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歌，顷读著名传记作家王炳根沥血八载而问世的诗人蔡其矫传——《少女万岁》，仿佛清风明月下，刺桐海岸边，聆听一曲从龙舌兰丛中传来的悲悯深沉而又悠远的袅袅南音……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本书没有像其它的流俗传记一样，写什么“时髦的轶事”、“炫目的功绩”，而是沿着诗人自由不羁的浪痕，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延安时期直至新世纪初跌宕起伏的当代文学发展轨迹为背景，如泣如诉地写出了诗人与许许多多花季雨季的纯情少女云水相融的心路历程。对于诗歌发烧友来说，读一本《少女万岁》胜读十本概念堆砌、抽象空洞的“诗歌创作法”之类的丛书。
尘埃落定之后，作为朦胧诗的拓荒者——蔡其矫在当代中国新诗建设中从现实到现代、从朦胧到超现实，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已日臻清晰。在永安的八年流放生活，更是他在创作生涯中积淀、突破，直至喷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王炳根在《少女万岁》一书中整整用了一个章节、占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作了精彩的记叙。我是当年围绕在蔡其矫身边，最关注他的生活与创作，并承蒙其源源恩泽的诗作者之一，在此有必要作一些补叙，以飨读者，也算清了一笔心债。
“文革”初期校图书馆破“四旧”，我在焚书的灰坑里拣出几本残缺的诗集，其中有惠特曼的《草叶集》和一本《诗刊》，读后令我爱不释手。那本《诗刊》中的《九鲤湖瀑布之歌》以其澎湃的激情、丰富新奇的想象，深深打动我的心弦，让我如醉如痴，叹服不已。可是，同一期《诗刊》的末尾却又发表了“批判蔡其矫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火辣辣诗评，这对于尚在诗歌门外摸索的初中生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此后若干年，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乌托邦诗国的祭品，那些“时代最强音”的诗人们，如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闻捷、严阵都是我的偶像，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是号角和旗帜”，便成了我的写诗信条。在“造神”运动中，我发表于《红卫兵小报》的《心中的歌儿送给毛主席》、《血染的红卫兵战旗》、《悼战友》等诗，就是当时非人心态写照。进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冰河时期”，特别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断戟沉沙的政治大地震之后，我的心态顿时陷入空前“危机”。“修理地球”之余，我饥渴信息，饥渴知识，更饥渴诗，好不容易用积蓄多年的三十多元零钱买了一台小收音机聆听世界的声音（那几年全国没有一本文艺刊物也没有出版过一本诗集）。然而，好景不长，某知识青年为了争取“选调”，到公社保卫组告我“收听敌台”，公安特派员连夜赶到我的生产队，不由分说没收了我的收音机，连同上百本旧书（包括那本《诗刊》）也一并没收，并指着《草叶集》上一幅惠特曼戴着草帽穿着花格衣裤的全身照片说：“这不是流氓又是谁？”……我无言以对，自知断送了“选调”的金光大道，伴着一本劫后余生的《新编唐诗三百首》，重新走上诗歌的独木桥。
我与蔡其矫投缘，应庆幸命运女神的青睐。记得那1972年初秋的一天，我回县文化馆，领取复刊后第一期《永安文艺》（内有两首我的诗，当时没有稿费，只赠书），馆负责人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大诗人蔡其矫在城郊坂尾果林场下放，馆里要借用他来编《永安文艺》，有关部门某领导不同意，说他是‘牛鬼神蛇，政治上靠不住’。”我愤然骂道：“世上最靠不住的是政客，而不是诗人！”第二天一早我步行十多里匆匆赶到坂尾果林场，约上一位“选调”在附近化肥厂上班的知青诗友，登门拜师。初见蔡其矫，他正在一间简陋的小平房埋头修理一辆破旧的红单车，满手油渍，衣衫不整。我冒昧地叫了声：“蔡老师！”心里怦怦直跳，要是他不理睬我，那该多狼狈呀……此刻蔡老师已转过脸来，那一双惊异的目光和满头蓬松的卷发，分明透露出难与伦比的诗人气质。他用带着浓重闽南乡音的普通话问：“你俩我不认识啊，怎么找来的？”我抑不住激动之情，脱口回答：“我爱读您的诗，是《九鲤湖瀑布》召唤我来的，希望能读您的新作。”他叹了口气感慨地说：“现在我写不出诗，已搁笔两年了。”“不行！我和伙伴们都爱拜读您的诗，生活不能没有诗，您应该坚持写。”我和同来的诗友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他只是淡淡一笑，接着问我爱读什么书，爱看谁的诗集。我把曾经看过的许多古典名著和《高老头》、《红与黑》等外国名著以及《百花齐放》、《雷锋之歌》、《大江行》、《天山牧歌》……还有“文革”后第一本诗集——《竹号》（李瑛著）等诗坛主流作品集，一股脑儿倒了出来。他摇了摇头说：“读书不在多，别当‘书虫’。每一本书都是作家人生一种体验，如果没有从中读出某种生活经验来，再好的书也是白读了。”我俩似懂非懂，只是傻点头。临别，他借给我自己所著的《回声集》、《涛声集》和《回声续集》，叮嘱我读完后再来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从此，我和蔡其矫结成了忘年交，因而也嬗变了我的生存窘境，带来了三个“复活”。
首先是“复活”了诗化的生活。不久，我就组织了洪田、西洋、小陶等公社十几名爱好诗歌的男女知青，邀蔡其矫老师攀登三镇第一高峰——紫云洞山。归来后，每人以青山为题作一首新诗油印成册，题名为《青山颂》。这是当时三明地区第一本民间油印诗集（一九七三年元旦问世）。蔡老师亲笔作序，序文清新婉约，记得末尾一句是“愿青春与青山常在”。《青山颂》的压卷之作就是蔡其矫搁笔后的第一首浪漫主义长诗——《紫云洞山之歌》。我也凑了一首《天斗山礼赞》附内。随后一两年，我又陪同他游历永安各乡镇的山水圣地，如小陶的甘乳岩、安砂的狮子洞和水电站人工湖、上坪的天斗山……一位鲁莽的知青曾冒着风雨邀请蔡老在永安西门桥头乘木排下福州，体验艄公的水上生活。蔡其矫毫不犹豫，欣然上排。结果几经风险，木排在湍急的贡川镇某险滩触礁散排，排上的人全部落水，还好大家都会游泳，只是损失了些衣物行李，后来蔡老师据此创作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木排上》。
一九七四年秋，蔡其矫介绍厦门尚未成名的女诗人舒婷和美嘉的诗作给我鉴赏，让我和永安的诗友们耳目一新。接着，在他的倡议下，我和林翠英、吴启华、林淑伟、施俊霞、林月英以及上杭县的“流浪知青”陈靖等诗友共同创办了《耕耘》文学社，可谓当时三明地区第一家不定期民间油印文学期刊。蔡其矫每期都热情赐稿，如《地下河瀑布》、《甘乳岩》、《祈求》、《武夷山歌》、《诗》等，都是压卷杰作。舒婷的《给母亲》、《珠贝，大海的眼泪》、《悼》、《鹰》、《阳台上》，以及小说处女作《泥泞》，都在《耕耘》上问世。美嘉的《小提琴练习曲》、《乌云与月亮》等诗作也为《耕耘》增添了不少光彩。不久舒婷、美嘉、陈靖等外地诗友先后来永安拜访蔡其矫，并同《耕耘》诗友们交流创作心得，舒婷“先做好人，再写好诗”、“好诗是在明朗而不浅薄，含蓄而不晦涩之间”等诗歌观点受到普遍赞许。我和翠英等诗友，也应邀到厦门参加了舒婷、陈志铭、刘瑞光、卢建端等诗友组织的民间诗歌朗诵晚会。舒婷朗诵的希腊诗人写的《贝劳杨尼斯的故事》中的片断，给朗诵会带来了热烈清新的气氛……
囿于篇幅，《少女万岁》中尚未提及蔡其矫与坂尾果林场之外的女知青交往轶事。其实，蔡其矫辅导小陶女知青林翠英（九十年代病逝）、洪田女知青陈榕榕（七十年代中期卧轨自尽，蔡其矫为之写了长诗《生命》）、城关女知青施俊霞（现任职于永安职专教师）走上写作之路，均可谓“润物细无声”。他不仅给林翠英写了《甘乳岩》、《桃源洞》等赠诗，对她每篇诗作一一点评，并在八十年代初推荐她的作品在我省《榕树文学丛刊》上发表。蔡其矫初闻施俊霞爱读他的诗，见面不久就工工整整地抄了一叠自己的精美短诗送给她，鼓励其学诗。一九七九年夏，蔡老师回北京探亲，还邀请林翠英、施俊霞到北京旅游。
一九七六年底，由于父亲退休，我得以补员参加工作，蔡其矫也多居于北京，似乎结束了“诗化生活”。我们虽然接触少了，但书信往来频繁。他在信中常给我透露许多振奋人心的政治信息和北京民间诗歌创作动态，以北岛为首的诗群，尤其使我和《耕耘》的诗友们关注。当舒婷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今天》创刊活动时，我托她捐助10元钱（当时我月工资18元），后来收到从创刊号至停刊前共10本《今天》，现在可算“文物”了吧。当然，《耕耘》的命运同《今天》等许多民间刊物一样，逃脱不了八十年代初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被“清理”的命运。据当时任《希望》编辑的刘广义告诉我，永安某公安人员拿着那本封面上印有维纳斯雕塑的《耕耘》到编辑部质询：“封面上刻印这样的人，算不算‘黄色刊物’？”刘广义耐心地告诉他，《耕耘》是永安文学青年自办的文学刊物，《希望》杂志上在《篱笆外的花》一文中已有所评述；封面上刻的这个人物是美神维纳斯，是古希腊艺术高峰的代表作，马克思也曾肯定过她。后来有关部门对《耕耘》及作者的调查，总算不了了之。
我和蔡其矫的交往第二是“复活”了诗的感觉。我原先误以为新诗只能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蔡其矫给我开启了外国优秀诗歌的神奇之窗。他不仅介绍了《草叶集》、《恶之花》、《伐木者，醒来吧》以及希克梅克、凡尔哈仑等西方著名现代派诗人的诗集给我阅读，而且先后借我好几本他自己亲手抄写的译诗佳作笔记本让我鉴赏转抄。加上多年来随同蔡其矫游山玩水、体验生活的实际观察，对照他的一首首珠玑般的成功诗作，我逐步摆脱了“假、大、空”的羁绊，懂得了诗人应该如何捕捉鲜活的诗歌意象。
《少女万岁》中提到，一九七三年初冬蔡其矫和诗友曾阅到上坪游玩，其实就是到我插队的上坪共裕村落脚，第二天三人一同攀登海拔1000米的巍巍天斗山。当晚归来后，在我居住的小木屋油灯下，蔡其矫强令我们每人作一首诗，谁写不出来谁就不能睡觉。我和曾阅只好写古体诗蒙混过关，我还记得其中两句是“借险为屏留倩影，登高访竹自清幽”。而蔡其矫写出了那首令我百读不厌的《秋天的乌桕树》：
在公路边，在田埂上，在山野里
平常时候它毫不显眼
既不高大，也无浓荫
曾开过什么花有谁记得
惟当秋风劲吹
田野空旷
在远山苍茫的衬托中
它迎日照耀
点点丹红
有如一树飞扬的焰火
给将逝去的炎阳
焕发最后的辉煌
正当秋山日渐暗淡
它让天地格外光辉灿烂
当晚，又读到蔡其矫写在笔记上的另一首旧作《所思》：
仲夏夜迟开的月亮
为黑暗的条状的云遮掩
一切都非常寂静
仿佛等待重现光明
受伤的老狗蜷伏在草地上
默想生活的残酷
对热情招呼不再信任
因为它并不愚蠢
瞧，乌桕村、老狗……
这些在农村里司空见惯的物象，诗人蔡其矫却有如此陌生化的感觉，赋予如此新鲜的意象。我对自己的浮躁、麻木和浅陋，深感愧无容身之地。
第三是“复活”了诗的语言。我当初写诗大体是为了发表，为了赢得“名气”，以改变生存困境（后来果然当了某单位宣传干事）。无论是在《福建日报》上发表的《支书，您早！》、《赤脚医生巡诊忙》之类的民歌体新诗，还是在《福建文艺》上发表的《银锄，我亲密的伙伴》、《战鼓咚咚》之类的流行体新诗，都是仿效主流诗坛的霸权语言，毫无个性可言。久而久之，积弊难改。而蔡其矫婉约细腻、平中出奇的语言却是那样个性鲜活：“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川江号子》）、“好花不需多，潇洒两三点”（《深山雪里梅》）、“张牙舞爪的有如凤毛麟角，明目张胆的也是绝无仅有，欺骗是他们共同的战术：披上袈裟，或是穿着常服，都包藏一颗仇恨人类的心（《无题二》）”、“僵化的瀑布，凝止的雪崩，死寂的浪峰，都似在梦中驰来……被捆缚的猛虎，被蹂躏的花朵，颠覆的锅，无烟的灶，一切都表示：不动便是死亡，停止便是毁灭”（《玉华洞》）。这些源自心灵深处，充满张力的个性语言，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审美情趣，使我渐渐找到自己的语言，八十年代后我终于在《福建文学》、《鸭绿江》等刊物上发表了《瀑布的挽歌》、《菜园晨曲》、《燕江边》等改变原有诗风的新作。
蔡其矫流放永安的岁月，经历了从迷惘困惑、深沉反思到叛逆呐喊的痛苦转折，期间创作的几百首精美抒情诗，不但奠定了他在新诗史中“朦胧诗之父”的杰出地位，成为九十年代后跃上超现实主义的新诗境（如《在西藏》等大量诗作）的“石阶和跳板”；而且哺育和扶持了当地《耕耘》文学社，影响了七十年代末三明大型文学丛刊《希望》中以刘登翰、范方为首的三明诗群，使三明诗坛至今长盛不衰、新人辈出。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说过：“耶稣基督的死去和复活，就证明了爱比恨强大、生命比死亡强大、光明可以战胜黑暗，欢乐、喜悦、热情、温柔和真诚，都远胜于其对立面。”读罢蔡其矫传，如果说是被诗人的艺术成就所惊叹，不如说是被诗人终身追求爱、追求美和自由的那种悲悯而深邃的情怀所震撼。当然《少女万岁》是一本没有结局的诗人传记，也就是一首没有尾声的悠远南曲。然而这足以使当代诗歌发烧友们在陶冶中净化和升华自己的灵魂。
冥冥中我预感到《少女万岁》的续篇，其尾声必有石破天惊的魅力，并赢得国际诗坛应有的回声！
2005年元旦前夕写于燕城耕耘斋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