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年前的十月二十九号上午十点，六个公安人员带着手枪镣铐警车，到重庆和平路家里把我逮捕，当时我正在读居里夫人自传，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我的父亲同时被捕，他当时在离重庆两百余华里的綦江东风农场集体改造。高中同学和朋友伊明善、朱文萱、吴敬善也被抓了起来。他们说我在搞反革命集团，我和父亲是主犯，其他几个朋友是成员。
父亲和女儿同时被捕，又是反革命罪，在重庆这是很惊人的新闻，对于我的母亲和四个弟弟，无疑是又一次的晴天霹雳。
其实，灾难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早上就开始了。那天，我父亲去重庆铁路局上班，下午没有回家，他被铁路局扣押交待历史。我们一家从此走上泥泞之路，当时我刚满十岁，四个弟弟最小的才十五个月。
那时，父亲是重庆铁路局运输处处长，并以正教授资格在重庆大学铁道运输系兼课。父亲还是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ailroad Superintendents）的会员，那是1945年父亲经国家考试选拔去美国深造时参加的，中国只有两名。1946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南京首都公共汽车管理处任处长，直到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南京换了个军人市长，他辞职不干，全家迁回上海。为了把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铁路事业，父亲放弃了广州的洋房小车港币等优厚待遇的职务，接受了成渝铁路局长邓益光的邀请，举家迁到重庆。解放前夕，父亲一口拒绝邓局长提供资金一起去香港做生意的提议，也放弃了去台湾当交通部官员的机会，坚决留在大陆。
父亲认为离开祖国当外国华人，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是对祖国的不忠。
父亲对国民党深感失望，贪污腐化成风，国弱民穷，他不愿再为其效劳。他对共产党满怀希望，认为新政权理所当然是好的，否则怎能取旧政权而代之。他很喜欢“走，跟着毛泽东走”这首歌，被歌里“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的前程就在我们的前头”深深鼓舞。父亲当时才三十七岁，渴望为国为民多做些事情，他庆幸自己留在了大陆，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想不到这样一个人竟被铁路局拘押。他们既不通知家属父亲在哪里，也不解释是什么原因，更谈不上何时可以探望，他似乎被人从地球上抹掉了。几个月后，铁路局置母亲和我们五姐弟的死活于不顾，停发了父亲的工资。
以刘军代表为首的铁路局的头头们认为，父亲四九年离开南京，来到国民党残渣余孽麋集之地重庆，肯定是国民党遣派的特务。父亲蒙在鼓里，为了铁路局了解他、信用他，拼命交待自己的历史，头都想痛了，头发都交待白了，写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材料，还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他们说父亲“不老实”。随军南下到重庆铁路局当领导的刘军代表一句话，“把齐尊周弄去坐牢”，未经审理，就把父亲送去重庆二塘砖瓦厂劳改。四个月后，得到一张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历史反革命，三年，刑期自判决之日起，前面近两年的拘押不算数。
我去劳改队探望父亲，当他被劳改干部带出来时，我几乎不能接受眼前这位满身补丁的破叫化子是我的爸爸。他每日梳理得整齐光亮的头发被剃掉了，枯瘦的面颊，死灰般的皮肤，加上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悲切的眼神，才三年的时间，他们把我英俊潇洒、乐观豁达的父亲消灭了。我埋头哭了起来，不停地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还来，还给我原来的爸爸。
55年底的一个晚上，有人敲门，接着，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高瘦的男人站在门口，眼睛里闪着泪花，我们的父亲回来了。经过五年艰难的等待，终于等回了父亲。我和大弟弟叫了他一声，其他三个弟弟已经不会叫爸爸。父亲坐牢的这五年里，母亲受尽屈辱，一个人为五个孩子的一日三餐焦心，她不断进出拍卖行，变卖一切可以换钱的东西，五个孩子一个不少全在身边。
父亲从劳改队出来，留在就业队，56年底，他向高级知识份子招聘委员会应聘，并交去一篇《现中国铁路电气化》的论文，收到“应聘合格，等待分配”的回函。父亲高兴极了，他对我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宝，为人民服务的机会马上要来了。”他说：“要知道，社会政权的更迭是翻天覆地的大事，难免鱼龙混杂，玉石俱焚，好人往往受屈。但是，只要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个人受点委屈不值一提，就是我为此牺牲了，我也心甘情愿。”父亲劝导我，不要计较过去几年的不幸，应为国家利益作想。我无条件接受父亲的观点。
高中一年级学了世界经济地理，我回家问父亲：“你去过美国，美国科技先进，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你是怎么想的。”父亲回答：“我想快点回来，把中国也建设得那么繁荣富强。”我崇拜父亲的奋斗精神，我赞赏父亲一心为国的抱负，我也崇拜居里夫人，决心像她那样为科学事业献身。我成为班上的白专典型，大家认为我思想落后。父亲担心我在班上日子不好过，要我在同学面前骂他，他不介意。我不仅没有照办，反而当老师问我世界上你最爱的人是谁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爸爸妈妈。父亲坐过牢，我不能爱他，爱了他，就是大逆不道。从此，我从思想落后变为思想反动，变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
据说招聘高级知识份子的事是周恩来的主意，它被毛泽东的反右阳谋横扫，父亲等待了十个月，美梦成泡影，只好申请出国，去柬埔寨协助几个叔叔打理生意。谁知共产党发护照比发逮捕证困难得多，非但不成，公安局还因此发配父亲去集改——集体改造，名目繁多的剥夺人生自由的又一种形式。嘿，你齐尊周不是说要为铁路事业作贡献吗，我们满足你。他们把父亲弄去修铁路、架铁路桥，开山放炮修隧洞。父亲与家庭短聚之后又面临长别，临走前，他泪流满面地对我说：“你妈咪爱我，嫁给了我，但是，我却不能使她幸福，我爱她却害了她。”
高中毕业了，老师根据我思想反动的印象给我政治三分（当时是五分制），操行三分，这样的学生当然进不了“原子核物理”专业，被重庆煤矿学校办的一个大专班录取，我拒绝前往。第一次我卖掉母亲的表，第二次我卖掉自己的血，两次去广州寻找出国门路，希望去美国读书。在广州，我认识了两个人，他们正在设法搞偷渡，答应把父亲和我带出去。我说先弄我父亲走，我年轻可以等。我很感激他们的口头承诺，至于边境在哪里，具体怎样走等等，我一无所知。
当时，全国一片饥饿，我与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尹明善、朱文萱、吴敬善一起摆谈社会见闻诸如吃黄泥卖死孩子等等，我对毛泽东、共产党发了几句牢骚。
就这样，我成为现行反革命，并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广州的莫斌和汤文彬是首犯，父亲和我是主犯，我三个朋友尹明善、朱文萱、吴敬善是成员。在重庆石板坡看守所里，王文德审讯员加班加点上午、下午、晚上对我进行急行军似的审讯，使我疲于奔命丧失意志；他拍桌子打巴掌啊哄吓诈的提审，使我深深惧怕；监内比社会更甚的饥饿令我头昏眼花，时时感到身体要垮；他们深夜当着饥肠辘辘的我吃加班饭，使我不断地吞口水，残酷地折磨我的自尊心。三天时间，我灵肉俱毁。按照王审讯的要求，我胡说我自己，也保不住不出卖我的朋友和亲人。然后，他们给我纸笔，要把口供写成亲笔供词，包括我的胡编乱造。
王审讯用威胁离间演戏骗人的手段审问我的三个朋友。
使我百思不解的是，他们凭什么把父亲也逮捕，他既不认识广州的两个“首犯”，也没见过重庆的我的反革命“成员”，我两次去广州，他因为在集改事前根本不知道，事后我只告诉他，广州的朋友愿意帮助我实现出国读书的愿望。所谓反革命集团的一切，与父亲有何相干？
“解放”后，家庭处境每况愈下，父亲长期被监禁，没有真正吃过一餐饱饭，他个人的“自然灾害”比全中国早三年，从56年起他就开始水肿了。1961年9月29日，逮捕他到了重庆石板坡看守所，粮食定量几乎只有原来的一半，父亲的水肿急剧恶化，他从头肿到脚，全身像上了石膏板，关节不能弯曲，身体不能扭转，只有上肢肿情稍轻尚可活动。
审讯员不费吹灰之力攻克了我这个不设防的城市之后，开始提审我父亲。
父亲肿得不能直立，只好爬着去受审。他要从监房的通铺爬到地上，爬出监房门，再爬一百公尺以上，才能爬到审讯室。
我后来问过这位抗日战争九死一生活了下来，赴美深造迫不及待跑了回来，解放前夕一腔热血留在大陆的我的爸爸齐尊周，爬着去受审的时候想了些什么？父亲回答：“我什么也没想，我只是不断地对自己说，活，一定要活下去。”
我深信，49年飞机轮船请不走的齐尊周，此时此刻，只要共产党开恩，他愿意就这样一寸一寸爬出这块土地。
父亲对王审讯的咒骂恐吓不屑一顾，审讯员无可奈何地问父亲：“解放前你骂国民党，现在你反对共产党，你到底要个什么党？”父亲直言不讳：“我在国民党一片污泥浊水中保持了自身的干净，我痛恨国民党贪污腐化。对于共产党，我不满意它专制不信任人。无论什么党执政，都应当公正无私，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王文德数次威逼父亲承认齐家贞两次去广州是他的策划指使，父亲人肿得站不起来，骨头却硬得出奇，没有的事休想他乱承认。他再三声明，女儿去广州的事他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法院开庭时还在纠缠这个问题，父亲对法院来人说：“假如你们现在向我宣布：‘齐尊周，只要你承认你知道女儿的事情，我们就立即释放你。’那么，我的回答是：‘请你枪毙我！’”父亲一直认为自己没事，关段时间把事情问清楚了，就会放他回去。直到法院宣判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这样想。
没料到判决书上仍然颠倒黑白指称我父亲：“策划指使”、“出谋献策”、“积极鼓励”齐家贞叛国投敌，并且是“罪证确凿”，还胡说父亲也“供认不讳”。他们判处父亲十五年徒刑，判我十三年。
这场无妄之灾最大的受害人是我的母亲张则权，她从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张小姐到不愁吃穿在丈夫羽翼保护下过日子的齐太太，到受人鄙视分文无进的反革命家属，她的处境一落千丈，可是母亲“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父亲第一次劳改，她独立一人把五个孩子拉扯大；现在，一个家庭里出了两个大反革命，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全狱内丈夫、女儿这两条性命。她选择了最辛苦最肮脏的收荒篮（收旧货）生意，带着二弟安邦沿街收购废弃之物，再到荒货市场兜售；后来她摆了个小百货摊，在街边吃灰日晒雨淋。挣的钱除了养家活口——大弟兴国当学徒，安邦、治平、大同还在上学——之外，所剩的钱全部买成食品，大包小包往看守所送。收据上父亲和我的两个血红的活人拇指印，是母亲最大的安慰。
判刑之后，可以接见。才分别二十个月，母亲变化之大令我震惊。精神的打击和生活的重压，把母亲曾经拥有过的美丽，铲除得不留一丝痕迹。母亲整个人可怕地收缩了，身子瘦薄得像块木片，脸瘦了一大圈，头都变小了，讲话的声音都细若游丝了。第一次接见，她情绪不错地说：“你是三年，你父亲是五年，快了，回家就好了。”第二个星期再来，她完全泄了气，对我说：“唉，是我听错了，你的刑期是十三年，你父亲的是十五年，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啊。”她伤心地哭着说：“我身体不好，我看我是活不到十三年、十五年了。”
全家团聚，是母亲长期以来忍辱负重、辛苦操劳的目标，想到“死别”的威胁将使团聚成为泡影，母亲悲痛极了。
我和父亲被介押到四川省第二监狱（现在是重庆市监狱）劳改。父亲关在一中队，那里全是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警戒特别森严。我在女犯三中队。
从63年4月19日宣判那刻起，父亲对共产党的梦做到了尽头。
他解放时才37岁，被胡整到了50岁，又冤枉搞出个15年长刑，能活着走出牢门吗？他决定越狱，然后偷越国境，做个名副其实的“叛国者”。半夜，他躲在布蚊帐里写信，打算母亲第一次来劳改队接见时递给她。信上，他请母亲准备假发、眼镜、钱粮票等。结果，他被禁止接见，那封藏在裤兜里的信被交到了队部的桌子上。父亲被关进低矮黑暗臭气熏人的小监房，在这个“狱中之狱”里被关了四十天写检查，父亲索性无所畏惧地写出自己的冤情，要求查清事实，释放无辜。看了他写的材料，干部要他相信党的政策，会将他的案子复查清楚。
从小监房出来，他们给父亲安排了一个最能洗涤反革命灵魂的脏活——为翻砂车间磨黑炭粉。要不是两只眼睛仍在转动，没人看得出那是一个活人，父亲全身上下每一寸皮肤被炭灰染黑，眼睛鼻孔嘴巴耳朵无处不是黑灰，连吐出来的痰、醒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他被钉在黑粉机上劳改了十几年。
要求重审的事，在出了小监房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二监王干事通知父亲：“我代表政府向你宣布，经过调查，你女儿齐家贞的事，你确实不知道。”父亲大喜，坐了近五年的黑牢，终于弄清“你确实不知道”，那就是要放他回家了。
不料，王干事接着说：“但是，你思想反动，维持原判。”思想反动是怎样来的？思想反动也要坐牢！原来是共产党错了还有错了的道理，他们有错不纠，实在太霸道！父亲怒火万丈，甚至生出一种仇恨。
从此，父亲转入沉默顽抗的阶段。解放前，他过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两关，现在，他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过“威武不能屈”的第三关，过了这三关，他将成为完人。这是父亲在劳改队长期顽抗的精神支柱。
父亲，作为一个高级知识份子，口袋里从来没有一支笔。他从来不写一个字，从不汇报自己的思想，从不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碰到狱吏他从来像碰到瘟疫一样绕道躲开走。年终总结，他用巴掌大的草纸写数行字交差了事。齐尊周迅速成为省二监众所周知不认罪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反改造。
在监狱里，父亲的精力只放在两件事情上，一是非凡认真地吃饭，让每一粒分子每一粒原子的营养都吸收进身体里；二是疯狂地下功夫锻炼，没有健康的体魄就不能和共产党比命长。他要活下去，伸冤雪耻。
长期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从四十岁起，他的牙齿便开始松动脱落。劳改队有段时间吃干包谷（玉米），硬得像石子，父亲吃下去是包谷，拉出来还是包谷。为了把监牢里有限的食物充分变成营养被身体吸收，父亲用尽可能慢的速度，尽可能细的咀嚼每一粒米每一片菜，与其他犯人吃饭像吃药（炸药）一炸而光相比，父亲多少年如一日独特的“吃相”，用时之长，神情之专注，中队闻名，同犯们肃然起敬。
父亲从小就开始的冷水浴，坚持到了四川省二监，寒冬腊月，冷风呼啸，他照洗不误。他做甩手疗法，尝试喝冷水疗法，只要对身体有好处，他都做。星期天休息，他坚持绕球场跑步，一圈又一圈，直到大汗淋漓，累得要倒下他才罢休。中午，他一个人在球场赤脚打篮球，重庆的盛夏骄阳似火，滚烫的三合土把他的脚烫满了泡，最后成为一层厚茧，终生未退。他还参加青年人的篮球比赛，勇猛不减当年，咚一下摔在地上，头碰得璫的一响，他一跃而起，摸摸脑袋又疾跑如飞了。
狱吏们看着父亲发疯似地锻炼。说：看看，齐尊周在做什么？齐尊周在坚持反动立场，誓与共产党作对。
他们说对了，父亲用近乎残酷的方式锻炼身体，为的是把身体炼成铁，把意志炼成钢，显示他铮铮铁骨傲视强权的人格和不屈不挠反抗到底的决心。父亲用他出色的消极反抗，闯过了“威武不能屈”的第三关。
平时，父亲沉默得像个哑巴，学习会上从来不主动发言，实在混不过去，也只是三言两语搪塞他下。可是，有一次，他主动发言了。那天，几个省公安厅来的干部到小组听犯人发言。父亲清清嗓子开腔讲话：“我年纪大了，坐十几年牢没关系，可是我的女儿齐家贞，这么年青就判了她这么重的刑。她聪明好学，关在监狱里太可惜，请求政府把她放了，剩下的刑期我来帮她坐。”父亲对于他女儿的青春岁月在监狱里被糟蹋，比他自己冤枉坐牢更加痛心。
与父亲相反，我是省二监有名的顺改造，非常的认罪。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明晰的，当然更谈不上执着的政治思想和信念，我喜欢数理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社会阅历太少，社会经验几乎为零。我把判决书上写的一切当成自己的认罪宣言，从此，我不曾想过自己到底有罪无罪，罪在哪里。
我主要搞重体力劳动，尽管体力不好，劳改队的挑抬压上肩头起码就是一百斤，最多我挑过一百二十斤。省二监一出门就是鬼见哭的高坡，令我心惊胆战，每天照样得数次挑上挑下。我打过二锤，手痛得拿不动筷子，我拉过板车，脖子拉长，眼睛拉爆，时刻担心出祸事。特别是我痛经，月经来潮时，肚子痛得脸青面黑，嘴唇干裂，还是要出工挑重物疾走，两腿间经常被血凝的草纸割破，有苦往肚里吞。冬天虽冷，我们常常只需穿单衣劳动；夏天酷热，收工后衣裤拧得出水。我们的零花钱分两个等级，表现好的每个月一元五（合30美分），差的一元。女犯加五角钱（10美分）卫生费。这点钱仅够买牙膏、牙刷、毛巾、草纸、肥皂，其中的一种。
共产党在我身上最大的成功就是我灵魂的扭曲。我讨厌监内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无话找话说，狗血淋头咒骂自己。但我是记录，又是组长，是队长们信任的犯人，我必须带头发言，把已经讲过的话翻来覆去重复，装着很有兴趣很真诚。我对检举汇报深恶痛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为什么要背后整人。可是在劳改队，我也违心地有时是自觉地检举过人。斗争反改造时，哪怕你同情她，面部表情一定要装得很愤怒。不过有时候，我的愤怒发自内心，很与共产党保持一致。一方面我非常为父亲喊冤屈抱不平，暗中钦佩中队里几个勇敢的女犯，另一方面我又用共产党钳制舆论、禁锢思想，剥夺天赋人权的专制主义标准要求自己认罪，要求别人也认罪。我对毛泽东叫知识份子“夹起尾巴做人”掠过一丝人格的侮辱，但是，我越来越相信他讲的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救国的道理什么都试过了，什么都失败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甚至对有犯人大不敬称呼他“毛老头”反感。生活上我一无所求，穿得越破烂越舒服，可是，画出来的洋娃娃却个个美如天仙……。
毛泽东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作家戴厚英说：白纸常常就是白痴。情况正是如此，我是“一张白纸”任人乱涂鸦，我是“一个白痴”，真诚相信他们的每一句谎言。
省二监把我作为改造得好的典型提前释放，转到了就业队，一年后，释放我回家。我二十岁入狱，三十岁出监。
我去看过父亲一次，送给他一个红封面笔记本和一支红杆钢笔，鼓励他认真学习毛着。
我对四个弟弟大谈党的“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论”和“给出路”的政策，听得四个弟弟落泪，姐姐的十年牢白坐了，他们的十年也白等了。一位在旁的友人说：“家贞姐姐讲的话，比省委书记还进步。”
事实上，由于父亲和我的关系，四个弟弟全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没有一个读到高中，连考试都没让参加。其中三个弟弟初中进的是民办中学，三天做工，三天读书，学校依靠这些十二到十五岁的孩子，打成年人的工来养活，他们在学校根本学不到多少知识。三弟是漏网之鱼，考进了市二十一公立中学。开学典礼上方教导主任讲话：“我们学校一个新学生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反革命，正在劳改。他姐姐就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去的，可见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尖锐。”热爱学习、成绩优秀的治平，从此感到抬不起头，不想读书了。大弟兴国是我被捕前进厂当的学工，三年学徒期满，所有人都出师拿一级工资，唯独兴国一个人还继续当学徒，不给加工资。领导还明知故问：你父亲在哪里，你姐姐在哪里。二弟三弟初中毕业后去外地开采石油，几年后，石油没挖出一滴，全都返回重庆，政府把这批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优先安排了工作，剩下的是“关、管、杀”的子女。我两个弟弟政治审查通不过，连扫大街做清洁的单位也拒绝接收。最小的弟弟当了知青，贫下中农评他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最最最听毛主席话的好知青”，公社推荐他回城，家里两个反革命，一个仍在押，六个单位的老板没有一个肯收他。小弟说：“我连爸爸的样子都记不清了，还在受他的影响。”
七四年春，二弟安邦被判了三年徒刑，送到“永川茶场”劳改。罪名是赌博，没听说过赌博也要判刑。判决书上的第一句话便是，“齐安邦出生反动剥削家庭，”他们不给他安排工作，却说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样，我家有三个人坐过牢，父亲、女儿、还有儿子，不仅有反革命，还有刑事犯。
十年的洗脑成绩，两年半就被事实击得粉碎，我的进步话从此销声匿迹。
母亲的话不幸而言中，她没有活到全家人团聚的那一天。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七二年九月，坐牢的人在监狱劳改队里受罪，母亲在外面承受更严酷的罪，坚持了二十一年，她灯尽油干，终于倒下了。
母亲睡的寒碜的薄木棺材，是二弟和三弟自己做的。下葬前，我们五姐弟向母亲的遗体最后告别。大弟兴国把身子弯进棺材里，二十八岁的他，一生中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自己的母亲，他亲了母亲两次，第一次是代表仍在监狱里劳改、对母亲的死讯一无所知的父亲。兴国心里对母亲说：“父亲永远没有机会亲睹你的遗容了，我代表他向你吻别。亲爱的妈咪，你大概不知道，一直以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从父亲姐姐坐牢的那天起，我就对天发誓，一定要全力以赴保护好你的身体，等父亲十五年满刑归来，我要把你健康地完整地交还给他，我们仍然可以有个圆满的家。但是，妈咪，我的誓言没有实现，我对不起你。”
和平路楼上再也没有一位女人靠在窗台上守望，守望她监狱里的丈夫和女儿，守望她被人们歧视被社会排斥的四个儿子。她去到一个共产党鞭长莫及的地方。
我们没有把母亲的死讯告诉父亲，徒增他的痛苦又于事无补。我们骗父亲说母亲生了病，无法写信无法探监。父亲立即寄来他十一年坐监的全部储蓄——八元钱人民币（合美金1.6元），叮嘱母亲去看病，吃点好东西。他还鼓励母亲拿出信心战胜病魔，等他满刑回家，他每天要把母亲背到公园去锻炼身体。后来，省二监给父亲减了两年刑，父亲坐满这次的十三年（加上以前的拘禁、劳改、留队、集改一共二十三年）回家探亲。他思绪万端激动不已，跨进房门时，发现床上没有睡人（此时母亲已经逝世两年），父亲恍然大悟，他与母亲已经阴阳两界，无缘相聚。父亲对着照片凄厉地叫了一声“妈咪”，失声痛哭，老泪纵横，全家哭成一团，悲情弥漫屋宇。
父亲怒问苍天：“久别归家，妻子亡故，儿子劳改，我究竟作了什么孽啊！”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们看。
一个曾经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家。男女主人郎才女貌、恩爱和睦，他们的子女聪明活泼，人见人爱。这个被亲爱的党拆散的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挣扎中追求团聚——一个十分简单的普通人的愿望——却被人为地不断地拆散，直至撕碎，家破人亡，再没有团聚的一天。
此时，父亲一心出国逃离共产魔掌，他此时的固执丝毫不亚于当年坚留大陆的决心。一九八四年十月，他到法国探亲，三个月后，他从巴黎去美国参加“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的年会，再也没有离开美国。
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父亲到母亲的坟前哭别，随身带走妈咪的一件内衣一条衬裤，他到那哪里，就把母亲带到哪里。父亲到上海、广州向许多亲友告别，哭了许多许多，一辈子他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归根结蒂，对于这块生他养他与他血肉相连的土地，父亲依然难以割舍。兴国陪父亲到达广州，分手前，父亲说：“等着吧，你的父亲七十二岁第二次出国打天下。”
父亲染黑头发，在洛杉矶一家旅馆里打夜班工，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工资每小时不到两美元。他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寄给中国五个儿女，要我们喝牛奶补身体。我是父亲大宗血汗钱的第一个受惠人。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当年出国读书的愿望，推迟三十年后实现。八七年八月底，四十六岁的我，作为英语留学生，踏上澳大利亚美丽的国土，决定选择此地终了馀生。
父亲和我生活在自由世界里，但是，十五年来，我俩一直噤若寒蝉，不敢讲话，为的是保护已经一生被毁仍然陷在大陆的我的四个弟弟，他们是共产党的人质。去年父亲不幸病故，把他满腔的冤屈、痛苦、愤怒统统带进了坟墓。吸取他的教训，我发誓不重复这种惨剧，不允许我要讲的话，烂在我的肚子里，我决心不顾一切豁出去。今年（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完成了《自由神的眼泪——妇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的书稿。书的第一页我写着：“谨将此书献给专制祭坛的牺牲——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位平凡的伟人；献给熊兴珍、牟光珍、刘伯祥、王大芹……，我的同犯们；献给兴国、安邦、治平、大同，我的弟弟，四个活着的祭品。”
我以我的血泪和生命，控诉中国共产党，看看他们的监狱里，毁掉的都是什么人！
最后，我用父亲以他理想壮志的彻底毁灭、近五十年生命价值的完全丧失、个人权利人生乐趣的无情剥夺得出的结论，作为今天讲话的结尾。父亲说：“以毛泽东为首的那帮人是土匪头子，是江湖大盗。共产党的天下是骗来的，他们靠骗人整人杀人维持。共产集权制度是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法西斯制度，它的出现是整个中国人的灾难，只要共产党一党专政存在一天，中国人民的灾难就不会完结！”
一九九九年九月中共建政五十周年，华盛顿“劳改研讨会”发言稿，齐家贞。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