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看到港刊《开放》上全文登载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以下简称《潘岳报告》），颇感受骗上当，这哪是什么“政改报告”，恐怕称为“巩固和强化一党专制的新对策”更合适！它用所谓“一党专政下的党内民主”，取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目标，公然宣称不要民主化也可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完全违遏了大多数国人的意愿，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中国有些事真怪，比如这个报告，迄今民间并无传本，可是有关它的产生、内容以及影响，有种种传闻，说得神乎其神，最邪乎的是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吸纳了它的很多内容，无非是渲染它的神秘性、权威性。
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结束“一党专政”的集权体制，过渡到以人权保护为核心，以宪法为最高准则，以议会制为中心，实行分权制衡的制度架构的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这样的目标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步骤地逐步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本身的改革和转变，是重要的一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潘岳报告》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这个转变不是什么从革命向执政的转变，而是要放弃“老子党”的地位，把自己转变到和其他民主政党一样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按照共同的公开的政治游戏规则开展活动的一个政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提法本身就似是而非，要说“执政”，中共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执政，虽然那只是“边区”，却谁也不能染指，连所谓“中央”也不例外，延安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与其说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并列政权的关系，当然那时还有战争，与四九年以后不一样；从延安到北京，就由局部地区的政权扩大到全国，由乡村扩大到城市，施政范围扩大了，执政的地位并没有变。至于“革命”，那可是共产党的护身符，有了它什么事都可以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依照共产党的特性，不改变党的性质却要卸掉“革命”二字，怎么可能呢？没有了“革命”还能叫共产党吗？
“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变”这个说法也不新鲜，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帮高干子弟为给大跃进、文革这些中共造成的灾难寻求某种开脱之词的一个提法，没想到时间过去二十多年，《潘岳报告》的作者又把它捡起来充当中国政治改革的答案，就根本文不对题了。
所谓“转变”的本质，是执政要有法理性根据，要用选民的选票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来源，不是这样的转变，变来变去还是“一党专政”，那就永远还是一个“革命党”。“一党专政”不放弃，却要丢弃革命这劳什子，又怎能丢得了？不放弃“一党专政”，侈谈什么“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纯粹是文字游戏，怎么好意思当作一个“政改方案”拿出来？完全是为当今统治者涂脂抹粉，献计献策，也就是如何更巧妙更有效地推行“一党专政”，所谓“转变”云云，其实不过是近年当局说的“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最新的理论包装而已。
《潘岳报告》的确煞费苦心，为执政党的所谓“转变”讲了许多道理，从历史到理论，该讲的都讲到了，可就是回避“宪政民主”四个字。该报告说：“党不能继续靠当年的功绩来维持自己执政党合法性，动辄就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或者‘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这话不能用来为执政的合法性辩护。……光有‘历史的选择’还不行，还必须有‘现实的重新选择’”。“执政党合法性”怎么来？天上掉下来吗？只有全民公决和普选制一条路可走，对此，《潘岳报告》又宣布为“决不可能搞”的，这就犹如既想抱孙子，又不准儿子娶媳妇，哪有这样荒唐的事呢？没有全民公决和普选，执政党就永远没有合法性。
《潘岳报告》也承认，“由于近年来腐败成风，党的道德形象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如果不能在反腐败问题上取得实效，党的道德基础就会丧失。”那么，这个报告所设计的“转变”能够遏制越来越甚的腐败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执政党一再信誓旦旦向国人许诺，相信它自身有决心也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事实却是，腐败的人数与金额每年都以两位数在飚升。
当局始终不承认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还把腐败的根源归结为什么“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与其说是治理腐败，不如说是给腐败指明了一条逃避惩罚的宽广通道，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地腐败，绝无良心和道德的罪恶感，甚至连法律惩治的恐惧感也多余。“一党专政”才是腐败猖獗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当权统治集团未必不清楚，但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如何肯去触动？
再长的文章，最要紧的往往只有几句话，可以称之为“文眼”，《潘岳报告》是内部奏折，由五大部分组成，最要紧最能表达作者心迹的，还是第五部分末尾，时下外界称之为“五条原则”的几句话：
“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决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依法治国，决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决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这个所谓“五条原则”，是地道的中国政治改革的禁令，把政治改革的任务与目标统统取消了、把政治民主化的大门严严实实地堵死了！
本来《潘岳报告》也是一家之见，我们大可不必理会，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它那种新贵的骄横，作者口口声声“只能”、“绝不能”，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也太霸道了！明明只是一个催辈儿，却冒充起大总管来，巴巴儿地要给执政党献策，重新来一次角色定位，结果却是自己的角色先定错了位。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