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自序
即将出版这本文集时，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话：“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概括我的第二本西藏文集之内容了。自从一九九八年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区以来，我的全部涉藏写作，都是在如乌贼喷射的墨汁中，力图揭露谎言，引起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用惊人的洞察力揭破这个世界的谎言，这只是作家奥威尔写作的一个方面。更令人向往的，是他所追求的写作境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于二○○七年在台湾允晨出版《山麓那边是西藏》后，十年又过去了，我是否在写作中获得了审美体验，是否给自己的政治性写作增添了一点艺术性呢？这是我在出版新书时所沉思的。
用真实的文字与强权分庭抗礼
这里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感谢几个坚守民主人权立场的杂志，给我提供了关注西藏的平台。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个篇目，我发现写于不同时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来就有了一种整体感。
书名《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巨无霸”指的是中国强权，而“反弹的弯枝”则是英国思想家伯林的一个比喻。伯林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在评论二○○八年的拉萨抗议事件时，我曾借用这个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义”，觉得很贴切。
这本书涉及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宗教、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方面。就题材而言，有的是严肃的政治评论，有的则有文化随笔的性质。不管风格如何，对于从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的我，集结而成的这本新书，可视为作家的一种人权行动，即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传递有关西藏的真实认识，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在漫天谎言如同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中，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盖了。因此，每次写作，我都首先需要一个自我启蒙和去魅的过程，即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被专制政权隐瞒与遮蔽的事实。
巴尔扎克说：“作家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他指的是，作家出于一种对于更高原则的忠诚，承担起启蒙的责任，以对抗黑暗。写作者要对自己所属的时代尽责，必须敢于回应社会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书写西藏时，满怀认识的激情去探索一个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对他民族的同情与理解，以及独立思考与公正判断的能力。
批判型作家的瓶颈
一个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在海外长期的写作中，往往会产生某种疲惫无力感。我曾在涉藏写作中遇到一些瓶颈，因此有很长时间转而去写其他题材。
首先有一个自我重复的问题。在涉藏的文章中，我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表达一些相同的观点。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中共当局一次又一次地迫害藏人，为人权呼吁的写作者也就只能针锋相对，一次又一次地以同样的思路去揭露、抗议和批判。尽管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但人的心智却因此耗损了不少，其重复性的批判落到低于历史水平的地步。正如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感慨：“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头来把自己都变小了。”
中国的老子曾说：“为学日进，为道日损。”我的另类理解是，为学者追求的是知识，可在自己的专业里日益增长其学问；而为道者却试图改善社会，需要在公共领域传播其理念，以抵抗统治者的谎言。由于为道者宣传的大都是常识，因此无法使学问精深。
汉娜·阿伦特在面对习以为常的恶之时，常常能做出政治道德方面的深刻分析。她认为，邪恶除了平庸之外空无一物，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有原创。身为批判型作家，我想要努力企及的目标是：在进行社会批判时挖掘出善的深度，做出富有原创性的思考。
当然，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在西藏问题上持久地批判中共的政策，是为了表达一点正义的声音。在批判的同时，我也尽量吸取世界各国对待少数民族的经验，获得另一种视角去看西藏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之途径。
用论据逻辑诚实地说理
重读自己的书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比较上一本《山麓那边是西藏》，这本书显得较为理性，在分析论说上更为透彻有力。写上本书时，我初涉西藏问题，作为第一批汉藏协会的成员访问达兰萨拉，开始瞭解藏人的流亡。同为异乡流亡客，当时我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动，笔下的文字也就比较激越和感性。
就如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所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过去的涉藏写作，我较多地谴责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深度的理性分析比较少。现在我的年龄不轻了，这本书的风格较为沉稳，自己觉得有所长进。
感谢北欧的流亡生活，给了我一个纵观世界的立足点，使我获得一种特殊而不狭隘的目光，在观察研究西藏问题时，能做到多角度观察、对比、质疑与分析。这本新书里因此有不少的比较与对比，例如，关于北欧萨米、苏联车臣、美国印第安人以及不丹等与西藏的异同。
以真诚交流为目的，我尽量以论据、逻辑和朴素的文字来说理，和读者一起去认识西藏的历史与现在，使自己不被各种表面喧嚣的泡沫所迷惑，而是去注视泡沫下面的深深水流。这样诚实说理的目的，在于找到真实和公正，质疑那些被中共当局灌输的熟悉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关于民族自治的制度。
我们所期盼的更好的社会制度，需要经过“观念的变化”这一过程，而观念的变化有赖于每个写作者的努力。一位汉族读者告诉我，他曾在去印度的路上，想起我描写藏族逃亡者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文字，从而认识到西藏的苦难。这令我想起一个佛家用语：“功不唐捐”。
争鸣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