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孟郊
（母亲邱淑珮和两岁的我）
今年是我母亲遇难五十周年，我特录制了自己唱的一首阿根廷民歌《小小的礼品》献给她，愿慈爱的母亲在天国能听到我的歌声（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80026）。
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我反复唱母亲当年教我的歌，以祭奠母亲。母亲是我热爱音乐的启蒙老师，她不仅教我唱儿歌，还教我唱英文歌和古诗词歌。如《Let Us Together》（让我们在一起）和柳永词《雨霖铃·寒蝉凄切》。稍长，我常听母亲唱《夜半歌声》和她改词的《松花江上》，那哀婉的歌声，始终萦绕在我四周，伴我在漂泊的岁月里坚韧前行。
母亲邱淑珮（1917～1967），在大饥荒中曾说“这个社会怨声载道”和“翻身翻到床底下”，文革中，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要求派出所开批斗大会，得到派出所所长董天滂支持。母亲闻讯，为维护自身的尊严，遂投井自杀。
一、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23岁考中举人，参与清末四川保路运动，曾任民国时期成都市历史上首位市长黄隐的文化顾问、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当时，外祖父先后在八所学校任教，是四川省著名书法家和教育家。
（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
（外祖父墨迹）
据母亲说，成都少城公园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路轨那一面，是他人出资，由我外祖父代人书写的。同时，少城公园中同乐桥上的“同乐桥”三字，也是外祖父替市长黄隐题写的。当时，成都昭觉寺、春熙路等处都有外祖父的墨迹。
母亲小时候常与五姨妈一起给外祖父研墨。因为当时没有墨汁供应，而外祖父常用擦桌布蘸墨汁写很大的字，所以，需要很多墨汁。文革初期破四旧，红卫兵用抄家的物品，在成都树德中学举办所谓四旧物品展览，让各单位组织职工去受教育，五姨妈看到一把折扇上是外祖父的手迹，吓得不敢吭声，后来，才悄悄告诉我们。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于祖宗，于1950年9月吊死在上汪家拐街的家中。外祖父一生吃斋唸佛，并不能得到平安。他去世后，房屋也被变相没收。母亲继承了外祖父的秉性，父女俩都在无休止的运动中，选择了死亡。但那时，却被共产党惨无人道地定性为：“畏罪自杀” 、“自绝于人民”，子女常被“革命”群众或无知孩童谩骂。我小妹回忆母亲自杀时说：“我整个背上全是“别人”的眼睛”。
二、母亲三岁时患伤寒
母亲三岁时患肠伤寒，高烧不退，头痛不止，多次昏迷。家人以为她已死，把她放在堂屋的木板上，准备装进棺材抬去埋了。谁知，抬夫正在堂屋吃夹肉锅盔，母亲突然坐起来，抓锅盔吃。
外祖父的一位学生闻讯，自愿替母亲治病。他除了用中药外，还采用物理降温法，每晚把母亲放在露天的天井里降温。由于伤寒是肠道传染病，他吩咐外祖母，只能给母亲喂米汤，要限食，不能吃干饭。外祖母爱女心切，没有遵守医嘱，母亲的病出现反复，持续高烧引起脑损伤。九死一生后，母亲留下后遗症——抑郁症，常常失眠，闷闷不乐，时好时坏。
外祖母邱魏氏，新都县贫寒农家出身，从小父母双亡，14岁时经人介绍到邱家做丫鬟，两年后被外祖父纳为小妾，希望外祖母能生育儿子，将来养儿防老。可惜，外祖母也只生了三个女儿，外祖父只好过继一个外孙，改姓为邱。
三、母亲品学兼优
母亲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毕业于成都树德中学。树德中学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于1929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创办的树德学校。以“忠、勇、勤”为校箴，以“树德树人 卓育英才”为校训，以“树德树人”为办学宗旨并因此而得名。20世纪30～40年代，树德中学已成为全国最好的6所私立学校之一，时称“北有南开，西有树德”。
在校时母亲品学兼优，不仅成绩数一数二，还连续三年担任高中女班班长。母亲曾作为十二个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一个旅行参观团。参观团由孙震出资，到全国有名的中学参观访问，还到昆明苏杭等地旅游。
母亲谈起在树德中学的日子，常常津津乐道。家中原珍藏着一张西湖织锦，两张手绢大，还有许多旅游景点的照片，便是母亲那次旅游带回的纪念品，我家从外南车巷子四十号，搬家到小淖坝，再到文庙前街、临江西路、中南大街，又回到临江西路，母亲来来回回搬迁都舍不得扔掉。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早就知道了“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和“南屏晚钟”等胜景，引起我选择漂泊世界的兴趣。
母亲与姑母蔡启琳在树德中学初中时同班。一张母亲（左）和姑母的旗袍照，照片泛黄，有些破损，但背面题字清晰可见：“这样的留着纪念，那不过是一些暂时的安慰！伟大的事业才可表现我们此后的精神啊！珮1936，血的五月”。那时母亲年方十九，已是一个热血青年。直到我十岁左右，母亲还教我唱《五月的鲜花》和《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这“血的五月”使母亲终身难忘。
四、母亲是新文化运动后的职业女性
从树德中学毕业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母亲经考试进入成都的邮电部门工作。由于母亲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而且写一手秀美的赵体行草毛笔字和板书，经常独自编写邮局有插图的黑板报，所以，母亲很快成为邮局的业务骨干，被调到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工作。到五十年代初期，母亲已担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主办科员。
母亲当年已是职业女性，无论经济或精神都取得了独立。从照片看，母亲当年容貌端庄。一头油亮的卷发，皓齿蛾眉，身穿半高开叉的窄窄旗袍，脚蹬一双高跟鞋，使她显得优雅淑静。
母亲的婚姻也是自由恋爱，她在同学蔡启琳家中认识了我父亲蔡启渊。由于我祖父是一位织丝绸的小手工业者，家有四个子女，家境贫寒，而当时社会环境，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担心外祖父不同意，遂用毛笔给外祖父写去求婚信。哪知外祖父惜才，看信后十分赞赏父亲的一手好字和国学功底，慨然允婚，并送楷隶篆草四幅屏以贺，成就了这段姻缘。
婚后，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母亲的薪金收入。据我幺爸（小叔）生前说，父亲当年在武汉军校任教，每月薪金90个银元，要拿出50个银元去赡养他的父母和补贴弟妹。1947年底父亲从成都军校退伍，到1952年才被山西省招聘他去教书。这期间，是母亲从经济上支撑着家庭。因此，我家不仅没有房产，靠租房居住，而且，我从未见过父母戴手表，也没有自行车。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主要承担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我两岁多就开始描红、临摹字帖。因年幼无知，常不能达到父母的要求，母亲从不责备我，而父亲却用鸡毛掸子教训我。母亲除了教我们唱歌外，还教我们猜谜语，教女儿剪窗花做绢花。她打的字谜：“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中间，中间去两头。”，父亲打的字谜：“一片东来一片西，残花落在残书中”我至今不忘。外祖父送父亲的字画中，有一幅上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我少年时的座右铭，是我开悟的起点。
家中珍藏着许多民国时期的照片，其中，母亲与她的树德中学同学之间的互赠照，背面有些诗一般的留言，是我读初中时做作文的范本。记得一位谢惠筠娘娘的留言特别精彩，诸如 “天籁”、“聆听”、“窸窸窣窣”、“大自然的礼赞”、“粼粼的水波”等词汇和描写，都是那时学到的。还有，父亲着戎装，母亲披白婚纱，前面站着童男童女，两边分别站着伴郎和伴娘的照片，可惜在文革初期被大妹烧毁。当时，大妹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勒令她申请抄家，挖地三尺交出金银财宝和通敌的电台。大妹迫于压力，回家把大批照片和我的两本早期手抄诗集及读书笔记等一并烧毁。
五、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认真
三十年代末到1959年以前，母亲一直是职业女性，加上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因此养成善良、正直、认真而干练的职业习惯。母亲对子女，善言传身教。她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而且用行动来感染我们。
1953年，我小妹出生。1954年，我考上一师附小的高小，母亲为方便我上学，从临江西路11号，搬家到中南大街62号邮局宿舍。这时，她听说初中的同学魏冰如，因其夫1950年被镇压，带着三个子女逃亡到成都。由于生活无着，魏娘娘已被迫把小儿子抱养给他人。母亲遂收留了魏娘娘及两个子女。魏娘娘名为佣人，一家三口全吃住在我家。而魏娘娘做惯了富人的太太，做事漫不经心，一次，她跑到街对面去吹牛，把我几个月大的小妹放在街沿上一把瘸脚藤椅内，结果藤椅翻倒，小妹的额头磕在街沿口，划了很深一条长口，鲜血直流，到医院缝了数针，从此额头上留下伤疤。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责怪她，反而把她介绍到名中医张太无的诊所去写处方笺。走时，魏娘娘把我家厨房里存放的八件家具，全部借给她的亲戚，十年后都不归还。母亲从不追问，当我问起时，母亲还说：“算了，算了，她有困难。”
我从小就调皮捣蛋，不听父母和老师的管教。1956年读初一时，暑假时父亲回蓉探亲，由于父母上街上饭馆，只带了大妹和三弟去，我就大哭大闹。父亲返家后，叫我趴在长凳上，用鸡毛掸子打我的屁股。我不服，逃出家门，躲到新南门大桥桥洞的鱼嘴上睡了三天三夜。幸亏小伙伴给我送过一个锅盔。第四天早上，父亲才找到饿得半死的我。由于母亲管不了我，她与父亲商量，把我送到山西去读书，由父亲管教。
第二年秋，母亲给我买好到宝鸡的火车票，12岁的我背着背包，就孤身一人去了山西。那时宝成路还没有完全通车，途中走走停停，过了三天才到宝鸡。我在邮局给母亲寄了一张明信片，买好去西安的车票，到西安后在露天广场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买好去三门峡（陕县）的车票，到傍晚才渡过黄河到达平陆县城。不料，平陆二中不在县城内。我摸黑走了十多里山路，晚上9点左右才见到父亲。父亲很吃惊，问我走夜路是否害怕，我说一路唱歌、不害怕。父亲才告诉我，山区有野狼，会袭击人。我说只看见几只狗，我用电筒一照，狗就跑了。父亲第一次表扬我勇敢，说好在有电筒。
在平陆二中读了一年，给父亲闯了不少祸。一是挖野菜时，偷跑到黄河中去游泳，差点陷进黄河边的淤泥中，把校长和同学吓得半死，学校开大会批评我，我却不认错。二是吃不惯野菜和玉米馍，故常夸四川好，与同学争吵，把学校的秩序搅得大乱。因此，父亲决定把我转学回成都。在父亲身边，他教我读古诗词、下棋和打乒乓球。不久，我就能在下棋和打乒乓球时胜过父亲。我目睹学校反右时的大字报，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声不吭。
1958年暑假期间我转学回成都25中，但由于我在平陆二中的教材与成都25中的教材差别很大，尤其是语文课我学的是注音符号，没有学汉语拼音，因此，25中不承认我在山西的学历。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母亲问我是否愿意去量具刃具厂当学工，我说自己才13岁，不够当学工的年龄。还是干练的母亲有办法，她多次去成都市教育局联系，才达成让我从59级降到60级的妥协方案，回到25中。
1959年，母亲的抑郁症复发，父亲给母亲退职，从此，母亲就在家养病。一次，读大学路小学的大妹，被班主任张老师叫到办公室，要大妹把她的雌雄双鸡交我家代养，而且不给饲料。大妹回家问母亲可否，当时已是饥荒年间，善良的母亲却一口应承下来。不料，雄鸡凌晨打鸣，干扰了院邻和母亲的睡眠。两天后，母亲要大妹把双鸡退还给张老师。谁知，张老师不高兴地说：“我的母鸡每天生蛋，现在蛋在哪里？”还连续几天催问大妹。母亲闻讯说：“母鸡换地养会影响下蛋，算了，买两个蛋给张老师吧”。母亲就是这样息事宁人。
当时，临江路65号大院只有一个电表，所以，各家每月轮流收电费。那时，每家没有其它电器，就用电灯，于是，大院定下规矩，按每盏灯和灯泡的瓦数计电费。母亲每次收费，都很为难，原因是治保主任李瞎子家和其他一家，平时用60瓦～100瓦的灯泡，而收电费查看时却换成15瓦或25瓦的灯泡。结果，每家都要摊派这两家弄虚作假少交的电费。久之，母亲稍有不屑之意，与李瞎子产生矛盾。李瞎子即暗中搜集母亲的言论，文革中就跳出来检举母亲。
母亲生前常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和“龙游浅底遭虾戏”。我们当时不甚了了，现在才明白，母亲是不愿意苟活于乱世。我大妹回忆说：“当年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迫于压力回家问母亲是否留恋旧社会？母亲不吭声。”其实，母亲早就说过：“我家最好的日子，就是抗战胜利后两年。”母亲常唱《夜半歌声》，也是无奈中的婉转表达。
六、母亲在饥荒年间撑起了我家
饥荒年间，我家已花完母亲的一千多元退职费。家中的经济来源，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35～40元。那时， 粮食﹑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供应的。民众吃不饱，就到自由市场上买红薯、红罗卜充饥。而红罗卜当时卖一元一斤，为使儿女正常成长，母亲的抑郁症、高血压、二尖瓣闭锁不全等病症都被饥饿赶走，她放下面子，每天到清和茶楼下面或大学路小学校门口去摆地摊，卖包子、馒头和炒花生、烤红薯。记得我当时还协助母亲，在家用河沙炒过花生。
我小妹回忆说：“每次从学校门口悄悄溜出，看也不敢朝我母亲摆摊的方向张望一眼，低着头快快回家。我家重文轻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小生意像做贼一样见不得人。她卖东西心肠软，开始成本都赚不回来。好景不长，一过了最饥荒的年头，小摊贩即被打击。”
去年在推特上，看到一幅城管殴打卖炒花生老妇的照片，不由得想起母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当时已体会到民间疾苦，想来，她在清和茶楼听到不少传闻，才得出“这个社会怨声载道”的结论。后来，为生活计，母亲剥过云母片，当过保姆，用她病弱的身体，支撑起我家。而我在师范学校时，母亲常克扣自己的定量，给我送饭。我失学后却一心想升学，有时还顶撞母亲，抱怨母亲生了我，却不能养我。现在想来，我后悔莫及，不能在母亲生前行孝，确实对不起生我养我教我的母亲。
七、母亲为维护自身的尊严而投井自杀
文革中，母亲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要求派出所开批斗大会，得到派出所所长董天滂支持。加上，我小弟在外流浪一年归来，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声呼叫：“65号的矮子回来了。”连呼几声，使母亲闻声悲切。母亲不愿意再苟活于乱世，为维护自身的尊严，遂投井自杀。据两个妹妹说，母亲从井中被捞起时，身体尚有余温。当五姨妈闻讯赶来时，母亲大睁的双眼，从眼角溢出了泪水；但这一次，母亲再不能起死回生。
我和父亲闻讯，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看母亲的骨灰。当我抚摸着母亲的骨灰坛时已泣不成声，而父亲却肃立在旁，默默无语。我当时不能体会“哀莫大于心死”的心境，也没有预感到父亲的危险处境。第二年5月25日，远在山西平陆县的父亲，就在批斗会上被贫协主席踢破下身致死，追随母亲而去。
据当时在母亲身旁的小妹回忆：“1967年7月8日，天气闷热。知道母亲犯病，我和姐姐照看着她。但就是那天吃过午饭，母亲在睡午觉，我和姐姐脑袋一昏，也去躺一下。谁知朦胧中，一个声音在喊：‘谁家的小孩掉到井里去了？谁家的小孩掉到井里去了？’我两姊妹猛地醒来，一听，是隔壁陈刚在大喊。姐姐一看母亲没在家里，马上说：‘糟了，一定是我妈’。我不晓事，还存侥幸心理说：‘是小娃儿’。我俩连鞋也没穿直奔隔壁，低头朝井中一看，那个漂浮的背影，那个用口罩改制的白色背心，从此定格在脑海中。”
“7月10日，天空低暗，燥湿闷热。14岁的我和身体单薄黄瘦的姐姐，跟着我五姨妈——母亲唯一的胞姐，朝成都琉璃场走去。琉璃场，火葬场的代称，还没有去过那地方。五姨妈做主买下一个白素的瓷坛交给我姐抱着，瓷坛将要装下我母亲的骨灰。然后在火化处等着看母亲最后一眼。喊名字了：邱淑珮的家属！我姨侄仨跙跙靠前，扶住铁栏杆。一阵轰轰声，母亲被从自动车道中推了出来，经过短短两米没有封闭的轨道，马上进焚化炉。远远望去，母亲肚子胀得老高，脸灰肿。前面有亲人去世的都高声喊叫，甚至去冲焚化炉，我仨静悄悄，只有五姨妈和姐姐的啜泣声，我大睁眼睛没有哭。”“昏昏沉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相信，我活生生的母亲，就再也见不到了啊。”
一年后，母亲的骨灰被我取回，长期放在家中的烂黑皮箱里。从此，母亲那大睁的双眼和从眼角溢出的泪水，就使我永志不忘。即使我再唱几十首歌祭奠母亲，也不能报答母恩。
2017年3月7日初稿
2017年3月9日定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7年0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