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不思不想的年代。
古人说，诗能穷人。其实思也穷人。自八十年代末暴跌过后，许多人惨痛割肉，更多的人则决意不再进入。当然，有下跌途中的抵抗，甚至也出现过一两次反弹。不过反弹力度有限，迅即遭到冰雹般打压。那次“人文精神”讨论就是。孤岛上的学人围坐一起，总结学术与思想不分家的“教训”，要求学术规范、学者自省。近来，更有人对顾炎武“学以致用”的观念提出批评。我们确乎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年头。轻薄儿却说：学问么，无非三五个跟不上趟的酸秀才互相“按摩”。
当今的知识界如此。所谓“市民社会”又如何？皆曰：悠悠万事，发展经济为大！欲达目的，手段何拘？所有的人由此分成两类：有机会有能耐的，与没机会没能耐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撑死胆大，饿死胆小。至于说，何谓“社会公正”，甚为“长治久安”，这一切都无暇顾及。世纪末最后一趟船了。生命不能承受沉重。那怕自重。
不思不想的年代，莫非“思想”确实退场？
还在三十年代，贺麟先生就提出“天地间没有纯粹的经济”。六十年后，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们，市场制度与基本人权密切相关。举一个例：“摊派”和“农民负担过重”，只不过是农民权利无保障的另一说法；根源在于农民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我们只能祈求下棍时“温柔”一点，却不能对它说“不”。茅于轼因而断言：“如果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坚决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这些年有一种“思想”在畅行无阻，叫做“抢来本钱做买卖”。其实仍是“棍子”的“逻辑”。今年的第一期《读书》，收有一篇《拒绝“原始积累”》（作者：卞悟）。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的做买卖并非都靠抢来本钱，抢钱也并不都去做买卖；拿那些钱去搞垄断和统治岂不更顺理成章？！“抢来本钱做买卖”，关键在于一个“抢”，即以赤裸裸的强权原则破坏社会公正，破坏市场规则。物质变成了思想，等于人们的心死了。在“抢”被认可的地方，离“率兽食人”还有多远？
所幸，自由的思想虽可遮蔽一时，却不曾彻底离场。那道理就象古人所说的：“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五谷看起来不足为贵，“然而一日厌谷必病，病久谷绝必死”（孙鼎臣）。只不过就我们处身的时代总体而言，应该承认病已深重。许多人感到无能为力，缺少安全。我们靠“嗟来之食”或不义之财侥幸度日。生存好比下赌。没有尊严，也没有明天。
不思不想的年代，人们普遍玩物丧志。“市民社会”玩的是饮食、男女，文化人玩的是“能指”、知识。思想在走低，学术却上涨；文化的行情低迷，股市的行情反倒火爆：如果不是泡沫学术和泡沫经济，这一切就很难理解。“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这是两百年前章学诚对他同代学者的批评。而对于我们处身的世纪，我愿意援用富兰克林曾讲过的一句话来作提醒：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