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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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希求成功,正如人人都希求幸福。但是,“成功]也和”幸福]一样,可以包含很多种不相同的意义。大多数论述成功的文章,认真考查起来,其实并不是论述成功,而是论述如何成功。在这些文章中,很少对“成功”的含义本身进行探讨,也很少对“我们是否应该追求成功”的问题展开论证。似乎它们是不言而喻,无须多说的。于是,在“论成功]或”论成功的哲学“的标题下,大部分作者填进了关于”成功之路“的答案。当然,有关”成功之路]即如何成功的讨论也是重要的,但它毕竟是第二位的问题。如果我们连什么是成功以及是不是应该追求成功都不曾搞清楚就去讨论如何成功,那怎么能指望取得真正的进展呢?

按照辞典的解释,成功就是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实现了预期的目的。

这个定义自然不错,但稍加思索便会发现,它和我们所说的人生的成功中的“成功”概念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进行大量的活动,这些活动大多是有目的的(例如,我打开门是为了出去,打开窗户是为了通气,吃饭是为了充饥,等等),而我们通常也总是实现了这些目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对所有这些事情都冠以“成功]的美称呢?

其次,根据辞典的定义,成功与否仅仅涉及到预期目的的是否实现,并不涉及这种目的本身的性质。按照这一定义,一个窃贼偷走了别人的东西而未被查获,他就是获得了成功。显然,这种成功决不是我们所提倡追求的那种成功。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来看待成功这一概念呢?

再者,有句成语叫“功成名就],这就是把成功和成名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方面,一味地追求出名或曰沽名钓誉乃是一种庸俗以至低下的愿望;另一方面,一味地反对成名欲必然会压制和摧残人们正当的事业心,往往造成更坏的后果。可是,如何正确地认识成功与成名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以下,我们不妨从不同的方面,对“成功]进行一番比较细致的分析。

对于人生而言,“成功]词多多少少含有出类拔萃之意。并非所有达到预期目的的行为都有资格称为”成功],除非你所预期的目的有超乎寻常之处。失去双臂的日本姑娘典子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她是成功者;但是一个四肢健好的人做到这一点就丝毫算不上成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承认这一点或许会使有些朋友感到沮丧,因为那意味着“成功”不可能属于一切人。有首歌叫作“祝大家都成功”。从上面的观点看来,“祝愿”大家都成功自然是可以的,但事实上要让大家都真的成功却是注定办不到。这好比在运动会开始前我们尽可以祝愿每个运动员都获得优胜名次,但实际上能获得奖牌的却注定只能是少数人。人人都同样得到奖牌,则奖牌不复成其为奖牌;大家都一样获得成功,则成功二字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毫无疑义,成功就是要做到超羣出众。乍一看去,那似乎意味着成功女神祗会眷顾那班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像历史书一样,功劳簿也是个势利眼。其实不尽然。在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小克利斯朵夫一心巴望着要做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可是他的舅舅高脱弗烈特却说:英雄,就是做他能做到的事。这种说法是不是太平凡丫呢?按照这种解释,岂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了吗?而根据前面的说法,英雄的桂冠注定只是给少数人的,这是不是互相矛盾呢?不,不矛盾。高脱弗烈特在说了“英雄就是做他能做到的事]这句话后,紧接着还补上了一句:”但一般人就是做不到].这个但书加得很重要,意味深长。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如果说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最终没有成为英雄,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其所能地努力。一个人没有做到他能够做到的事,只能归咎于他没有去做。

我们当然懂得机遇与天赋的价值。但是正像在马拉松赛中,起跑时抢先或落后了几秒钟常常无关紧要一样。在人生这场漫长的竞赛中,最重要的是坚韧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有志者事竟成]的确是一个真理。少年时代,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够聪明;青年时代,我最担心的是生不逢时;而现在,当我已步人中年之际,我深深地感到,此生能否成功,最重要的在于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坚持。笨鸟要达于高枝,不一定非占先飞之便不可,只要它肯不停地飞。所谓不停地飞,也不是说一定要没日没夜地拚命。勤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苏联传记小说《奇特的一生》中那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其实每天用于工作学习的时间严格说来,也不过四、五个小时而已。很多有成就的人都说:不是我们勤奋,而是别人比我们更懒罢了。根据我的观察,我相信这是真的。

成功,一方面表示着出类拔萃,另一方面又表示着尽善尽美。从这后一方面看,成功好比是地平线,无论你走得多远,它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全面发展、在多种领域里取得卓着成就的文化巨人达.芬奇临死前抱怨道:“我从来没有成功过哪怕是一件工作!]这就是追求成功者的悲剧——无限的梦想和可能与有限的生命。

那么,何必追求成功?远处的草地显得很绿,走到跟前也无非是那么回事。树上果子,看似甜蜜,落到口中,往往苦涩。歌德说:才能只有在限制中方可得到发挥,这自然是成功者的经验之谈;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也是成功者的遗憾:得于此者必失去彼,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假如我们承认平庸的生活也可能有一种散淡的美,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在对成功的不懈追求中是颇有一些苦味的。

但尽管如此,人还是要追求成功的。很多古人认为理想的一生应该包含两个内容:先是建功立业,然后归隐田庐。这种对两全其美的向往揭示出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只有混合的人生才是最幸福的人生。不过两相比较,前者显然更基本,在奋发有为的白日之后,夜晚的安眠才能香甜。而不能有所作为的长闲则是最苦的。尽善尽美固然是可望而不可即,但真正的追求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人生的妙处在于过程而不在于最终结果,追求成功胜过占有成功。

为什么要追求成功?这个问题常常被人们误解。大多数人习惯于从当事者的目的这一方面予以解释,譬如,为了获得个人名誉地位或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等等。殊不知这种解释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最根本处。说一个足球运动员刻苦训练是为了改变我国足球运动的落后局面,那对于一个同样刻苦训练的乒乓球运动员又该怎么说呢?说运动员奋力拚搏是为了给祖国争光,将来世界大同了,那又该怎么说呢?问题在于,人们之所以进行奋斗,追求成功,并不是由于某个外在的目标的吸引,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他自身之内的一种驱动。好比爱情。一个人所以要恋爱,并不是由于有了某一个他或她。热恋中的情人容易相信姻缘是前生注定这种说法,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这一个特定的他或她,他们就不会有恋爱。

其实并非如此。你和他(或她)的相识本身就完全是偶然的,因此你和他(或她)的相爱也完全是偶然的,然而你之要爱人这一点却是必然的。追求爱情乃是一种植根于人自身之中的本能和冲动。它必须通过某一个具体的目标才能满足自己、实现自己。外在的目标仅只是唤醒了它、诱发了它,却不是产生了它、造就了它。追求成功也大致是这样的。我们不仅要从当事者的目的这一方面予以解释,更要从当事者的内在动力这一方面加以理解。这就是说,人类天生是向上的,天生是要奋斗、要追求成功的;至于他为自己确定的具体目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那则取决于他所在的环境等等。无论什么样的外部状况,也不能给一个本身缺乏成功意志的主体规定好奋斗的目的,相反,一个自身具有充溢的追求成功的意志,总是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奋斗目标的,不论其所面临的外部状况是怎样的千差万别。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有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之嫌呢?否。唯物主义不是外因论,唯物主义决不否认意志的存在和作用。所谓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的谬误在于它把意志当成没有物质根基的独立实在,而我们则强调入的追求成功的意志完全是人体,其中尤其是人脑这种物质的产物。另外,由于追求成功的意志必须外化,所以外部环境、外部状况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人能想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各种各样的奋斗目标,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有的能够实现,有的未必能实现,这些也是无须多说的。

生活中常常会见到一些不思进取的人,我们都批评他们是“意志衰退”。这个批评实在太准确了。自满为什么是个缺点,因为能自满必然意味着心不够大、志不够高。所以,一个血气旺盛、志向高远的人总是忧虑的。辛弃疾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很多人深以为然,其实并不对。恰恰相反,正是少年时代的愁思才最为深广。成年人的忧愁大抵有着明确的抽象,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缺乏什么,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局限,他懂得应当如何去争取,至少懂得怎样去逃避或解脱,更何况他必然有着种种事务分心,不拘它们是高尚的还是庸俗的。少年的愁思却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大海,是一道深不可测的黑渊。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忧愁,难以名状却又无处不在。它不是为着任何具体之事,而是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生,它是真正的、纯粹的忧愁。诚然,少年时代的忧愁并不怎样令人痛苦,甚至往往是一种享受,因此常常被有些成年人视为一种无病呻吟或自作多情,而拙劣的艺术家们则一味地给青春涂上简单明艳的色彩。他们只知道少年时代最富于生命的活力,最富于美好的憧憬;但是,他们忘记了,忧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正是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它最强烈。至于说年轻人的美好憧憬,那一方面在他面前展示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又是一无所有。选择的困恼是最大的困恼,那好比画师对着空白的画纸,举起画笔将落而未落。相形之下,成年人的忧虑不是要轻淡一些吗?他固然失去丫很多可能性,但毕竟获得丁一些现实性或确定性。

比起成年人来,少年人才是真正无所依傍的。假如说每一个情人都是诗人,那么每一个少年都是哲学家: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向往成功,希求完美,因而总是摆脱不了忧虑和困惑。至于成年人,他们要么已经有所作为,从而使那颗不安的心灵日趋宁静,从孔子关于“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以至“五十而耳顺,六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叙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位大思想家一生最忧虑困惑的时期正是在他的青春时代。另一些成年人,则已经流入乎庸,早把昔日的愁思烦恼丢弃一边,听任琐事的泥潭淹没了自己。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忧愁才最富于哲理的意义,而那种青春热血的奔流便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基本动力。

冯友兰先生谈到过人生成功的三种因素:才能、努力和机会。他认为有三种类型的成功:一、学问方面的成功,有所发明或创作,如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等。二、事业方面的成功,如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事业家等等。三、道德方面的成功,在道德上成为完人,如古之所谓圣贤。这三种成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立德(道德成功)、立功(事业成功》和立言(学问成功)。按照他的分析,这三种成功的性质既然不同,它们对于才能、努力和机会这三个因素的要求也就不尽一致。

大致说来,学问方面,“才能”占的比重较大,事业方面,“机会”成份占得较多,而道德成功,则主要地取决于努力。我们不能说“人皆可以成李杜”,因为一般人没有李白杜甫的天才,再努力、再有运气也不行。我们也不能说“人皆可以成刘邦、李世民”,因为倘若遇不上那种风云际会的时机,一个人再能干、再努力也不行。但是,我们可以说“人皆可以成尧舜”,这里所说的“尧舜一,自然不是指作为政治领袖的尧舜,而是指作为道德完人的尧舜。当然,立德与立功立言并不是截然区分的,一个立言的人在立言时,也可以立德。譬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在成就丁伟大的科学发现(立言)的同时,也成就了伟大的人格,也就是同时立了德。一个立功的人在立功时,也可以立德。譬如一些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为了人类解放建立了丰功伟业(立功),同时他们的光辉品质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因而也是立了德。所谓立德,固然不必立言,也不必立功,但那决不是说可以什么事都不做。立德也是必须要做事的,而且必须要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同时还必须极其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去做。只不过可能由于他的才能有限,并没有搞出什么前无古人的大发现大发明,或是时机不巧,未能在事业上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已。

冯友兰先生的这番议论当然是很有意思的。毫无疑问,在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成功中,“太上立德”,也就是道德上的成功是最高级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平时也都说,英雄的事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乃是从这些事迹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这里的“精神]就是”德].

需要强调的是,道德上的成功虽然不必非有事业上或学问上的成功相伴随不可,但它必须有所倚托,“精神”必须外化方能证实自己的存在。黑格尔曾经正确地批评过一种所谓“道德完人”的理想,因为这种道德完人只知道关心自己,把“稍有理性的人都不会重视的微疵小瑕看得无比重要”,到头来反而把“关心公众和怎样为公众服务]这种大事轻置一边。这好比一个医生,放着成羣亟需解除痛苦的病人不管,却在那里关起门来搞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此类荒唐现象在极左路线横行之际真是司空见惯。与此相似的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爱歌颂那种逆来顺受式的善良,以为唯有这种善良才是最纯粹的善良。在一个刚直强毅屡遭非议的地方当一个人人称赞的好人实在也不难,只消做到以下两点就行了:善良而不勇敢。殊不知真正的美德永远是柔中有刚的。道德成功的美称绝不属于任何羔羊家兔。道德成功需要付出极大的英勇努力。这种英勇,正如黑格尔所言,并不是要对着那些“微疵小瑕”纠缠不已,而是要体现在对邪恶的奋力抗争和为公众的热心服务之上。英国大诗人米尔顿说得好:“我不能颂赞那种不能经久、与世隔绝、既没有受过锻炼、又不能发生声息的英勇;她从来不冲出去和敌人照面,却在一场争取那不朽花环的艰苦的竞赛中偷偷地溜跑了。”

一方面,事业上或学问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成功常常有相通之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固然未必都是道德上的完人,但只要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的发现是重大的,那么,他们的成就也就必然具有正面的道德意义。对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某些弱点乃至过失横加指责,并以此为由来抹杀他们的突出贡献,其实是嫉妒心理的表现。为什么有些道学家招人憎恶?为什么在那些一味强调精神修养的地方往往搞得很虚伪、很贫穷,原因就在于此。美德很容易冒充,而事业或学问的成就却是硬碰硬。注意到这个特点,或许有助于使人们少受愚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事业或学问的成功和道德成功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尤其是所谓事业成功,有时竟可能与起码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驰。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事业成功,不能以成败定是非,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种由来已久的混乱。不少人习惯于认为,一桩事业的成败即是衡量这桩事业正确与否的标准。事业成功,表明认识符合于实际,因而便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不难发现,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会遇到很多麻烦。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失败了,莫非就证明这场起义是错的吗?有人补充说:正确的事业有时也会失败,但最终则一定会取得胜利。可是,单单是承认正确的事业有时也会失败,那本身就推翻了用成败论定是非的这条普遍命题。此其一。第二,引入“最终胜利]个概念来弥补也没有多大用处。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无限发展的,没有终结之日,那么所谓”最终的胜利“一类说法就完全没有着落。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阶段性着眼,那么每一阶段的最终结果显然也并不是都合乎正义的,比如说,奴隶主统治虽然”最终]垮台了,但奴隶起义却到“最终]也没有胜利。

导致混乱的原因在于,很多同志不曾注意到“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不懂得“是不是”与“该不该”的区别。成功,何止表明预期目的的实现,它并不表明这个目的自身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非善恶的评价属于价值领域,它超越于成功与否这种事实领域之上。“正确”一词其实有两种意义:事实判断上的意义和价值判断上的意义。奴隶主统帅既然成功地镇压了奴隶起义,表明他的军事计划是正确的,这种事实判断的正确性我们也必须承认;但是对于这场镇压行为本身,奴隶主阶级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却认定是错误的,这里的“正确与错误]就属于价值判断。否认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必然会得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结论,那实际上便是抛弃一切道义,拜倒于权势之下。

追求事业成功是一种好的愿望,但它不是无条件地好,除非我们所期待实现的那个目标本身是正义的。虽然说事实与价值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仍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我们不应该在追求事业成功的掩饰下,背叛崇高的价值准则。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励人们清静作为,尽管说比起无所不为来,洁身自好也要高过一筹,我们提倡的乃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奋力进取。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人生,那种顽强而光荣的失败都有着更高的价值。在思考成功问题时,记住这一点也许是至关重要的。

在不少人心目中,成功意味着成名。在一般人追求成功的意志中,成名的愿望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恐怕是无可非议的。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事业,他并不是想藉此来否定自己,而是想藉此来肯定自己,因而他希望在这项事业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名字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无非是几个字的偶然排列,照道理说,一个人的名字和这个人自身、这个人的作为之间的关系该是最外在的了。但是,出于人类认识的特点,我们却把这二者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有个俄罗斯谜语说:不是蜜,却粘住一切东西。这个谜语的谜底是词。人的名字这种词,就是粘住了这个人的一切东西的东西。假如有人表示,他希望自己的一切都能够被他人所了解,唯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那么这种谦逊其实是没有什么内容的。什么是无名英雄?严格说来,无名英雄不是那些我们知道他们的一切事迹而仅仅不知道其真名实姓的英雄,无名英雄是指那些我们既不确切地了解其事迹、同时又不知其名姓的人。

在正常情况下,成功与成名是互相联系的。自己的成功被社会所承认,这就意味着成名。但是在以下两种情况,成功未必就会成名。一、自己所成就的事业虽然被人们所接受,但人们却未能从这项事业中认识到成功者。譬如,发明火药的人就没有成名。二、甚至有这种情况,连那件成功的事实本身都被埋没无闻。毕竟,任何一种成功,都必须藉助一定的方式使之传播开来或保存下去才能获得自己的社会意义。你做出了一件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你的珍贵手稿却毁于刀兵水火,造就使得你的成功化为乌有。文天祥是在“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前提下坚信自己道德成功的伟大意义的,这种意念只有在肯定会有秉笔直书的史官的情况下才会坚实可靠。

由此可见,广泛而自由的信息交往,实在是保证一切成功获得其应有的社会意义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遣憾的是,这个基本条件并不总是充分具备的。这就告诉我们努力拓展信息交往的绝顶重要性,同时也向每一个追求成功的人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有时候,成功未必就成名。所谓虚荣心,不是别的,就是指一个人过份地渴望成名,他总是按照最容易成名的途径去追求某种成功,尽管他明明知道这种成功并不是最应该去追求的,甚至是很不应该去追求的。真正的荣誉心并不排除成名欲。但与虚荣心不同的是,它始终把目光集中在伟大高尚的目标;它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有时,甚至甘愿没没无闻。

成功,这是一个四周闪耀着诱人光辉的字眼。它既能召唤人心中最崇高的情感,又能刺激起人身上最卑下的欲望。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不断地净化自己的追求。

论及成功,我们还必须提到机遇这个概念。机遇一词是个时髦的说法,它大致与以往人们爱说的“时”、“命”相当。在有关成功的一系列概念中,“机遇”也许是其中意义最暧昧的一个。“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个众所周知的二律背后就清楚地揭示出它的复杂性与含混性:毫无疑问,离开了一定的客观情势,谁也不能建立勋业:然而我们谁又能否认,任何一种成功都意味着对命运的征服与战胜?我们把有些人的成功归之于顺境的造化,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把另外一些人的成功归之于逆境的鞭策。要详尽地阐明这里面包含的一切关系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过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一、机遇只对那些能够认识它的人们才存在。除非我们对自己的追求具有热烈而明确的态度,否则我们就永远也碰不上什么机遇。

二、环境的顺逆有其相对的一面。同样的境遇,对于从事某些工作也许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于从事另外一些工作却很可能是得天独厚的便利。但是,

三、顺境、逆境毕竟也有着绝对的含义。所谓绝对的顺境,最主要的就是整个社会的自由。因为社会自由的意义不是别的,它就是指在人们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排除了所有的外部障碍。无怪乎爱因斯坦要认为,任何物理上或是一般科学上的发现都不及对社会自由的发现和维护来得重要。马克思说得好: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优秀的哲学家、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这段话提醒我们:在真正的逆境面前绕道而行,不去勇敢地承担起为同时代人创造自由的社会环境而一味地追求某种个人的成功,只能是第二流的事业。由此,我们便不难解决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道难题了:有两种英雄,一种是被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另一种则是造就时势的英雄。这当然不是说,要成功第二种英雄的事业可以完全不需要任何机遇。它毋宁是强调:为了同时代人的完美与幸福而工作乃是最高尚的工作,为此而受挫、失败也是极其光荣壮丽的。

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奋斗,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的问题。好在它对于我们每个人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问题。怨天尤人不管有多少真凭实据,总归是无聊的,因为它毫无意义。它好像吃指头一样,纯属幼儿时期的遗习。小孩子事情没干好,总爱推客观、找借口,目的在于求得大人的原谅,从而使自己不至于失去些什么!大人这样做又是何苦呢?我们又是在期求谁的原谅呢?别人就是原谅了我们(其实不会有人原谅我们的,因为别人本来并没有要责怪我们的意思),那又于事何补呢?假如有上帝,那确实好极了,我们这些时运不济的失败者们大可以向他倾诉委屈,仁慈而又洞察一切的上帝一定会原谅我们,从而给予我们和那些幸运儿的成功者一样的报赏,于是乎我们遭到失败的事实便被一笔勾销。可惜的是,上帝并不存在,报赏从何谈起?凡失去的就是失去了。人生没有安慰赛。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无疑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却能使人清醒、促人感奋。

在我看来,不怨天尤人乃是一种极大的优点,也是一种极高的要求。在构成一颗刚毅的灵魂的诸多因素中,不诉苦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对成功的热望必须升华为对成功的无动于衷,并转而从奋斗自身中找到生活的真谛。马尔加什流行一句谚语:懒人寻找锄头时总是在想,天哪,但愿我找不到!对于某些人来说,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失败了找不到借口。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所以可悲,并不在于阿Q总是失败(赵太爷们胜利了,难道就可敬了吗?》,阿Q的耻辱在于他从来不曾真正的奋斗。怯懦很容易与英勇混用,因为两者都需要忍耐,两者都不在乎成功

是的,在坚持奋斗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学会对成功无动于衷。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追求成功当然是正当的,然而一味地崇拜成功却是低下的。一味地崇拜成功,可能诱使人们放弃正确的价值准则,要么导致无所不为(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要么导致趋炎附势(成王败寇)。诸葛亮的“出师表”所以感人之至深,就在于它体现了对信念的执着追求,把成败利钝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时,我们甚至要必须具有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说要有甘愿失败也要拚力奋斗的精神。假如说我们由于意志薄弱,不能把自己提高到那样一种崇高的境界,那么至少,我们也应当学会对这种光荣的失败满怀敬意以及对那些可耻的成功无限鄙夷。在剔除了虚荣势利这些杂质后,对成功的热望就纯化为赤诚的奋斗。正像年轻的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一九八六年二月

胡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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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胡平:论成功”的一条评论:

  1. 醜小鴨倘若能進入決賽,是在天鵝群比賽,還是在鴨群里比賽呢?在獸群里,做一個問心無愧的“失敗者”吧,即使一事無成,即使孤家寡人,如此“失敗”在人類社會中已然是難能可貴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