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Share on Google+

最近偶然看到港刊《开放》上全文登载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以下简称《潘岳报告》),颇感受骗上当,这哪是什么“政改报告”,恐怕称为“巩固和强化一党专制的新对策”更合适!它用所谓“一党专政下的党内民主”,取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目标,公然宣称不要民主化也可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完全违遏了大多数国人的意愿,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中国有些事真怪,比如这个报告,迄今民间并无传本,可是有关它的产生、内容以及影响,有种种传闻,说得神乎其神,最邪乎的是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吸纳了它的很多内容,无非是渲染它的神秘性、权威性。

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结束“一党专政”的集权体制,过渡到以人权保护为核心,以宪法为最高准则,以议会制为中心,实行分权制衡的制度架构的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这样的目标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步骤地逐步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本身的改革和转变,是重要的一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潘岳报告》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这个转变不是什么从革命向执政的转变,而是要放弃“老子党”的地位,把自己转变到和其他民主政党一样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按照共同的公开的政治游戏规则开展活动的一个政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提法本身就似是而非,要说“执政”,中共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执政,虽然那只是“边区”,却谁也不能染指,连所谓“中央”也不例外,延安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与其说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并列政权的关系,当然那时还有战争,与四九年以后不一样;从延安到北京,就由局部地区的政权扩大到全国,由乡村扩大到城市,施政范围扩大了,执政的地位并没有变。至于“革命”,那可是共产党的护身符,有了它什么事都可以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依照共产党的特性,不改变党的性质却要卸掉“革命”二字,怎么可能呢?没有了“革命”还能叫共产党吗?

“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变”这个说法也不新鲜,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帮高干子弟为给大跃进、文革这些中共造成的灾难寻求某种开脱之词的一个提法,没想到时间过去二十多年,《潘岳报告》的作者又把它捡起来充当中国政治改革的答案,就根本文不对题了。

所谓“转变”的本质,是执政要有法理性根据,要用选民的选票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来源,不是这样的转变,变来变去还是“一党专政”,那就永远还是一个“革命党”。“一党专政”不放弃,却要丢弃革命这劳什子,又怎能丢得了?不放弃“一党专政”,侈谈什么“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纯粹是文字游戏,怎么好意思当作一个“政改方案”拿出来?完全是为当今统治者涂脂抹粉,献计献策,也就是如何更巧妙更有效地推行“一党专政”,所谓“转变”云云,其实不过是近年当局说的“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最新的理论包装而已。

《潘岳报告》的确煞费苦心,为执政党的所谓“转变”讲了许多道理,从历史到理论,该讲的都讲到了,可就是回避“宪政民主”四个字。该报告说:“党不能继续靠当年的功绩来维持自己执政党合法性,动辄就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或者‘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这话不能用来为执政的合法性辩护。……光有‘历史的选择’还不行,还必须有‘现实的重新选择’”。“执政党合法性”怎么来?天上掉下来吗?只有全民公决和普选制一条路可走,对此,《潘岳报告》又宣布为“决不可能搞”的,这就犹如既想抱孙子,又不准儿子娶媳妇,哪有这样荒唐的事呢?没有全民公决和普选,执政党就永远没有合法性。

《潘岳报告》也承认,“由于近年来腐败成风,党的道德形象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如果不能在反腐败问题上取得实效,党的道德基础就会丧失。”那么,这个报告所设计的“转变”能够遏制越来越甚的腐败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执政党一再信誓旦旦向国人许诺,相信它自身有决心也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事实却是,腐败的人数与金额每年都以两位数在飚升。

当局始终不承认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还把腐败的根源归结为什么“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与其说是治理腐败,不如说是给腐败指明了一条逃避惩罚的宽广通道,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地腐败,绝无良心和道德的罪恶感,甚至连法律惩治的恐惧感也多余。“一党专政”才是腐败猖獗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当权统治集团未必不清楚,但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如何肯去触动?

再长的文章,最要紧的往往只有几句话,可以称之为“文眼”,《潘岳报告》是内部奏折,由五大部分组成,最要紧最能表达作者心迹的,还是第五部分末尾,时下外界称之为“五条原则”的几句话:

“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决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依法治国,决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决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这个所谓“五条原则”,是地道的中国政治改革的禁令,把政治改革的任务与目标统统取消了、把政治民主化的大门严严实实地堵死了!

本来《潘岳报告》也是一家之见,我们大可不必理会,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它那种新贵的骄横,作者口口声声“只能”、“绝不能”,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也太霸道了!明明只是一个催辈儿,却冒充起大总管来,巴巴儿地要给执政党献策,重新来一次角色定位,结果却是自己的角色先定错了位。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阅读次数:159
Pin It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