于“唯物”了点,把“文章”、“药”与“酒”的作用夸大了点,而把战争投在人们心灵的阴影与肮脏的政治对人们精神的颠复以及虚伪礼教对人们人格的异化等诸多“唯心”的因素忽略了。

因此我以为“魏晋风度”之产生是决离不了之所以产生它的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正如战国时能产生立谈封侯的“纵横家风采”,而所谓康乾盛世则不可能。康乾“解放生产力”、“改革政弊”“经济中兴”的同时,却钳制人口,大兴文字狱,当然只能产生苟安、庸碌的民众,最多也只能产生金圣叹式的面对屠刀的“幽默风采”。

僧贯休说:“闲云野鹤,何天而不可飞?”是的,正如历朝历代(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亡国乱朝)都有隐者,人人都可以退隐山林过自己离群索居的生活;但谁能说陶渊明跟张岱生活色彩同一,人生感悟差不多呢?—— “飞”与“飞”不同嘛。

有些飞得潇洒,有些飞得狼狈,有些则飞得惨烈,而有些又飞得圆滑(如“飞来飞去宰相家”者)。所以我又以为何朝何代、何家之天下而无文章、无药、无酒?但这个让后人想起它就会心跳的“魏晋风度”却只有一个;因为它“飞”得很不一般.

可见唯有魏晋时代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和那个时代、那些人物奇特的心理结构,才能化合出那怪异奇妙以生命为其代价的审美实践以及所带来的空前绝后的美的存在。——所谓“只有人创造出文化生态环境,也只有文化生态环境,反过来又产生出人;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产生出不同的人。”此之谓也我们知道,虽然都是封建社会,但魏晋时代,尤其是魏晋交替时代,其文化生态环境那是大大地不同于西汉、三国以及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的。

其一,是战争投在人们心灵上的阴影挥之不去。三国群雄纷争,战争持续了几十年,对生态的破坏为之巨矣;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影响、对人们的心理的撞击则无疑更为之巨矣。所以几十年来,人们普遍遵循的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政治权力逻辑。当然其人格审美转于对谋略、权术智慧的赞赏和对英雄超常的意志、非凡的胆略、顽强的生命张力的崇拜。然而,龙争虎斗的壮丽毕竟掩盖不住人们向生命真谛的执着追问。英雄曹操就每每发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浩叹。这就难免于一部分文人学士在战争结束后,反思战争的意义,反思权欲对人心荼毒,探索生命的真实价值等哲学上的追问。

(也许,人类每每经历一次大的战乱,哲学就会昌明一时。就像“二战”过后,就产生出影响深远的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一样。)

而尤其那经过英雄浴血奋战、奇谋妙策,以血流漂杵、千里无鸡鸣的惨重代价换来的“帝业”,转瞬之间却为他人作了嫁衣裳,被阴谋家毫不费力地就篡夺了去。——这无疑更加深了人们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铜雀台荒,英雄安在?”的人生真谛的反思。

于是在这个特殊时代,玄学大昌了。

其二,是肮脏的政治对人们精神的颠复愈演愈烈。

随着司马氏大权独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乎就是明摆在每个人精神上的“警示牌”。大批异己被清除、杀头,鲜血与苦役把所有文人吓得“现实”起来。当然,所谓“公理”、所谓“正义”,都不复存在;越是小人越得志,越是无耻越有利;越是吹捧舔贴、检举揭发越是生存的必须条件。明明是阴谋篡夺,人们必须颂其为“功德伟大”;明明是血腥镇压,人们却必须颂其为“使命光荣”;明明是倒行逆施,人们却必须颂其为“永远正确”。一句话,这时期的政治肮脏无比,虽然杀人无数,可问题依然成堆,成山;国蔽民刁,道德沉沦。所以嵇康批判道(《太师箴》:

名利愈竞,繁礼屡陈。
刑教争驰,天性丧真。
……
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曹操们的“英雄时代”,总有“为天下苍生计”的儒家的远大志向和理想(儒家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集体意识),而“后英雄时代”已沦为为自己这躯壳的存活而绞尽脑汁、出卖灵魂、趋炎附势、说谎整人、为虎作伥的地步了。全民族都“天性丧真”了,这罪恶该有多大!这政治该有多肮脏!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生活的人们,其人性中总有寻找精神避风港的潜在追求。于是在这个特殊时代,“艺术”就成为众多文人学士逃避肮脏政治的首选。

其三,虚伪的礼教对人们人格的异化已登峰造极。

自从曹操实行“以孝治国”以来,儒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实际上已堕落为一种掩盖其“篡汉”野心的遮羞布。在铁血的现实面前,“礼教”已充分显示出它的虚伪性。当政治领袖(曹氏与司马氏)需要秩序时,他们就用礼教来治民;当他们不需要秩序时,他们就借礼教来“以正风俗”(全民教育运动),借礼教来“清洁王道”(杀戮异己)。

如此,人们表面总是表现出对礼教衷心的信仰与热爱,而实际上在生存竞争中像政治领袖那样脸厚心黑,无所不用其极。其行为恰恰是儒家理论“仁义道德”的另一极端——不仁不义不道德!

汉以来,当官靠的是“举荐制”。即由民间将德才兼备的人才举荐给当地政府,再由当地政府层层上报中央,然后由吏部委以官职官位。故举荐者个人的眼光及其对被举荐者德才的品评至为关键。举荐者个人无论如何总有许多局限,错误在所难免。因此,这种纯依个人好恶缺乏“程序与考查、监督机制”的人才选拔形式,注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发展到魏晋交替时代,已然充分暴露出它的荒诞与异化人性——让那些想当官的沽名钓誉之徒变得虚伪透顶,极其荒诞反常。

如郭巨为了博得“孝”名,而“举孝廉”当官,竟将亲生小儿活埋,其理由是:因粮食太少,怕小儿分食了老娘的口粮让老娘饿饭,故“杀人灭口”。可是照常理,变卖家产以换粮食供养老母不是明白的出路么?或者“典妻卖子”、“偷摸抢窃”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无论如何不至逼得非亲手“埋儿”不可!

再如王祥卧冰,据说是为了以体温化开河冰钓鱼给妈吃。按常理该用锄头刨开冰面,或者用捆稻草烧化冰面,而靠体温无论如何是化不开能乘人的厚冰的。那么王祥卧于冰面其目的就是表演给大家看的。果然,就此一招,王祥之孝名大震,并由此当了官,并由此在官场混了五十多年,成为三朝元老的大官僚,终身享尽荣华富贵。——当然这些官场老油条、不倒翁都是聪明人,不过他们的“聪明”在于精于“厚黑”,而绝少有真正“治国”本领的。

所以,在“孝治天下”理论的“光辉指导下”,这时代的特产——经典孝子们纷纷精心策划、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幕颇具轰动效应的反常的“孝道剧”。当这些个为做官连一点起码的人性都丧失了的矫情之徒又连连得手,踏入官场,享受“人上人”名利双收不劳而获的时候,诱发出人间更多的野心与热望、奸诈与机巧。

虚伪,已成时代病了。

造成这“时代病”的因素除了“孝治天下”这种人材选拔体制的历史沉淀外,主要还是那时代恰恰出了个“千古一人”的大阴谋家、杰出的虚伪代表——司马氏集团。它表面上倡扬名教,用儒家理论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冠冕堂皇,正大光明;但其心理却是历史上罕见的独断专横、忌贤妒能与猜忌刻毒,无所不用其极,天良丧尽,坏事做绝。他不仅杀异已,也杀功臣;不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更让世间一切“假丑恶”冒“美真善”之名而大行天下。在封建专制下必然的“上行下效”、“明哲保身”的政治高压腐蚀下,这大恶魔对那时代的人的掠夺是相当彻底的。其个人人品之影响历史也是旷古绝今的。因而那特殊家伙所独霸的那个特殊时代的人,变得不再像人,变得连禽兽都不如了,相互敌视、相互撕咬、相互吞噬——斗争,斗争,继续斗争……

然而,“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南朝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人性中向往自由、向往独立、向往“美真善”,不甘于“ 束缚 ”与“任人宰割”的“ 龙性 ”毕竟不会被大独裁者所完全摧毁、全部驯服。“时铩”反而激起叛逆者的抗争,“时病”反而激起独白者对自己人品的精心呵护。

于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个人的独立,竟成为部分不甘于同流合污者共同的高于生命的理想;而个人人格的呵护与塑造,竟成为“反污染”、“反异化”、“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

综上所述,因此我以为“魏晋风度”之实质应保括:

尚清淡——人生哲学的探讨,本体论的终极追问等学术思想的交流,甚至不排除对时弊的剖析,对人物的品评与鉴赏。而绝不是非价值追求的空话,套话与官话,即后来的“聚谈终日,言不及义”。

美容止——潇洒是他们的美学境界,也是他们刻意追求“诗意生活”、“诗意的人生”的一种刻意的自我表现方式。从服装到举止,都力求透着“反市俗化”、“反循规蹈距”、反约束而超越名教的反叛精神。有些行为则可以说是“行为艺术”的精品。而绝不是非审美追求的哗众取宠与标新立异,即后来的“为怪而怪”。

喜服食——与其说服药是生理的,无宁说是心理的。因为在药物的刺激下,活得沉重苦涩的人容易豁然开朗,进入某种压抑被浑然释放的境界。真正偷安者是不敢服药的,因为“五石散”是毒药,稍有不慎,便会死人。

好饮酒——“借酒浇愁”是句俗语,证明饮酒向来是精神的而非纯物质的;是审美的,而非纯消费的。因为在酒精的作用下,人容易浑然忘世,甚至浑然忘己,陶陶然,如梦如仙。可他们好饮酒,却有更深刻的意义:表面的放诞不羁,实在表现一种对束缚人的名教的篾视、反抗与超越,是一种“慕长林而思丰草”的价值取向,也是“求洁保真”个性的张扬。

善音律、能书画——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他们艺术的天赋都高,鉴赏水平都强,不仅诗文、学术一流,对艺术真谛的领悟(尤其是嵇康)堪称划时代的。他们所创造的群体艺术氛围更堪称流芳百世(竹林七贤),让后人仰慕不已。

风度翩翩,多姿多采——他们的翩翩风度从何而来,当然跟“文章与药及酒”有关,但更因他们的心与世界碰出所自然发出的人格火花以及他们艺术修养与气质在审美实践中“才、识、胆、力”的自然流露。其中尤以嵇康的任性、嫉恶、刚峻与伟岸的诗人气质最盛。他们的生活当然多姿多彩,那是那些官场中的僵尸与蛀虫和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的庸碌之徒所难于梦到的。譬如嵇康打铁,就打得极不一般;几千年的历史上,也只有嵇康打铁,才打出那么浓郁的诗意!

那么,所谓“魏晋风度”,就不仅仅指文人学士们在“文章与药及酒”的影响下的标新立异的奇言怪行,它更指那些反礼教的行为艺术以及表现生命真谛的特立独行的“诗意地栖居”。

自然,“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不是何晏、不是王弼,不是王子猷,也不是陶渊明,而是嵇康与阮籍。 那么,所谓“魏晋风度”实在是指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反现实、反传统、充溢叛逆色彩与艺术魅力的唯美唯真的“人格境界”。

当然,传统文化的儒家亦最讲究“人格”。他们“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是让其人格伟大如圣贤。因为孔孟证明“人人可以为圣贤”,自然人人要“见贤思齐”,向往伟大之人格。因此,造成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特别讲究“人格”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传统。(所以《四书五经》不是《政治学》,不是《政府学》,更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能让人人都人格伟大的道德教科书。孔孟认为,只要人人都道德了,人人之人格都伟大了,国家不治而治,天下不平自平。其理论核心是以道德治国,以伟大之人格平定天下。)——儒家传统文化被后人目为“东方人格文化”,是不无道理的。

何以特别标明“东方”呢?因为我们跟西方人在“人格审美”上差异太大。譬如在西方人看来,贝多芬们在宫庭里钻营倾轧、里尔克们依靠贵族夫人的垂青与资助闯进上流文化圈、歌德们在官场中的精明与圆滑、伏尔泰们在商战中的干练与奸诈……这都是十分正常的,并不影响、贬低了他们的人格。这也许跟西方人崇尚努力与成功有关——无论艺术也好,事业也好,只要成功了,伟大了,可以掩盖一切(一肥遮百丑),不像中国人那般只拿“道德与不道德”纠缠不休。这自然就跟中国人“活得要有骨气”、“不食嗟来之食”、“人穷志不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大相径庭了。

所以在界定“魏晋风度”的实质也是一种“人格境界”时,必须加上“反现实、反传统、充溢叛逆色彩与艺术魅力的唯美唯真的”定性定语,以期从本质上同正统的以道德为唯一标准的儒家人格以及纯隐士人格加以区分与厘清。

正由于正统儒家的“人格文化”影响太大,太过深远,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人格境界”才显得既耀眼又弥足珍贵。——尤其是在“正统势力”无比强大,人心无比混乱,堪与“魏晋”比美而人文知识分子不是从“正”便是从 “反” 纷纷失落的当今社会,倍感此“正”与彼“正”间大有辨析一番的必要。“因为历史还没有证明其‘是’与‘否’。”(季羡林《朗润琐言·正——反——正》)

譬如,谁都知道“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乃是对正统贤士仁人之人格的褒评。故文革中“帮中人”曾以此语赠姚文元以及文革期那位唯一的作家——一腔“浩然正气”者。可是后来竟有人将此语赠予死于文字狱的遇罗克。遇罗克死于姚文元——浩然正气者流铁肩所担之“道义”,那他铁肩所担之“道义”肯定与姚文元——浩然正气者流铁肩所担之“道义”不是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该弄清楚他们铁肩所担之“道义”究竟有哪些不同么?——须知世间多少罪恶假“道义”之名!

再譬如:鲁迅是把嵇康、阮籍的人格理解为对正统儒家理论的“第三种忠诚”。何谓“第三种忠诚?”举例来说,对“毛泽东思想”,这几十年来就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忠诚”:如果我们把第一种称为“林彪式的忠诚”;第二种就是“周恩来式的忠诚”;著名作家刘宾雁则以“第三种忠诚”自况并领导其潮流。此派因为太热爱“毛思想”,绝对信服这套理论,因而认为第一种忠诚是“伪忠”,第二种忠诚是“愚忠”,都是对“毛思想”的反动与亵渎,故表现出对一、二种忠诚的反感,甚至有对之“反正”之趋向。所以,不见容于其它种种忠诚,于是被清洗、被放逐、被取消了生存权。

很早以前,我就认为鲁迅的观点是对“魏晋风度”的误解,是对嵇康、阮籍人格的误读,所以一直想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来一翻彻底的反正。

使我终于提笔写出以上我对嵇康、阮籍人格境界的认知的首要原因,倒不是愈来愈模糊的鲁迅,而是愈来愈深刻的余秋雨——是他《山居笔记》中写嵇康、阮籍“魏晋风度”的《遥远的绝响》。

读完《遥远的绝响》,我哭了,百感交集,并且觉得心脏一阵阵隐隐作痛。

首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欣慰:在我们这个被喻为“精神荒原”的时代,终于有人还在赞赏嵇康、阮籍的“魏晋风度”,视其为“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并以为“能代表中国”!(该文中语)

另外就是佩服:这篇文章(主要是一头一尾,中国写嵇康、阮籍的故事本身并无多大突破)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太高明了,太奇妙并且太深刻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属一流极品,较之鲁迅那篇思想成熟得多,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把握得更为深透,当然也更感人,更具现实价值与意义。在当代散文名家中,我本来就极推崇余秋雨(我曾视其为现代散文十大师之一),读了这篇,更是衷心佩服——天才也!

正因为我被这篇文章所深深感动,被他的天才所彻底征服,于是就生出一种“既生亮何生瑜”的强烈的忌恨与困惑。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质问上帝:“咋个会造出这么聪明的人嘛?”——“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山涛语) 文革武斗期间,我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结识了书友冯里(后来成为诗友之一)。69年某天,他突然给我一本196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说:“里面有一篇陈翔鹤的中篇小说《广陵散》,写得相当好,相当感人,你看看!” 这篇写嵇康的小说我是边流泪,边想,边看完的。在我的阅读历史上,这篇历史小说是最“刻骨铭心”的,可以说它改变我的人生——我从此十分崇拜嵇康,他成为我心灵的“人格偶像”,并且发誓要把嵇康他们“竹林七贤”的故事写一个长篇小说。说来也许无人能信,我70年之所以毅然下乡,其中就有想在政治干扰相对较小的偏远的农村创作我的《广陵散》这条缘故。为此,我不仅买了《三国志》、《晋书》,凡有关魏晋时代的书籍、文章都极力搜集与研究,不仅作了大量的笔记,第一稿也写了十多万字(约五分之一)。由于种种原因,74年搁下了,至今末敢动笔。

为何不敢动笔呢?因为总觉得自己尚未把那个时代嚼烂,尚未把当今的人性完全读懂;史料掌握得还不多,时代脉博也自觉把握欠准,不容易超越陈翔鹤。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八十年代,我也一度担心有人先我而写出了《广陵散》故事,抢占了这题材。九十年代文化的从另一个方面的堕落,让我彻底放心了。正如余秋雨想把嵇康、阮籍的故事讲给他的外国朋友听,却同时担心他的外国朋友“听不懂”一样,我愈来愈担心我的现代同胞们是否听得懂或者能耐着性子听你讲嵇康、阮籍的故事。因为现代人拒绝“深沉”,而这故事决非轻松,不能娱乐眼耳。能聆听嵇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那“遥远的绝响”并为之陶醉与抽泣的舍痴人其谁?既然这边缘人的审美之梦无人希罕,写出来也不过仅能安慰自我,倒不如把这如文如药如酒的“存在”(人诗意地栖居)留在也错生于“季世”的孤独者自己的心中。

所以,当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忽然间读到了《遥远的绝响》,震得我只有“心惊肉跳”四个字勉强可以形容。

正因为《遥远的绝响》实在写得太好了,太高明与太绝妙了,可以说是嵇康那遥远的绝响跨越一千七百多年时空所产生的一次非凡的共鸣,才让我既感到欣慰、叹服又感到令人悲愤没名的忌恨与困惑。

嵇康、阮籍的“魏晋风度”之所以能同鲁迅产生共鸣,至少鲁迅算是一位那个时代的“叛逆者”或“持不同政见者”和“刚肠嫉恶、鞭鞑黑暗与愚昧者”。

嵇康、阮籍的“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陈翔鹤评语)的风采之所以能同陈翔鹤产生共鸣,至少陈翔鹤算是在“红色恐怖”下坚持独立思考,谋求不同流合污敢于“唱反调”者(陈翔鹤终因创作了《广陵散》竟落得同嵇康的命运一样被当政者迫害至死。他死于1969年,比嵇康多受了六年各式各样的折磨;而且死得也没有嵇康那样壮美富有诗意。他死得同所有“牛鬼蛇神”一样窝囊,一头粪水,在同胞的咒骂声中灰蒙蒙地淡去。也许,就在他离开人世那天,我天意地读到了他的《广陵散》。)

那么,嵇康、阮籍的“另一种人格天地”之所以能同余秋雨产生这超越鲁、陈,更为深刻的共鸣,那余秋雨就应该说是一位我们这个“荒原”时代的“叛逆者”或“持不同政见者”和“刚肠嫉恶、鞭鞑黑暗与愚昧者”以及“坚持独立思考,谋求不同流合污,敢于唱反调者”了?

然而□□□……
反正□□□……
因此□□□……
唯一□□□……

(以上四段约400字因文友及内人指出:“太感性、太偏激。余氏的发言,至少在倡扬‘人文精神’吧?自有其苦衷,本难能可贵,何必以‘聪明人’相讥呢?”故删去。)

因此,为了宣泄这让人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的忌恨,也为了让聪明人不至太过得意,我不得不写下以上文字。并附带小议了一下我对“魏晋风度”的认知。但由于心态不平,构思粗糙,语言拙劣,自觉难望余文之项背。虽然写完本文愈觉“命中注定,事事不如”的悲凉,不过总算喷发出积压在胸中多年的对“季世”、对这些“变色末人”的愤懑。

谁教我在这个比嵇康、阮籍与鲁迅以及陈翔鹤所处文化生态环境更为复杂的当今社会,认定“洁身自好,不堪流俗;嵇康风流,举世无匹”(孔毅《魏晋名士》)呢?

依我行文的习惯,引一段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嵇康诗文的评价来结束本文和本集:

(既然结束本集,不妨多凑一篇,请见后文!)

1998.10.10

最后的话(代跋)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一个!(维克多·雨果《最后的话》

依我行文的习惯,引一段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嵇康诗文的评价来结束本文与本集:

叔夜(嵇康)幸(女旁加幸)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召祸之故,乃亦录兹。夫尽言刺讥,一览易识,在平时犹不可,况猜忌如仲达(司马懿)父子哉!

1998-10-10 于城南“人境笼”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阅读次数:661
Pin It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