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十年记忆——写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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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点,所有的电台播放了一条消息,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有的人开始发愣,有的人开始哭泣,我心中一阵狂喜,悄悄地离开公司奔跑回家。我只有一个念头:喝酒,多喝点,喝到醉。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无法预料下一个朝代会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坚信:不希望比这个朝代更坏了。

六六年的年初,我才十一岁,但对政治已经很敏感了。自从有记忆开始,有分辨力开始,我就把父亲、监狱、反革命、国民党归于坏人一类﹔把新中国、共產党、毛泽东归于好人一类。而且我很清楚从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肯定不属于好人一类。真的很冤枉,为什么同样生活在一个环境中,你偏偏就是好人,我是坏人?所以每当有人提起父亲、国民党、监狱什么的。我马上知趣的离开,因为我不是和你们一个群体的。长大以后才知道不属于一个阶级的,不同阶级的人是不能苟同的,是你死我活的。

我清楚的记得从广播听到《炮打司令部》这篇文章时,我就感到出了什么大事。播音员的语气、声调都和往常不一样。它坚定、自信、从容、不妥协、不用怀疑。任何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而且觉得应该以第一时间和这个声音出现在一起,如果站在这个声音的反面,恐怕会大祸临头。因为这个声音的气势已经决定了一切!

说实话,每个人都是兴奋的,包括我。楼上住的是一位中学女教师,她是我记忆中第一个被红卫兵开刀的。她站几个板凳搭起来的批斗臺上,头剃成了阴阳头,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桶浆糊从头往下倒,浆糊里面好象有些红的顏料,一缕一缕往下淌。红卫兵一阵一阵高呼著口号,女教师脸上没什么表情,闭着眼睛听天由命。不时有人上去把她的头往下按一按,说声“老实点”。最有趣的是看大字报,名字倒着写,还打个大大的红叉,罪名是资產阶级教育路线,毒害无產阶级下一代等。一看大字报你就觉得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条条罪状都是想復辟资主义。像对面有个民办中学,那天斗的是一位男的体育老师,一位女学生一边控诉一边哭,说体育老师上体育课时在帮助她翻跟头时摸她们的腰和屁股,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调戏妇女。几个不知是真还是假的号称北京来的红卫兵,说着国骂,操着皮带头就朝男教师的头上抽过去,每次都发出金属一样的声音,我站在下面看,心想如果抽在我身上,那一定是疼的不得了。谁换上谁都受不了,难怪革命队伍中会出叛徒。第二天我又去对面看批斗,没看见,只见大标语上写著:XXX死有余辜,我想他一定死了。昨天我看他时皮带抽在身上已经没痛感,只是抖一下而已。

几十年后,我一直在想,当时如果是我,我会反抗吗?一个大活男人,有的是力气,这种黄毛丫头,我先捏死几个再说。但是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屈服了,从心灵到肉体。就象我们面对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红绿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背后的君皇意志、国家权力、变态的民族和无序的制度。那些日子很开心。不用上学不说,到处都是批斗会,哪儿有会哪儿去,慢慢地对批斗会的程序也就熟了。批斗会有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一旦有人上臺揭发罪行,此时口号四起,群情激奋。动作就开始粗野,此时被斗人一定要老实、谦卑,大骂自己的不是人,不是东西,而且証明自己已经是死定的人来博取同情。情绪这个东西在一定的场合比瘟疫还要厉害。它传递速度呈几何型,土改时斗地主,只要有一个人说“杀了祂”,十个人会呼应,百个人会举手,千人叫好。二百万的地主头就是在这种场合下杀掉的。

我的家也被造反派抄了。对抄家我是又恐惧又期盼。恐惧是我看到抄家后惨状,别说翻个底朝天,还要来个天朝地。我的家被抄比文革还早十一年。所以我想肯定没有什么东西有人感兴趣,没有美钞、没有黄金、没有尖头皮鞋、没有变天帐,只有一些书而已。按我心里的标准,我们应该被抄一次就像上飞机安全检查一样人人平等。凡是敌对阶级的家庭在文革中也先应该过这个坎。与其天天在担心和恐惧,还不如快点来抄吧,抄完了就安心了。抄家的人来自母亲单位,这些人大多都认识。因为小时候进的是单位的托儿所、幼儿园。这些人以前见到我时又抱我又亲我,我也觉得她(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人。可是当他们站在翻得一塌糊涂的屋子中央对我讲话时,怎么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手插在腰间,脸拉得很长,语调干巴巴,凶得要命,而且非常不礼貌,他们的脚可以放任何地方而不觉得难为情。

文革中,虽被歧视,但不孤独。我们的弄堂叫“三安里”,是个西式里弄。它不大,一号到五号,一楼到三楼,总共十几户人家。开始有一家倒霉,觉得抬不起头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这个界限。终于到了全世界地富反坏右联合起来这一天了。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把一个资本家赶出去后抢占了他的住房。我们觉得一个纯工人阶级的血统的人住在这弄堂里是不合适的。的确,我们已经被贬为社会最底层。可我们心里还是觉得这些人应该在我们之下。于是一帮狗崽子在他们家门前放肥皂,门缝下灌水,朝窗里扔垃圾,甚至找机会把那个工人阶级的孩子暴打一顿,不能说这样做目标很明确,只能说是有方向的发泄。

大哥爬火车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虽然在以后的描述中,毛站在天安门上比蚂蚁还小,压根没看见什么。可我们还是羡慕得不得了。见着皇上了,身上都沾著仙气。我们作弟弟的也颇为感动、振奋。当大哥步行去井冈山时,我和二哥再也坐不住了。扯着大旗,步上了后尘。有两个英国年轻的记者要考証和体验一下这个号称举世无双的长征,结果怎么走也只走了六千华里,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把几个方面军各自走的路线加起来才是。但是,加起来以后一万华里还不到,离事实相差甚远。可长征这个字眼在那个年代意义非同寻常,影响整整一代人。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十一岁,穿上了哥哥四十二码的大鞋,还在鞋内擦了肥皂,这样做不会起泡。我们目标也是江西的井冈山,出发时举着旗,还唱着歌,但是只走了两个小时,徐家汇还没到,离自己家只有一毛五分钱的车程,我已经后悔了,累得我拖到了队伍最后。“长征”路上有很多好笑的事,有一队骑着一辆“黄鱼车”(脚踏三轮车)长征,大家轮流骑,看上去快,结果比我们还慢。有些长征队在公路上扒手扶拖拉机,有些更甚,爬在火车(货运车)顶上,还插着长征的大旗。我的想法是,既然是长征,就必须一步一步走出来,为的是学这种精神。这种投机取巧是无法达到真正的革命目的的。如果既想得到目标,又省力,只有一个办法:五十说一百,一百说一千。

走到浙江嘉兴,去看了“一大”开会的船,激动的革命小将围着“圣船”高呼。可是南湖里却不时漂过来一具具尸体。当时嘉兴武斗得很厉害,双方都把死人往湖里扔。长征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关卡。关卡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防止脑膜炎,每个人鼻子里都灌了许多甜甜的东西,一天要灌好几回。据说脑膜炎也死了不少人。长征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有一个副產品。每走到一个接待站,除了可以免费吃住外,还可以得到个纪念章。当发现路漫漫无尽头,走得快趴下来时,想到可以有个纪念章,精神相当鼓舞。这在今后交换纪念章的市场上有了立足的资本,不过这种爱好很快就放弃了。走到杭州花了七天,我认为革命到头了。当时串联有个说法叫不游山玩水,这个戒命我倒是严格遵守的。我们去杭州大学看大字报﹔去岳飞的墓朝秦檜吐了口唾沫﹔去钱塘江大桥凭吊蔡永祥烈士,据说他搬走轨道上的枕木,救了一火车的红卫兵,现在証实这场闹剧是假的。我企图在轨道旁捡一块带有烈士鲜血的石块,结果没找到。此时,我隐隐约约感到这场革命形式大于内容,每个人都在为一种非常空洞的东西亢奋、激动!忙乱了一阵,不知道最后为个啥。

暑假,家中无人,去隔离审查的,去“五七”干校的,去黑龙江插队,我只好去南京表姐家。在期间,居然和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有过几次交往。文革间为了扭转“北煤南运”,许在江苏开发了许多小煤矿,和现在一样,矿井设备差,采矿素质也差,所以经常死人。表姐夫所在研究所没事干,却被任命当了矿长,如在矿上呆一星期,起码见许世友三次,经常可以坐在一间房内听他发号施令。时间长了,不免有些脸熟。有一次去中山陵水库游泳,许那时候在美龄宫,坐著吉普,半个身露在外面,脚上蹬了一双麻鞋,看上去和草鞋差不多,鞋面上还有一红绣球。车子从山上小道上下来,到我们面前停住,冲著我就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上海。”“为什么不回去復课闹革命?”“现在是暑假。”“暑假也要闹革命,回去!”那样子凶的像野猪头的,以后也碰见过几次他的吉普,我都先让开了。我实在不喜欢这类人民的公仆,一句好好的话为什么硬要说成这麼干巴巴、恶狠狠的。等我长大了,慢慢地我知道这是皇帝和草民的关系,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从来就没平等过。

七二年九月份那一天,我正好在崇明岛建设公社种田,生產队长要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就在田里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文件,说林彪叛党叛国,在蒙古的温部尔汗撞死了,吓了我一大跳,有乡下女人还吓得哭出声来,说有人要害伟大领袖。生產队长此刻就象变了一个人,大骂林彪不仁、不礼、不义,并说他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从他的长相、举止、言词中发觉他肯定是坏人。我心里纳闷,你这个队长前些日子不是刚刚把早请示那块“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碑重新整了一下,怎么变得这麼快。最后我发现,不是队长变得快,整个社会都变得快。他们从忠诚到愤怒,几乎没有过渡,所有的信仰根据一个人的脸色都可以轻易改变的。原来我认为是一次例外,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已经是一种民族传统了。

文革中有一件事令我一直亢奋不已,那就是反动标语。那时候,三天两头就会出现反动标语,每次都会钻进人群去看,一边看一边把手伸在口袋里比划着,生怕这字像我写的,别人会怀疑我。反动标语分两种,一种是较软性的,比如“文化革命好个屁”“红卫兵是土匪”﹔一种比较激烈,比如“杀掉毛”、“打倒共產党”。每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总归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拥护这个政府,这个政权。我在想象这些人写这字时的勇气和胆量,甚至我希望这些人最好不要被抓住,我甚至于想了许多那些不被抓住的办法﹔用左手写、用嘴巴写、用脚挪着笔写、把眼睛蒙起来写,甚至倚墙倒立用头晃动著写。因为我确信共產党一定会把形形色色的坏人都抓住的。事实上,好象永远抓不完。反动标语有个规律,它往往出现在厕所中,不知人们在生理发泄的同时想到了心理发泄,还是在心理发泄时引发了生理发泄,总之,在一个阴暗的时代人们只能用这个低级的办法表达心中的不满。

我对八个样板戏很熟,熟到已经在研究每一个过门的组成结构,除了看八个戏总谱之外,还能说的出那段音乐时舞臺的演员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不是因为崇拜,而是无聊,无聊也使人陶醉。记得第一把京胡是1.20元人民币,弦还是羊肠做的。不像现在是钢丝弦,肠弦有个特点,一段唱腔,把音调准,等唱完了,起码走掉半段音。因为肠弦松了。所以你必须经常调音,而调音又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过程,邻居们为此也遭了不少罪。按现在的说法是“噪音污染”。等把曲研究完了,就开始记臺词。词写得好不好,首要看实,就是要有内容,其次才是美。《沙家浜》《红灯记》是改编剧,有一个老底作蓝本。所以词还算写得实在,随着革命温度不断升高,口号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虚,你把词一句一句拆开,就变成一句一句,华而不实,甚至毫不相干的词语。《杜鹃山》是最后出笼的。它的虚,它的左,它的形而上学都到达了一个顶峰,连续、直率叫出“党指挥枪”,在京剧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多年后当我们听到臺湾校园歌曲,那种平实、亲切,通俗给了我很大的震摄,居然连“明天要考试,才想起作业还没做完”,也可以在人们口中传唱。那么,我们在文革中又得到了什么?保留了一本中学时的作文本,上面共有十一篇作文,其中七篇的开头是:“东风劲吹红旗舞”﹔一篇是“东风吹战鼓擂”﹔一篇是“在无產阶级文革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另外二篇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很可惜这种只说官话不说人话的文革遗风至今在中国大地生生不息,官场上的官员更是乐此不疲。

许多次在天安门广场徘徊,我从来不朝那个方向望一望,哪怕一瞥,十年文革,有历史学家把它称为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的另一场战争。“十年内战”将会成为一个歷史名词。十年的生灵涂炭造成千万亿财產和一亿人的生命的损失。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朝代、一个社会能够承担得起。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深思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只剩下一个党,一种声音的时候,文革或类似于文革,变了种的文革,程度不同的文革,规模不同的文革已经悄悄地在你身边了。

我们愿意再演一个一个领袖和七、八亿疯子的闹剧?!

我们愿意再来一次奴隶社会的残暴和中世纪愚昧的对话?!

我们愿意再展示一次民族的劣根性?!

我们愿意再开一次人类文明史的玩笑?!

记住文革是为了永远埋葬文革!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July 1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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