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写在世纪之交——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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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

136、风暴前的沉闷

在许多人笔下,“文革”是一场大灾难,而“文革”前的那一两年则是风和日丽,起码也还算差强人意。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前的那段岁月才更令人恐怖。它有如风暴前的沉闷。直接的痛苦会促人清醒,有时甚至会给你带来几分快感(想想“痛快”这个词);但钝重的压抑却可能在无形之中窒息你生命的活力。这当然是一个敏感的幸存者事后的感受。没有一桩历史事变会对所有的人带来相同的结果和赋予相同的意义。

“文革”前夕的中国,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不错,我们都感觉到周围的生活在发生着某种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也显得很正常,势在必然且理所应当,好象列车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进,沿途的不同景观在眼前次第呈现一样。置身于这样的情境中,任何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情绪或习惯,都会让你尴尬不安。你以为别人都和时代水乳交融,唯有你才若即若离。你的心智还不够发展,因此不能帮助你确立真正的自我;但它又已经足够的成熟,故而不容你彻底地委身于潮流。你陷入怀疑。但你对于怀疑也在怀疑,因为你认为你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就象你感到周身不舒服,可是又找不出哪里不舒服,并且还相信自己不该有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你压抑着这种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则暗中侵蚀着你。在这种环境下,生命之花往往还没开放便开始枯萎。最可悲的一点是,直到最后,恐怕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原本可以有着怎样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诚然,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更黑暗的时代。不过在那些时代,有志之士尚能清楚地识破黑暗,从而在黑暗之中迸射出英勇的火星。我们的时代却充满着虚假的光明。它迷惑了我们的视力。因此。我们不仅少有外在的坚决反抗,甚至也少有内在的清醒挣扎。这难道不更可怕吗?

137、世界图式的变化

在“文革”前的那一两年,我感受最深的变化当然莫过于自己地位的下降。伴随着阶级路线的不断强化,我从中心被逐向边缘。好象一个老牌的主力队员突然被派作当替补队员,我非常不服气。其后不久,我发现游戏的规则似乎也有了变化。按照这套新规则,我确实不再是最优秀者。譬如说,我的阶级感情大概果然不那么深厚,我在劳动锻炼一类活动中的表现也太过一般,等等。与此同时,我还察觉到另一种变化即世界的变化,准确地说是世界图式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是由反修斗争引起的。在中苏论战之初,我所理解的反对修正主义,无非是反对向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它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中苏两党两国的相互关系上。紧接着,反修的基调有了新的侧重。反修逐渐变成了对整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当时的我,自然不可能对这种否定的全部意义有多少领悟。我只是隐隐地感到,原先我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东西正在被批判、被否定。过去我们一向以为“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通过有关苏联的书籍电影,我一度把苏联想象成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物质生活更舒适,精神生活更丰富,人的举止更文雅,人际关系更坦率和更友好。如今,苏联被判为“假共产主义”。我们被告知,苏联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并且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原先我们关于苏联的图像是虚假的。它进而又暗示说那幅图像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就叫修正主义。中共警告人民要防止“和平演变”。它一方面把“和平演变”描绘成“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惨象,另一方面又把那说成是一个舒舒服服的过程。这就给人们一种朦胧而强烈的印象,似乎追求舒适优雅本身就是罪过。理想社会不再是色彩斑斓、万事如意的天堂,而是严峻紧张、刻板艰辛的战场。在苦行式英雄主义的炫目光芒下——年青人是那么容易地为英雄主义所吸引,我们都渐渐地、或多或少地,对原先钟情的某些更精致的人文价值发生了动摇。

138、新的对垒

中苏论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站在苏共一边的,有绝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站在中共一边的,则是亚洲的两三家社会主义和仅有的、也是最小最穷的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以及一些为数不多的亚非拉地区——其中多半是穷国小国——的共产党。这样的对垒形势,不能不让人们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

以前,中共号召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那已经在我们心中造成了充满矛盾的印象。我们的“敌人”既是邪恶的,又是文明的;既是反动的,又是先进的。党教导我们要对他们蔑视、仇恨。然而在暗地里,我们又免不了对他们抱有相当的佩服和欣赏。不过这种矛盾似乎还比较容易解释。因为据说我们的贫穷落后完全是他们侵略压榨的结果。另外,我们有着苏联老大哥。二次大战的赫赫战功,首次发射人造卫星的科技尖端成就,都显示出苏联的先进与强盛。当毛泽东说“东风压倒西风”时,这里的“东风”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当雷锋说“不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时,那个“三分之一”也是指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对峙的两极时代,一个人或许还不难按照官方的理论为自己纷乱的感觉理出头绪:“我们”属于一个伟大的阵营。“我们”是正义的、新兴的、充满希望与光辉前程的;同时,“我们”也是强盛的、繁荣的、高度发达的。即便在人类文明的最新领域,“我们”也正在逼近、而且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我们的对手。但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却使上述图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从小兄弟变成了老大哥;另一方面,我们又从大家庭变成了少数派。这还好办。因为据说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那时候,我们参加了数也数不清的集会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支持非洲人民的独立斗争,声援阿拉伯兄弟,声援美国黑人。“我们”似乎并不孤立,并不弱小。然而,新的世界图式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这一方,几乎都是贫穷的、落后的。反帝加反修,“我们”好象是在和整个文明发达的世界闹别扭。当时我自然不曾具有如此明确的意识。不过我确实产生过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念头。

139、落后与先进的矛盾辩证

党对此自有它的一套理论。毛泽东早就讲,中国一穷二白。但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应该说,这番话对于一个饱受挫折屈辱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鼓励。不过它也等于承认了“穷”和“白”本身不是好事,它们是急需克服、急需改变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让人们相信,穷和白非但无需乎自卑、而且还值得自傲,非但不是缺陷、反而倒是优势呢?你如何让人民相信,偏偏是一穷二白的一方,反倒命中注定了是历史的宠儿,必将赢得明天、赢得世界呢?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固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他们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他们拥有着未来。这套正统理论显然不太合乎中共的胃口。因为在新图式中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根本不存在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那又凭什么说“我们”必将是时代的先锋呢?其实,类似的问题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俄国本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落后的一个。照理它就不具有最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资格。然而列宁大胆地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链锁中最薄弱的一环发生。以后他还宣称“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

中共接过了这套修正版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作出了更大胆的修正。中共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口号,扩展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新主词的增加冲淡了旧主词的地位。照此说来,革命性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受压迫的深浅。再加上正确思想的指引。大生产或小生产倒不那么重要。于是,落后一跃而为先进。

不要对这个奇怪的结论轻易地嘲笑。它在学理上的明显漏洞并不妨碍它对人心的巨大感染。许多宗教都相信,在未来的千年盛世或者天国的末日审判中,最贫贱者将享有最荣耀的位置。这也许只是基于一种简单的心理作用。出于对贫贱者的同情和对公正秩序的热爱,一般人常常会不假思索地认定贫贱者具有更高的道德从而理当在最终获得更好的命运。这种其心可嘉的“想当然”,如果多走几步,便很容易导致“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的狂热信念,于是便可能引出割裂历史、否定传统、反对既往的一切文明价值和社会秩序的种种愚蠢行为。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学说本来就没有关于来世、关于彼岸的假定。它一心要把自己的愿望兑现于此生此世。这就构成了对现存文明的空前未有的颠覆力量。起初,共产党赞美贫穷、赞美愚昧,还是着眼于它们所蕴涵的革命精神。很快地,它就转变为对贫穷愚昧本身的赞美。说“越穷越革命”,这是一回事,说“越穷越光荣”,这就成了另一回事。中共反复告诫大家,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因为“穷则思变,变则富,富则修”。这样一来,“富”和“修”即便不是一家,至少也成了近邻。严格地说,共产党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宣称“富”就是“修”,但是它却把“富”说成是比“穷”更容易变修的东西。“富”不一定是可恶的,但却是危险的。由此引出的一个讽刺性的暗示是:那么,还是宁肯穷一些的好。顺便说明一句,这里所说的“富”,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裕,它还包括了举凡一个发达的文明社会中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认作是“文明”的同义词。

140、“世界革命的农村”与“世界革命的城市”

在一九六五年春夏之交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活动中,国防部长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提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例如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无须多说。引起我关注的是林彪提出的一个新观点,确切地说是一个新比喻。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林彪把北美、欧洲比作“世界的城市”,把亚非拉广大地区比作“世界的农村”。按照这种类比,林彪指出,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保卫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将属于革命人民。

这个比喻也许只是林彪的一时心血来潮。在此后(包括“文革期间)的官方文件和讲话中,这个比喻很少再被提起。不过它至少使我产生了鲜明的联想。如前所言,反帝反修,造成了我们心目中世界图式的重大变化,”我们“好象是在和整个文明发达的世界闹别扭。这不能不让人暗中感到几分困惑。林彪的比喻恰恰是针对这种困惑给出了有力的回答。共产党用自己过去成功的历史,预断自己在未来历史的成功。这种推论方式虽然在逻辑上未必经得起推敲。但是,由于它的直接性、他的生动性,它能对人心的想象发挥不容低估的作用。事实上,共产党在向一般大众灌输它那套意识形态时,往往更喜欢采取那些感性的、形象化的宣传手段。其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便是对于它精心编织的历史的不断的讲述。这套历史的特点之一是竭力强调”土“的优越性。你看,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打败了机关枪加大炮的国民党。土里土气的志愿军,打败了最现代化的美国佬。甚至在中共内部,也是来自湖南山沟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来自北京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农村“是穷是落后,同时又是革命是先进。世界的明天属于”农村“。于是,在这幅充满比喻和象征的图式面前,一个对所谓”城市“也就是对文明怀有本能热爱的人,你越是相信这个图式,你就可能越是怀疑自己。

141、反修防修与革命化

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社会生活日益革命化。

本来,随着“困难时期”的结束,人们的经济状况已经渐趋好转,然而在此时,党关于艰苦奋斗的要求却更见严厉。“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被大力宣传。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其实是刻意地、毫无必要地、走火入魔地拒绝各种物质文明享受。在一出广为流传的话剧中,一个青年工人因为用自己的工资添置了一套料子衣服而猛遭批判。军队废除了军衔制,闪光的肩章和大沿帽不见了,解放军回到了当年红军的那一身打扮。说是发扬延安作风,实际上常常是比延安还延安。譬如舞会,延安时期还流行的,现在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消声匿迹。毛泽东树立的两个经济建设样板大寨、大庆,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们的物质成就或经济效益,而是他们的拼命苦干精神,并且总是无谓地采取最笨重的方式。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三八作风成了各行各业的共同箴规。许多基层,包括学校,都设立了民兵组织,不时地开展军事训练——虽说所谓军事训练,大体上只是扛着空枪或木棒不停地练习列队和一二三而已。

当然,革命化的最突出表现,是阶级斗争观念的泛化和强化。据说“筷子头上也有阶级斗争”。大事小事动辄上纲上线。当时有部电影《夺印》,讲的是一个“阶级异己份子”,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篡夺了基层政权。多少可视为对当年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图解。报纸上常常登出材料,说某某地富份子窝藏’变天帐“。在思想文化领域,”火药味“尤其浓烈。例如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抨击,对红与专关系的辩论。还在高一时,学校就组织我们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后又批判《林家铺子》、《逆风千里》。此外,还有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不胜枚举。当姚文元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感到有何异常,因为此前我们早已对这类批判见惯不惊了。

142、时代意识的塑造

乍一看去很奇怪,“文革”之前的大批判,虽然日甚一日,但并未立时导致万马齐喑的文化萧条。相反,在那几年,中国的文化界似乎还显示出一派新的热烈景象。

首先,在这段时期出现的文艺作品,数量就相当可观。其中不少都引起过广泛的轰动。譬如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风靡一时,被誉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空前杰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脍炙人口,其气势、其效果,既使得以前的类似作品相形见绌,也使得以后的效仿之作难以企及。还有不少出名的作品,象小说《艳阳天》、泥塑《收租院》、歌剧《江姐》等等。革命现代戏开始出台,此刻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也已经普遍流传。经过多年的积累,如今的“无产阶级文艺”已经不象原先那般粗陋,或者说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路数。新的时代意识又刺激了新的创作灵感——这和那种时代意识本身的真假是非并不直接相干。例如《全世界无产阶者联合起来》这首歌,雄壮庄严,甚至有几分深沉,俨然新时代的《国际歌》。可以想见艺术家创作时的激动和真诚,自以为与时代,与人民溶为一体。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段时期的文化活动,规模都极为宏大。共产党把读小说、唱歌曲、看电影都搞成了群众运动。这种集体性的阅读、歌咏、观赏,正好和那些作品体现的集体性美学原则相辅相成,营造出一片热烈、壮观,使个体意识消融于整体情绪的强大氛围。

所谓集体性美学原则是指,这些文艺作品所传达的意象或情感是非个人化的,是集体性的。即使它采用独白、独唱一类形式。例如情歌(阿妹爱阿哥)和颂歌(翻身农奴热爱毛主席)之间的区别。两者都表达对某一个人(阿哥或毛主席)的爱。我们唱同一首情歌,但我们心中的对象是不同的,我们表达的感情是相同的但决非共同的。颂歌则不然,我们的对象是同一的,我们的情感也有共有的。所以情歌是个人性的而颂歌是集体性的。集体性美学原则还有一层含义。象《国际歌》,写来就是给大家一起唱的。哪怕你一个人哼哼,唤起的感觉也是集体性的。有些东西正相反。它们永远指向单独的个人。哪怕是万人同唱万人共睹,一旦入了境,你也会觉得周围人似乎不存在或是显得不相干。当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大都体现了这种集体性美学原则。当它们表达于集体性活动时,无疑会使你产生小我消失、融入大我的感觉;就算你处于离群状态,它们也会使你感到自己属于集体中之一员。所以,这些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不仅装饰出一付社会主义文艺欣欣向荣的外貌,而且在塑造人们的观念情感、使之适合于所谓时代要求方面,发挥了远比干燥的理论说教更大得多的作用。

143、朦胧的疑云

一首歌曲,越流行便越流行。一套意识形态,一旦控制了相当广阔的空间,它就会迅速地占据其余的空间。除非你自觉地进行抵抗。然而,自觉抵抗的前提是你对自己的思想确有把握。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毕竟,一个人的思想不仅产生于自己的头脑,还产生和他人的交往。唯有借助于交往,你才可能使自己原有的感觉获得确证,从而也才可能使之形成明确的见解和信念。当时,我们从社会上听不到什么不同的声音。我们从自己的内心也听不到什么不同的声音。不错,我们原先有过的某些观念和新的流行观念不尽相同,多少可算作不同的声音。可是在新观念的巨大冲击下,这些原有的不同观念,虽然没被否定、没有放弃,但已被淡忘,被推挤到心灵的角落。与此同时,新观念挟其铺天盖地之势,有力地加之于我们心上。纵然我们没有接受、没有相信,至少也逐渐习惯。于是,我们的思想,尤其是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便只能是官方灌输给我们的那些思想。充乎其量,在这些思想的下面,还潜伏着若干被忽略的不同意见和一大堆不成形的疑团。

比方说,我认真地阅读那些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可是很难获得期待中的那份激动。我积极地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但不时地会滋生单调沉闷的感觉。我以为这些感觉是不对的,但还是不能有效地克服它。我不甘心在革命化的潮流中落后,然而革命化所提出的种种要求、种种标准,显然不是每条都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我是无比热爱这个时代的。不过,当我看到团支书昂首阔步,自自然然地唱着“我们这一代,革命豪情满胸怀”时,我发现我缺少他那种如鱼得水的开朗愉快。如此等等。假如说在这些比较抽象的问题上,我对自己的不满、失意以及和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情绪还把握不够清楚的话;那么,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更近切、更具体的问题摆在面前,这些情绪也就日益明显地浮现于心怀脑际。

144、毕业前夕

六六年五月下旬,学校举行毕业考试。我象过去一样认真应考,大概也象过去一样考得相当出色。不过在此时,我对于考分的高低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关切了。随后,同学们依据志愿分成理科文科两大班准备分类复习,迎接七月初的升学考试。

在一间贴满全国高校招生广告的教室里,我信步浏览。我早就决定了报考理论物理专业。科大、北大看来是毫无希望。找来找去,只有兰州大学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比兰州大学档次更低的学校就没有理论物理专业了。然后我又选了几所普普通通的师范院校。当时许多同学都不大瞧得起师范院校。多年教育革命的结果,只是使得一个具有深厚尊师传统的国家,教师的地位江河日下。我对教师职业倒一向有所偏爱。别的不说,当一名物理教师,便意味着你可以一辈子和物理学打交道。有这一点也就够了。

我一边考虑着如何填写升学志愿,一边却又怀疑自己的这番考虑是不是徒费心机。在上一届高考中,“黑五类”子女被录取者已属凤毛麟角,其中,直系亲属被共产党处死者则闻所未闻。我相信我能考出很优异的成绩。我也相信老师会给我写下一个很不错的鉴定——在一般人心目中我毕竟还不失为一个好学生。我可以想象,如果我落榜,同学老师都会替我惋惜,但,没人会感到意外。

大学录取率很低,通常都把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看成是一条很正常的出路。大部分同学想当工人。认真考虑下农村的人看来仍旧不多。我也不得不考虑到升学之外的各种可能性。正是在这时,我尤其强烈地意识到我对学校生活是多么的眷恋。虽然十九中的三年生活并没有给我留下几件美好的记忆。在那些日子里,我频繁地梦见学校、梦见课堂、梦见读书或考试,醒来后想到这种生活恐怕将永成过去,心中不免一阵惆怅。

其实,在此刻,我心中唯一明确的不满对象,仍然只限于所谓阶级路线。和三年前一样,我明确地感到不公正,但我找不到造成不公正的明确的责任承担者。如同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K.找不到明确的责任承担者,不满便无法转化为抗议,而只能淤积为抑郁。我的抑郁要比三年前沉重得多。因为它包含了更复杂的因素。我一时间还不能把这些因素梳理清楚。我只是觉得自己有力无处使。我只是觉得我和社会不那么协调。我知道我决不会消沉。我知道我仍会奋斗。但是,我确实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如果你现在问我,在我过去四十几年的生活中,哪一段时期最迷茫。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这一段。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4年8月号(总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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