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第五章)计划与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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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夸大计划的作用范围和作用能力,也许是我们过去的经济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的错误。然而,这种对计划的迷信又是和我们对自觉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计划究竟有哪些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自觉”这一概念?这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经济计划是关于未来经济活动的方案。决策中心可以制定全国的经济计划,地方、企业及个人也可以制定自己的经济计划。计划可以是指令性的,也可以是指导性的。这里,有一个矛盾是不难发现的:如果决策中心对地方或企业下达了要求他们必须执行的指令性计划,那么这些地方或企业就不可再有自己独立的计划。它们只可以制定从属性的计划,即实现上级计划的计划。

我们知道,指令性计划这一概念是斯大林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最先提出的。①这一思想对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页。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计划”和“指令性计划”当作同义词。乍一看去似乎很有道理:如果计划没有强制性,何以称为计划?整个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岂非徒托空言?自觉运用社会规律又将从何谈起?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把计划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指令性计划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经济学家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从哲学的角度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并不象有些同志想象的纯粹是放“马后炮”,因为被实践证明了的东西,不等于人们的观念业已得到澄清;经济学理论阐明的道理,必须用哲学的阐明予以巩固和深化。

简单说来,经济计划之所以不应都具有指令的性质,原凶就在于计划本身不可能典有某些同志所期望的那种高度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计划的局限性。

我们将具体地论述这个问题。

不言而喻,制定经济计划的第一步工作是把握实有资源,俗称弄清家底。这件工作并不简单。在耳目闭塞、孤陋寡闻的古代要完成这件工作自然是极其困难‘就是在通讯工具日益发展、统计科学高度进步的现代,要真正解决这项任务也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因为:

第一,认识手段的完善毕竟只是相对的。

且以人口统计为例。毫无疑问,对国家人口状况的准确掌握是制定经济计划的一个基本条件,它也是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容易实现的条件。解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一次比一次搞得更好,时间上更短,数字上更准,内容上更丰富。它反映了我国组织工作与统计手段的进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即便是拿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我们已经获得的认识仍然是很不全面的。譬如说,我们知道了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情况,确切地说,是全国人民的学历情况。显然,这和掌握全国人民的智力发展高下,工作能力大小、工作专业化及适应程度等情况远远不是一回事。进而考虑到财力问题,我们而临的困难就更多些。由于统计工作的不够发达、不够独立、缺乏应有的监督,致使我们的不少帐目虚假成分很大,重复计算和漏算的情况都时有发生。有的地区竟然出现过净收入值大于毛收入直的荒唐现象。我们知道,自然科学中有所谓“观察就是干扰”一说。它告诉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主体实际上和客体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社会学调查的人都明白,当他们向对方提出问题要求回答时,被测试者可能会产生种种心理反应,因而他们的答复未必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调查研究时,提醒调查者一定要平等待人,否则别人不会说出真心话。这个建议很重要,可惜后来变得实际上难于实行。一般人对于来自“上边”的调查了解总是不习惯于采取客观态度。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上边想要什么数字,下边就会“造出”什么数字。如何消除这种由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而造成的“测不准”现象,是我们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相比之下,掌握物力资源遇到的问题会最多。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里,认识不是提取,而是发现。各种物力资源,并不是现成的摆放在那里等待我们去点数就是了,它们往往处于潜伏状态,有待我们去查找。一方面,人们对于许多物力资源的认识只能处于很不完全的状态,另一方面,关于这些资源的情报又具有很大的价值。承认我们认识手段的完善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显然是很重要的。

第二,伴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不断进步,人类认识的对象也日趋复杂深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经济活动局限在一百年前或两百年前的那种水平,那么,凭借现有的认识手段,也许早已经顺利地解决“拜清家底”的任务了。历史上有些乌托邦的设想者们之所以把为社会制定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看得易如反掌,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只估计到了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却忽略了或低估了人类认识对象的发展。正象他们只估计到了生产的增长而忽略或低估了需要的增长一样。其实,水涨船必高,因而水淹没船的情况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生产落后原始的时代或地区,要摸清实有资源,只消统计出成年男劳力的数目、耕地的亩数和耕牛的头数就差不多齐全了。现代化认识工具的先进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同样,现代经济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也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关于实有资源的把握程度必然是有限的,是会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它不大可能构成一种完整的、准确的和静止的知识。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要制定一种完整的、准确的和固定不变的计划是不可能的。

其次,计划的制定必须立足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了解之上。计划总是面向未来的,它要求人们能够对未来有所预见,而这种预见必须以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为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人们是如何认识规律的,这种认识能达到什么程度,科学预见的可靠性有多大,它有哪些局限性,等等。

我们知道,经济规律基本上都可以称为特殊规律,或者称为历史规律。它们所揭示的乃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人们只有生活在某个历史阶段之中,才可能具有反映这个阶段内在关系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过,所以他们不可能预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此其一。第二,即使对于那些实际生活在某一历史阶段中的人们而言,他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获得这个阶段规律的明确认识。道理很简单,理性认识来自对感性经验的归纳概括。只有在感性经验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才可能发生。要把这一阶段获得的理论概括巩固下来,还必须经过实践的验证。这意味着我们从进入某一历史阶段,到真正获得有关这一阶段的规律性认识,单单从时间上来看就需要经历不短的一个行程。恩格斯说:“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和氢,…至于(它)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①然而,对于要想认识事物规律性的人而言,某种事变只发生过一次显然是不行的。仅仅凭借看对一个唯一的过程的观察,我们根本无法得出任何规律性的认识。谁也不能从对毛毛虫的研究而预见到蝴蝶。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或者说,历史进程(①思格斯:《自然辩证法》,212 页。)具有一次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领域中不存在着自然界中那种普遍而大量的重复性。乍一看去,“刻舟求剑”的情况似乎是在所难免的。即是说,当我们处于某一特殊阶段时,我们常常来不及好生认识它的规律性;而等到我们终于把它的规律性弄得十分清楚后,这个特殊阶段却已经让位于下一个特殊阶段了。认识规律要求事件具有重复性,而历史事变又往往是一次性的。这好象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事实上,有些人正是从这种“重复性”与“一次性”的矛盾出发,否认人类能够认识社会规律、尤其是否认人类能够合理地预见未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片面夸大了社会现象的一次性。其实,社会现象同样是具有重复性的,只是它们的重复程度一般要比自然现象小一些。新的历史阶段尽管与旧的历史阶段有很大区别,但前者毕竟是从后者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可以通过对社会的过去与现状的研究,寻找出构成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据此发现它们的总的运动趋势和大致的行进路线。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尤其是性质相似的国家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有先有后,这也为一个国家从其它国家那里汲取经验提供了方便。因此,我们可以对置身于其间的历史阶段的规律有所认识,我们能够对社会的未来发展作出预见。不过,冷静地考察上述诘难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毕竟是有益的,也是必需的。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唯物主义限于“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①任何国家的经验都不能生搬硬套。在社会步入一个新时期之初,摸索、试验都是不可避免的。忽视社会进程不(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s0页。)同于自然进程的特点,以为我们对社会进程的认识和预见可以达到对自然进程的认识和预见的那种精确程度,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人们为了认识自然,常常要采用实验的手段。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实验方法的推进和改善而进行的。借助于实验,我们就能够比较成功地把要考查的对象相对地孤立起来、割离开来,从而比较清楚地判别出此一现象和彼一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一般说来,认识社会就很难大量采用这种办法。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把它们互相分离开,因此,寻找社会现象的必然联系就要困难得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十分注意总结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但只是到了现在,这种认识才真正地比较可靠了些,比较明确了些。严格说来,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对很多具体规律的认识仍然是不充分、不完整的。承认这种不足,承认掌握社会规律的特殊困难性,应该说是尊重事实的。

谈到预见,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按照列宁的说法,“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①这就是说,规律涉及的是一般、是普遍、是共性。这就决定了,基于规律而作出的预见也只能是一般、是普遍、是共性。换句话,一般规律的未来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可预见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在制定经济计划的时候力求具体详尽并不是合适的。那意味着让我们的决定超出我们的根据。马克思主义(①列宁《哲学笔记》第132.)从来拒绝对未来作具体的描绘,理由正在于此。科学预见的这种局限性是一种内在的局限性,它决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障碍造成的,因而也不能通过技术上的改进予以消除。过去,我们的计划部门绞尽脑汁地致力于经济计划的具体、明细,结果总是适得其反。通常,人们把这种情况归之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那固然不无道理。但是显然不能认为它是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强调说事情太复杂,横竖算不清楚,不如只算个大概就算了。这当然也说得过去,别人也会体谅你,但总不会称赞你。况且,这种辩解总还隐含着以为计划应该力求具体这一认识,所以它只是从实用上、而不是从原则上解决了问题。有鉴于此,我们特地提醒大家注意到科学预见的这一固有特点,即它只是涉及一般、涉及共性,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二、科学预见有一个它永远达不到的“死角”,那就是“创造”。人是具有创造性的动物,经济活动是充满创造性的活动,科学技术则是创造性的集中体现。一切创造在本质上都是不可预见的。“发现”、“发明”是什么意思?它们不正是意味着认识到了以前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吗?要求人们事先预见到(而不是猜测)某一发现或某一发明,那本身就是自相予盾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预见到科学家明天将会实现什么新发现、新发明,那么,这项发现或发明就不是科学家所作而是我们所作,就不是明天将作而是今天已作的了。探照灯永远照不着自己。科学认识恰恰不能预见到自身的发展。诚然,任何发明创造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包括人自身的条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断言一种发明创造产生于一定的客观条件,这是一回事,从一定的客观条件直接地预先推论出这种发明创造,这是另外一回事。发明创造的成功当然是可以合理解释的,但“可解释”不等于“可预见”。制定计划需要的是事先的预见,而不是事后的解释。不错,历史上有过这类先例,有些人事先就估计到某类发明创造的即将出现,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天才。但是这种估计一般都太含混,只能算作不为无据的猜测,只能算作合情合理的幻想,并不能称做真正的科学预见。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自己就构成了创造过程的一个先头部分。这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它们本身就属于创造,而不属于对创造的预见。猜测、幻想固然有着自己的价值,但它们显然还不足以成为真正的科学预见。

最近,杨振宁博士对我国科技界提倡的“攻关”方法提出了异议。他指出,那些真正有突出贡献的、那些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大多数都不能用攻关的办法取得。因此什么都采用“攻关”的办法就会犯相当严重的错误。必须同时采用散兵战术法,不必预先设定什么固定的目标,让大家各自分头去工作,这样的效果还要更好些。①有人或许会对杨振宁的说法感到不解。“攻关”有什么不好呢?没有明确的目标,怎么能集中力量?力量不集中,难道不会必然影响事业的成功吗?事先确定重点“攻关”项目,以便保证给予充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这不是我们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基本内容吗?根据科学本身的发展逻辑而确定科学研究的选题,根据实践的需要而确定技(①见《文摘报》,1985年2月24日。)术研究的选题,从现有的科技力量出发,我们可以正确地提出目标,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合理地利用全国的科技力量,从而加速我们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事实上,我们已往所取得的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难道不都是依靠计划、依靠“攻关”而取得的吗?

上述说法看来极有道理。然而可惜的是,它和我们过去习惯信奉的很多说法一样,经不起下细的分析和事实的考验。首先,确定“攻关”题目就是一道大难题。谁来确定?凭什么确定?所谓“根据科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确定科学研究的选题”,其实是一句大而无当、信息量极小的话。我们知道,有的科学史家压根否认科学发展有什么逻辑。这种极端的观点我们暂不加讨论。问题在于,即便承认了科学发展有逻辑,问题仍然是极其复杂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经典物理学取得了辉煌的全面胜利,有位声望卓着的物理学家这样告诉他的学生: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今后只有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可干了。然而就在他这句话不久,又出现了所谓物理学的“危机”,尔后引出了一场长达数十年、具有世界意义的物理学的革命。可见,要正确地把握科学发展的逻辑谈何容易!假如当年由这位物理学家来全权主持制定科学发展计划,他即便不把理论物理研究这一工作完全砍掉,至少也会把它排挤到极为可怜的地位,这样他就很可能严重地阻碍那场科学革命的实现。外行领导内行的苦果我们已经尝够了,可是倘若依照旧有的领导方法,内行领导内行何尝不会同样造成危害?我们知道,科学家们的学派之争有时也搞得很激烈。每一派科学家往往都会认力只有自己才站在真理一面。一个诚实的人也可能在科学上是专断的,因为他深信,如果对方的学说中也有正确因素的话,那也已经被他汲取到自己学说中来了,故而对方便只剩下一派谬误。他认定自己是忠于整个科学的。宽容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意味着毕竟别人可能是对的。所以有些成就非凡的专家反倒比别人更排斥他那门学科中的不同见解。[注]让外行人独揽大权,决定各种学科、各项科研项目的生死存亡,固然常常酿成灾难。但是如果赋予专家们以同等权力却也同样孕育着危险。况且,在自己专业之外,专家们也是外行。一切科研项目都由“上面”来决定,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决策人的认识局限性(假如我们还不考虑个人品德上的局限性的话)的印记,势必会妨碍科学本身的颓利发展。

回溯以往的科学史,我们当然会得出结论:所有新的科研成果无不一不是过去成果的演变发展,我们很容易在新旧成果之间给出一种逻辑的链条。这促使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站在旧有成果基础之上的人们,很能知道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应该是什么。其实,生活远远不象那种读了前头就能知道后头的拙劣小说。未来与过去当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由于这种相关的线索、可能性太多太多,用最好的计算机加上最好的大脑也不可能作出唯一正确的判断。

这里,我们不妨略为提及著名科学史家库恩的观点。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批评了传统的科学的累积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的发展只是已被认识了的东西的逐渐的、连续不断的增长,好象是一块接一块的积木逐渐垒成的一面笔直的墙。实质上这种立场只承认科学的增长,[注]当然,多数科学家是具有科学态度的。因此,他们最知道越厨代庖的危害。而反对科学的真正发展;只承认科学的扩展,而不承认科学的改变。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是新知识在旧知识上的平稳的逐渐累积,而是通过周期性的根本变化和主要观念的更替来实现的,也就是经过周期性发生的科学革命来实现的。不论库思的观点有多少缺陷,至少,它对于纠正我们过去根深蒂固的以为可以很容易地“根据科学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正确地确定科研项目的幼稚幻想是有益的。所谓“根据实践的需要而确定技术研究的选题”这种说法,肯定还要更空洞些。因为“实践的需要”乃是一个更大的、甚至可以说无限大的包围圈,它对一个寻找矿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指示作用。有的需要,人类想往了几万年,至今没能从技术上加以解决;有的需要,仅仅是在满足这种需要的新技术发明之后才成为大家的一种需要。用不着夸大技术发明中屡见不鲜的“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有一点事实起码是非常明显的,即一个决策中心提出目标,集中力量去搞某项全新的技术发明的成功事例,在历史上的确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何以解释我们过去采用“攻关”方法取得的那些成就呢?认真考察那些成就,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大都并不是真正新的发现或真正新的发明。一般来说,它们都属于“别人办得到的,我们也能办得到”。第一、别人巳经搞成功了,此题有解。第二、我们已经具有或可以具有别人的那种实力,我们有解这道题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目标,集中力量,确实可以比散兵战术更容易奏效。当然,运用“攻关”战术有时也可以取得前人未有的新成绩,不过它们大都属于在原有规范之内的增长,通常不可能具有革命的性质。道理很简单,一个能够使相当一批领导、权威首肯的“攻关”目标,本身几乎必然是合乎正统观念的(哪怕这个正统本身还较新)。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如果我提出一种观点,别人立即赞成,那我就会怀疑自己错了。”不考虑这句话的夸张成分,我们应该说一种受到众人支持的观点当然未见得就是错误的观点,但确确实实,它不大可能是真正独创的新观点。因此,尽管“攻关”有时也卓有成效,但凡事都“攻关”,那就正如杨振宁博士告诫的那样,会犯相当严重的错误。因为它限制了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突破。看来,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是最先进的方法,结果倒是往往只能适用于不太先进的事情。这一点恐怕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体上说,以往的几个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效果是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成反比的。“攻关”的办法固然使我们在较短的时期内把很多方面的工作赶了上去,但那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最大的代价莫过于我们在新的技术革命中的落后。在1962年制定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1963年一1972年)中,那些新兴的科学技术几乎毫无反映。而就在同一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及时地抓住了机会,从而大大地加速了它们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经济事业的起飞。在旧有的体制之下,这种贻误时有发生。原因很简单:要等一种新东西得到公认并因此列入计划、定为目标、拨出款项时,它必然已经新得太久了。

这里,顺便提及一个时髦的成见。流行这么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科学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以科学家独立个体的方式进行的,当代则要求以大工程的组织经营管理办法进行集体研究。这种观点当然经不起事实的考核,二十世纪的物理天才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和1984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女生物学家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就都带有明显的独立特征。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从理论上讲,这种观点仍然是忽视了真正具有创新工作的一般特点:任何一种新思想在为同行公认乃至举世瞩目之前,必然只能为个别人所有,他只能运用他力所能及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我们并不否认集体攻关对于某些科研工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应该强调的是,对于多数科研工作,必须采用散兵战术。

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一般不可预见,这对于经济生产、活动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生产力。在当代,新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从小规模的试验到大范围的推广的速度日益加快。据美国学者丹尼尔斯声称,战后四十年来美国经济生产的发展,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得力于新的科学技术,得力于新的发明创造。科学技术对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这就使得生产本身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见。理论上的一项新突破,技术上的一项新成就,往往会对某些生产部门带来一种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一个生产部门的巨大变化,又常常连带着其它一系列生产领域跟着发生变化。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固然语多夸张,但是书中对新技术革命给当代生产生活各方面所造成的那种复杂多变、日新月异的生动描绘,确实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采取固定不变、按部就班的态度无疑是很不高明的。

把上述分析应用于经济计划的制定工作,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显然,它们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的唯我独尊的地位。既然我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常常是不够完整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要求计划的完整性。既然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探索和和试验的性质,所以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谨慎方针就是必要的。既然科学预见只能涉及一般、涉及共性,因而计划就应该是粗线条的、不能够要求它过于具体。既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也就是整个经济生产的发展都有着原则上不可预见的一面,我们就必须让计划具有相当的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对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出完整无遗、具体明确、不容更改的计划,完全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否认计划。动物凭本能而行动,人类凭知识而行动。知识的价值正在于它能指导未来。但是,发展不是展现,创造不是定制。明天肯定会比今天知道得更多、看得更清楚,人们根据今天的知识定出的计划,到了明天一定会产生新的看法,从而势必要求有所改进、有所突破。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但又不能一成不变的。有人说,理性厌恶规定,他们忘记了,理性也追求规定。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已有的知识束之高阁,我们就应该制定计划;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今天的智慧去封闭明天的智慧,我们就应该不断地调整计划。这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计划主要不应是指令性的,而应是指导性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否定了那种”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的错误观念。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也是正确的。

以上,我们读到了认识和预见的问题。计划离不开认识与预见,但是计划又不:是单纯的认识和预见。计划活动并非完全属于认识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当然,认识,尤其是预见,本身就常常成为一种实践。换句话,很多预见本身就具有实践意义。

如果说观察是干扰,那么,预见可能更是干扰。不错,对于很多自然现象而言,预见不可能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哈雷慧星不会因为人们对它行踪早有预见而格外兴奋或十分颓丧,以致于改变行期或路线。但是,一种涉及人们自身的预见,由于它告诉了未来的事态状况,而这种状况可能对一些人有利或对一些人有害,因此人们是不会昕到预言后完全无动于衷的。这就引出了一个矛盾:预见似乎总是自我否定的。对人们行为的预见既然常常会作用于当事者的思想,使他加速、减缓或改变其原先打算施行的行为,这就使得他的实际活动,从而也就使得未来事态的实际变化,或多或少地偏离预见。

其实,预见的这种改变事态进程的能力,正是人们进行预见的目的。“哲学家们只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进行预见就是为了干预事态,力图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变化。这意味着,在预见者看来,未来是开放的,未来具有不止一种可能性。也许有人会提醒我们说,未来最终是确定的。这也(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许是对的。不过正如人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里,人们关心的恰恰是怎祥减少曲折的问题。中国必然会实现现代化,但是它可能实现得更早一些,也可能实现得较迟一些。过去我们走了些弯路,而那些弯路决不是命中注定的。预见就是向人们展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帮助人们去选择、去争取实现最好的那种可能性。未来学家托夫勒在《预见与前提》中也说过,预见是为了选择。那种认为未来的一切都是先定的、不可更改的,认为未来只有唯一的一种可能性、任何选择都不过是纯主观的臆想的宿命论观点是错误的。

由于预见者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对未来事变的影响方式也很不相同。预见者描绘出有关未来的一种最佳前景。他试图说服人们们信这种前景,从而起来实现这种前景。如果他手握实权,则可能会强制大家去奔赴这个前景。从这个角度看,预见又常常具有自我证实的性质。在促成预见的自我证实方面,旁观者和领导者由于地位殊异,推动实践的实际力量也会很不相同显而易见,指令性计划就是从领导者的地位作出预见,并且直接运用权力来保证实践预见。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指令性计划是“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的。根据我们过去的观念,指令性计划既是由最高领导机关作出的,它反映的就是全局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部门、某一地区的局部利益;它本身就完美地体现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根本意志;它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其它影响和干扰,把全国的经济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因此就一定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现在看来,上述观念并不象它看上去的那么完美。首先,上述观念是建立在最高领导机关总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并作出正确预见这一假定之上。而这一假定并没有令人放心的充分依据。

其次,指令性计划要求排除其它一切意志的影响和干扰。

这包含着两个疑问:第一,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吗?第二.如果它做到了这一点,效果一定会更好吗?

先谈第一点。我们能不能完全排除其它意志的影响和干扰?虽然说大自然本身没有意志,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自然因素的多变性客观上构成了一个异已的力量。这层道理很简单:一个靠天吃饭的社会是无法依照指令性计划行事的。凡是片而强调指令性计划的国家,农业生产常常是“老大难”,这并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其它意志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外国的经济形势也就是国际的经济形势的影响和干扰上。极而言之,一个在经济上仰赖它国的国家不可能搞指令性计划。反过来说,要保证指令性计划完整无缺地贯彻实行,我们必须使自己与外界隔绝。科学家要想使实验获得预期的效果,必须造成一个相对隔离的封闭系统。同样,一个国家要保证排除其它意志的干扰,使自已的全而计划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它就非搞闭关锁国不可。过去好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动荡(例如七十年世界市场上的原油大幅度提价)对很多国家、包括一系列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形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我国则一向很少受到这类冲击。有些同志只看到了这个现象的一个方面,即它表明了我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但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而:它也表明了我国那时的经济是处于一种封闭状态。闭关锁国必然导致自身发展的迟缓或停滞。过分追求稳定势必牺牲效益。这一点大概是众所周知的了吧。由此看来,那种决意排除一切外来影响和干扰的想法并非上策。我们应该搞对外开放,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引入一个并非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异已意志,引入一个既难以预见、又难以消除的“变量”。

指令性计划要排除内部的其它意志的影响,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当然,指令性计划确实有力量强行要求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但是其后果未必总是好的。且不说当计划本身不合理的时候,这种强制只会造成全局性的危机;即便计划本身问题不大,强制执行的结果也必然会造成下级机关的主动性衰退。在经济建设中,没有比生产者主动性的衰避更可怕的病症了。这种病症没有触目的外部症状,发作之初甚至常常被人们当作是积极现象而非消极现象。它对整个机体的破坏作用是递进性的、腐蚀性的。用打仗的办法搞经济,最初可能极有效,但必然会每下愈况。记住这个教训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自觉性”这个概念呢?乍一看去,指令性计划的思想最符合通常的“自觉”概念,既然指令性计划自身有着很多内在的弱点,在放弃了全面、完整的指令性计划思想之后,我们如何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表现出更多的自觉性呢?

让我们先从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谈起。

价值规律历来是我们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题目,近几年来尤为突出。因此,谈到自觉运用经济规律,我们必得就如何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专门论述一下。

现在,经济学界大部分同志都已经倾向于放弃所谓“要限制价值规律自发的作用”这种说法了。按照历来反对此说的那派意见,价值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它的存在和作用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此“限制”一说本来就是不通。要说“自发”那么价值规律只能是自发的,不存在什么自觉作用。换句话,在商品经济之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无法进行限制的。它之所以有时有利于人们,有时不利于人们,那完全是人们从自己立场出发对同一客观力量的作用后果所作的主观评价。所以,关于价值规律的“自发论”和“限制论”,盖源出于人们的主观意志。

上述观点,倘仅就其经济学上的结论而言,大体是可取的。但是它借以立论的哲学思考却显然是十分混乱的。我们前而已经指出过,笼统地说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正确,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进展。

恩格斯说:“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问决定价值这一点确定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力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定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说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①几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即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要实现价值规律就必须采取竞争和开放价格的办法。反过来它也就意味着,假如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第2S页。)我们禁止或有限制地采取这个办法,价值规律就不会实现或是被扭曲的、有限的实现。而我们是否采用竞争与开放价格的办法,分明和我们自己的意志与认识有关。事实上,多年以来,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极大地限制以至于禁止那个“唯一可行的办法”吗?怎么能说价值规律是“不能”限制的、是“无法”限制的呢?也许,持价值规律不能限制观点的同志,起先的意思其实是说价值规律不应该限制、限制了会对我们不利,但是他们搬用了所谓“经济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这个不清不楚的哲学论据,结果把问题反而给搅乱了。

谈起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必须提出一个问题:谁来运用?

由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已来自觉运用吗?那么这正是价值规律实现过程所必然包含的。价值规律从来就是通过每个商品生产者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而实现的。由各个商品生产者“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过程,就是所谓价值规律的“自发”的实现过程。因此,这里的“自觉运用”四字并没有多大意义。

由领导机关来自觉运用吗?此说又可作二解。第一种意思可以理解为给价值规律尽可能发挥作用而创立必要的机制和提供客观的条件。第二种意思或许可以简称之为“包办代替”。

先说第一种意思。要让价值规律尽可能地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实现这点,必然就有很多事要做。譬如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它为了让广大运动员能自由地参加比赛,尽可能地创造出好成绩,它必须做大量工作,诸如确定竞赛项目、安排竞赛场地、制定规则、选好裁判、保证赛场秩序与安全,等等。领导机关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就在于为价值规律的实现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包括制定一系列有关法律,禁止弄虚作假,保护专利、保护商标,保护商业交往的正常进行,反对和防止垄断等等。目的在于使价值规律能够尽可能顺利地实现。不能说这么做是盲目的,或者是什么任凭规律自发的起作用(假如此说不为不通的话)因为它恰恰是建筑在对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一个园丁天天给树苗浇水,让树苗能够自由地生长,我们能够因为园丁没有直接动手拔苗助长就责备他放任“自发性”吗?批评这种做法不能预见到行动的后果也是不恰当的。主持一场运动会的负责人以及运动员、观众,谁也不可能事先预见到全部比赛的胜负结果,这并不值得惋惜。但是只要组织工作搞得好,规则办法明确公正,裁判不偏不倚,观众也都能遵守纪律,那么人们可以预先就知道运动会一定会取得成功,这里所说的“成功”不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队的胜负名次,而是指整个运动水平会提高,观众会大饱眼福,全体人民投身体育锻炼的热情会高涨。与此类似,采取这种保证价值规律尽可能发挥作用的办法,确实难以预见到经济形势演变的具体后果,但是人们可以相信必定它会促进整个经济的全面繁荣。有什么理由说这不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见呢?

有一点很明显,领导机关以上述方式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那和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它们正好相辅而相成。

领导机关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另一种可能的意思可简称为“包办代替”。把它叫做“包办代替”(该词在此不含贬义)是基于以下一点:它们和商品生产者自己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是互相对立的。凡是领导机关的意志起作用的地方,商品生产者就暂时不能起作用(例如,领导机关规定了某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生产者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它)。由于价值规律本来说的是商品生产者各自以自己意志行事而造成的一种客观过程,现在则由一个领导机关的意志取而代之或部分地取而代之,因此可以叫做“包办代替”。

这里马上就引出一个问题:“包办代替”法能叫做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吗?把它说成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或者说对价值规律的限制,岂不是更准确得多吗?

我们知道,运筹学有一个分支,叫“对策论”或曰“博弈论”。它起初是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是否存在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以及如何找出这些策略等问题。它涉及到的哲学问题的实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意志可以自行选择影响对方的策略”。这类问题有些具有这样的特点,一个人即便对一切事实和一切有关规律都了如指掌,但是由于有其它独立意志的怍用,他仍不可能对结局获得预见。我们当然不能说一位高明的棋手在下棋时是盲目的,否则我们对那些蹩脚的棋手以及棋盲们又该怎么说吗?要说两位弈林高手对阵是“自发的”,显然也很滑稽。但是对于一场名家云集的车轮大赛,谁又能事先预见到其具体进程和最终名次呢?另外,一个人毕竟是不能自己和自己对垒的。要让一个意志统一导演(注意:不是“组织”)一场由成千上万棋手参加的混战,预先就规定好各盘的胜负和最终的名次,难道是可能的呢?在这情况下难道还会有“棋赛”可言吗?平时我们常说,自觉运用社会规律就是把支配着社会生活的那些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置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可是,对于“我”这个主观而言,他人不正是“客观”的吗?对于每一个“自己”而言,另一个“自己”不正是“异己”的吗?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让全体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或者由于这些意志本身就基本一致从而得到统一,或者通过纪律使它们都服从于一个意志而得到统一。然而,这对于那种恰好是借助于各个人的不同意志的冲突对立而得以实现的社会规律来说,自然就无从谈起了。价值规律的本性要求有各个独立意志的冲突,所以它不可能象通常理解的那样予以“自觉运用”。生活就是生活,它没有脚本;一旦生活被要求依据某个脚本而进行,它就是演戏,而不再是生活了。

其实,把“包办代替”法当作“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同志所说的“价值规律”,是指在时间节约意义上的那个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①奥塔·锡克把它叫做时间节约规律,认为它是最一般的、也就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存在的经济规律。⑦我们平时所说的价值规律可以看作是时间节约规律这个最一般的规律在商品经济中的特殊表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时间节约规律起作用的方式是极为简单的,生产者从自身出发,自然会努力使用最有效的生产方法,以此扩大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情况:原先的生产者(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46页,上册,第120页。⑦参见奥塔·锡克:《经济一利益一政治》,第三章,第七节。)是在直接为自已生产,而现在的生产者却不再是为自己生产。他们力图耗费自己尽可能少的劳动,为了获得的首先是更多的价值。不仅如此,他们还力图进行有利于自己一方的不等价交换。这样一来,节约时间规律就不再象以前那样总是能自然而然地起作用了。价值规律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商品经济中,通过确立价格开放和资金、人力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以保证时间节约规律的自动实现。然而,假若由于某些理由(姑且不论这些理由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是明智的还是短视的,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对于有些商品,我们不能或不宜实行价格开放和资金、人才的自由流动,为了力求在这些商品生产中也实现时间节约规律,我们就必须另想其它办法,这些办法恐怕就属于一些同志所说的“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之列。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也许就清楚多了。

这种种“其它办法”中,价格管理占有突出的地位。解决好价格问题,商品生产者才会具有力求节约时间的内在的、持久的、普遍有效的动力。可是,离开了价格可以自由波动的市场,商品的价格又该如何确定呢?几十年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提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方案,但在实践中均末获得预期的成功。现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同志们大都意识这种取代方案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我们看来,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比之于球赛中的名次与实力之间的关系,名次是形式,实力是内容。实力是通过比赛的结果名次得以显示的。在实力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各场比赛的胜负会略有波动,因而不是哪一场的胜负名次、而是各场比赛的平均名次表现着该球队或球员的实力(世乒联每年就是用这种办法排出优秀种子选手名单的,它们可看作是对各运动员的实力评价)。乍一看去,既然比赛只是显现实力而非创造实力,那么从纯理论的角度看,离开比赛而径直测算各队实力以确定名次似乎不是不可能。这种想法忘记了一件事,实力诚然并非由比赛所创造,但它确实只有在比赛中才能被发现、被肯定、被证实。换言之,与其说通过比赛显现了实力,不如说通过比赛发现了实力更为准确。只有和对手交锋,人们才可能知道自己的那些“招数”是真正有用的;只有和广大的对手交锋,人们才可能知道那些“招数”用处更大。商品也是如此,只有投放市场后才能发现自己是否为别人所需要、以及需要到什么程度。离开市场行为来确定价格,就象离开比赛来确定各球队或球员的名次一样是办不到的。

由此看来,在分工与交换的社会条件下,要使时间节约规律得以有效的实现,必须运用市场机制。在那些不能或不宜直接运用市场机制的方面,也必须间接地依靠它。不过,我们不赞成把间接依靠市场机制以便实现时间节约规律的作法称之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因为在价值规律的实现过程中,价格的波动是是“自然的”,而在这里则是“人为的”。物价部门统一制定和和调整价格,这和在市场上当事者自己制定和调整价格毕竟不是一回事。由于商品成本的不断变化,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物价部门不可能紧跟这些变化而及时准确地作出反应,因此它的调整工作势必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此其一。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者也会变得比以前更盲目。原来他是通过市场上价格的波动情况来决定自己下一步行为的,现在的价格既然已经不再是供求关系变化的天然讯号,而无非是物价部门的主观规定。至于这种主观规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实际,是对的还是错的?它们将如何变化?商品生产者显然难以把握。两个盲目性相加,其结果是一个更大的盲目性。这就是说,间接依靠市场的作法,也就是有些同志称之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作法,其效果往往不如直接运用市场,不如放手让价值规律自动地起作用。

当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市场以开放到何种程度为宜?哪些商品还有必要继续实行指令性价格?哪些商品应该实行有限度的浮动价格?哪些商品可以完全交由市场自动调节?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又具体的问题。绝非抽象的哲学讨论可以解决的。我们作出上述一番分析,目的在于澄清有关“自觉”概念上的种种片面认识。归根到底,一个社会的自觉程度总是通过社会所有成员的自觉性发挥程度体现出来的,而我们以往的错误就是把这种自觉性的发挥几乎完全交给了决策机关。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许多经济规律,正是经由千百万人的自觉活动,经由这些自觉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实现的。它也只能以这种方法实现。用一个意志去统一它们,让千百万人按一个口令齐步前进,对于这种类型的规律来说,恰恰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破坏,而不是什么自觉的运用,因为它取消了这种规律赖以存在的前提。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对计划与自觉性的问题作出几点简要的概括了:

一、“自觉”,当然首先是指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但是,把“自觉”仅仅局限于我们已有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必须看到,意识到我们有所不知,这也是一种自觉。恩格斯指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①从纵的方面讲,它意味着每一代人的认识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从横的方面讲,它意味每一个人的认识都有着个体的局限性。当其说“我们的知识”时,那不足说我们每个人都共有的知识,也不是说我们全体人的知识可以集中于少数几个人那里。“我们的知识”乃是分散地存在于我们各个不同的人的头脑里的,即便是最好的计算机也不能把它们全部都集中储存在一个地方。计划机关为什么不能单方面地确定商品的价格?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可能知道千百万消费者会如何评价这种商品。不用说,这千百万消费者自己都是知道自己如何评价这种商品的,但是,任何人、任何电子计算机也不可能事先就单方面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只有把它们投放市场,直接与广大消费者见面,价格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以往我们的错误不仅在于低估了决策机关认识的历史局限性。更在于低估了决策机关认识的个体局限性。我们老是让决策机关代替千百万人作抉择和判断,而实际上这种“代替”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能够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或计算机中的知识只,能是具有较多普遍性的或统计性的东西。而经济活动却是发生在千千万万个有独特个性的人们之中的活动。因此,除了他们各人自己,谁也不能事先就知道他们的一切具体意愿和行为。至于这种种意愿和行为在实际中互相作用而引出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显然就更不是少数人可以完全把握的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页。)

有一种顽固的偏见,那就是把不同的人们的意愿和行为表现出来的各种个性特征当作是主观的因而也就是“唯心”(?!)的东西予以否定。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为颠到是非的了。实际上,只有个别才是客观存在的,一般是抽象,它“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①因此,承认个体的独特性乃是最起码的承认客观事实。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个性中寻找出共性。它也只能找出共性的东西,而共性总是不能把个性都包揽无遗的。列宁说得好:“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经济活动越深入,各种个性特征的差异性越明显,越俎代庖越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客观态度和科学态度的表现,正是一种可贵的自觉。

二、说“自觉”就是按计划办事、事先预见到事后的效果,这并不算错。问题在于,不能把它狭隘地理解为让社会全体成员被强制地服从于一个唯一的全面计划。因为这样做恰恰是取消或束缚了社会各个成员的自觉性。

不错,让社会各个成员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依据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办事,难免会造成种种摩擦冲突,结果必然是出现谁都无法清楚预见到的事物。但是,历史正是这样形成的,很多社会规律正是借此而表现的。当人们未曾自觉到这一点时,情况是这样;当人们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时,情况依然是这样。当然,在后一种情况下,很多事情会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象不少同志想象的那样,自觉创造历史就在于(①列宁:《哲学笔记》,第409页。)事先制定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全面计划,让每一个人按照计划赋予他们角色发挥作用,克服一切摩擦冲突,从而使结果完全符合于制定计划者预期的目的,那其实是把创造变成了展现,把生活变成了演戏,而且是没有观众的戏,因而也就是没有意义的戏。即便我们勉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无非是把社会变成了一滩死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进步一定会以最迟缓的速度进行。那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懂得,各种意愿和行为之间的摩擦冲突,决非一概都是坏事。智慧、文明、进步无一不是起自摩擦冲突。一个平生不和他人对垒的棋手能够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棋艺么?一个事先就取消了一切摩擦冲突的社会是一个最乏味的社会,它只能使人的意志瘫痪、智力麻木、行为迟钝。它绝不是我们的“理想国”,它和我们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不是一回事。仍以价值规律为例。人们经常批评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会造成浪费。可是我们要知道,浪费有两种:一种是优胜劣败,一种是同等水平的纯粹多余。在一个十万人口的城市生产二十万双同一样式的鞋子.也许就会有十万双的浪费;然而如果让鞋子有几十种花样,生产三十万双都未必会有多少积压。在价值规律之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努力避免那种同等水平的纯粹多余的浪费。仔细观察便可发现,相当一批商品之所以卖不出去或是亏本,与其说是因为它们超过了社会需要,不如说是因为它们落后于社会需要。有许多“浪费”,(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其实是淘汰。它表明需求水平的提高。没有“多余”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淘汰,没有淘汰就没有进步。大自然是通过“浪费”多少低等物质才造就出人类这种万物之灵的啊。“消灭”浪费,让产品数量永远恰如其分,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实践中它只能导致停滞不前。事实上,我们原来那套经济体制也经常造成浪费,令人痛惜的倒不在于这些浪费的数量也相当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而在于这些浪费的进步意义太小了。恰恰是在奖勤罚懒的励先促后优胜劣败的情况下,人们才最能够有效地防止那种无益的浪费。只要我们看一看现实,这一点不是很明显的吗?经济学本来就是节约学,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结论很清楚。自觉创造历史,决不是要取消一切摩擦和竞争,决不是要束缚和限制广大人民的自觉能动性,决不是要把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强行纳入现有的认识水平之内。相反,自觉创造历史是要尽可能地发挥每个人的自觉性,为未来发展开辟最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这就为消除那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摩擦冲突提供了前提,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法制工作的不断健全,则为发挥社会主义一切成员的自觉性并尽量避免那些无效和无益的冲突作出了制度上的保障。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谁也不可能清楚地预见到我们行为的全部具体后果,因为实践的结果会比我们每个人所预见的还更为丰富、更为美好。不错,不同的意愿和行为之间会发生种种矛盾,但凭什么根据认为这种矛盾就必定是阻碍了我们前进而不会是帮助和促进了我们前进呢?在良好的制度与体制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这种矛盾成为不断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动力呢?当着我们的计划工作更符合客观实际,更符合于我们认识的实际水平,并且具有容纳新事物和自我修正的能力,使它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为更为协调一致、相辅相成,这比起过去那种盲目的固步自封、自满自足,不是显然要更高明一些吗?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这段话很精辟,我们也摘引如下。

毛泽东同志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也不符合自然界发展的事实。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北京之春》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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