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从文革到重庆模式》
2016-07-14
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从文革到重庆模式》
半个世纪之后，学者丁学良如此回忆“文革”开始的那一刻：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下午两点钟，学校里的扩音喇叭宣布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从现在起，一律停课闹革命。何时复课，等待中央的有关指示。”当时，初二年级尚未念完的少年丁学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从那一天起，我们就一步跨进了横扫人类各种文化遗产的狂飙时代，其中又以”大破四旧“即剷除中华传统精粹为烈”。他成了受害者，同时成了加害者。
至今，文革仍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谜，文革的亲历者众说纷纭，文革后出生的人们更是视之为神话故事。然而，文革形塑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模式仍是中国人每日饮食的“狼奶”。要瞭解当代中国最深层的心态景观，绝对要从文革开始。作为昨日的文革红小兵、今日的中国研究权威，社会学家丁学良在西方求学、生活、研究、讲学三十多年，但个人生命中那段似乎阳光灿烂、其实是“毒太阳”炽热的少年时代，让他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暴力和死亡，仇恨和愤怒，在那一代人乃至之后若干代中国人心灵深处打上了挥之不去的烙印。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险些成为其问鼎中枢的跳板。“唱红打黑”不仅得到很多底层民众的热烈拥护，更有来自海内外的知识精英云集重庆，为之出谋划策、添砖加瓦，甚至炮制出一整套像模像样的“重庆模式”。对此，丁学良深受刺激，在他看来，“薄熙来事件是一场小型文革，类似的小型文革将来在中国还会发生，所以应该将它从思想和意识上根除杜绝”。于是，他写下了《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一书，这是他对文革的切肤之痛，也是红卫兵的第一手观察纪录，更是一名社会学家深刻反省革命意涵的思索报告。有别于一般文革回忆文献只重宏观、轻微观；只批判“坏人”、不批评“好人”；只攻击对方、不反省自己；只写大人物经历、不写普通人经历，丁学良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脉络和个人的体验，写下对革命与反革命最坦诚、最赤裸也最沉痛的反思。
统治者迷恋暴力，因为暴力可以使权力合法化
丁学良的文革岁月在安徽偏僻的宣城度过。那里不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也不是北京、上海、四川、广西、内蒙、湖北那样的重灾区。作为中学生的丁学良，不可能成为风头浪尖上的人物，只能是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的“跟屁虫”而已。他激情澎湃地成为宣城中学的全职革命学生，一直闹到一九六八年年底。“在此期间干过正宗的红卫兵小将应该干的所有的文攻武卫、壮怀激烈，只差没有杀死人和没有被人杀死。可那也不是有意拒绝为之，而是碰巧没挨上。”少年丁学良目睹和经历了诸多残酷的暴力，提前进入了成人的行列。
当时，丁学良所属的派系为了改变武器落后于对立派系的局势，让稍稍懂得一些化学知识的工程师土法上马、自造枪炮。丁学良亲身参与了制造硝化甘油的实验，那是一种比梯恩梯勐烈得多的液体炸药。结果，实验出了差错，玻璃钢缸里的液体直从而上，碰到天花板，散落下来，落到周围人的身上。每个人身上都火辣辣地灼痛，惨叫着跑去冲洗。丁学良发现，圆领衫成了一片渔网，右手食指中指上几小块皮肉已经烂掉，能见到里面白森森的筋骨。后来，医生告诉他，这是“镪水”，俗称“王水”，连钢铁都能腐蚀掉！
还有一次是制造一种遥控飞机模型，试图利用这种武器对准敌方的武斗据点大楼，撞上去引爆。然而，在往炸弹壳填装火药时，由于挤压过勐，一枚炸弹在工程师的手中开花，引发旁边的炸弹纷纷爆炸。工程师本人被炸成一级伤残，助手们三级伤残。丁学良至今记得当时的场面：“满屋浓烟，昏黄的灯光下，三人在地上打滚；皮肉烧焦的臭味呛得人难以透气，我们手臂中的伤员痛苦地嚎叫，他们的头和手覆盖着暗红的血浆和灰烬。”
丁学良还描述了工人武斗的场景，工人的武斗是动真刀真枪，红卫兵的武斗与之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当地的码头工人组织了“钢筋铁骨战斗队”，建筑工人则组织了“铜墙铁壁战斗队”与之对抗，两派的武斗，均有实战经验丰富的退伍军官幕后指挥，很像战场上的两军作战。一场战斗下来，双方死伤数十人。以此推测，全国武斗的死伤人数当有数十万之多。
丁学良还参与了造反派冲入南京军区驻宣城通讯站抢枪的活动。数百人冲入军械仓库，丁学良一口气在外衣口袋里装了六只“五四式”手枪。结果，进来容易出去难，训练有素的士兵采取林彪在东北战场的“三三制”战略，三人一组，围堵冲入院子的便服人员。最后，丁学良不仅没有抢到枪，连他身上原有的那只老掉牙的德国造“盒子炮”也被士兵夺走了。
丁学良也亲眼目睹了一名对立派系“五湖四海战斗队”的俘虏被凌虐至死。武卫小队的头目听说抓到了一名为害乡下的小土匪，立即组成“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法庭”升堂审讯。自封的审判长、审判员们一致投票，判处俘虏死刑。但是，如何执行呢？大家毕竟不敢公然枪杀俘虏。于是，将其捆绑在院子中间的大树上，手脚都给打上死结。俘虏一开始还哼哼唧唧的，叫“痛啊，痛啊”，却没有人理他，逐渐悄无声息了。到了第二天中午，大家才发现俘虏已经没有气息了。那个年代的少年人，丧失了基本的同情心。对他们来说，死掉一个“坏人”有什么了不起呢？
文革中暴力的泛滥，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纵容乃至怂恿的结果。毛早在二十年代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就习惯了用暴力来征服人心，藏书家、目录学家叶德辉被农民自行组织的特别法庭处决，让地主和士绅阶级为之胆寒。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指出，毛生性冷漠残暴，对暴力有一种病态的欣赏。毛让摄影师拍摄高级官员被批斗的照片，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就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在电视上放映，配是样板戏的音乐。刘少奇惨死之前，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找食物吃，毛看到录像之后，神情欢快。文革后期出任副总理的纪登奎回忆，毛曾经问他挨了多少次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听了，哈哈大笑，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也哄堂大笑。
文革的核心就是暴力。多年之后，丁学良到西方留学，接触到西方文明，才知道崇尚暴力是不文明的标志，文明社会形成了各种法律、伦理和文化，以制约、防止暴力的肆虐。然而，共产党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摧毁法律、伦理和文化，让全体中国人浸淫在崇尚暴力的酱缸之中。毛迷恋暴力，当然不仅仅是其本性使然，他更要利用暴力恐吓政敌乃至全民。毛通过水银泻地般的教育和宣传，让人民对他无条件地爱戴和崇拜。在这扭曲的爱戴和崇拜的背后，却是无与伦比的恐惧与焦虑。
毛与其他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子江青、他的副手刘少奇和林彪、他的管家周恩来）的关系，都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没有人能跟他平起平坐。德国学者沃夫刚？索夫斯基分析暴君如何运用暴力实现其统治时指出：“没有一种行为比主人对奴隶的权力更粗鄙。在伤害别人的过程中，他感受到自己身体中的那股力量，而这也是为什么统治者就算不断扩张统治范围之后，还是不愿意放弃暴力的一个原因。暴力虽然可以制造短暂的脱序，但却又可以藉由暴力的事实把权力合法化，加深群众对保护和依靠的需求。”对毛泽东来说，失去了暴力，也就失去了权力。
暴力必然带来死亡。对于缺乏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好死不如赖活着”，“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中国人而言，带来死亡的暴力足以让他们“甘心为奴”。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延续至今的秘诀，正如沃夫刚？索夫斯基所论：“统治者的暴力不只能够对做错事的人进行惩罚，还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牢不可破的、崇高权力的象征：暴力可以让死亡现身，它包含对死亡的恐惧，而权力的权威恰巧就是建筑在这种恐惧之上。”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报复
丁学良认为，真正把文革发动者的深层动机和这场革命自身的内在动力学一语点破的，是江青。在一九六七年秋天武斗高峰时，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果然，叶群动用空军帮江青抓捕了孙维世，一年后将其折磨致死。
上层如此，基层也是如此。丁学良记载了敬亭山农场的张书记的故事：张书记是转业军官，在农场宛如土皇帝，管理上千名农场工人和家属，俨然就像是当年美国南方的农场主管理农奴一样。他每日带领凶狠的大狼狗巡视农场，人人见到他都要点头哈腰。丁学良和寡母曾被他赶出农场，差点沦为乞丐。文革开始后，群众起来造反，张书记沦为阶下囚。人们向这个千夫所指的“奴隶主”施加了非常酷烈的惩罚，当年冬天就夺去了他的生命。这还不算，造反派们作出了一个“革命决定”：把张书记家咬过许多人的大狼狗打死，与张书记埋在一起，这叫“恶狗伴恶人”。这就是底层阶级向压迫阶级的报复。由此，丁学良悟出了文革的本质：“革命就是报复。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乃至社会底层的贱民们，利用了红色始皇帝毛泽东‘对走资派造反有理’的圣旨，报复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以来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红色官僚特权阶层。此前，任何这类犯上的言论和行动，都会遭到即时的镇压。”如今，这种报复出乎意料地得到毛泽东的授权，人们能不对毛五体投地吗？
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江青肆意报复历史上与他们有过过节的人士。江青的报复，主要针对那些在三十年代上海滩知道她的种种隐私的文艺圈的故人；毛泽东的报复更加复杂，凡是在过去党内“路线斗争”中跟他有过分歧的人士，都是被扫除的对象：三十年代当过总书记的张闻天，大饥荒中上书的彭德怀，七千人大会上逼他退居二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个个都不能幸免。上行下效，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也都浑水摸鱼，以革命的名义报私仇，何乐不为呢？
冤冤相报的循环仍然在中国继续。在“惊天地、泣鬼神”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反抗者和刽子手都不由自主地被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丁学良注意到当时一则短小的新闻报道：六四屠杀之后，四川、重庆的大学生悲愤于同学遭到屠杀，立志报仇雪恨，宣称要去邓小平老家广安挖掘其祖坟。理由是：“你老邓下令杀大学生，让别人家断子绝孙，我们也要刨你的祖坟，让邓家断子绝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对于这种反抗者和反抗对象的“精神同构性”，丁学良感慨万千：“到了二十世纪末尾，中国统治集团中最具世界视野和大历史感的改革总管邓某人，与中国社会里是思想最激进、最渴望政治自由的大学生，在血仇报复这一点上，却是那么心心相印。”邓小平在文革中险些家破人亡，不能容忍庶民挑战官僚的那个层面的文革重演。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报复了胆敢再一次要扫除官僚阶层的制度性特权的大学生，邓从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身上看到的是二十多年前把他打倒的那帮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幽灵再现。
大学生的报复行为没有成真。不过，即便成真，对邓小平也造不成多大伤害。文革期间，连周恩来都下令铲平自己的祖坟，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会遵循中国人祖宗崇拜的传统。更何况，少年邓小平是因为跟父亲的小妾有了私情，才逃离家园、参加革命的。从此以后，他从未回家乡。他不在乎祖坟的存废，他原本就是一个灭人伦的孽子。邓小平在乎的惟有自己的权力。这一点上，邓小平跟毛泽东一模一样。邓小平不愿将毛泽东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他的潜在的台词是：“将来的接班人要像我对待毛主席那样对待我。”
薄熙来和习近平都是毛泽东的儿子
丁学良的这本文集不单单是文革回忆录和反思录——就文革来谈论文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向来不太欣赏那些用乾嘉考据学方式研究文革的论文和专著。乾嘉学派是“避席畏闻文字狱”的产物，如果研究文革只是将文革当作尸体来解剖，对当今的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丁学良的这本书从文革一直写到重庆模式，其主题不仅是逝去的历史，更是正在上演的活报剧。在丁学良看来，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及整个薄熙来事件，是继承了毛泽东文革精髓的一部分。薄熙来举起的是毛泽东这把大刀，本来已向四面八方砍去，只是后来不小心砍到了自己。薄熙来没有毛泽东的权势和力量，没能让文革的做法普及至全国范围，但文革中的最核心的动力——阶级仇恨、路线斗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被以步步加码的方式强力推行。当绞肉机高速发动起来之后，就无法轻易让其停下了。毛泽东死掉了，他的妻子和侄儿都成了他的殉葬品；薄熙来倒掉了，他的妻子成了狱中的难友，他的儿子则成了有家不能归的政治流亡者。始作俑者，并未大获全胜。丁学良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把异见方变成敌人的机制存在，文革悲剧就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国重演，只不过规模和时间更小、更短而已。
如果整本书还有续集的话，我倒是建议丁学良写一写毛泽东、薄熙来与习近平的“三国志”。薄熙来被扫进了垃圾堆，无论是公共形象还是私人品格都已臭不可闻，翻身再起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当初参与搞掉薄熙来的王储习近平，黄袍加身之后立即对薄熙来的那一套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在全国推行。习近平与薄熙来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呢？他们都是文革之子，都是毛泽东的儿子——虽然他们的父亲在文革中都是牺牲品。
文革的黑暗与残酷，并不亚于纳粹的集中营，丁学良所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文革研究只完成了序言部分，而犹太人的大屠杀研究则已成为人类捍卫记忆的努力的一部分。在与遗忘的战斗中，有两位犹太战士功勋卓着。一位是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伊利？威塞尔，他是作家、历史学家、世界形势观察家、记录无以言喻的邪恶事件的犯罪学家，一生撰写了三十五部书，全都与记忆有关。威塞尔用一种絮絮叨叨的口吻，迫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人类邪恶的本质。有人曾以不同的形式问他：“你有没有打算不再写犹太人的遭遇了？”威塞尔坚定地回答说：“即使我什么也不写，也永远写不够；即使所有的幸存者别的不写而只写他们的经历，还是永远写不完。”
另一位是被称为“纳粹猎手”的维森塔尔，他终其一生都在发掘纳粹战犯的罪证。他参与了约三千名纳粹战犯的逮捕行动，包括最阿道夫？艾希曼。他说，只要上帝赋予他力量、朋友提供他金钱，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他像威塞尔一样坚信，幸存者的使命是帮助死难者开口说话：“当我们到另一个世界，我们会面对数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问你‘你做了些什么’？可能答桉会有很多。但是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维森塔尔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过时的工作，恰恰相反，这项工作跟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这五十年来我的所有工作的唯一价值，在于向明天的谋杀者发出警告：你们绝对不会逍遥法外。”
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威塞尔和维森塔尔。丁学良的这本书就是向这两位先贤致敬。未来中国的转型正义，不仅要将毛泽东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更要追讨每一个毛泽东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罪恶——这张名单当然不只局限于文革结束后被审判的“四人帮”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那些成员。
在华盛顿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门厅，镌刻着圣经《申命记》的几段经文，这几段经文都是关于记忆的，比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以及“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些话不仅是上帝借摩西之口向犹太人说的，也是对整个人类说的，中国人也不例外。到了将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改建成文革博物馆的那一天，中国才算是迈入文明国家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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