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遵信的传闻甚多，熟悉他的人不会惊诧。不要说他正身陷囹圄无法申辩，即使在八九民运之前，围绕他的各种争论也难以清理。“什么事情经包遵信一掺乎十有八九要黄。”──说这话的同是一位著名异教人士，可见包遵信在自由派的圈子里也有对头。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的电稿说：“包遵信罪行严重，有悔改表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香港某报随后引述消息？通人士说，包遵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后悔不已。
有人劝我不要写包遵信，理由便是各种传闻。我的回答是，我无法核实这些传闻，事实上有些传闻永远无法核实，因为善于制造传闻的人不仅仅只是共产党。但有几点我可以肯定，包遵信在十年传播自由理念运动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八九民运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六四惨案后即身陷黑牢，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这些已足够令我敬佩。
黑包公的传人
包遵信曾自吹是宋代黑包公的后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过，他的皮肤黝黑是真的，而且他豪爽大度、直言不讳的脾性不逊包公。一九三八年，包遵信出生于安徽和县，那是长江之滨，系“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自刎之地。包公的遗传基因加上饮着掺和楚霸王血浆的大江之水长大，岂有不叱风云的道理？
包遵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及编审工作，包括编辑《读书》杂志，创办《中国哲学》和《走向未来》丛书，及《太平洋论坛》等。在十年改革期间，他主持或参与了许多知识界的重要活动，但其影响力局限于大陆社会科学界的圈子，中国大陆的传媒极少报导他，海外的报刊亦甚少注意他，没有西方学者去中国访问他，他也从未出访欧美。什么原因？哈佛大学丁学良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揣测：“老包‘太土’，形象土，心眼也土，大概从来就没有学会这年头时兴的‘出口内销’的技巧──在外国大吹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然后回到中国再大吹外国人如何重视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他应邀参加深圳“思想沙龙”活动。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又黑又瘦又小，毫无风度而言，讲话也随随便便，活像一个刚刚“暴发”，然后到都市里“传经送宝”的“农民万元户”。第二次见面是八八年，我们一同参加在蛇口举行的“十年改革反思会”，与会者几乎都是北京最活跃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如陈子明、王军涛、曹思源、张宗厚、黎鸣、刘力群等，上海来的好像只有陈奎德。在小会议里，包遵信时而双腿盘坐在椅子上，时而站起来，与刘力群和黎鸣等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拍案而起。争论结束后，又相互开玩笑，甚至动手动脚，外人很难想像这样一群指点江山的人物，居然像小青年一样打打闹闹。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无论是在会议室里、餐会上，还是在下榻的宾馆、旅行的小车上，他都是吞云吐雾，烟不离手。我开玩笑说：“老包，我原来以为你的脸黑是包公的遗传，看样子是烟熏的”。老包给我一拳：“你这家伙！”事实上，我喜欢老包这种毫无做作的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想办华夏出版社，便邀包遵信合作，并授全权。老包出的头一个点子是搞“华夏二十世纪文库”，计划先翻译一百本外国名著，其中包括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社会起源》等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用说，老包如果自此紧靠龙根，仕途自然畅通。不知怎样回事，没“合作”两个月，包遵信就跟邓朴方闹翻了。据说老板给他丢下一句大度的话：“这笔帐先不跟你算了！”老包淡然一笑。
一九八六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正是“一颗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海外评语），年轻气盛，想干点惊天震地的事。便邀请各路英豪到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由于胡耀邦尚在主政，参加者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包括官方人物，包遵信亦被邀请。开幕那天，一位与会者说，共产党应该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大家闻之鼓掌。没想到包遵信却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为什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全场掌声如雷。有人记述了这个场面：主席台上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脸变了色，看看左边的市委书记芮杏文，芮含威不露；再看看右边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朱面含微笑，那位来头最大的胡德平则是起劲鼓掌。江市长只好把涌到嗓子里的话咽了下去。到了年底，朱厚泽跟着胡耀邦跌了下来，江泽民接替升到政治局的芮杏文当上了市委书记。而如今，芮杏文也被免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潘维明被审查，江泽民已是一代“核心”，包遵信坐几年黑牢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瘦的老包提着一只黑包
老包正式的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笔者是门外汉，不知道老包在他的“正道”上着述如何。但与其他著名的异议人士相比，老包有影响力的作品不算太多。他主编的《读书》上常常可见到他的文章，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却无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不过，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的每一次有意义的活动，都少不了包遵信。他常常不是普通的与会者，而是幕后的组织者。正如丁学良所说，老包不算是顶尖的学者，但却是顶尖的社会科学界活动家。他那黑瘦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精力。你经常可以看到黑瘦的老包，手里提着一只黑旧的皮包，马不停蹄地从这里跑到那里，一天主持好几个座谈会。每个座谈会上，都少不了要大着嗓门讲一通话，喝几杯浓茶，抽几支劲烟。他身体不好，有时累过了头就吐血。吐一滩血，抹抹嘴，喘一口气，又出去奔波。
《读书》是大陆文化人必读的月刊，在中国那些充斥着谎言和空话的报刊中，这份品味纯正的思想杂志能存在确实是个异数。即使在八九年民运失败以后，《读书》的底色也未消退。而这底色正是包遵信的功劳之一。老包在主责《读书》期间，广交了全国一大批有真知灼见的中青年理论家，经常召开各种讨论会。《读书》不是一份正统的《学报》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但理论家们似乎以能在《读书》上发表作品为荣。可惜的是，人们更多的是只在私下赞赏这份刊物，未曾对《读书》在十年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予以公开评价。
就普及面和轰动效应而言，包遵信和金观涛发起组织和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似乎比《读书》更引人注目。该套丛书创刊于一九八三年，主要是用小册子的方式介绍各种新思潮，每册大约十多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上市时即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中国丛书热中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她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的冲击和新观念的启蒙。大概是八六年，包遵信不再担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据说是与另外一位主编金观涛有意见分歧），但我相信老包为这套丛书所付出的心血，即使是那些与他意见相左者也也会承认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兴起“文化反思热”；各派林立，论战异常激烈。有“儒学复兴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折衷选择派”等等。老包属于“反传统派”，并与汤一介先生组建开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亲自担任教授。八九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研究院、香港大学等单位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包遵信在会上发言极为激烈，呼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支持学生运动，推翻专制政权。包遵信的是次发言被人录音，成为其重要罪状之一。五月四日，不少是次讨论会的学者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大游行。
八九年年初，老包又筹备创办了《太平洋论坛》，中共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他刊号，只好采取在“国内编辑，香港出版”方式。六四之后不久，我在澳门读到七月出版的《太平洋论坛》创刊号。包遵信在创刊词中说该刊“力求从深沉的历史文化视角，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话、写文章，都是代圣贤立言，我们要求大家都讲自己想说的话，都写自己愿写的文章。自由讨论，文责自负，提倡自由活泼而又严肃认真的学风”。总括而言，中国近年来自由主义所基本强调的是言论自由，而没有几位提倡者不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太平洋论坛》的创刊号就不会成为终刊号。而身为主编，包遵信连刊物也未见上一面便被投入了黑牢。我希望有人能传个信给老包，《太平洋论坛》上市没几天便销售一空，在“文化沙漠”，这当是个“奇迹”。
八九民运急先锋
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老包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当时天安门广场处于危急之中，他和严家其已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兼告李鹏书》，观点十分尖锐，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我和几位香港记者都为他的安全担忧，认为李鹏不会放过他。我说：“老包，你真是胆大包天！几派势力都在利用学生，李鹏也不想学生撤离广场，为的是有足够的理由打击赵派势力，事实上，李鹏已控制了中南海。”老包默然，抽了一支烟才说：“我也预计到了这场民运将以大悲剧结束。民运被镇压后，专制会出现。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连声援也不敢表示了。但学生们太单纯、太可爱，他们现在最需要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我们走到阳台上，默默地望着天安门广场，与早几日那种声势浩大的场面相比，显得冷清多了，甚至连撕人心肺的救护车声也听不见了。我说：“你知道有人已经失踪了吗？”老包叹了一口气：“有几位我知道，不是被共产党抓走，而是自己跑了！”我问他：“你呢？万一……”他给我一支烟：“抽！你看，我的背包里有书、有烟、有牙刷洗脸巾，在什么地方睡觉都可以，当然包括牢房。”我沉默不语，他却叫香港某报的一位女记者：“来，给我们拍一张生死离别照。”
拍完照，他问我：“可以睡你这里么？”我回答得很乾脆：“不行！”当时的理由很简单，我每天要为香港某报撰写局势分析文章，需要安全环境，而包遵信早就被人盯住了。老包走了，我再也没见到他。今天我倒不自责，但毕竟遗憾，至少失去了一个可以与老包长谈的机会，而我们未曾有过深谈。
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一开始，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他说：“就是在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伟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识分子才勇敢地投到运动当中。就算我们站着也要死，躺着也要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当他被问及，五月十五日一批知识分子公然参加游行是否抱着背城借一的心态，希望这样可以迫使政府让步时，他说：“在五月以后，对政府已经很气愤，但是还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想用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出来表态。军管不是很突然的，我们已想到当时可能会军管。”包遵信的希望是：“学生不肯让步，政府也不肯让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可能会使那些坚持学生是动乱的人改变念头。”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个幻想。
包遵信与严家其共同发起了“五·一六”和“五·一七”声明，“强烈谴责政府的麻木不仁，呼吁建立民主制度。”五月二十五日，戒严下的北京城布满肃杀之气，包遵信又与严家其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如果李鹏要采取暴力镇压，如果李鹏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那么亿万中国人民誓将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铸造民主。”
五月下旬，当学生之间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争论不休，各界人士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劝告学生撤离时，包遵信却坚持主张学生不能撤离天安门广场。包遵信分析，撤离广场本是个好建议，“但到了五月底却不能撤离，因为政府已经把学生逼到了绝路。这个时候撤便是失败，而且撤了也没用。”他承认，之所以同意同学们较为激进的一些做法，因为他深深地被学生们所感动，也因为他只把自己当做学生之友，而非以学生之师自居，才有这样的态度。
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中很多主张。但他在其间表现出的铮铮风骨，却获得了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认同。
不愿去国，甘当囚徒
六四惨案之后，我一直打听老包的下落，获得信息倒不少，却只能将信将疑，因为各种传闻往往相互矛盾。现将几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辑录如下，读者诸君倘不能明察，就只能等老包出牢之后再行校正了。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包遵信曾给一位香港记者题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己，中华再生，指日可待。”事实上他已预感到大难将至，觉得当局的做法已经是难以理喻，自己的精神颇为紧张，说话也有点不清楚了。大惨案发生前几天，他就没有回家，经常在朋友家过夜，并希望朋友能代为照顾女儿。
关于老包被捕的情况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六四惨案后，老包跑回安徽老家，投奔他那种地的舅舅。那地方是个乞丐、农妇之乡，哪里藏得住这么个大名人！没两天，包遵信被五花大绑押回北京。一路上少不得顶撞，也没少挨打，到秦城监狱时，已经皮开肉绽了。
一是说六四之后，老包也曾隐藏起来，但他表示不愿离开中国，所以尽管有人替他安排暂时离去的门路，他拒绝了。后来形势实在紧急了，在朋友们的催促和推赶之下，他到了南方某地。藏了一段时间，他受不了，还是跑回北京，最后就在北京家中被捕。
也有传闻说，包遵信被捕后不断被提审，精神压力很大，已经有点支持不过来了，有时出现言语模糊的情况。当他知道同时有其他人被捕时，曾在接受审讯时替其他被当局审讯的人开脱，甚至说当局指责他们的罪状都是由他出主意的，因而自认为替不少人抵了罪。谁知后来当局竟然把他的供词作为鱼饵，试图用来顶证其他被捕人士。包遵信知道此事后，精神大受刺激，更曾经试图自杀。
包遵信是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释放的“良心囚徒”之一，该组织九零年十月就其健康问题发出呼吁，因传闻包遵信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必须每日服药。据悉，国际特赦组织分配不同城市各负责设法营救一个良心犯，而负责专门营救包遵信的城市是意大利的BIELLA和德国的ALLEMAGHE。
我知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在声明和游行中，也曾积极要求释放包遵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组织或组织的分支机构专责救援包遵信。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对自己的战友和先驱比西人对中国人还要薄情，难道包遵信这些人便理所当然是中国民主祭坛上的祭品吗？
中国之春199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