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
206、一张批判“对联”的大字报
十月中旬的一天，十九中校园里贴出了一张批判“对联”的大字报。
作者是两位高三（三）班的同学。一位叫王诗臣，中间家庭出身，早在初中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另一位叫姚利华，父亲是个老工人，但在“解放”前曾经和其它一些工人一道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由于家庭出身不够纯，两人都没能当上红卫兵。和大多数非纯种红五类的同学一样，王诗臣、姚利华也因“对联”的横行而深感压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读到了一篇北京高校造反派批判谭力夫讲话的传单，大受鼓舞，于是写下了这张大字报。大字报重申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批评“对联”的观点不利于团结广大革命师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
这张大字报立刻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关注。很多老师在私下向作者表示支持和敬佩。同学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大字报的观点，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过在当时，敢于挺身而出，正面批评“对联”者仍然为数不多。有些同学在班上和拥护“对联”的一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是我没有见到校园内再有第二张批评“对联”的大字报出现。校文革、校红卫兵向大字报的作者及支持者施加压力。我班那位新支书找到姚利华，大概是看在对方好歹还算是红五类，还算是阶级兄弟的份上，半是劝告，半是威胁地对他说：“你立场站错了！”
今天的读者，恐怕已经很难理解“立场”二字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巨大份量。我们一直被教导说要“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关键是要看它对谁有利。“对联”粗鲁地侮辱所谓“黑五类”同学，这对一般人而言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对联”的主张和“重在表现”的政策不相一致，那也是无需深奥的思考便可察觉的；再者，中央首长都不曾表态支持“对联”，还建议对“对联”进行修改。照此说来，拒绝“对联”、批评“对联”，似乎不该是一件费踌躇和冒风险的事。然而，由于“对联”热烈维护红五类并且得到大多数红五类的热烈拥护，反对“对联”岂不等于和红五类作对？如果你自己是红五类，那是否意味着你背叛了红五类的立场？在红五类、黑五类界线分明的情势下，替黑五类说话，批评红五类，会不会是犯了立场性错误？这么一想，人们就困惑了，犹豫了。一旦人们无法为自己确定一个正确的立场，他们往往就会为自己选择一个保险的立场，也就是顺从权势和潮流的立场，或者是消极观望。
207、表面上，十九中一切如故
王诗臣、姚利华受到很大的压力。不过，倘若和我在一个月前辩论会上被极度孤立的境遇相比，他们的状况毕竟要好一些。至少，他们得到了少数同学的公开支持和不少师生私下表示的敬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人心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与我不同。他们尽管还不是红卫兵，但在众人心目中仍无可争辩地是革命学生，是革命小将。这就使得许多人在表示支持时免去一层顾虑。我却是校文革和校红卫兵选定的黑五类典型，我首先还需要为自己辩诬，证明自己并非“混蛋”并非“反动”。在这种情况下，能被别人接纳已属不易，如何还能指望得到别人的支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赢得众人的支持，不仅取决于你的主张，而且还取决于你的身份；不仅取决于说什么，而且还取决于谁在说。
读到这张大字报，我心中颇为感动；但也不是毫无保留。早在文革前，我就对“重在表现”政策有所不满。我觉得那中间依然含有歧视的意味。只是在如今，在“混蛋”、“狗崽子”的辱骂声充斥于耳的环境下，听到有人再度讲起“重在表现”，那又是另一种感受。我原来和王、姚二人均无交往。通过这张大字报，我对他们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不过，我疑心我们之间还是有距离。
由这张大字报引起的风波很快过去了。从表面上看，十九中一切如故。校红卫兵依然占据优势，“对联”的观点依然占据优势。尽管在许多同学中，怀疑的情绪，不满的情绪在增长，在蔓延，但人们普遍地缺乏信心。一般人很难想象，在围绕“对联”而进行的争辩中，天之骄子的红卫兵到头来竟会被宣判为谬误的一方。
当然，那些天之骄子的红卫兵自己更没有想到这一点。
208、“宣布对联的死刑”
“对联”的发源地是中学，为祸最烈最广者也是中学。然而有趣的是，对“对联”的首次正面进攻却肇始于大学。从九月中旬起，北京高校造反派发起了对谭力夫讲话的批判。
不错，在“对联”问世之初的七、八月间，北京的红卫兵即围绕“对联”展开过争论。不过在那次争论中，反方的人数很少，更重要的是，反方的观点不具有进攻性。持不同意见的一派人无非是说“对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他们仍然是把红五类得天独厚、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这当然不可能对那些骄狂不可一世的革命战友们构成任何有效的约束。基于同样的道理，红卫兵也不会把陈伯达、江青的劝告放在心上。
可是到了九月份，北京高校造反派批判谭力夫讲话，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到“对联”的问题，整个态势便不大相同了。
谭力夫讲话包含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为工作组辩护，为受冲击的老干部辩护；另一部分是宣扬“对联”。在很大程度上，后一部分内容是为前一部分内容服务的。在谭力夫看来，工作组犯错误不过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造反派揪住工作组的问题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按照共产党利用家庭出身整治异议者的惯例，谭力夫接过并发挥了“对联”的观点，攻击对方成份不纯，是借机反党。造反派则针锋相对，指责谭力夫讲话是压制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阻挠对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的深入批判。本来，北京高校两派之争的焦点是工作组问题。由于保工作组一派力图借用“对联”的观点来打击对手，于是造反派方面也就起来批判“对联”。事实上，在最初几篇批判谭力夫讲话的文章中，造反派对“对联”的批判还是很间接的和很不坚决的，但是因为他们把“对联”问题和工作组问题联系在一起，使得批判“对联”或多或少成为批判工作组错误和批判保护工作组论调的一个方面，从而也就使得这种批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攻性。
到了十月，中央正式号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是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继而是外地高校的造反派，迅速摆脱了少数派的地位而一举成为运动的主力。原先的校文革和校红卫兵，此刻被对手们扣上保皇派的帽子而饱受攻击。由于“对联”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们基本上都属于这类所谓保守组织，伴随着这些组织的声望和实力的急剧下降，连带着使“对联”的观点也失去了大部分市场。尤其令人尴尬的是，那些倡导“对联”最力的干部子弟，许多人因为父母被揪出、被批斗而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红五类一下子变成了黑五类。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怎么看，反正别人是不再敬畏他们了。被“对联”排挤压抑的那部分学生渐渐恢复了自信。要求批判“对联”的呼声也越加高涨。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陆续发表讲话，严厉批判“对联”。江青说，“对联”是片面的、错误的、反动的。在十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八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一个题为《两个月运动总结》的报告，其中有一段专门提到“对联”。陈伯达说：“对联”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毛泽东指示“大量印行”陈伯达的讲话，“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北京的学生照例最早获知上述信息。在许多中学，一些原先不赞成“对联”的同学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此时已然大名鼎鼎的首都三司一道，四处张贴中央首长批判“对联”的讲话和发表批判反动血统论的大字报。毫不奇怪，在这一活动中，中学生表现出比大学生更多的热情。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北京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中央文革若干成员出席了大会。大会的重点是批判血统论。大会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宣布反动‘对联’的死刑。”
209、困惑与乐观
成都的运动总要晚一步。十九中大部分同学是从十一月才逐渐了解到北京批判“对联”的消息。假如说在北京，当批判“对联”的活动展开时，还遭遇到某些老红卫兵的顽强抵抗；那么在成都，对立面却几乎是不战而溃。
以十九中为例。其实，校红卫兵的解体并非都是批判“对联”的结果。早在中央宣布“对联”为反动之前，校红卫兵的许多成员就已经追随大学生造反派，参加社会上的“炮轰”“火烧”活动，因而变成了造反派。等到一些同学摩拳擦掌，准备在学校里好好清理一番血统论的流毒时，他们发现已经没有几个对手了。从北京串联归来不久的王诗臣、姚利华写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彻底批判我校的谭氏人物》，点名批评了我班那位新支书。应该承认，新支书的确是十九中贯彻“对联”路线最坚决的一个。这张大字报让许多同学感到很解气；不过也有人表示不妥：“这不又是学生斗学生吗？”
我当然赞同王、姚的第二张大字报，但我又觉得关于不要学生斗学生的批评也有它的道理。中央首长说，反动血统论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天真的青年”而加以推行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那“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而不是指向受蒙蔽、被利用的青年学生。可是，这“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又在哪里？从头到尾，血统论不都是一些青年学生自己搞起来的吗？要批判血统论而又不要直接批评这些同学难道是可能的吗？中央转发过一份军委的紧急指示，要求为在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和销毁有关材料，那么，许许多多遭辱骂、被批判的所谓黑五类同学，是否也应该平反，或者是向我们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开一个大会。如果整过我们的那些同学依然坚持原来的观点，我们不妨再痛痛快快地辩论一场。可惜的是，我这种想法并无实现的可能。如今的学校已是无政府状态，许多同学到外地串联去了，有些同学则忙于参加社会上的造反活动，还有不少同学——包括那几位推行血统论最得力的同学——干脆呆在家里不来学校，经常来校参加运动的人还不到四分之一。诚然，我们不再受到血统论的压迫；可是，我们也不能有效地清除前阶段血统论肆虐的余毒。王诗臣、姚利华发起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取名红战兵团，他们在校园里召开了一次批判血统论的大会，但参加的同学并不很多。成都九中的造反派在市体育场举行了一个批判血统论的大会，我前往参加，发现会场也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踊跃热烈。大学生造反派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设立了一个广播站，我投去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短稿，好象未被选播。当初“对联”横行一时，铺天盖地，如今批判“对联”的活动却搞得如此冷清。我不禁有几分怅然。
“对联”被判处了死刑，可是我们的处境并未得到根本的好转。在当初敢于反对“对联”的人们之中，那些出身好的或者至少是不算坏的同学赢得了大家的敬重，而如我一般的黑五类同学仍然被别人以另眼相看。我们从打击对象上升为团结对象，但仍然不是依靠对象。中央首长把“对联”定性为“反动的剥削阶级血统论”，其上纲之高，令我意外；然而他们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评价和态度，又未免让我有些失望。周恩来说：“出身好是一好，出身好要加上表现好才是两好。”照这样讲，出身不好而表现好就只是一好，因此总是有所不足。江青说：“阶级出身是要给人打烙印的，但不起决定作用。”“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为主。”显然，这还是在重复文革前的“重在表现”政策。不仅如此，我发现，事情变得比文革前还要差。前阶段流行血统论，家庭出身大讲特讲，给大家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现在批判血统论了，但那个印象却留在了人们心中。譬如说我自己，熟悉不熟悉的同学都记住了我是反动家庭出身，生父是被共产党镇压的；跟我打交道时免不了心里先犯疑。这在文革前还不至如此。
尽管我有着这样的困惑，但总的来说，我的心情是乐观的，开朗的。“对联”被否定总是一件好事。我努力说服自己，要更积极、更认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我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自己。
210、寻找支持者
还在“对联”被正式否定之前，我已经逐步摆脱了孤立。在同学中我开始有了支持者——当然也是所谓黑五类。其实，即便是在黑五类中寻求理解和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不错，没有几个黑五类同学真心承认自己是“混蛋”。也很少有人愿意向那些趾高气扬的红卫兵们曲意迎合。有些人宁可向中间出身的同学靠拢，这往往是他们不满于红卫兵的一种间接的表现；不过那常常也表明他们希望获得某种安全的位置，因而免不了会和我这种黑五类的典型保持距离。另外一些黑五类倒是和我同病相怜，可惜他们未免太消极。在他们看来，我们这种人命中注定是要受歧视的，何必在政治上去争去积极呢？所以他们会同情我却不会支持我。这样下来，能在形势仍然很恶劣的条件下支持我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
我第一个支持者是班上一位姓陈的女生。她是一个老团员，父亲是农学家，右派。在辩论会那几天，她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攻击，可是却陷入了深深的迷乱。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和她进行了一番长谈（此前同学三年，我们几乎没有认真交谈过）。我向她讲到了自己对文化革命的看法，对阶级路线的看法。我告诉她我为什么不赞成“对联”。我强调，我们不应该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不要老想到自己出身不好因而低人一等战战兢兢；要相信自己，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听了很振奋，立刻表示完全赞同。她的理解和支持反过来又加强我的自信。以后，我们共同做了一些事，例如抄写和张贴陈伯达讲话，批判“对联”。
紧接着，我们决定为打成反革命的老师们平反。我知道这件事风险不小，特别是对我们这种背景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去做。
211、《谈平反》
大约是在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执笔写成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谈平反》。大字报主张应该为前阶段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一律平反。我引述《十六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十六条》中讲到要对干部进行分类；但是我解释说，此处的干部是指领导干部而不是指普通干部，因而一般教师不在其内。作为群众，老师们应当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把普通老师打成反革命，不符合《十六条》，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保险，我最后加上一句：对于群众中真正的右派份子或反革命份子，只要没有现行的刑事破坏活动，应当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贴出这张大字报的同一天，我班的班主任郝老师率先脱离牛棚，并写下《造反宣言》。紧接着，其余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一齐罢工，走出牛棚。十九中的老师一举而全部解放。
这件事实际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当初一大批老师被关入牛棚，我心里就不大赞成。每次见到这些老师挨打挨骂罚劳役，我都觉得很难受。我曾经试图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类道理说服自己，但总不那么成功。批判反动路线的运动一起来，我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些老师们解放出来。我非常用心地研究中央文件和首长讲话。中央指示，对于在运动初期因为向党委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可是，这些老师并非向领导提意见才挨的整；再说，把他们关入牛棚的也并非校党委或工作组，而是校文革或者干脆是红卫兵。看来，解放这批老师的理论依据并不够充分，起码是不够明确。另外，我也不知道其它中学是否有过这种解散牛棚的先例。后来，我抓住了老师算群众不算干部这层道理，于是才有了行事的凭借。为了稳妥起见，我特地和几个关入牛棚的老师或他们的家人谈话，想了解一下那些最厉害的“反动言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谈之下方知全系子虚乌有，或者是无限上纲，小题大作。最后我找到了家住四川大学的郝老师。出乎意外的是，郝老师本人早已作好准备要揭竿而起了。我非常高兴。当下我们商议了一番行动步骤。然后我又到牛棚鼓动其他老师们走出牛棚。这样，我们就完全成了解散牛棚的“革命行动”。
事情的进展比我预想的要顺利。《谈平反》大字报贴出后，没有人摆开阵势写大字报驳我。只有不署名者在我大字报上批上几句诸如“不准为牛鬼蛇神翻案”一类的口号。有几个同学上前与我辩论，即使不曾被我说服，至少其反对的态度有所软化。没有人试图强行要把那些老师再赶回牛棚去。此时的十九中，校文革、校红卫兵已经瘫痪，对“牛鬼蛇神”的监管已经很松懈。原先那批积极推行整人路线的人们，现在大概正陷于空前的思想混乱，他们或许对眼下发生的许多事相当不满，但却没把握是不是应该出面反对。在这种形势下，很多事我们不去做，它就不会变，我们若去做，它也就变了。
老师们都获得解放。牛棚里只还剩下王校长、冯主任和两个五七年戴帽的右派份子。前两人算当权派，后两人是明确身份的“阶级敌人”，故而不在我们的平反范围之内。好在他们的处境如今也有些改进。由于监管的人少了，或者竟是厌腻了，他们很少再受皮肉之苦，但仍须每天劳动改造和不时地写检查交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是否也应该把他们放出牛棚的问题。
212、我体会到一种解放之感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开展，造反派成为占显著优势的政治力量。这里，我要对“造反”和“造反派”的概念略作一点澄清。
在今日中共官方词典中，“造反派”已经成了贬义词。在很多在海外和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造反派几乎都是反派形象；如果其中还有正面人物的话，那通常是指他们在不造反的时候的表现。这显然是对文革的歪曲。问题是，“造反”和“造反派”既然涵盖了文革中出现的许多极不相同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势力，而且，同一种政治势力在不同的时期也有过很不相同的政治行为，因此要用一种单一的政治评价或道德评价去描述它们。起码是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眼下我不打算对“造反”和“造反派”这两个概念作全面的分析。我只想指出一点。我认为，文革中的造反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具有政治迫害的意图、倾向或性质，另一种则是反政治迫害（如果我们把政治歧视归为轻度的政治迫害的话）。象上面提到的批判“对联”，为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无疑属于后者。当然，如果以批判反动血统论的名义，对仅仅是坚持“对联”观点的人进行惩处，那本身也成了政治迫害，因而又另当别论了。文革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央一度（仅仅是一度）支持和鼓励了人民某些（并非全部）反对政治迫害的斗争。
批判“对联”，为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是我自文革发生以来最为由衷喜悦的两件大事。尽管直接参与其事者并不多，声势似乎也不如同期发生的其它事件（如大串联，如批判各级党组织直至批判刘少奇）那般浩大，但是它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气氛。许多人都意识到，现在的形势，不同于八、九月，不同于六、七月，也不同于文革前。虽然有着一些隐隐的忧虑和疑惑，但总的来说，当时的我，确实体会到一种解放之感。□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5年10月号（总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