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凭历史的良心写有良心的历史
凭历史的良心写有良心的历史
人们用两种方式书写历史：一是行为，一是文字。当代中国历史的困境在于：我们有着相当丰富的英雄行为，但却只有相当贫乏的文字记录。多年以来，中国民运人士，少有几个不是靠中共当局的反宣传和海外记者的抢新闻而出名的。我们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确定的座标。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挖掘被执政者刻意埋没的真实，重视戏剧性场面背后的努力，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逝水长流不返，人生短暂无常，唯有那体现了人类奋发进取的伟大精神永远光照千秋。
——文章摘录
一、
这是军涛写的一封信。
在揭示一个人的人格时，语词可以是最弱的证据，也可以是最强的证据。它是最弱的，因为说假话、说大话是那么的容易；它是最强的，因为在某种特定的境遇下，一个人说什么、如何说、多说几句还是少说几句，当下就决定了他全部的命运。此时此地，语词即其人。
二、
从人权和人道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在高压之下，一个人可以回避作出于己不利的证词，即便是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也情有可原。然而，对于那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而仗义执言者，我们必须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象军涛那样，在法庭上，甘冒更大处罚的风险，为八九民运的死难者（官方诬之为反革命暴徒）正确的动机辩护，为共和国的基本原则辩护，不仅是高尚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无以慰烈士英灵于地下；非如此，无以昭民主自由信念于世间。历史上，各种正确的原则、正义的事业，很少是靠着自身固有的说服力而自动获胜的。它们必须要有“人证”，需要有人倾心相与，必要时甚至甘愿为之献身。一旦失去了这种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无畏无惧、无怨无悔的浩然之气，民主事业无异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我们承认自我保存为正当，我们更不能不承认自我牺牲是伟大的。我们知道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假如我们不能正视自己的不完美，反倒对别人追求完美的神圣行为无动于衷乃至不以为然，那则是可耻的堕落。古人说“太上立德”。这里的“德”就是指一种人格榜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三、
“成功有一百个母亲，失败却是个孤儿。”
八九民运有得有失。因此，并不奇怪，有众多的人强调自己对运动的贡献，但很少有人出面承担这场运动失败的责任。谈到功绩，不少人以自己的名望、地位或职务为证，表示自己在运动中的作用非同一般；谈到失败，人们却又以运动的群众性与自发性为据，说明自己对运动的影响力是多么的有限。我们坦然地、并不谦让地接过整个世界舆论赠与的种种荣誉，与此同时，我们却又相当谦虚地推卸掉历史提出的深切诘难。或许，这都是人之常情。面对庸众，我们自然不必羞愧，毕竟我们已经做出过一番了不起的事业；然而，想到死者，想到军涛一类大义凛然的英雄，我们却不能不自责，因为我们没能做到象他们一样毫无保留的奉献。
诚如军涛信中所言，他本来不必在法庭上为运动中不该由他负责的作法和观点辩护。但是他这样做了。尽管明知此举会加重自己的处罚。这是何等的担当！非有此铁肩者，不足以负起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大任。
四、
“我仍坚守承诺，当某些言行是带来惩罚的原因时，我愿承担；一俟它们成为荣誉或利益时，我将还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应有者！”
读到这样的语句，谁能不肃然起敬？这便是一颗高贵、纯正的心灵。所谓高贵，不是一种外在的身份，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不是一个凝固的头衔，而是一种持续的追求；不是舆论加诸的荣誉，而是自己树立的目标。什么是完美？完美并非一种状态。完美是一个永恒的过程：那些终身不懈地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完美的。
从第一次天安门运动到第二次天安门运动，从十八岁的中学生到三十二岁的成年人，军涛始终如一；他从来不曾使对他寄予厚望的人失望，他总是使原来敬佩他的人更加敬佩。他没有因一时的赞美而骄狂，也没有因长期的孤寂而灰心。如果说不居功者是仁人，不避险者是勇士，那么，军涛正是集大仁大勇于一身。
五、
每个人都有良心，但每颗良心的份量却不一样。
我完全理解在判决结束后军涛所感受到的那种内心深处的宁静，一如我完全理解他在审判之前的激动与紧张。人是自由的，他无时无地不处于选择之中。军涛作出的选择是最艰难的选择；对他而言，也是最自然的选择。他总是选择艰难，只因为那样更正确。他的良心太强，容不得半点欺人与自欺。在四五事件后恐怖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中学生，他分明可以选择沉默，但他选择了直言；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的时期，作为一个红五类出身的反四人帮的少年英雄，他分明可以选择入党、选择作官，为自己谋求一个既稳妥又耀眼的位置，然后再去忧国忧民；但是他选择了独立，选择了民间，选择了那条充满荆棘与寂寞的漫长道路。在八九民运兴起之际，军涛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从十年前就从事民间的民主运动的“三朝元老”，自己没有任何显赫的官方地位作为可能的荫庇；由于舆论的淡忘而没有响亮的知名度，因此既不具有本当具有的高度声望以便对运动产生应有的较大影响力，又缺少因声望而造成的某种自我保护；与此同时，当局中最为顽固的一派却又对自己格外注意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切使得军涛这样的人投身运动，作用有限而危险无穷。他分明可以选择置身事外，至少是可以选择与运动保持某种距离。但是他依然决定了投入，而且是全力以赴地投入，而且是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的危机时刻。面对审判，诚如这封信中所说，军涛本来完全不必对那些他原先就不赞同的言行辩护；依着军涛的聪明，他也完全可以精心斟酌字句，作出一种既顾及名节又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委婉陈述；但是，军涛再一次作出了令人震撼的伟大选择，为整个八九民运留下了一曲最壮丽的尾声。
六、
军涛是坐过牢的，他深知共产党监狱的滋味。凡是坐过牢的人也都十分懂得刑期长短的严重意义。在这里，军涛展现出一种非凡的勇敢。军涛的勇敢，不是初生之犊的勇敢，后者只是一种未经考验的正义冲动；军涛的勇敢，也不是所谓匹夫之勇，后者常常是一种难以持久的爆发性的热血沸腾。军涛的选择建立在深晓利害、深思熟虑之上。军涛的勇敢，集中了信念、热情与责任感。这不能不使人回想起遇罗克、魏京生、刘青、徐文立和王希哲等人。这样的人远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更多。作为道义勇气的最高榜样，他们值得我们永世敬仰。
“天下没有白坐的牢”。理当如此。但可惜，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专制压迫越是残暴，它越是只手遮天，封锁消息，使得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埋没无闻，从而失去其激励后来者的伟大作用。感谢那位送出军涛信件的匿名人士，是他，使得一件原本可能消失在黑暗之中的明珠发射光辉。物质可以独立存在，精神却只能寓居于人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英雄行为是要“做给人看的”。一桩英雄行为越是为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当局为什么害怕公开审判？因为它知道，一旦各国记者云集北京，一旦几十部打字机录像机对准被告席，一旦受审者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即刻就将传遍天下、深入人心、长存青史，许多人都会努力表现出相当的英雄气概。反之，在关起门“审判”的情况下，人们则会深切地体会到英雄般的坚持没有什么意义，或许，还是采取不吃眼前亏的态度更为明智。正因为如此，我们决不责怪某些民运人士的委屈求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对军涛、子明、任畹町等人的高尚气节格外钦敬。
军涛他们已经做出了伟大的英雄业迹，我们的义务则是让这个英雄的故事四海流传，留芳后世。在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之后，等候军涛的将是漫长的无声无息的铁窗生涯（尽管我坚信绝对不至于到十三年）。今后，我们势必将越来越少地听到他的音信。舆论求新，世事多变，人心健忘；这对于那些默默地坚守一种信念和气节的人而言该是何等的无情。军涛他们的牢会不会白坐，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是否持续不断地致力于让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长留于世人的记忆之中。
七、
军涛说，他不希望中国背八九年这个包袱。据我的理解，他是不希望人们因血的刺激而失去冷静判断与稳健行动的能力。十几年来，军涛的所言所行，不是没有弱点，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在以下两点上则是一以贯之并完全正确的，那就是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的立场，始终坚持温和的、理性的态度。遗憾的是，这种正确的立场和态度，长期以来并未获得人们应有的足够重视，否则，象八九民运这样大好的机会，完全可能有另一种乐观的结局。我并不认为凡道德高尚者，其见识必定高明。但军涛、子明等确实胆识兼备。积十余年的宝贵经验，以超脱个人得失的广阔胸襟，军涛向我们提出了忠告，但愿人们为之深思。
八、
人们用两种方式书写历史：一是行为，一是文字。当代中国历史的困境在于：我们有着相当丰富的英雄行为，但却只有相当贫乏的文字记录。多年以来，中国民运人士，少有几个不是靠中共当局的反宣传和海外记者的抢新闻而出名的。我们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确定的座标。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挖掘被执政者刻意埋没的真实，重视戏剧性场面背后的努力，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书写的历史。逝水长流不返，人生短暂无常，唯有那体现了人类奋发进取的伟大精神永远光照千秋。
（1991年3月，《中国之春》第九十五期，1991年4月号）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胡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