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丽佳介绍她最新出版的涉及目前中国妓女问题的小说《莲花》

Share on Google+
张丽佳

旅英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时事评论人士张丽佳女士。(public domain)

张丽佳1964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梦想当新闻记者的她在16岁那年顶替提早退休的母亲成为了南京一间导弹工厂的一名工人。那时侯的工厂就象一个小小的共产主义国家,纪律森严、气氛沉闷,年轻的张丽佳感到十分压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困在井底的青蛙。为寻求逃避和开启心灵,她开始写诗并自学英语。英语学习给张丽佳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通往更广阔的天地。她开始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穿上时髦的服饰,彰显自己的个性。在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运中,张丽佳甚至组织她所在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此后的张丽佳为爱出走英国,在那里她学习了新闻学,开始向儿时的梦想迈进。几年后,她回到中国,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为很多外国知名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撰稿。

几年前,张丽佳女士将她在八十年代的成长故事用英文写成了一本自传–《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是张丽佳出版的第一本书,而写这本书的想法却是来自于一次她和一位美国作家吃饭时的闲聊。她说:“我们由吃素吃肉的问题谈到我以前在工厂时的生活。这位朋友建议我为《华尔街日报》写篇文章来介绍这段经历。文章写出来后,很多朋友觉得很有意思,就提议我把我 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而书名呢,张丽佳说那并不是她自己的主意,而是出版商选定的。原本她想把书名定为“井底之蛙”,以比喻工厂年月的自己。

BBC的电视节目为她拍摄了记录片。2009年她参加了美国政府组织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社会主义好》出版后,张丽佳一直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北京从事写作。按她的话说,没有哪个地方能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这些都是丰富的创作素材。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确如她所说,今年年初,她的第一部小说《莲花》问世。这部小说着眼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卖淫问题。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旗下的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张丽佳女士在北京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她花了12年时间来写这部小说。她说,虽然她是记者出身,以前写过纪实类的东西,但写起小说来很困难。不过她觉得,只要一直不断写作,她就会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谈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和主要情节,张丽佳女士告诉记者,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叫荷花,她是性工作者或者叫做小姐。她在深圳生活。她以前是四川人,学习成绩很好,但家里穷,就辍学了。想出去见世界,打工挣钱。但像很多没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年轻姑娘一样,也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很多人会经历坎坷。

而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女主角小姐,男主角是一个摄影师,中产阶级,有文化,离了婚的,特别喜欢拍摄小姐,性工作者。这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但更是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生活历程,经历,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那么主人公有生活原型吗?为什么想写这样一部小说?张丽佳女士说:“我是外祖母带大的。外祖母20年前去世时我的母亲就说了一件让我很震惊的事情,说外祖母一生不容易,因为外祖母年轻时也是做过窑姐的,就是性工作者。我的外祖母把我们带大成人,我们对她感情非常深,我就经常想这个妓女的事情。想我外婆当时是在一个叫做春香楼的妓院,她有怎样的生活经历。

在我外祖母去世不久,一次我去深圳采访,到酒店附近去剪头发。里面的几个姑娘就说,她们不会剪头发。几个姑娘穿着暴露,地下也没有头发,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真正的发廊,只是门面。”

张丽佳女士说,在中国,嫖娼非法,所以没有像以前一样的窑子,像她外祖母时代那样。现在都是像发廊,按摩院,美容院这些地方,提供性服务:“我就和这些女孩子聊起来了,她们大部分来自农村,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她们中有些人进过工厂做工,很苦,工资又少,有些人就做了性工作者,生活比较自由,工资也高一些。”

张丽佳女士说,她最初想起来要写作的动机,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窗口,通过小姐们的生活,来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比如城乡的差别,现在中国男女地位的差别,和收入差别,存在很多的性别不平等。她说:“这些女孩子内心都受到煎熬。在农村她们比较传统,又受到现代化的诱惑。这些都是很好的素材。加上我是记者,当过记者永远是记者,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东西来使世界了解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初衷。”

张丽佳女士说,当然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中国妇女的地位确实在提高:“但说到嫖娼这一块,在我外婆的时代,嫖娼是可以公开的,窑子外面挂上大红灯笼。这样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管理方便,卫生方面更好一些。但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地下性产业非常巨大,大概有一千万性工作者。变化在哪里?我觉得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在提高,但是男女还是不平等。性产业是世界上最老的产业,在很多国家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而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也是地下性产业在中国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当被问到中国的性工作者是否被迫从事这一行业?张丽佳女士表示:“这倒不是。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走上这条路没有人强迫,但是实际上也是被生活所迫。比如大部分人生活贫困,很多人可能被丈夫抛弃,或者是离婚了,或者是未婚先孕的,或者是下岗工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非常发达,嫖娼的人多起来,中国有句话叫知温饱而思淫欲。而且中国在毛时代人性被压制,现在反而有一种追求享乐的倾向。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些中青年男子离开家,结婚不带妻子,还有没结婚的年轻人,有他们的性需求,就去嫖娼。”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丽佳女士说,现在性产业和生意挂上钩,你要想请客吃饭,谈生意拉拢关系时,经常就拉上了妓女和性工作者作为陪酒女郎等。你要想贿赂一个人,光请客吃饭已经不够:“当然还有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广州做高科技的生意,享受15%的减免税,但为了得到免税,还得请税务局的人吃饭,还要请小姐,所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且很多在城市的打工女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而性产业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古代和旧社会的时候,所谓解放前,男人可以娶妾,小老婆,以此显示男人如此成功。张丽佳女士说,这种思想在中国男人中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现在有钱的男人就养着小三二奶,钱少一点的就去嫖娼。而且以此为荣去炫耀。

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歧视非常多。为了写这部书,张丽佳女士说,她做了大量工作,采访了大量女性性工作者,去了深圳东莞,北海,北京,上海,天津,采访了很多人,同时也很想跟她们交朋友:“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她们生活比较动荡,从一家转到另一家,手机频换,经常失联。我还为一家NGO 做了很长时间的义工,他们为小姐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免费检查和体检。中国很多性工作者的卫生知识很差,比如不用避孕套。他们还教性工作者不要乱花钱,同时帮助她们来对付警察。”

对性工作者来说,她们生存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警察的暴力。她们最怕的就是警察。张丽佳女士说,这又涉及到中国的法律问题。她说,在中国,卖淫嫖娼非法。初犯罚款,拘留。最不好的处理方式是所谓的收容劳教。很多是暗箱操作,要给警察塞钱。警察还打她们以让其坦白交代。

所以,张丽佳女士说,有些专家建议设立红灯区,保护性工作者的身体,减少强奸等性犯罪。但这可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政府最可以做的,是使中国更加开明,公正,尊重人权。

张丽佳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她与许多性工作者接触,也了解她们。她说:“这些人主要是中低层的性工作者。在中高档的地方,有些女孩子文化水平较高,甚至受过大学教育。她们认为这种挣钱方式更容易。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中国这些性工作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给家里寄钱。”她说,在中国,性工作者吸毒的人不很多,吸毒不是她们选择卖淫生涯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贫困。

张丽佳女士说,据她了解,中国官员中有很多人嫖娼,许多还都有情妇,也就是所谓小三二奶,她们是属于所谓高档妓女:“因为他们这种结合并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物质需要。这就又说到中国妓女有很多档次,大部分人在按摩院,美容厅,发廊这些地方,占70-80%。下面还有站街女,再下面的叫工棚婆,比如帮做饭,晚上提供性服务。再上等的还有包婆,出入上等酒吧。BBC曾做过报道,说中国四五星级饭店里都有这种人。比如北京的‘天上人间’,一天高到可以挣两万元人民币。在这之上的就是所谓情妇,二奶。”

在下次的节目里,我们将播出对张丽佳女士专访的下集。

请您收听节目并发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妇幼论坛节目主持人梒青的推特(TWITTER) 地址是:HANQING8

来源:RFA

阅读次数:2,304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