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笔会邀请龙应台来澳洲墨尔本演讲前，我并未读过她的作品，只知是台湾一个针砭时弊、观点尖锐的大作家，还望名生义，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直到半年多前，读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并看到了照片——一张线条分明很有个性的脸，才知道龙应台是女的。后来，读她的东西多了，我开始喜欢上她，并在心里同她聊起天来。
我觉得龙应台父母取的名字真好，“龙”，“应”当，生在“台”湾──龙应台曾对自己的名字有微言，为什么不取个秀气好听点的，得知父亲差点给她“龙三条”之名，从此安份满足。
生龙应台的高雄县大寮乡，那片渔村可以望见大海──才不至于“龙搁浅滩遭虾戏”，正因为如此，她文章的字里行间，这里那里，你可以读出，龙应台对她父母的深深感激，当然，首先是感激他们把她生在了台湾，尽管台湾并非一开始就很好。
我不姓龙我属龙，和龙应台有一字相同（后来才知道，龙应台也属龙，我大她十二岁），但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属龙者的命运，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这条龙不幸生在大陆。
我的父亲和龙应台的父亲不同——这个十六岁从湖南乡下跑进城当了警察，五零年带着老婆随警察局从海南岛坐船逃到台湾的龙爸爸，眼力比我父亲强百倍——共产党建政前，我父亲拒绝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拒绝去台湾担任交通部路政司代理司长，自己吃尽牢狱之苦，还让全家人跟着倒大霉。三十年后，父亲坚持说他爱国没错，如果命运重新给他一次机会，他仍然选择留在大陆。
如钉钉木。我这个属龙的家伙死活都不可能在四面临海的台湾，而只能钉在大陆，渴死乾死，死路一条了。
生在台湾有什么好？
台湾人也经受过苦难。国民党在台湾搞过白色恐怖。
是的！可台湾有个蒋经国，他面对台湾人民多年来不屈不饶为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深明大义，顺应世界潮流，不为一党之私利，放弃一己之得失，解除了党禁、报禁，为台湾的民主大道铺下了第一块砖头。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经国是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人民幸运。遗憾的是，中国的蒋经国赵紫阳羽翼未丰就扼杀在摇篮里了。
是的，国民党也有罪错，但它对自己的罪错真诚忏悔、自责、改正，没有一错到底。政府在美丽岛上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石墙，石墙上刻着一个一个在此关押过的政治犯的名字，一弯绿水从石墙上流下来，这些为台湾民主自由而奉献的英雄们业绩永存，山高水长。纪念这些政治犯，就是承认台湾这段历史的耻辱，表现了政府认错的魄力和不允许罪恶重演的决心。台湾政府的明智与进步，大陆中国现今还在拒绝，望尘莫及。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修起大墙把屈死的冤魂，诸如我的同犯熊兴珍、牟光珍、刘伯祥……的名字刻在墙上（这个墙大慨比万里长城还要长），以示悼念，以警世人，那中国人就有福了。
曾经那么“切齿痛恨”台湾和台湾人的龙应台，现在为自己是台湾人自豪，说明台湾取得的长足进步。
能有人再说什么？
今天的台湾人自称“多色彩”。“多色彩”的意思是不忠于一种颜色，他们不相信清官，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身上，清醒地认为人和政党都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民主机制保障下的选票，今天你好我选你，明天不好，我选你下台！现在读了龙应台的书，知道了龙应台这个人，还有近年与来自台湾的友人简昭惠交往，以及听过台湾政治教授明居正的演讲，个个都是彩色人……仅此一点，不及其余，大陆老百姓已经瞠乎其后了。
浙江昝爱宗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看看台湾名流龙应台先生的简历，知道她是1952年的人，可对比大陆1952年出生的作家、艺术家、将军、名流，却没有一个人拿出像《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样的大作来。”
过去，有人用“蠢长多少多少岁”以示自谦，我从来不这样说，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蠢长。可对比一下海那面的中国人，尽管我不是昝爱宗所指的什么家、什么名流，我大龙应台一轮甲子，大明居正至少也是十岁，大简昭惠二十，今生今世不敢妄想写出什么大作，但起码对民主自由、个人的地位和权利等概念要有基本的认识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十分肤浅，相当模糊，还常常有“走错房间”的感觉。这不是蠢长了，是什么？
为什么蠢长？
生在大陆！
台湾允许生长不计其数的有独立见解有独立意志的龙应台、明居正和简昭惠……台湾也允许生长吃里扒外欺软怕硬的李敖、张敖、王敖……台湾允许你爱她，也允许你不爱她。可是大陆呢？它不允许生长龙，它只允许生长虫，强迫你爱它，它根本不爱你。你反抗，它就把你变成虫！
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区别，天壤之别。这就是齐家贞为什么和怎么样变成了虫，诚惶诚恐做一条好虫，以免虫也当不成，给踩成烂泥。
了解了龙应台的幸运，我就想品尝一下她幸运的滋味：假如“四九年父母迁居了台湾”，哪，八岁的我将会走怎样的一条道路……
齐家贞也可能像龙应台一样，“十二岁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学习规矩了。坐时两腿紧并，睡时只能侧躺，两腿合拢。鲲鯓的母亲如果发现女儿睡觉时张开大腿，女儿马上要挨打或挨骂。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笑时要用手遮嘴……”“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礼堂里，两手平放膝上，听女校长谆谆告诫要如何做一个端庄嫺静、彬彬有礼的‘淑女’。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达爱慕的信寄到学校里会被老师拆开、大声朗读、公开羞辱。我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是在十六岁那年接受了一个十七岁的茄萣少年送来的一只黑猫，猫脖子上有一张小卡片：‘让这只猫替我陪着你’。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是我所受过的最美丽的礼物……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我不偷偷抽烟，以之表示叛逆……不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齐家贞也可能不像龙应台，而是像另外的谁，像杨泽说的那个“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像舒国治这个70年代的大学生说的，“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像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像萧蔓，“到晴光巿场买进口的Lee牌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以上摘自龙应台《南方来的女孩》）。
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比在大陆坐十年牢好！
或者，齐家贞也可以像台湾另类的十几岁少女。
爸爸妈妈要她读书她就帮他们读，读得好读得不好与我无关。坐在学校教室里，睁大明亮的的眼睛，看见的是七彩的幻想，听不见老师的讲课，只有云朵的歌声在耳鬓缭绕。半懂不懂的知识像迷雾，半生不熟的人生甜似蜜。考试刚刚够pass，一考完，我的名字就叫party，浑身骨头轻。party party，花蝴蝶似地飞来飞去，和英俊少年谈一下准爱情，再做几点白日梦想入非非。玩得忘乎所以，爸妈叫我，以为他们是喊错了人。父母求我出国“深造”，我不是深造的胚子拿不到奖学金，只要他俩愿意掏腰包，旅行人生见世面，哪里不能去，哪个国家是敌人？何乐而不为……
这样活，有什么不好，总比在大陆二十岁进监狱，三十岁出来强百倍千倍！
当然，齐家贞可以每个人都像一点，也可以一点不像别人，但肯定，她不会像现在这付虫样，“南瓜里度日成扁的，竹子里度日成长的”，人在许多时候，由不得你自己。
台湾也有监狱呀！你怎么知道你齐家贞不在那里坐牢？行！算我和爸爸命上带，天涯海角逃不了。坐台湾的政治牢，当台湾的政治犯，比起四川省第二监狱和垫江东印农场有何不同，我不知道。但十数年后，名字刻在石碑上，与绿水同在，与宇宙共存，不亦乐乎？
即使坐了牢，我要写坐牢的书，正大光明在台湾写，哪里需要往外国逃。
所以啊，父亲碰鼻子不转弯，说什么坐了二十三年牢也不后悔他留在了大陆。父亲错了，并非错在爱国，而是错在上了共产党的当。父亲应该后悔，他应该去台湾，哪怕和龙应台的爸爸一样，当个警察也精彩，下班换上便装，抽女儿背“滕王阁序”，尽父责，享天伦；妈咪可以学习龙妈妈，养猪织鱼网，孩子感冒了问当地医生要几片药，学费不够有人怜悯有人帮忙，起码人模人样活个平等。
如果我的假想成真，即使齐家贞要写书，多数不会是——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如果我的假想成真，在台湾也坐牢，马英九他们给的赔偿，就绝不会是父亲二十三年冤狱，补助人民币300元，折合美金五十块，齐家贞十年，补助金，零。
建立在假想上，一厢情愿和龙应台聊天，假装变得幸运，假装开心了一阵子。当然，所有的一切建立在“假如”上，一个鸡蛋的家当，不小心鸡蛋打碎了，还是一无所有。
无奈，在龙女士面前，在许多台湾人面前，在许多其他人面前，齐家贞不得不承认她的确是蠢长了十几岁，蠢长了几十岁。
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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