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斯基（1940──1996）是美籍俄国流亡作家，创作以诗为主，其次是散文﹑政论﹑演说，此外还有剧本传世。他是在俄国（前苏联）出生﹑主要用俄语写作的最近一位文学奖得主，其得奖所引起的争议比其四位前辈少得多。
法籍中国流亡作家高行健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出于中﹑俄两国社会制度相似，倾向于将他与俄国作家相类比。有俄国报纸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获奖”为标题，有西方报纸将高喻为“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但也有中国人认为高不够格与苏俄得主相提并论。
据笔者的初步考查，高行健与索﹑帕等前四位苏俄得主相比，除了个人经历和创作环境有些“形似”之外，从文学创作倾向到价值观念的确并无多少“神似”，但他与布罗斯基倒颇有些形神相似之处。
在创作倾向上，前四位得主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托尔斯泰，继承了以他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价值观念上，他们都是传统的爱国主义者，将俄罗斯（或前苏联）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文学及个人价值相对次要。
萧洛霍夫（1905──1984）作为“爱国者”走得最远，一生都为前苏联统治当局效劳，担任过全苏作家协会主席和苏共中央委员，是前苏联官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作品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1965年又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能左右逢源的苏俄得主。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则是“第二种忠诚”的典型，一生极力靠拢前苏联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生活中却对当局逆来顺受﹔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当局的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郁郁而终。
索尔仁尼琴（1918──）曾是异议作家的典范，在斯大林时期就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20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1994年回国后更以大俄罗斯主义为荣，近年来还公开支持俄罗斯当局在车臣的战争镇压政策。
蒲宁（1870──1953）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1920年因厌恶俄共当局而移民国外，定居法国，但仍留恋具有贵族文化传统的旧俄国﹔1933年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在国外居住30多年间的作品仍是有关俄国的题材，二战后对苏联斯大林当局的态度甚至有所缓和。
布罗斯基和高行健显然都不认同以上几位前辈的爱国价值观，分别在流亡五年和十年后就加入居住国国籍，都愿意用双语写作，热爱祖国文化但不刻意表现“爱国”。
两人恰好都是1940年出生，前者之所以能早13年获奖，除了他本人的天份以外，恐怕最主要还是两人创作环境变化的“时间差”所致。1953年斯大林死时，布罗斯基才13岁﹔而毛泽东在23年后才追随而去，高已36岁了。布罗斯基18岁发表诗作时，前苏联已“解冻”﹔而高38岁发表处女作时，中国才开始“思想解放”。布罗斯基诗作的“形而上学倾向”令当局反感，24岁被加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遭判流放劳改5年（实际服刑一年半），32岁时终被驱逐出境﹔高早期作品（主要是剧作）的“现代主义倾向”也令当局不满，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相继遭批被禁，47岁出国自我放逐。布罗斯基正巧在高去国的当年获诺奖，是文学奖得主中第三年轻者（最年轻为44岁的法国作家加缪，其次是46岁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但从他开始发表文学创作算起则用了29年，从他流亡后可以自由创作起也有15年﹔高行健今年获奖，似乎“大器晚成”，但从他发表创作和出国流亡算起，倒只分别用了22年和13年。布罗斯基于56岁早逝，又给高行健留下了“来者可追”的时间差。
由此可见，除去两人的创作环境变化的“时间差”，两人确实颇有许多“形似”。至于两人之间的“神似”比较，当然不是上面几句话就可概括的。在此先将布罗斯基13年前的获奖演说摘译出来供参考，有心者不妨与高行健今年在同一地方的演说及其它相关论说对照，应该不难看出两人的某些“神似”。布罗斯基演讲共分三大部份，这里摘译的是开场白和第二部份，主要涉及到“文学的理由”，正好可以高行健的演讲主题对照，但标题是笔者根据布罗斯基的演讲而添加的。遗憾的是，笔者不懂俄文，只好从英译本（注）转译，再加上文学水平有限，只能力求英译汉的“信”与“达”，却无力兼顾其“雅”，更无法体现作者原作的诗意和文采，还望行家批评指正。
（2000年12月20日）
文章来源：张裕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