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怪黄河,还是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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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再思考

怪黄河,还是怪共产党?

共产制度的失败,从表面上看,似乎证明了人不可能变得那么高尚;但从深处看,其实它更是证明了人不可能变得那么下贱。如果我们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那么我们不论是对人性还是对共产制度都还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认识层上。

——文章摘录

在今年三月纽约举行的两岸留学生座谈会上,哈佛的丁学良同学指出,在大陆的文化界,有一种“符号象征主义”。“就是说符号本身和符号真正想指的东西往往不是一回事”。例如,“有些人借批评传统文化为名,批判现实中的一些毛病。”他还指出,由于“官方有意不让大家很清楚地区分什么是文化层次什么是制度性层次,什么是现行体制方面的问题。真话、明白话无法说出,使得青年人把现实中一切困难,全部归因与中国传统。”

对于丁学良的这个观察,我作过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以为在大陆文化界,固然有着“借文化打政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现象,”不过大多数人早已训练有素,能在字里行间寻找背后的意思。

其实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人的确是在那里指桑骂槐,许多读者对此也心领神会。另一方面,可能也确实有些人是把自己公开说的一切完全当真,或者是,起先并不当真,但后来渐渐“进入角色”,忘记了或不再承认自己针对的目标其实是“槐”而并不是“桑”,而有些读者也信以为真。

阅读轰动大陆的电视系列片“河殇”讲解词,我不由得想起了上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希望弄清楚的是:这部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名的电视片,它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导致中国今日的落后上,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该怪黄河,还是该怪共产党?

我不愿意去妄自推测“河殇”的作者们的真正用意,那多半会引起不必要的困惑。我只是作出我的解释,写下我的片段感想。

首先,我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整个“河殇”是立足于现在反思既往的。触发这种反思的前提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惊人的贫穷落后。但是,请不要忘记——

炎黄子孙遍布天下,并不是每个地方的中国人现在都那么贫穷;

属于所谓黄河文明的地方不止中国大陆,并不是每个地方今天都那么落后。

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的各种阴暗现象,并非都是历史的重演或再版。

由此,我们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把一九四九——一九七八这段历史称为闭关锁国,称为坚守古老的农业文明,未必是恰当的。

在这一段岁月中,我们不是成天“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吗?我们不是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自傲,并且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么?我们抗议过英法霸占苏伊士运河,声援过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我们积极参与过印度尼西亚的九三零运动,把工程技术人员派遣到遥远的坦桑尼亚……

我们曾经那样急不可奈地向工业化进军,为此不惜数十年如一日地压榨农民。大炼钢铁、三线建设、多少次技术革新的热潮。当科学家一度是所有聪明少年的共同理想。还有,勒紧裤带发射原子武器和人造卫星……

如此等等。把这一切称之为“保守”,合适吗?

如果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在本质上和我们的前人在一百年前遇到的问题一样,那倒好了。

人们经常谈到鸦片战争。

世界银行年度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

我突然产生这样的联想: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一八四零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当时的全世界又该是位居多少位呢?我想总该在前五十名之列吧。那时候的中国在欧洲北美诸国国家面前尚不那么服气,对日本,更不用说对朝鲜、新加坡、泰国,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当满清中兴名臣胡林翼在长江口上,目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深受刺激而昏倒在地,他所哀痛的是中国业已丧失了她的第一流强国地位。而今天的中国人呢,担心的却是开除球籍,是成为世界的尾巴!

四、五十年前的大上海,是远东最耀眼的明珠,东京尚且比不过,更何况香港、更何况新加坡、更何况汉城!今天呢?

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也许的确不那么美好,可是别人祖先的遗产有几家比我们更高明?一个人误服下毒药而落得奄奄一息,他怎么能把一切都怪罪父母亲的遗传?

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很确切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造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从而不难确定,甲现象是否是乙现象的原因。

社会研究领域就不同了,因为我们无法造成一种孤立的环境。事实上总是:一系列现象引起了一系列其它现象。我们很难弄清楚,某一客观后果究竟是先前哪一个事物引起的。比如说,西方列强打入其它社会,到底是推动了它们的发展,抑或是阻碍了它们的发展?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幸运的。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最大的特点是她受着共产党的绝对的、无处不在的有力领导。在这里,外国的外力影响是很有限的,其它政治力量的作用几乎为零。因此,共产党的存在显然是导致中国今日之现状的最主要的、无可排除的基本原因。别人,即没有权力掠共产党的美,当然也没有义务替它分担责任。

不要再让孔夫子当替罪羊了!

这本来是极其明显的。正如“河殇”中写到的:“在这个最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大国中,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非常卑贱的地步……。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这是儒家文化的过错吗?这是传统社会面临工业文明挑战的必然现象吗?不,当然不。

也不要夸大人口负担,不要一味抱怨农民素质低劣。要知道,亩产万斤粮的神话,中国农民并没有相信过。正象安徒生童话中老百姓并没有相信过皇帝的新衣一样。

我担心的是,在“河殇”那巨大的,过分沉重的历史感里,有些人反而会失去了现实感。

请注意,在这两年来的中国,当政治改革的讨论兴起之时,文化讨论的热潮就自然而然地消退下去了;而当政治改革的讨论被迫终止时,文化讨论的热潮就又兴起了。这就是“借文化打政治”。圈里人圈外人都不该忘记。

辛亥革命以前的两千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大致上没有发生变化。这其实不奇怪,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文明都是保守的、循环的。真正可惊异的倒是那仅有的古希腊文明何以竟有演进发展变化的能力!只因为我们早以习惯了“人类历史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若干阶段论”的神话,我们才会对那些缺乏演进功力的文明感到迷惑不解。

两百年前,拿破仑把中国比为“睡狮”。今天呢,很难说中国还在酣睡,但人们开始怀疑它是不是狮子。

“河殇”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虽然它没有点名危机的真正含义。

中国的确面临毁灭性的振荡。每一个刚从大陆出来的人都有这种不祥的预感。

专制统治的巨大权力已经减退不少了。但是如果它把最后一点力量仍然死死地用在压制另一种政治力量的兴起上面,如果它最关心的总是维持自己独一无二、不容取代的绝对地位,中国的未来就是不堪设想的。

打破“大一统”只能意味着打破共产党一党专制,打破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我们必须进行正面挑战,我们必须为自由民主而战。

不要以为经济改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喜出望外的自然后果。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时的“个体户”比例,绝不比今天的为少。但是在一个强大的中央专制权力之下,它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儿童。

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陷入了困境,那绝不是因为什么“社会承受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政治上的极为专制。

最近,中共最高领导层又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动。现任总书记虽然还没有象前任总书记那样丢掉职位,但是赵紫阳的权力遭到重大削减。则是不争的事实。

仅仅几个月前,国内报纸还在大张旗鼓地为新的物价改革方案出台呐喊,现在我们听到的则是“稳定”“稳定”。让物价上涨搞得惊慌不安的老百姓被告知,在今明两年,物价不会有大幅度的上涨。这当然是虚话:既然迄今为止的物价上涨都是在新的物价改革方案还没有实施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仅仅是推迟了新的物价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岂能消除飞涨不已的物价?

有些人不免奇怪:前段时间,改革派不是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了吗?为什么如今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又退下来了呢?

其实,把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形势简单化为共产党高层“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是不太准确的。李鹏一派人马也未必真心赞成过去那套经济模式,即使他们赞成,他们也知道没有办法把事情拉回到原来的状态。我宁可把这两派比作一儿一女,他们都知道老头子害了重病,儿子主张立即动手术,女儿主张保守疗法。一时间,儿子占了上风,昏昏沉沉的老头子被送进了手术室,殊不料刚打上麻药、刚开了一小口,病人当场就休克过去。于是女儿惊呼“且慢,先让老头子调养一段时间再说。”儿子呢,手足无措,硬要坚持着动手术吧,连自己也没有把握。结果,女儿一派趁儿子在那里发呆,把休克状态的老头子又赶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可是,推出来后又怎么样那?女儿也一愁莫展,作作急救,输输氧,病人的气总算缓过来了,但病情本身却仍在恶化,而身体素质降得更低。这时儿子又出来说,还是抓紧时间动手术好,拖得太久,开刀更危险。就这样,儿子和女儿,一会儿是你的主张占上风,一会儿是我的主张占上风,谁也没有准主意,谁都对自己的治疗方法没把握。可怜的病人便一会儿送进手术室,一会儿又推出手术室。随着这一反一复,儿女们更加心慌无主,而老头子的病情则急剧地恶化……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当这一派的人刚刚占了上风,不久就不得不让位给另一派人作主,而另一派人在推行自己的方案后,很快又被前一派所取代。两派人的起伏消长,并不是建筑在自己的主张取得成功之上,而是建筑在对方的主张遭到挫折之上。双方都是在利用对方的错误提高自己的地位,而谁主事就意味着轮着谁犯错误。好比是一盘输定的棋,谁走子谁挨骂,显得旁观者倒要略好一些;然而等到旁观者坐到了棋盘边,情势又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恶化,如此等等,往还重复。

事到如今,再乐观的人也不敢对经济改革抱希望了。连一贯报喜不报忧的人民日报也发表起文章要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了。解决中国困境的方法不是没有,只是中共领导们不肯用,一用就会失掉手中垄断的专制权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该是最简单、最起码的自由了,也是一个社会实行民主的基础,但就是这样一服本性温和的药方,服之于当代的中国共产党,恐怕也如同毒药一样不堪忍受了。试想,假若现在大陆出现了一份真正独立的、直言不讳的报纸,把执政党专制、无能、贪污、腐化丝毫不夸张地略加揭露,我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立得住,实在大可怀疑。但是反过来,倘若中共还不加紧实行一些自由民主,听任自己像自由落体一样毫无牵制地堕落下去,那么要不了多少年,整个中国就会陷入全面的崩溃和破产!

结论很清楚:不彻底改革专制制度,不彻底改革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中国必将陷入灾难的深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应为自由民主而积极奋斗!

(1988年10月,《中国之春》第六十六期,1988年11月号)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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