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
155、“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无异于敲响了末日审判的钟声。
以往的政治运动，例如镇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虽然都是“对敌斗争”，但每场运动的目标主要还集中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敌人”。“文革”开始时，许多人暗自以为那只是一场文化领域的政治运动，其打击对象大概只限于“反动的”文化人。如今，党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的大革命，它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意味着：
一、文化革命的打击目标不限于各种触犯法律的行为，它还包括一切“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在当时，我们根本不懂得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
二、所谓“三反”言行，不仅指“行”，也指“言”。换句话，仅仅是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便足以定性为“牛鬼蛇神”。那时，我们对言论自由几乎毫无概念。
三、“横扫”不仅指向现在，而且还追溯既往（吴晗不就是因为五年前的一个剧本而被打倒的吗？）它是对每一个人的全部历史以及对全部历史的每一个部分来一次算总帐。
现在我们都清楚地领悟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一个何等可怖的口号。它是一场比希特勒的“最后解决”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还要残酷百倍的政治迫害的动员令。然而在当时，我们却为这样一个口号激动不已。打击范围的无限扩张，非但没有增加我们的惶惑不安，反而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兴奋。我们确实有一种类似于基督徒面临末日审判的神圣感。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文化革命——其实，整个共产党革命都是如此——并不把自己的目标局限于对社会某些特殊的弊害进行适度的矫正，而是自诩为要对人世间一切罪恶加以一劳永逸的根除，所以它才最容易激起那些缺乏政治经验、并且早已习惯于用黑白两分法看待世界的人们的极大热情。
156、乌托邦与古拉格
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灌输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以往的一切历史全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才破天荒地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局面，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共产主义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也是最后的革命。（《国际歌》中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社会是最美好的社会，同时也是人类的最终归宿。为了完成这最后的斗争，实现那最终的理想，我们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和一切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目标的纯粹和完美决定了手段的坚决、彻底与毫不妥协、毫不留情，按照这套神话，文化革命便成为逻辑的必然。因为唯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才可能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而为了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我们就必须清除一切不符合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就是必须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现完美意味着清除一切不完美，于是乌托邦就和古拉格成为同义词。
是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就等于古拉格，或者说，它逻辑地蕴涵着古拉格。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采取的种种极端手段，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证明了这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这种逻辑关系仍然缺乏强烈的自觉。这不足为奇。因为在此前共产党的历次斗争中，其革命对象都是特定的、有限的；它必须容纳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异己力量；非如此则不可能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因此，这就使得一般人模糊了对共产党要“横扫一切”、要“全面专政”的意图的清醒认识。而这种意图本来是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其纲领和宣言上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现在，毛泽东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号召既在人们意料之外，又在人们意料之中。我说它在人们意料之外，是因为在这以前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场大革命；我说它在人们意料之中，是因为人们早就接受了、至少是习惯了共产党的纲领和宣言，因而从理论上早就认可了这样一种“横扫一切”的革命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所以，我们整体地、无异议地响应了文化革命的召唤，怀着实现人间天堂的热情，开始了修筑全民性古拉格的巨大工程。尽管在此一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疑惑，也不是没有恐惧；但只要我们还没有明确地否定那套乌托邦理想，那套乌托邦理想就以一种坚硬的逻辑力量将我们向古拉格无情地推进。
157、第一张大字报
六月一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大字报全文，同时还发表了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在已经进入亢奋的社会中激起了更高的亢奋。
不过严格讲来，我们之所以受到强烈的感染，主要是因为这一事件的咄咄声势。当时，我十分认真地阅读了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我能够感觉到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同小可，但对于那个意义本身却并没有明晰的观念。报纸上没有向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材料，我们对于这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包括对它的执笔者和批判对象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我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这张大字报在“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明争暗斗中的重要作用。就大字报本身而言，批判的火力固然猛烈，但批判的具体内容，按照我当时的眼光看来未免空泛。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象“加强党的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这些看上去毫无问题的话如何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强调“内外有别”、“遵守纪律”就等于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在我的记忆中，党领导难道不一向是这么讲的吗？《人民日报》社论中有一句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后来我们得知此话出自毛泽东。照说我是有可能被这句话吸引住的。以前上政治课，老师讲到要无条件服从上级领导，我就提出过疑问“万一上级领导是错的呢”。不过，我并没有把这层疑问继续思考下去。因此在我读《人民日报》社论时，也就没有对那句话格外留意。
两天后，报上公布了中共中央决定：彻底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为新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派遣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消息传来，人们又是一番激动。
其实，早在四月下旬，彭真就已被停职检查；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上，彭真没有露面（以往的五一、十一，彭真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在五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已经通过了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决议。只是在当年，中共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别还做得相当成功，以致于一般民众、包括普通的党员干部，在党的决议尚未正式传达之前，对于上层的各种重大变动均毫不知情。那时候，一般人还没有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的习惯；我们也还没有学会从公开报道中某位领导人的出场与否或排名先后敏感到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的升沉起落。我们仍然习惯于把共产党视为一个高度坚强统一的整体，是文化革命才使我们一步步地打破了这种天真幼稚的信念。如今都说“文革”是一场愚民运动，当然是的。但“文革”以前的人们，至少在某些问题上，显然更为愚昧。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随着“文革”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过去是那样的幼稚无知，越来越以为自己正在变得聪明或高明。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内，“文革”于我们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起码也是眼界的开拓。
158、党内斗争之谜
彭真的垮台，为什么会在我们心中引起一阵兴奋？难道不就是在几天或几个月之前，我们还把他尊为“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最令人费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大人物”，不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一旦垮台，你都几乎听不到普通民众表示过什么同情或抗议。
原因自然很多：民众对党的迷信，对最高领袖的迷信：“打倒”通常都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被打倒者根本没有机会公开地为自己申辩反驳；对不同意见的残酷压制，使得持异议者不敢鸣冤叫屈；如此等等。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标榜和人民打成一片，实际上却和人民相当隔膜。不错，共产党领导人常常下基层视察工作，而且还常常喜欢和普通民众聊几句家常以示平等和亲热，但他们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党的化身，从而使自己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个抽象的存在。人们或许可以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甚至可以熟悉他们的口味嗜好，但是人们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很难了解他们真正的见解与主张。如果说一般的领导干部还可以经由日常的为人处事而给周围的人们留下比较生动的印象的话，那么，越是高级的领导人，与广大民众便越隔膜。他们固然作为党的领导人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以至热爱，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同样只具抽象的形式，因而是可以任意替换的。本来，为政者和人民的联系，主要应通过政见、政策和政绩来体现。假如你把个人的主张隐匿在党的路线、党的政策之后，假如你把个人的政绩统统记在党的名义之下，那么，你就在你和人民的关系上抹去了个人的特性，于是你的升迁谪贬对人民也就显得漠不相干了。换句话，党内矛盾、党内斗争的不公开，一方面使党表现出绝对正确，所向无敌的外貌，一方面使得党机器中的个人变得无依无靠、不堪一击。一旦党决定抛弃你，由于人民都并不真正了解你，你就会陷入极度孤立。党加给你的罪名越笼统越空洞，你的失败反而越彻底。如此说来，公开的大揭发大批判有时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多少能使得人们对你的政见和主张有所了解，即使饱受歪曲也聊胜于无。
北京市委的改组被渲染为文化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或许，有些人已经猜测到文化革命将是一场主要针对党政上层人物的尖锐斗争。不过，我和我周围的同学老师依然蒙在鼓里。我们依然以为文化革命会和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我们此时理解的“党的领导”依然是指党的各级领导而不只限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那时候，“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个短语也许尚未出现，至少是尚未流行。
159、关于工作组
和其它学校一样，十九中的文化革命一开始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大约半年前，十九中开展“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级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学校。“四清”尚未结束，“文革”即已开始，于是，原“四清”工作组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文革”工作组。
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派遣工作组是一个很常见的方式。起先，派遣工作组的理由很简单。譬如土改，许多地方本来没有党组织，所以必须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或曰工作队）。其任务有二：一是领导运动，一是帮助建立基层党组织。以后，党组织密布全国，形成所谓“党天下”。若要搞什么运动，常常就由本单位的党组织直接出面领导。但是遇到“整党”、“四清”一类运动，单位党组织本身成了运动对象，再由自己出面领导便未见合适。在这种情况下，由上级机关从其它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进驻该单位就成了势在必行的办法。否则，“党的领导”又从何体现呢？因此，当“文革”工作组出现时，没有人表示过异议。以北大为例，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广大革命师生热烈欢迎。“文革”工作组进驻单位给包括大中学校和部分党政机关。当时，这些单位被认为是进行文化革命的重点。
十九中工作组长姓刘，是成都市另一所中学的校长兼书记，副组长是附近一所小学的校长，另有组员三、五人。因为工作组成员、特别是领导成员，常常是由同类单位的干部来担任，他们在自己的单位免不了也是运动对象，所以派工作组的办法往往就变成了先用左手洗右手，再用右手洗左手的有趣循环。工作组好比钦差大臣，在一般人心目中威信很高，权力颇大，一进驻便接管了党权；不过一般来说，工作组并不干涉原单位的日常工作。
在“四清”阶段，运动的参与者限于教师，我们学生只参加了两次报告会；一次是运动开始，工作组刘组长向全校师生传达文件精神，并鼓励学生向教师和学校领导提意见；另一次是运动进行到某一阶段，刘组长作汇报。在“四清”中，领导干部已经成了运动的重点，个个都要接受一番审查，美其名曰“干部上楼，洗手洗澡”；审查过关者称为“下楼”。记得在第二次报告会上，刘组长讲到，十九中的两位校长（实际都是副校长，我们没有正校长），一位秦校长已经下了楼；另一位王校长，还有教导处冯主任暂时还没下楼。我们隐隐感到这两位领导“出了问题”，但不知其详。
在“四清”运动中，我也向工作组递交过一份意见书，批评对象是本校一位党员教师。这位教师本不教我们的课，只身住在学校，无事时常到我们教室来与同学闲谈，言语间颇有几分玩世不恭、消沉愤世之慨。依当时的我看来，这等精神状态怎象是一位共产党员？说来也是，我那时虽然感到受压抑，但却一向以为消极、悲观都是不健康的情绪，因而对别人的这种心态格外缺少同情。事后，工作组找我谈了一次话，含糊其词地给了一点肯定。这大概是因为我家庭出身有严重问题，工作组对我并不信任，或许还有些猜疑；否则，我会被工作组视为积极份子也未可知。
160、“七亿人都是批判家”
停课闹革命的第一天，校园里就贴满了大字报。工作组号召同学们给校领导和教师提意见。校方买来大批毛笔墨汁，拿出积存的旧报纸分发各班。我们这是第一次被动员以大字报的方式投入大批判，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很刺激。人人挥毫上阵，又是写，又是看，忙得不可开交。置身于这样一种热烈的群众场景中，我和同学们都忍不住感慨道：“噢，这就是革命！”
初期的大字报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的是表决心、喊口号，大段大段抄录报纸；有的是揭发批判校领导和教师的错误言行。后一类大字报又可分两种：有些大字报一本正经，模仿着报纸上批判文章的格式语调，抓住领导或教师的几句话几件事，上纲上线；另一些大字报则近乎嘲讽，从某些老师的外形或穿着，到他们平时的小疏忽小笑话，统统搜罗起来写成大字报，有的还采用打油诗的方式和配上漫画。为了搜寻材料，同学们开始互相串联，交换信息。有些同学苦于找不到可写的内容，于是就在别人写的大字报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自己也不落后。这段时期十九中大字报的一个特点是，有来无往，有批无保。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对每一张大字报都真心赞同，这只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不应该对之泼冷水。作为学生，我们多多少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革命者”的优越地位（虽然在那时，“革命小将”这个威风凛凛的名词尚未出现）。在教师方面，则纷纷以“接受考验”的说词自我安慰，即便满怀辛酸也要强作笑容，不停地向写大字报的学生们表示“欢迎欢迎”。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借用一位西方评论家的话“七亿人都是批判家”。我感到很自豪。想想看，七亿人都在大批判，这个场面该是何等的壮观。
在这段时期，我也很积极。运动第一天，我就把先前那份交给工作组的给某老师的意见书张贴在校园墙上。我原想以此证明我自己比其他同学更“先进”了一步。只是，在越来越多的更尖锐、更激烈的大字报浪潮之中，我这份意见书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格外的重视。以后我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也在几张别人写的大字报上签过名。在运动开初那几天，学生们的大字报都大同小异。被批评到的领导和教师几乎百分之百。一旦发现某某教师“榜上无名”，便有热心人赶快搜集情况，不管事情大小，横竖凑成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同学们这样做，既有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意愿，又有发泄青春期反叛心理的冲动，其间免不了还有自我表现和赢得称许的欲望。毕竟，在对方毫无反抗能力的前提下去为某一种主义而战决非难事，“革别人的命”也并不令人痛苦；何况我们还都或多或少地懂得，批判是批判，批判总是要从严的，批判不能要求句句符实。这就大大地减少了我们内心的犹疑和不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学生们大字报的火力固然凶狠而漫无边际，但一口咬定某某人就是“三反份子”、“牛鬼蛇神”的仍属罕见。
161、轻易而辉煌的胜利
在十九中，第一个被当做“敌人”对待的不是别人，而是王校长。三年前，王校长调到十九中，凭着他的精明干炼，很快地在师生中建立起威信。前阶段学校搞“四清”，王校长本来已大致通过审查就要“下楼”的，偏偏在此时东窗事发，惹出一件大麻烦来。一位老师无意间在校长住所旁边一处堆放杂物的地方发现了王校长十六年前的几本日记，打开一看，其中竟有不少攻击共产党的言论，于是赶快交给工作组。工作组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下令将王校长停职隔离审查。王校长原是进取心极重之人，受此打击，痛不欲生，试图自杀，未遂。工作组便派人对之实行二十四小时监管。
平心而论，王校长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九五零年，他只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本来对共产党掌权（成都是在五零年“和平解放”的）还抱着观望以至几分欢迎态度的。殊不料共产党掌权后立刻搞运动，他敬为“完人”（日记中语）的父亲被划成地主迫害致死；再目睹到共产党在其它方面的蛮横作为，他忍不住在日记中将共产党痛斥一番。其后不久，共产党恢复秩序并加紧民生建设，他对共产党的印象略有改变。尔后，他又参加了革命大学，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并表现积极，很快入了党，且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想来他早已把那两本日记中的“反动言论”给忘怀了。可是这两本日记既没有销毁，又没有小心收藏；如今被人发现交到了工作组手里。那时候正流行着阶级敌人窝藏“变天帐”的种种故事，王校长如何辩解得清？
在“四清”运动中，另一位“下不了楼”的校领导是教导处冯主任。冯主任年青有为，不久前刚结婚。他被揭发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按照当年盛行的推理逻辑“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堕落”，因而“生活作风”问题自然就上升为“政治问题”。
“文革”一开始，有关王、冯二人的“罪行”材料便通过教师的大字报公诸于世（估计有工作组的授意），在同学中立即引起震动。本来，同学们经历了前阶段批判“三家村”、公布聂元梓大字报和改组北京市委等一系列事件，已经意识到这次运动是要从党内揪出“坏人”的；然而，多年的宣传教育又使得大家仍然习惯于把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视为党的化身，因此很少有人敢于主动地向领导干部放肆进攻。现在，王校长、冯主任的材料被抛出，问题一下子就简单化了。打倒王校长和冯主任既无“反党”的风险，又满足了人们从领导干部中揪出“坏人”的期待。那时候，一般人对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没有多少概念；但是从报纸上文件上反复强调的关于阶级敌人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反革命策略，以及从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的关于阶级异己份子混入党内窃取权力和某些领导干部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蜕化变质的事例，人们已经熟悉了一套制定罪名的模式，于是便毫不费力地把王校长和冯主任分别套入了“阶级异己份子”和“蜕化变质份子”这两个现成的范畴之中。十九中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取得了如此轻易而辉煌的胜利。
162、校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正如天下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绿叶，也没有两个单位的文革史完全相同。以中学为例，在运动初期，围绕着工作组、校领导和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有着好几种不同的模式。有的学校，是部分学生率先造反，提出打倒校领导的口号；工作组保校领导，压制这部分学生。有的学校是工作组一来就把校领导定为黑帮，部分学生保校领导而反工作组，并遭到工作组压制。有的学校，是工作组支持部分学生打倒校领导，引起另一部分学生反对。相比之下，象十九中这样的情况就平淡多了。原因也很简单。十九中远离京都，同学中也甚少有特殊政治背景的人物，所以没人能对行将到来的针对党政领导的造反风暴有什么预感。另外，十九中的“文革”，在其初期基本上只是前阶段“四清”的延续。王、冯的问题都是在“四清”中就已经揭发出来的，进入“文革”无非是将其公开化和升级而已。这就不象有些单位（例如北大），“文革”一开始便意味着对“四清”的否定，因而也就没有造成各种矛盾纠缠不清的复杂局面。
“文革”运动继续进行，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工作组借助于在“四清”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教师骨干和高年级同学中的积极份子，逐渐地把大字报的攻击目标集中到那些在“四清”中就被列入“有严重错误”的教师身上。这些教师要么是在“解放前”和国民党政权有过某种关联，要么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攻击的内容也集中到诸如“对新社会心怀不满”、“在困难年间散布过反动言论”、“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排斥打击工农子弟”一类问题。打击对象越来越明确。与此同时，依靠对象即积极份子队伍也越来越清楚。看来，积极份子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上的。一位年青教师本来在批判王校长的活动中十分活跃，不少同学将他视为积极份子。谁知几天后便有另外几位教师写出大字报，揭发出这位年青教师在大学阶段曾因发表右倾言论遭受团内处分一事。不消说，这件不大不小的“历史问题”是从该教师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因而那张大字报无疑是代表了掌握档案机密的工作组的态度。在我们班上，以新团支书为首的几位同学，接连写出了一系列大字报对我们的班主任郝老师猛烈进攻。其上纲之高，令许多同学都觉得难以接受；但我们又分明感觉得到这番进攻是有来头的。譬如说，他们的大字报提到了郝老师在“解放”前夕当过国民党上尉司书，那只能是得自工作组的有意透露。不仅如此，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攻击了其它同学，称之为“黑的卫士”（四川话，“郝”与“黑”同音，此处的“黑”即指郝老师）。大字报落款是“黑与黑的卫士的死对头。”同学们都知道，这里所说的“黑的卫士”就是指班上那些出身非红五类而又曾有好学生之誉的同学（包括我在内）。虽说在那时，我们并不曾保卫过郝老师。事实上，在这段时期，没有任何人对被批判的领导或教师进行过公开的辩解或保护，充其量，我们只是对某些措辞激烈的大字报没去附和或是私下表示几分不赞同而已。显然，校园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大部分教师和一部分同学开始感到难堪的压力。
163、王校长再度自杀
还在“四清”运动后期，王校长因自杀未遂被工作组派人监管，从此便不见其踪影。文化革命一起来，批判王校长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人人都把他当作十九中的头号阶级敌人。开始，同学们还听话。我们被告知王某某正在隔离审查写检讨，大家也就没有再作深究，过不多久，校园的火药味日益浓厚，有些同学发出责问：“王某某给藏到哪里去了？”这天，一些同学获悉王校长原来就关在校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消息传出，上百名同学立刻赶到那里，对着小屋高呼口号。小屋那边毫无动静。突然，屋门打开，王校长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口，低着头，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围观者无不惊讶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王犯”（这是大字报上对王校长的一个最流行的称谓）面部浮肿、神情麻木，与原先同学印象中的那个朝气蓬勃的王校长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大家先是一怔，继而又高呼口号。有几位同学已经冲到小屋前。监管人员连忙将王校长拉回屋里，并劝说同学们各自散去。
次日，校园出现好几张大字报，声讨王校长“破门而出”，“猖狂向群众反扑”。不几天，我们又得知王校长再度自杀未遂的消息，于是又引出一阵大字报批判。有一张大字报摘引了王校长在这段期间写下的话，大意是说：政治生命是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人生也就结束了。还有几句古诗：“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
读到这些字句，我不禁泛起一份怜悯之心。我一直不相信那两本“反动日记”是什么“变天帐”；然而我不能不意识到它确实永远地结束了王校长的政治前程。“政治生命”这个概念，现在看来也许是迂腐得可笑；但在当时一班发奋上进而又只知认同共产党那套价值系统的人心目中，它不仅是支持肉体生命的灵魂，而且有着超越肉体生命的无上意义。假如说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那么，意义的被剥夺，也就意味着生命的被剥夺。
164、罪不当死，如何以死避之？
王校长两度自杀未遂，使自己陷入极其狼狈的境地。大字报纷纷谴责王校长“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有的还攻击他“以死来向党威胁、向党进攻”。总之，王校长自杀一事非但没有刺激起人们对他的悲惨遭遇进行反省；在许多人看来，那反而等于落实了先前加之于他身上的严重罪名，甚至还意味着罪加一等。这当然不是文化革命才发明出来的什么新思维。在以往历次运动中，共产党总是要对试图自杀者扣上诸如此类的罪名。一般人早已习惯于这类指控，以致于大家很少再去思考自杀者是否还有别的动机以及自杀行为是否还有别的意义。
其实，略一思索便可发现，所谓“畏罪自杀”一说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在这里，自杀者原有的过错并不足以构成死罪；那么，以自杀身死的办法去“逃避人民的惩罚”又是从何谈起？罪不至死，如何以死避之？至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谴责则更见无理，难道不是党或“人民”先就把别人革出教门了吗？不过我可以体会到被批判者的自杀行为确实可能引起批判者们的反感，因为他们会以为自己的意志受到冒犯。正因为你罪不该死而却要自动去死，所以它表明你对批判怀有抵触，怀有怨气。你想表白自己的无辜，从而证明批判者们犯了错误；你想突显出自己被逼入绝境，因而迫使生者为你感到歉疚。所以，只要人们不曾因此而翻然猛醒，他们就很容易变得对你更加愤慨。
后来，当我努力说服别人为王校长翻案时，我惊奇地发现：不少人对王校长最不能原谅的事情无非两件，一件是那本白纸黑字的“反动日记”；另一件居然就是他的两次自杀行为。据我所知，在否定“文革”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平反工作中，那些在“文革”中自杀身亡者的平反往往遭遇到更大的阻力。这不仅因为死者不再能为自己申辩，也不仅因为某些生者不肯为死者的名誉而承担风险，更普遍的一个心理是许多人仍然坚持自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者是有罪的证明。其理由是：真金不怕火炼。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个人无论遭受多大委屈也应该相信党，相信党最终一定会给你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如果你竟然自杀，那只能证明你心中有鬼；最起码的，它也证明了你已经对党失去信心，你经受不起运动的考验，你背弃了党和人民——这就和“反党”差不太多了。
165、不幸中之幸，抑或幸中之不幸
王校长自杀事件是我在文化革命中遇到的第一起自杀事件。它幸而也是整个十九中文化革命运动中唯一的一例。
在两度自杀未遂后，王校长似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尽管在那以后他遭到了以前想象不到的残酷的肉体折磨（直到第二次自杀时为止，十九中还没有出现打人现象），尽管在那以后有了更多的便于自杀的机会（对他的监管不久就撤销了），但是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有过自杀的企图。这一点颇耐人寻味。粗考其原因，大概有两条。第一，他也许对自己的处境慢慢习惯了。王校长两次自杀都是发生在生活遭逢突然变动的背景之下。一次是“反动日记”被发现，他从“革命干部”一落千丈而沦为“阶级敌人”；另一次是“文革”爆发，原有的问题急剧升级。此后的压力虽然绵长而沉重，但却不具突发性；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会减弱敏感度而增加麻木性。第二，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揪越多，昔日春风得意的一大批党政干部纷纷变成了“牛鬼蛇神”。这样，作为最早被打倒的那些人，虽然其物理环境日形恶化，但心理压力反倒迅速减小。毕竟，人对于精神痛苦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人作比较的产物。陆游晚年写过一句新年诗：“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是之谓也。
还有一点尚须提及。共产党实行政治迫害，一方面固然是把别人整得死去活来，另一方面它又采取种种办法防范别人自杀，并且给自杀者扣上骇人的罪名。这很可能有效地阻止了更大量的自杀行为的蔓延。试图自杀者可以对生前的一切置之度外，但可能对身后的名誉十分关心；他可以对自己的生命毫无眷恋，但可能对亲人的命运耿耿于怀。面对着不讲人情的共产党，自杀非但不足以保全名节反而会招致更严重的污损，非但无助于使亲人从困境中解脱反而会把他们带入更深的困境。这样一来，要横下一条心自杀就更难多了。当然，共产党采取这种作法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因为它担心大量的自杀现象会促使人们对运动的正当性产生怀疑。文化革命——其实又何止是文革革命——造成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数量的自杀行为。然而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猜测，如果不是共产党对自杀行为严加谴责并对自杀者的亲人株连深广，只怕自杀者的数量还要庞大得多。这是不幸中之幸，抑或是幸中之不幸？□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4年10月号（总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