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爱国热情是不够的，要有爱国志，还要有实力。这是人们对北约“误炸”一事由最初的愤怒到最后引出的结论。最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推出了“实力说话系列报道”：经济强国，科技兴国，知识报国，等等。良苦用心，天日可鉴。
不过我想表达的，主要不是这些。
只有爱国是不够的，我们应思考“为什么爱”。围绕这一问题，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清末，同为倡导反满革命的同盟会领导，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同主要受“国粹”影响的章太炎就存在思想分歧：中山先生反对秦始皇君主专制，章太炎却崇拜专制帝王明太祖、秦始皇。难怪后者眼看着袁世凯蹂躏国会、破坏约法，公然出面为袁世凯辩护，借口“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牵拘约法”云云。再如，新文化运动中，同为中共的创始者、领导者，陈独秀强调“民权”，认为国家不为人民谋利益即不可爱；李大钊则主张国家不好也要爱，不管政府如何都要爱。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前述这些人都是爱国者。我想今天的人也应思考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我认为，我们从理性上说应爱国，因为不把本国弄好我们个人也不得自由生存。就像此次为三位遇难的中国公民下半旗，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可见我们爱国“非仅为国家计，亦正为正义人道计也”。
立足于“正义”、“人道”，我们的爱国事业就理直气壮，我们的爱国行为就会理性、文明得多。这也是一部近代史告诉我们的。自从1840年以来，我们民族经受了多次列强的欺凌，有许多丧权辱国的教训，不过也确实积攒了若干沉着应对、转危为安的经验，比如抗日战争的胜利。8年抗战，如果从1931年算起则14年，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卧薪尝胆，在国际上则建立了健康的关系，赢得全世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既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又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被拉扯为“四强”之一。这些对我们至今有启发。天道酬勤，得道多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五？四”思想家周氏兄弟的话说：“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的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的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周作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苟能这样反思，我深信中华民族总有一天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只有爱国是不够的；爱意味着负责任、意味着高瞻远瞩。为我们民族长远计，爱国要爱文明，爱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好东西，也爱、并基于这种爱自由地“拿来”：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既包括“船坚炮利”层面，也不排斥政治、文化层面。马克思说，“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毛泽东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些话现在没有过时。闭关锁国、孤芳自赏是没有出路的：“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子民若问江山事，江山还是旧江山”，那不是我们所要的“爱国”。那只会误国。真正的爱国者决不排外。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与“开放”如何如影随形、相互促进，我们才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只有爱国是不够的，有时爱意味着抨击和批评。这就是感情的辩证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鲁迅对阿Q的爱。“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五？四”思想家对中华民族的爱。中华民族配得上这种大爱，于是不遗余力地揭发“劣根性”的鲁迅先生被推为我们的“民族魂”。这确实耐人寻味。国外有位作家激动地提出，“真正的爱国主义表现为对本国人民的弱点进行批评和努力去克服它。这样的真正的爱国者的结局往往是被钉上十字架、遭到焚烧，或者被流放，而放逐他们的却是那些他们为其幸福而斗争的人。”我想说的是，就算他说的是事实，也只是部分现象；祈愿如他所说的悲剧不要在今天的中国重演。
人们不能不爱自己的祖国，但不能只爱自己的国，而忘掉了对于兄弟民族、全人类、整个地球应负的责任。日本人至今不向我们道歉，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弹丸小国，把大和民族看得至高无上。爱自己的国家本来无可非议，但像日本人那样的做法却有“兽爱”之嫌。如果“爱国”果真是这个世界上即使不是唯一、也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那我们当然就无话可说，我们就难以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我们的谴责就苍白无力。幸好事情并不是那样。爱国只是现今人类价值之一，在它之上尚有人类意识、人类公理。它是纽伦堡审判所确立的法则。比如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出访华沙时，为了希特勒曾屠杀六百万波兰人，他在一座纪念碑前突然下跪。如果单纯从德意志“民族感情”说，勃兰特的认错举动似乎不那么“要得”；但从更高的人类价值、人类意识看，勃兰特比日本人的拒不道歉要光彩一万倍！这一点，是我们在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时不可不提的。更不用说，马克思有“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论断，爱因斯坦有成立“世界政府”的倡议……。当然，你可能会感到这些“老外”的主张过于缥缈、迂远，那就让我们温习一下中国圣人的教诲。孔夫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且慢，在顾炎武，它们是大不一样的。顾专门讲述过它们的区别，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舆有责焉耳矣。”
写于1999年5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