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跟习近平聊天是鸡同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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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与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

2017-02-07

范畴《与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

《与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封面照片。(public domain)

有媒体采访《与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的作者、台湾政论家范畴,提出这样的问题:“新书名字指名”与习近平聊聊台湾与中国“,当台湾社会力量抬头,素人政治上台之际,大陆网民爱国主义情绪昂扬,同习近平聊天有作用吗?”

范畴的回答是:“这本书的宗旨不是请愿,也不是为台湾找出路,而是真心的从中国的现实处境出发,为未来百年的中国想出路,顺带的,也为习先生本人还有中共设想一个历史定位。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应该找美国签署《台湾永久中性化协议》“,是个双赢的作法。形势比人强,从国际局势还有中国国内局势来看,可能这是唯一可以将亚洲区域由”冲突公式“转化为”和平公式“的四两拨千斤的办法。”

对于范畴关于两岸关系的这一愿景,我乐观其成。但我更相信中共不可能这样做,正如台湾评论人陈建瑜所说,“这本书更突显台湾社会对两岸事务”一厢情愿“的心态”。范畴讨论台湾岛内问题的时候精准深刻,但在讨论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时候却显得痴人说梦。他刻意忽略或回避了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他反复声明台湾并不反共,台湾只求自己不被共产党统治,希望以此换取习近平的安心。然而,自由跟暴政永远不可能和平共处,台湾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就必须反共。对统治中国的是邪恶的共产党政权这一事实,采取掩耳盗铃的做法,不可能换来台湾的安全。换言之,若要成立范畴心目中的“华人独联体”,先要在中国实现“去中共化”。

其次,范畴在书中将台湾看作是不幸地处于美中两大帝国之间的“棋子”。这种看法有一个致命的错误:美中两大帝国的制度及对台湾的立场完全不一样。美国是民主国家,美国从来没有用武力侵占台湾的想法;中国是独裁国家,中国一直在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台湾。简言之,美国是好帝国,中国是坏帝国,不可同日而语。台湾知识界左派势力强大,反美(包括反日)心态强烈,很多人甚至认为美国跟中国一样坏。我在台湾的几所大学演讲时,为美国说了几句好话,立即有学生站起来激愤昂扬地反驳。然而,以台湾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而言,台湾不可能同时与中国和美国为敌。在合纵连横、诡谲多变的“新冷战时代”,台湾必须联合美日才能对抗中国。

范畴说,他的新书不是请愿,但他想跟习近平聊天的愿望不可能真正实现。即便他有跟习近平对话的机会,也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为什么呢?其实,在范畴给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中,他对习近平的本质认识得相当清楚:“不讳言的说,眼下中共给予世人的印象,具有四个面向:威权主义+军事国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全民思想控制。或许这四个面向,都有他们各自不得不的现实理由,然而加叠起来,他们构成了一个意象,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点出这点,犯了您的大忌。”既然习近平是“正在成形中的法西斯”,他还会耐心、谦卑地听取来自彼岸的不同意见吗?希特勒和毛泽东从来没有纳谏如流的雅量,习近平也是如此。

针对《与习近平聊聊台湾和中国》一书中作者向习近平提出的若干建议,我择其要者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习近平有推动“新台湾学”的胸襟和气魄吗?

范畴在本书中建议说,中国需要崭新的“台湾学”论述。他警告说:“中国在世界上财大气粗,所以并不急于寻找一套崭新的台湾论述。但是,中国错了!不出十年,中国将因为缺少一套崭新的台湾论述而动弹不得,习近平先生的百年功业也会因此功亏一篑。”

对于中国为什么无法形成一套崭新的“台湾论述”,范畴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体制的僵化思考作祟;领导人被国内政争绑架而无法创新;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整体中国上层和菁英界,无能摆脱历史经验的牵绊,因而无能用地球的高度来定位中国未来一百年的世界角色,连带的,“台湾论述”也赔了进去。

我同意范畴找到的病根,但我不认为习近平有对症下药的医术和智慧,因为习近平本人也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帮助习近平“打老虎”的“厂公”王岐山,在跟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一次谈话中情不自禁地叹息说:“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所以,习近平不可能组建一个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智库,为之形成一套“新台湾学”。在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国内国际问题上,习近平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习近平提前撤换掉未能掌握台湾情势变化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但换上的新人未必就比张志军更能掌握台湾社会的脉动。

习近平以强硬姿态为个人风格之标榜,对党内各派系强硬,对民间社会强硬,对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强硬,对美国、日本和西方世界强硬,对东南亚各邻国强硬,他似乎害怕自己稍微一示弱,就会堕入深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环球时报》发表的反台独社评,显然是揣摩习近平的心思而作:“过去大陆一直努力避免有干预台湾内部政治之嫌,今后大陆需改变策略,公开打击与一个中国原则对抗的政党及个人。我们要最终做到,抓几个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的‘台独’死硬分子来大陆蹲监狱。”只差没有用王朔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来收尾了。

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到了习近平时代转化成“帝国扩张”,台湾首当其冲,难以置身事外。台湾研究中国天朝主义系谱学批判的学者曾昭明在《帝国是如何失败的?──习近平与“中华型帝国过度扩张”》一文中指出:“在晚发展大国的历史脉络中,不具社会包容性的”榨取性发展“策略,加上压制人民自由的”威权民粹主义“政治,实际上正构成了支持”帝国过度扩张“倾向的温床。以中国的桉例而言,在中南海宣示一带一路与亚投行计划后,中国媒体与网路上络绎不绝的”持剑经商“的帝国民粹主义话语,正见证了一种”帝国性的军事产业复合体“思维的发端与主流化。”扩张总是可以使得统治者像服用了春药般高亢欢快,习近平看不到德意志帝国和大日本帝国过度扩张终至人仰马翻的前车之鉴。

与范畴寄希望于习近平一人稳当掌舵不同,曾昭明更寄希望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觉醒:“真正能约束中南海的”中华型帝国过度扩张“的力量,还要等到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回到民间“的那一天,等到他们明确提出”告别帝国“吁求的那一天,才有可能出现。”其实,刘晓波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天朝主义和大一统传统提出尖锐批判,我在二零一六年编辑出版了刘晓波关于此一主题的文集《统一就是奴役》。对抗“撸起袖子来蛮干”的习近平,需要普及刘晓波先知般的洞见。

习近平害怕中国人的“民国乡愁”吗?

范畴在本书中还提出一个与很多中国国内民众及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不谋而合的看法:中共害怕中国人的“民国热”,“民国”是可以颠覆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最大的精神资源。范畴认为,台湾如果要改国号,“台湾民国”会比“台湾共和国”要有利得多。这种看法放在目前台湾广义的独派的论述网络中,就是“华独”优于“台独”。

范畴进一步论述了中共当局害怕民国热的原因:“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台湾共和国’,而是在‘民国’概念下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心底最深层的恐惧之一,是存在中国大陆社会菁英内心的民国情怀,也就是那种‘当年如果民国继续,中国今天不知道会怎样’的世纪大谜。近几年,甚至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叫做‘民国乡愁’。”为了对付这种“民国乡愁”,“习近平及他的理论班子,正在展开一场‘历史乾坤大挪移’,企图将红二代专政的合理性从一九四九年推翻国民党,往前延伸至一九二一年的中共建党,如此一笔勾销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建树”。

在错乱的时空中陷入绝望的前夕,很多中国民众胡乱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将美好的愿望投射到今天在台湾日渐衰亡的中国国民党身上。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这简直就是一齣黑色幽默的荒诞剧。范畴当然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反复强调“民国记忆不等于国民党记忆”,自己无意为国民党立牌坊、更无意为蒋介石这个“大军阀”树碑立传。然而,他跟大部分“民国粉”一样,对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两个民国”并未作出区分:一九二七年之前的北京政府是真共和,一九二七年之后的南京政府是党国。

范畴的中共害怕“华独”而不怕“台独”的判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共怕的就是台独、疆独、藏独、港独这些目标明确、版图具体的独立运动,而不怕早已不存在的“中华民国”僵尸复活。中国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民国热”,当然有民众对现实不满的因素,但它更是一种共产党默许乃至纵容的麻醉剂。民众在家中怀旧(其实怀旧者大部分并没有在民国生活过,所怀念的是纸上的和影视中的民国)总比上街抗议好一百倍吧?中宣部对图书、报章、影视、网络等严密控制,偏偏在民国议题上松一个小口子,关于民国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甚至连正面评价蒋介石的传记都能公开出版,共产党哪里害怕早已化为一股轻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原中华民国总统府门口有一块石碑,上面早已镌刻着中华民国的生卒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

习近平打出被奉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牌来反台独的举动,更表明习近平不怕“华独”而怕“台独”。中共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盛大的“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大会”。习近平不只大力称赞孙文“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及“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行为”,也警告“绝不允许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恫吓台湾的意味浓厚。有趣的是,中国国民党在同日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国民党才是“孙中山先生建国理想最正统的继承者”,并重申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不容争辩”。同时也欢迎“共产党、民进党或任何党派一齐来尊奉孙中山先生”。而民进党则有立委嘲讽说:“一九二五年孙文曾声明,‘在台湾的中国同胞,被日本压迫,我们必须鼓吹台湾独立,和高丽的独立运动互相联合’,想必孙文也是支持台湾独立自主的”。

习近平执政二十年是中国变革的前提吗?

范畴在此书中的最大错误不是以上两项,而是建议习近平连续执政二十年,如此才能完成真正的改革。

范畴认为,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当前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无法永续。眼下全中国最担心这个问题的人,非习近平莫属。范畴假定,习近平绝非无心处理此一问题,只是苦于目前中国必须面对的诸多内外问题,未必有足够力量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假设习近平真心想要改革共产党、真心为中国未来一百年设想,则需要比现在任期更长的时间。

近代史上任何做彻底变革的国家,至少都需十五到二十年以上的时间,“现代土耳其之父”凯莫尔花了十五年才对土国的“政教分离”打下地基;德国首相俾斯麦在位二十年才缝合了德意志帝国,并安排了奥地利的自立;新加坡则花了五十年才做到“一党主政、他党制衡”。何况以中国幅员之钜,远非习近平所剩的数年任期可尽全功。

那么,习近平该怎么办?范畴的建议是,惟有在顶层设计上做若干修正,使国家最高领导人设为当然国安会主席、军委主席,而让党总书记退为类似最高经营机关即可。最重要的,是推动间接民主制度“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一来,习近平有机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经由选举程序赋予统治正当性的最高领导人,其历史意义将远超前人。

然而,在我看来,范畴的这个建议会被习近平笑掉大牙。范畴实在是太不熟悉“中国的国情”了。毛时代之后,邓小平虽然自称政治局惟一的“婆婆”,但在重大事务上仍然受到陈云等地位与之基本相当的元老的牵制。胡耀邦、赵紫阳先后遭到罢黜之后,重新选择的接班人江泽民,就是来自陈云的提议,邓小平只是被动接受。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因缺少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树大根深的领袖,“一号人物”主要发挥协调、折中之功能。而习近平上台仅三年多时间,就已借助反腐运动,清洗敌对派别,成功颠覆了毛以后中共高层内部达成的“寡头集体领导制度”。可见,运行二十多年的党内不成文的“共识”或“规矩”,是何其脆弱不堪。习近平完成了个人强势地位之塑造,俨然成为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独裁者。习近平要延长其任期,并不需要诉诸于选举并获得某种合法性,他只需要掌控军权,然后强迫全党上下接受既成事实。

范畴在民主国家生活久了,将民意当作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标尺。这没错。但若分析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就需要用另一套方法。在独裁者心中,民意从来如流水。当年,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改制,成功当选第一任总统,却未能阻止政变发生、权力丧失乃至苏联解体。而范畴上文中提及的那些政治强人,跟习近平不具可比性,其成败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凯莫尔打造的世俗化、现代化的土耳其,在近百年后却又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翻,他的国父地位未来有可能不保;俾斯麦更是在晚年遭威廉二世罢黜,眼睁睁地看着穷兵黩武的德国迈向万劫不复的一战战场;而新加坡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座城市,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学习榜样,李光耀的家族统治,跟北韩的金家王朝本质类似,没有儿子的习近平难道也要学习他们,并且传位给女儿吗?

习近平若真有政治改革之心,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不需要他做多少善事,只要少作恶就足矣——比如,解除网络封锁、不再抓捕律师和践踏法治原则、让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等等,人民就幸福且快乐了。在我看来,拥有二十年的任期并不是习近平改革的前提条件,他要是真能拿出改革方桉并着手实施,他的政治生命就能自动延长——就如同在大萧条之后走马上任的罗斯福总统,因政绩卓着而连任四届总统,直到病逝。然后引发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共八年。

范畴对习近平仍然抱有幻想,而我从一开始就对习近平不抱任何幻想。这大概就是我与范畴之间最根本的差异。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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