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不对题有一半）
邓小平理论现在成了中国前进的指导思想，但是许多人对邓的“猫论”、“过河论”、“不争论”嗤之以鼻，同时也有许多人按照官方的书面解释，以为邓小平理论真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应用。其实邓理论并非高深，也不是不值一提，而是既有现实的意义，也有历史的局限，是各种思想妥协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产生并发展于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在邓小平上台之前，中国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其实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在于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通过政治集权的方式全部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个人和任何非官实体的一切自主权利全部被剥夺，每个公民、每个家庭、每个工厂、每个社团都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在这种极端僵化、封闭、没有任何现代人道主义的气氛中，公民的政治经济自由、人身安全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饥饿和贫穷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范围内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一直蔓延到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新时代的转折点是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当时的领导人没有足够的权威压制大家用一个声音讲话，会议才做出了平反“四五”运动等人道主义的结论，邓小平也才有了复出的机会。
经过三十年一穷二白三折腾的实践，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人道的本性出发，认识到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惟一真理的荒谬性。邓小平出访日本使他感觉到同时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差距太大了，马克思那套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统一的大工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破产了。中国必须向自由主义国家学习。八十年代改革核心就是两个字：放权。这不仅是简单地把上级政府批准事项的权利转到下级政府，更根本的是把公民天然具有的经营权、劳动权、财产权还给公民个人。放权的实质就是恢复公民权利，除了还给公民经济自由，那些在历次运动中被损害的人的尊严也在逐步恢复，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文革和反右时受到迫害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补偿。农村分田到户使农业改革获得成功，城乡经济健康复苏，同时，拨乱反正使人们敢于追求公平和正气，中国的前景逐步明朗。
八十年代的发展应当归功于改革。但是改革仅仅表示动手术、要改变，而改革的方向和指导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邓小平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大胆地在经济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已经像空气一样渗透进每个中国人的大脑。邓不得不把每一步向自由主义方向的改进都解释成社会主义的要求。在政治上，邓其实早已看到自由主义国家进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优越性，并且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民主化改革的目标。但是邓小平既不敢公然放弃马克思主义，又害怕民主化对现政权和国家稳定的冲击，所以邓小平不敢提出自由主义国家原则的改革目标。同时，邓并未受过政治学的系统教育，脑子里并没有自由主义的概念，也不知道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概念。要让他转而追求反对了一生的资本主义目标，无论是环境还是从他内心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他89年下令镇压的原因。
“六四”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借势掀起恢复纯正马克思主义的风潮。不仅中共十三大既定的政治改革措施被推延甚至倒退，而且经济上，公民的自由度被重新剥夺。九十年代初，思想理论上再没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辩，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在思想上说服别人，而是又退回到了在肉体上给非马克思主义者施加痛苦的时代。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再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铺天盖地，但中国的经济却急速萎缩。
又是邓小平，借着南巡之机挫败了马克思主义者们要在中国恢复实施纯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同样，邓没有用也不会用自由主义的武器，而用的是经济萎缩、国力下降、人心不满的现况以及周边国家迅速崛起的事实。邓呼吁继续“六四”前的经济改革，但邓又对这一切非马克思化的改革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头衔。邓说：“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且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来为非马克思化辩护。邓此时的思路已经完全把马克思主义抛在一边，而社会主义则成了去除马克思经济实质的空壳，这个壳仅仅剩下一个目的：维持政权稳定。邓把国家、民族和人民取代共产主义当成执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可以设想，假如保证不会发生任何动荡，即便把共产党改名叫社会党，邓也是乐见其成的。
邓在南巡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那就看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官方把三个有利于改称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但邓却把三个有利于定义为社会主义。邓虽然满口社会主义，但很少提到马克思主义。至此，邓的社会主义定义已经彻底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决裂。
既然农民出去打工如此不易，为什么还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种地呢？原来，在家耕种所遭受的苦难只会更加严重。这主要体现在这么几方面：一是人多地少，大家都种地虽然饭能吃饱但根本解决不了贫困；二是苛捐杂税太重，使农民辛劳一年几无所得。三是种地劳动强度极大而收益极低。
第一个因素是社会性的，是毛泽东的历史错误之一造成的，而后两个因素是制度性的，也是通过改革应当能够消除的。这个制度性的因素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政府成立之初，国家的政策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在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情况下，农业迅速恢复，并带动整个国家治好内战创伤。可惜好景不长，随后的各级共产主义运动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城乡之间的柏林墙被筑起，农民成了公社的农奴。改革二十年后的今天，农民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种植自主权，但是土地不归农民所有，农民仍然没有择业自由，所以农民的半农奴性质今天仍未改变。没有所有权的经营权是毫无保障的。比如海南的农民眼看着稻田被县党委派人犁掉而被迫改种不适宜生长的甘蔗，最后不仅经济收益极低甚至口粮都成了问题。全国各种承包的果园、农场被公家擅自收回重新发包的坑农事件层出不穷。临时性的承包使承包者不惜地力涸泽而鱼，而绿化荒山等利国利民的事由于收效时间太长而无人愿意投入。农民倍受苛捐杂税的盘剥也是因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既不能到城市自由择业也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租种公家的土地。恰如雇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农民必须因此交纳租金，对于此等皇粮国税，农民并无怨言。可是代表公家的支书X长却以放租人的代表自居，任意加码，吸食农民血汗。之所以说农民是半农奴性质，是因为农民是没有不租种公家土地的自由的。即便你全家出去打工，也要被迫按人头租一份地，因为将来要按人头交各种赋税。哪怕这地一直荒着公家的代表也再所不惜，因为他们关心的是收钱而不是土地，更不是农民本身。
再没有比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劫贫济富的反福利政策更不公平的制度了！非农户口的人因为收入高于正常标准，对于高出的那一块要交个人所得税。假如月收入在一二百元以下，按规定是要有困难补助的。可是农民的人均月收入也就在一二百元上下，去个别富裕地区，那些仅靠种植和少量养殖的普通农户甚至收入比这还要少。比如在华北的农村，一个有三个半劳力的五口之家，除种粮外再养点鸡鸭猪羊，按人均月收入一百元，家庭年收入为6000元，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是如此贫穷的人群却不仅承担着国家规定的土地税，还要被迫交纳各种名目的只收钱没服务的费。而乡县一级的领导人把从农民那里吸榨来的钱作为利税，同时也是政绩的主要指标，上缴给更高级政府，从而自己不但有很多油水可捞，还可以借农民的血汗达到个人升迁目的。越是那些贫穷地区的领导人越是讲生活排场。
在上缴各种苛捐杂税的同时，农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要听天由命。哪个地区都有大量因看不起病而死亡的农民。这恐怕也是法轮功号称不花钱能治病而在农村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农村的教师待遇极差，甚至正规一点的老师从不多的工资中拿出一小部分雇人代课，自己另谋他就。希望工程是滴水车薪，农民的子弟根本得不到必要的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素质教育。教育款项常被挪用，至于每年国家下拨的扶贫款更是几乎100%的变成了一些人吃喝嫖赌的资本。因为中央政府针对贫困地区的救助基本都是针对地市县乡村各级政府的，这只是肥了经手的各级官员，雁过拔毛，最后到农民那里就几乎是零了，甚至有些乡村干部不甘心自己落得少反而变本加厉从农民那里再多征点上来。
同样是受剥削，农民内部交税的不公平甚至比城乡之间的劫贫济富还要荒谬。农民虽然一家一户地各自劳动、各自生活，但是交税的基准却是全村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如甲只种地一年收入1000元，而乙靠养殖一年收入5000元。假如按各自收入的5%交税，甲要交50元而乙要交250元。可是现在按平均收入3000的5%交，则甲和乙都应当交150元。甲因为乙的高收入要多交100元，而乙却因甲贫穷少交100元。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么？富人因为别人穷而减税，穷人则要因为别人富而加税！而且，越是贫富差距大，则这种赤裸裸的劫贫济富的程度越大！农民上缴的赋税绝大部分是养活了县乡村一级的党政干部，而这些干部的主要任务则是把这些赋税从农民手里收上来。农民假如对征收有疑问或抗拒不交，则要面对联防、民兵、警察的暴力惩罚。受了冤屈的农民找不到可以鸣冤的大鼓，唯一的途径是含冤上访。但即便是上访，官方也有很多限制，最不合理的就是不准三人及以上的人一起上访。而一两个人则很容易遭到拦截、恐吓、殴打甚至残害。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农民身上被剥夺殆尽。而农民要到法院起诉干部的违法行经也几乎注定要失败。因为官官相护，法院也要听同级党委书记的。农民含冤负重，实在没有办法只有一死了之。不愿默默死去的就公开喝药、爆炸自杀，以示抗争。
在农民这个群体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农村中的妇女。农村的少女们无不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学点知识，靠自己的劳动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对农民的种种不公和歧视却使她们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苦难。我在华北平原一砖窑曾看到两个十三四岁身体刚刚有点发育的少女像机器人一样把五六十斤以上的砖坯一趟趟地送到车里，一天的工价是8块钱。如果说男孩子还能到城市里打工挣点钱的话，女孩子走向城市显然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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