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
166、“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
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把教科书和作业本统统束之高阁，全力以赴地投入运动。报纸上、广播上，天天都有重大消息和重要社论发表；校园里，时时都可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生活是如此的紧张、热烈，充满新奇的诱惑。它使得人心一直处于高度的兴奋和不间断的期待之中。
大约是在六月下旬的某一天吧，我整理自己的书本杂物，偶然翻阅到一篇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作文，一读之下竟有隔世之感：仅仅两个月之前，我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为革命而发奋学习”；如今我想的全是如何革命。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很革命，只是苦于没得到组织上的充分欣赏；投入运动后，我感到自己的思想觉悟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再回过头去检视以往，颇有几分“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触。我和一些同学老师交换看法，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感受。《人民日报》社论说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们均深以为然。
不消说，在运动初期，受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教师。无论你平时如何受学生的尊重以至敬畏，如今都免不了被学生们写大字报点名批判。最轻微的指控也是说你“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本来，教师职业的尊严、从事教育工作的乐趣，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学生的爱戴和敬重。可是现在，偏偏是学生们被动员起来毫不留情地批判老师，这就在老师心中造成了极为深刻的伤害。然而，更大的悲剧在于，在当时，很少有人能把这种批判认作伤害。相反，许多人，包括大多数教师自己，往往还会把它视为“触及灵魂的革命”。最让被批判者困窘不堪的一点是：批判者所采取的那种立场，常常也是被批判者主观上表示赞同的；学生们据以批评老师的那些原则，正是很多老师平时教给学生的。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自卫的思想凭籍，他们必须对批判表示欢迎。由于这种欢迎之中饱含苦涩，所以他们才会不胜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真是触及灵魂！”
167、大批判之妙用
大批判对于被批判者而言固然是强烈的冲击，它对于批判者们同样构成沉重的压力。
不错，作为学生，我们不属于批判对象；但是，我们批判的具体内容、我们批判别人的那些错误思想反动思想，却分明是我们自己头脑中就多多少少存在的东西。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当我们批别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批自己。
过去，共产党为了在年青一代中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总是要求我们不停地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改造。我们必须当众忏悔，承认自己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错误言行。然而，人是有自尊心的动物，谁也不情愿一味地贬低自己、否定自己。为了克服自尊心这层障碍，党劝诱我们说：谁愈是敢于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就表明谁愈是积极要求进步。换句话，一个人愈是否定自己便愈是可能得到肯定。靠着这套说词，自尊心被巧妙地加以倒置；于是，自我批判便成为时髦。不过，这种通过自我否定而获得自我肯定的办法起码包含着两个严重的困难：第一，它很容易导致十足的虚伪。贬低自己其实是为了抬高自己。自我批评不再是自我批评而成了改头换面的自我表扬。第二，你承认自己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影响，那充其量能够证明你有积极上进的革命愿望，但并不能证明你已经树立了明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自我否定可以是自我肯定的一种特殊方式；但否定终归是否定，否定本身毕竟不等于肯定。因此，这种办法必然招致那些正直、倔强、自信以至骄傲的青年们极大的反感。
大批判的方法却别有妙用。首先，我们被归入批判者一方，我们被认为是革命的动力而非革命的对象。这就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更确切地说是虚荣心）。写批判文章和写思想汇报大不相同。写思想汇报，你必须谦卑地把自己称为“世界观还没有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批判文章，你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次，我们通过批判别人的错误，从而证明自己的正确。这种证明是正面的、直接的。它显然要比通过否定自己来肯定自己的证明方式更令人愉快，更足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因此我们当然也就更乐于采用。一旦我们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别人，我们就很少再去设身处地地为那些被批判的观念着想。出于急切表现的心理，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就把官方的价值标准加之于对方的头上。青年学生缺乏世故与油滑。我们不可能对别人一套标准、对自己却另一套标准。结果，我们也就把这同一套标准反过来加之于自身。我们对别人的批判越苛刻，我们对自己的压力也就越沉重。
168、两类矛盾的迷宫
揭发批判深入开展，校园气氛日益紧张。起先，我还为这种紧张感到兴奋、感到鼓舞。渐渐地，我开始萌生某种不安和困惑。
在运动初期，所有的老师都遭到批判。挨批最少的老师，既不是往日最受学生爱戴的，也不是一向最得领导宠信的，而是平素沉默寡言、最不招惹人们注意的。看到这种现象，我忍不住想，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大家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么？
运动进行了一个多月后，在工作组的引导下，大批判的攻势缩小了包围圈，集中到大约十几个老师身上。然而从前阶段的揭发材料来看，这十几个老师的错误言行并不一定就比别人更严重。他们之所以被挑选为运动的重点，主要是由于他们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历史问题”。这就让我感到很困惑。我十分认真地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著作。我力图掌握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可是我发现，尽管这些原则在理论上似乎是很清楚的，但要运用于实际却相当困难。最伤脑筋的一条就是所谓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你怎么能确定某某人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当然，你必须考查他是否有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说是“言行”，其实主要是“言”，也只可能是“言”。如果仅仅是考查某一言论本身，你或许不难判定它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然而问题在于，你怎么能根据这一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便进而推断出对方一定怀有反革命的罪恶动机呢？你怎么能区分出谁是认识问题、谁是立场问题或阶级本性问题呢？一方面，你只有洞察到对方的内部动机，才可能判明其外部言论；另一方面，除非你判明了对方的外部言论，否则何以洞察其内部动机？两者互为前提，因此到头来总是谁也证明不了谁。
现在我们都懂得了，照共产党、毛泽东指示的那样，不是依据人们的行动而是依据人们的思想，不是依据明晰的法律而是依据抽象的哲学，人们永远不可能对所谓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获得一致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武断专横实属不可避免，联系家庭出身或历史背景妄加推测必然成为最流行的定罪方式。我对这种定罪方法很不满意。可是在当时，我只能对工作组的做法暗中存疑。我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因为我还陷在那套专制哲学的概念迷宫之中，兀自在那里苦思苦想，困恼不已。
169、废除高考制度
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北京四中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公开信，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学们闻讯后立即一片欢呼，纷纷写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然后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和文化革命中发生的许多起重大事件一样，废除高考制度这一决定，既在人们意料之中，又在人们意料之外。
它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早在六四年春节讲话中，毛泽东就严厉地批评了现行的教育制度：学制太长，课程设置繁烦，考试方法过于呆板，培养出来的学生太脱离实际。以后他又提出“阶级斗争应是青年的一门主课”。从那时起，学校里就持续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并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越来越加强政治因素的分量。“文革”一开始，教育界首当其冲，过去的教育被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而必须彻底改革。还在六月上旬，报上刊出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到要废除高考制度，建议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接受锻炼，首先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再由党从中挑选先进青年升入大学。尔后不久，又有几位人民大学的学生发表公开信，呼吁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建议招收工农兵优秀份子进入高等学校。在进行了如此这般一番铺垫工作之后，谁还会对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感到惊讶呢？
但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对于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仍然觉得有几分意外。因为在当时，一般人只忙于从思想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很少有人考虑过要进行什么制度性的变革。且不说考试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就拿中共建国十七年的历史来看，教育界虽然进行过多次改革，不过以往的改革基本上还只限于教学方式和教材内容，或者是对现行制度作某种补充（例如开办半工半读学校）。作为一种制度，整体上说，十七年来并无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现行教育制度视为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有关制度改革的设想，倘不被视为“反动”，也会被视为狂妄。“文革”爆发，我们开始想到一些以前未曾想到过的问题。但大多数人的思考仍然限于“响应号召”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只会在党中央发出明确指示的前提之下去发挥自己的思考力和想象力——如果那还叫得上“思考”和“想象”的话。不错，报上已经登出了北京女一中学生的公开信，不过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人想必不多，就算你注意到了，你很可能也只会把它看做是一些中学生在表达其革命的坚决性，就象当年董加耕放弃进大学的机会自愿下乡务农一样，那并不预示着一种制度性变革即将发生。等到北京四中的公开信连同中央决定一道发表时，人们才恍然大悟，然后急急忙忙地表示支持响应。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懊悔：怎么我就没能早一点提出这个建议呢？
170、废除高考制度为何受到欢迎
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之所以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一个最浅近的原因也许是它消除了大家郁积已久的心理压力。运动搞了差不多两个月，功课都有些荒疏了，一旦考起试来怎么办？谁心里能不暗暗焦虑？恰在此时，中央作出了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同学们如逢大赦，顿时感到无比轻松，因此欢呼雀跃，热烈赞同。至于废除高考制度会导致什么后果，许多同学可能还没来得及细想。
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废除高考制度的结果之一，是为中共特权阶层获取私利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或许那正是当初作出此一决定的一个目的。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供不应求，因而围绕着升入高等学校而进行的竞争也越演越烈。借助于所谓阶级路线这头一道关卡，共产党轻而易举地把“黑五类”子女排除于大学门外。然而升学考试这第二道关卡，却又不可避免地使一批权贵子弟名落孙山。运动初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说它让大量非无产阶级青年进入大学，排斥打击了“红五类”子女。这表明中共特权阶层对其子女已有的特权地位还不满足，还力图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而废除高考制度则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愿望。众所周知，在最早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建议以及对中央的决定最表赞同的学生中间，很大一批人都是来自中共特权阶层的家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比其它学生更自私，或者是对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着更明确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追求。问题在于，通过官方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他们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交织在一起。他们既然把自己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因此他们就会认为：凡是有利于革命的，必定有利于自己；凡是有利于自己的，也必定有利于革命。尤其是，这里所说的特殊利益，主要还不是指物质利益，而是指政治地位、政治权力。
当然，广大学生（包括中共特权阶层子女）坚决支持废除高考制度，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理解。党的教育方针是要受教育者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高考却片面突出智育，故不足为法；伟大领袖号召我们要“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高考却是机械、呆板、“一张卷子定终身”，并不能反映真才实学；真正的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高考却只是纸上谈兵，从校门到校门，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如此等等。这些道理，在当时看来都振振有辞，颇具说服力。再看中央提出的新办法——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按照这种办法，我们就不必把升学的希望唯一地寄托在那一轮考试之上。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更经常、更一贯、更全面、从而也更真实更完整的出色表现，去争取宝贵的深造机会。这不是要比旧的高考制度优越得多吗？
171、我对改革招生制度的一些思考
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公开信出自北京四中学生之手。我们知道，北京四中是全国最好的一所学校，学生们成绩优秀，升学率一向名列前茅。这多少可以表明：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即使是旧制度的受益者，也对旧制度十分不满。共同的社会环境，共同的教育，使得我们这一代青年有着极为相似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迄今为止，造成这代人内部分化的唯一因素是不同的家庭背景。然而正象我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与其说是不同的家庭背景本身造成了我们的分化，不如说是共产党刻意实行出身歧视政策人为地分化了我们。假如说在如何看待废除高考制度的问题上，同学们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在出身歧视政策下彼此的不同处境。换句话，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在旧制度与新制度下我们分别会得到何种的待遇。有趣的是，这种差异似乎并没有导致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以我自己为例。我回想起三年前报考高中未被重点学校录取的往事。我对这次不公正对待一直耿耿于怀。我当然不反对升学考试制度，我也不反对强调政治标准，但是我不能接受出身歧视。问题在于，当时我并没有把握认定出身歧视是共产党的既定政策。我把它更多地归结于执行中的偏差：官僚主义、宁“左”勿右，等等。我以为，倘若招生部门能够做到不是仅仅依据我们的死材料（如家庭出身），而是更全面地考查我们的活表现，这种偏差大概就能得到纠正。不论是在初中还是在高中，老师同学都对我评价良好。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能赢得人们的良好评价。如此说来，废除高考制度并非坏事。第一，我推想在新制度下，学习成绩依然会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意味着个人的表现将会得到更全面、更真实的评价。不妨说得再简单点：倘沿用旧制度，我辈几乎注定了考不取大学；新制度看来反而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这不是值得欢迎的好事吗？那时候，我对人性中的阴暗面，对诸如人情、关系、权势、利害等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估计甚低。我天真地相信，党总是公正的，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因此，我对招生制度的改革也表示积极的支持。
不过，我毕竟只是这场改革的响应者，我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发起者。我是在中央作出改革的明确决定之后才进行上面一番思考的。所以，在这番思考中，很难说不包含着说服自己以顺应潮流的“合理化”成份。我记得，当我和同学们一道热烈欢呼时，我心中一度闪现过些许的疑惑。但是我没有深入思考下去。“文革”中的新鲜事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我们没功夫对一件事想得太多。
172、撤销工作组，公布十六条
在六月至七月两个月中，全国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都处于工作组的控制下。工作组一方面组织起自己的积极份子队伍，一方面领导大家批斗“牛鬼蛇神”。由于工作组是中央下令派出的，并且在学校中取代了原来学校党组织的地位，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在学校中党的代表；而大部分群众也习以为常地对之表示服从。然而，在有些地区（主要是北京）、有些学校，工作组却和一部分学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有些学生写出了不同于工作组观点的大字报，有的人并直接对工作组展开批评；还有一些学生则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一类团体。这些单位的运动大有超出工作组控制的趋势。工作组依据过去运动的经验，立即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压制，扣上“反党”或“右派”一类帽子。有的学生甚至遭到软禁。可是，这批被压制的学生并没有轻易地就范，不少人还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对立场。有些学校的反工作组活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在这时，云游四方的毛泽东回到北京。毛泽东明确表态：“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于是，北京市委开始撤回它派出的工作组，其领导地位则由该校师生自行选出的“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所取代。
八月上旬，中共在京举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刘少奇为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会议期间，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其后，毛泽东又写出一篇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大字报赞扬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指出，“在五十多天里”（指六、七月两月），“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何其毒也”。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最后还发表了全会公报。
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73、建立校文革
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由中南海的少数几个人，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全中国大陆实行高度一元化的统一指挥。因此，毫不奇怪，当同一项决定下达到不同的地方时，它面临的是很不相同的局面，引起了很不相同的后果。尤其是在运动初期，中共上层的矛盾斗争大体上仍被严格的保密。一般人从报纸上和广播上只能获得经过精心修饰的、语义含糊的指示。大字报还限制在各个校园之内。各地区之间、各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串联基本上只在亲朋好友范围内进行。所以这种差异便更加显著。
当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传达到十九中时，校园内的反应相当平静。迄今为止，十九中的运动，在工作组的有效控制下，似乎进展得很顺利。没有人公开反对工作组，工作组在教师中抓“牛鬼蛇神”，引起许多教师的严重不安，但没有人公开地表示抗议。根据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一般人都把这种普遍的紧张感以至恐惧感视为正常现象。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老师和干部已被软禁，他们被要求写交代检查。出现过几起打人事件，旋即由工作组出面制止。被工作组当做积极份子的几位老师和同学（都是出身好的党团员）在学校中已经有了很稳固的地位。我们对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反工作组活动一无所知，对中央内部围绕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更是浑然不晓。由于在中央关于撤销工作组的通知中只是从正面讲到了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并没有指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此我们意识不到运动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全校师生照例对中央的新决定表示了一番“坚决支持、热烈响应”；然后便着手筹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假如说在前阶段，十九中的文化革命无非是“四清”运动的继续；那么，如今的校文革则不过是工作组的继续。
选举校文革的活动进行得十分隆重。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了投票。这是一场等额选举，没有辩论，没有竞争。所有的候选人都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票。一位年青的、出身下中农的数学老师（他在“四清”运动中被吸收入党）当选为校文革主任。一位高三女生、该班的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当了副主任。我班的那位新团支书——其实现在已经称得上老支书了——当上了一名委员。其余的校文革成员也都是出身“红五类”的党团员、工作组心目中的积极份子，校文革的选举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次光辉实践。
和后来的革命委员会不同，校文革的地位一直不太明确。顾名思义，它只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但在当时，原有的党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教学工作早已停顿，于是校文革便成了全校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174、投票行为分析
回顾这次选举校文革的活动，有一点很耐人寻味。本来，候选者们远远不是个个都那么得人心的。譬如说，我就不大赞成我班那位新支书，我以为他未免太“左”了点。教师中对候选人的抱怨也许更多。但是我们仍然投了这些人的票。我们没有利用无记名投票的机会表达我们的不满——而我们分明是可以那么做的。这是为什么？
当然，在排除竞争的所谓选举中，选举结果完全是事前可以确定的。反对票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这就使得暗中持有异议的投票者们往往采取干脆随大流的放弃态度。不错，投反对票可以表达出我们的不满。我们当时确有不满。然而问题在于，在当时，我们对自己的不满本身并没有把握。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少人说在工作组和校文革主政期间我们“敢怒而不敢言”。其实这话不准确。因为我们那时往往是连“敢怒”也谈不上。所谓“敢怒”，不仅意味着你感觉到有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还意味着你的理性、你的认知认可这种不满情绪，肯定这种不满情绪。换句话，“敢怒”须是指你有不满并认为这种不满是对的。我们的问题恰恰是对自己的不满情绪缺乏理性的肯定。我们知道自己不满，但不知道、至少是不那确定地知道自己该不该不满。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跟着感觉走”。这个口号的利弊得失眼下姑且不说。我要说的是在文化革命时期人们还不是这样。那时候的人们并不“跟着感觉走”——除非它得到了理性的认可。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对官方提出的号召、指示一律举手赞成。许多人几乎不曾有过表示异议的经验。这样，即使在表示异议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如无记名投票），人们也常常会出于惯性的力量而很难写下一个“不”字。
还有一层原因需要提及。照理说，设计无记名投票的目的之一，就是考虑到有些人在公开表达自己真实观点时会有顾忌，从怕伤情面、怕遭非议到怕穿小鞋、怕扣上政治罪名等等。它承认人性的弱点，允许人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然而对于那些在现实中不够勇敢、顾忌重重而在理论上又主张光明磊落的人来说，这样做却给人一种偷偷摸摸、不大光彩的感觉，反而会觉得很难做。结果便是，如果他们不能把自己私下的意见变成公开的意见，他们就宁可反过来把自己公开的意见变成私下的意见，以此种一致性求得内心道德感的一种平衡。共产党一方面对公开的异议者严厉惩罚，从而给一切潜在的异议者造成强烈的恐惧感；一方面又大力鼓吹要光明正大、为真理不怕坐牢杀头的英雄主义精神，从而使得一般世俗之人总是面临一种巨大的内在道德压力。这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很容易使得上述效果变本加厉。
175、进入“红八月”
校文革继续执行工作组的路线，而且做得更过分。这也难怪。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再说，工作组毕竟是外来者，而校文革的成员就是本校的师生。过去，他们要做什么事，常常需要征得工作组的同意，工作组由于对学校的情况了解有限，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往往会比较小心，而且常常还要请示上级领导。所以，校文革的成员们，虽然是在当初靠着工作组的支持才赢得其显赫的地位，但有时也会对工作组的存在感到有几分不耐烦。在他们看来，工作组被撤销意味着今后可以由他们放手地去干。“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落实到十九中一类单位，首先引起的一个后果是使得这些单位的运动在原有的方向、路线之下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不讲政策。
校文革急于扩大战果。它对更多的有问题的老师实行软禁。在看管这些被软禁的老师和干部的过程中，殴打辱骂现象也有增无减。在《十六条》中，中央第一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十六条》公布之后武斗才迅速地升级蔓延。就全国范围而言，“红八月”都是一段高度紧张、高度恐怖的时期。相比之下，十九中的运动还要算很温和的了。
进入“红八月”，同学们变得更忙碌了。我们三天两头地开大会、上街游行，欢呼校文革的建立、欢呼《十六条》、欢呼伟大领袖在中央接待站接见革命群众、欢呼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欢呼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等等等等。在这段时期，校内的运动似乎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大字报迅速减少。干部和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好象也揪得差不多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对社会上的事情发生了更大的兴趣。从八月份起，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大串联先是从北京向外地辐射。北京的大中学生分别赴往全国各地，当然首先是各个大城市，名为“煽风点火”。来自北京的传单也出现在各地的街头和校园。如果说在八月以前，外地的运动基本上只是听从于中央文件、《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电台的指挥；那么从现在起，北京大中学校的运动状况逐渐对外地的运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各地区、各单位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强了。□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4年11月号（总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