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将重振乾嘉雄风或重蹈乾嘉覆辙之类的说法，都只是危言耸听。”以前有人这样安慰我们。这不能完全消除我的疑虑。特别是，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进军中，我们终于听到了批评顾炎武的声音。
这合乎有关逻辑。
顾炎武，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针对明末空疏学风，他主张“舍经学无理学”，引领了清代考据对于宋明义理的反动。“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国朝称学有根底者，以炎武为最”，这是崇尚学问的清人自己的推美之辞。对这样的人，九十年代的学问家难道也要说道？
数年来一直在鼓吹学术独立自主、学者各安其位的刘梦溪先生，在他新著《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书中提出：顾炎武主张经世、明道，有积极的一面，“但今天重新回视、反思中国学术史，我觉得经世致用也有负面影响，它也是造成中国学术不能独立的一个原因。”与此相应，他肯定“乾嘉汉学已经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后来的中断乃是倒退。
这里对乾嘉汉学的积极评价，实际上承了梁启超、胡适的看法。虽然梁任公早年激烈抨击“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胡适之曾提醒人们注意“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他俩在一生中大多时候是褒奖清代考据之学的。这里不细说它。
经世致用是否一定妨碍学术独立？这是个大题目。不过，注意到乾嘉时期汉学如日中天的事实，我们可以下结论说：“经以致用”其实并不曾妨害所谓“纯学术”。乾嘉之学既是“顾学”的继承，更是其反动。对于“反动”的到来，远去的顾炎武不能掠其功也不必代其过。只是，从清代学术发展的史实看，对顾的责难确乎成为这种反动到来的表征。乾、嘉时代，对顾“数典忘祖”式的批评大多指向其“不顺天命，强挽人心”，“以考据精详为末务”。“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非正也”，钱大昕这话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那个时代学问家们的共识。
应当承认，乾嘉学者并没错怪顾炎武。但也应承认，如果说汉学是学术独立的“王者之师”，那经以致用的“螳螂之臂”根本如何能将它挡住？如果它不是，又何必迁怒炎武。实际情形可能正相反，如同余英时解释的：炎武讲经世，“为的是求知识，因此就个人来说还是独立的；他的工作、思想是独立的”（参见《传统的误读》第352页）；反倒是后起的乾嘉“纯学术”颇有“不得独立”的苦楚。“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这是旧话，可并未作废。即就认为乾嘉汉学有“现代学术萌芽”的刘梦溪先生，在另一处也写道：“清代朴学固然前无古人，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不也是学者们被挤压得无路可走，才去匍匐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吗？”
近人刘师培深刻地指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相对于后世“专门汉学”，炎武实乃“明儒”。清代学者对他的推崇自不必说；近代以来诞生的那些学界泰斗，很有一些以自觉继承炎武之学为己任者；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章炳麟和王国维二人。
章炳麟，一位兼大学者与革命家于一身的人物。他提出“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贤善俗，舍宁人（按：炎武字）之法无由。”章自号太炎，又名绛，追慕顾氏的意趣很鲜明。难怪周予同先生以“从顾炎武到章炳麟”为文章题目，扼要、精彩地概括有清一代“汉学”发展的总体过程。
王国维，“潜心学术的书斋学者”，被九十年代学人推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者和奠基者”。他在《殷墟书契》后记中，也以继承炎武自居。以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有理由这样写：“我认为只有王国维是最后继承炎武的人。┅┅从炎武到王国维是近代中国学术的宝贵遗产”。
确实如此。从顾炎武到章、王，他们的学术高度固然难以企及，其经世意识、“史学精神”更令人高山仰止。站在今天的角度，不妨说先贤的具体研究方法、某些学术结论后人或可达致，而作为其终身生命活动、学术活动导引、支撑的经世精神、问题意识却永远不会过时。前者由后者所铸就，后者为前者的根。因前者，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史上有些什么好东西；因后者，我们更明白了文化史上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些好东西。现代杰出史学家钱穆先生告戒他的弟子：“清人治经须读乾嘉以前，虽有未精，然元气淋漓；乾嘉以后便趋琐碎┅┅总是零碎文字，不能成大著作”。我们需要更多地从价值论角度、而不是只从方法论角度研读顾炎武。
基于这些想法，对于顾氏的批评时不能不使我产生疑虑：我们是否正向“乾嘉时代”迈进？
就算是耸人听闻吧，反正我的担心多少有些根据：
正象清初大儒往往“出入汉宋，相忘于道术”（梁启超语），到乾嘉时一变为“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皮锡瑞语），我们九十年代所谓“学风转向”与之类似。八十年代思想奔腾，虽有凌空之弊，却无卑琐之失；九十年代后期的今天，虽非尽为“破碎之学”，问题意识则明显淡化。且不说“启蒙”话语显得非常遥远，就是王元化先生“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持平见解，似乎并不曾得到多广泛的赞同；
清初学者大多既“道问学”又“尊德性”。顾炎武说，“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业；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到乾、嘉年间，一变为“朴学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义无卓越可称者”（高学治语）。今日情形如何？“人文精神”讨论被指斥为“陈腐道德”；经济学被规定为“不讲道德”；我们的视野与胸襟较之十年前变得何其狭小！八十年代，宛如上个世纪。客观原因，天地窄了施展不开；主观原因，生命不再承当沉重。借用古人的话说，所谓高明者固然追逐物质实利，“其生也勤，其死也虚”；沉潜者则“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一味玩弄能指、知识，他们的共同之处乃是：“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不管怎样曲为辩解，当今社会及其知识者的精神、道德状况都不能不说问题相当严重；
还有可比者：在对昨天的苛评方面，我们“数典忘祖”、“饮水忘源”的程度不比乾嘉学人逊色多少。上海学者朱学勤一语中的地写道：“学术界目前确实有这样一种过分否定八十年代的流行观点，而这种流行观点则直接助长着目前重学术轻思想的空气”。不能回避这一事实。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趋时，习惯了背叛，习惯了忘记。世纪末的表现更疯狂。
我们到底还处于“天地屯蒙之世”。我们到底还处于后清学时代。
在这样的世代，我想对我们这个民族及其知识者而言，大概最需要的，不是批评顾炎武，而是相反的态度：回到顾炎武，重温顾炎武。在这样的世代，我深深地感到，炎武的许多话仍然活着，正象专门针对今天而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学，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上面两段议论，引出的乃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句名言，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1998年4月27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