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15”抗暴自救事件之后，对政治犯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虐待不见了，但是对一些人的迫害依然是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刘刚在其他政治犯解除了小号或严管之后，唯独没有解除对他的严管，而是被单独地把刘刚关押在严管队，依然受刑事犯管理。
92年初的一天，王银山对刘刚向法院起诉其迫害政治犯一事，深感恼火。为此事，王银山在严管队的走廊处把刘刚毒打一顿，并同时威胁刘刚说：“你告一次，我就收拾你一次。你以为法院是为你开的，不信你就告。”刘刚在遭到警察任意毒打的同时，还经常遭到刑事犯人张悦、胡伟等人的毒打。刘刚为了不堪忍受对他实施的虐待，他于92年4月11日跑回教导队，但随后被一群刑事犯和警察拖了回去。从此受到更加严厉的看管，没有放风时间，伙食经常遭到克扣，来往的家信被中断，家属的探监被取消（只是93年3月份，美国记者到凌源视察时，刘刚才得以见其弟刘勇一面。）
刘刚被拖走之后，唐元隽、张铭等人找杨国平等人要求刘刚回到教导队，遭到拒绝。
随后，唐元隽起草一份要求刘刚回到教导队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字的有唐元隽、冷万宝、安福兴、张铭、李维、梁立维、孔险峰、李静娥、田小明、司伟、李杰、迟寿柱、全利等人。请愿书递交之后，劳改营不予理睬。
在劳改营里明文规定，允许被关押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张铭正好是学习汽车专业的，并以其理由，要求下车间干活，但教导队的警察却要他糊火柴，张铭申辩了两句，于是杨国平脑羞成怒（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对张铭在11月15日对他的怒斥的报复），用上万伏的电棍，电击张铭。杨国平一边电一边恶很很地说：“这里是二支队，如果你提要求就得到满足，那我的面子往那里放。在这里，想要尊严，我给你，你有。不给你，你连狗都不如。”把张铭毒打教训一顿之后，便让跟政府合作的人监视张铭，并不允许别的政治犯接触张铭。当我的知张铭遭到毒打后，和司伟一起去看望张铭。我们和张铭刚谈几句，就被杨国平找去威胁一番并禁止们和张铭接触，否则后果自负。我当时没有理会这一套，依然和张铭接触，并鼓动孔险峰、李杰等人和张铭接触，直到禁止其他政治犯与张铭接触之事不了了之。
92年4月5日，李维因反对无端增加糊火柴盒的数量，拒绝糊增加的数量，而被送到矫正队“矫正”，直到5月1日前夕，政治犯联名要求解除李维的“矫正”，李维才得以重新回到教导队一中队。
92年10月中共召开“14大”前，劳营为了瓦解政治犯在召开过程中准备采取绝食请愿活动，为此，在10月9日把唐元隽调往五大队单独关押。我们为唐元隽被强行调走一事，深感愤慨与不满时，安福兴又被强行调往八大队。与此同时，九大队（原教导队现已改为九大队，其目的是想把政治犯混为一般的刑事犯。）大队长栾照荣又把我找去并说准备把调到病号队（由于我在劳改营里长时间遭受虐待与迫害，使我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一）左胳膊肘被扭拉脱臼，由于得不到治疗，韧带损坏，至今已成习惯性脱臼；（二）左腿在看守所时就开始出现肌肉萎缩，到凌源劳改营之后，不仅得不到治疗，反而倍受摧残，致使左腿肌肉更加萎缩，膝盖周围长期痛肿；（三）颈椎、后脑部分在91年的两次事件的过程中，由于警察皮鞋的踢踹受到严重损坏，不仅造成颈椎、脖颈、左脑下部等处疼痛不断，而且还常常导致两只胳膊过电般的酸痛麻木，92年底犯医王建成给我拍一张片子，说左脑下部有异物，当时我怀疑是损伤后形成的血块，后刁烈告诉我是长一个瘤，但我怀疑刁烈说的是谎话；（四）由于长时间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或小板凳遭受体罚，以及长时期得不到洗澡的原故，造成肛瘘疾病。由于以上多病缠身之故，致使我在92年8月间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当时，我听栾照荣借口我有病把我调到病号队时，我态度强硬地对栾说：“如果把我送到‘细菌室’（病号队里住着的不是残废犯人，就是传染病犯人，并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无论是病人，还是其他的犯人，甚至连警察都称病号队那个地方是”细菌室“。）我将以死进行抗争。把多病缠身的我送到那里，无疑是置于我死地，既然是一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栾照荣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尽管唐元隽被调走了，但依然有几名政治犯在中共召开会议之际，进行了绝食请愿，并要求：（一）释放政治犯；（二）要求回原籍；（三）结束刘刚、唐元隽等人的单独关押；（四）要求保障政治犯的身体健康（其中包含两项内容：A、解决政治犯治病问题；B、改善政治犯的伙食问题。）我和李维、迟寿柱、田晓明等人绝食2天，但劳改营无视政治犯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
唐元隽单独关押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在中共开会之际的绝食斗争，唐元隽的绝食同样遭到的不理睬。唐元隽的单独关押，对他来说，完全倒退“11．15”事件之前的状态，恢复刑事犯对唐元隽的管理。在五大队里唐元隽成年累月地出工加班，每天劳动时间达10个小时以上，并且是常常晚上出工干活，直到第2天早上收工。在收工回来路过一道监狱大门时（监舍与出工地方中间隔道高墙电网。），常常遭到直属队犯人，以及站在门口的朱小林等警察的刁难，强行对唐元隽进行灌输犯罪意识（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每当唐元隽拒绝“洗脑”时，就遭到毒打、电棍电击。然后又有几名犯人按着唐元隽的脑袋，让唐元隽头朝下弯腰撅者，一撅就是1个小时。这种非人道的现象，一直持续到94年3月份，5名美国记者到凌源劳改营之后，唐元隽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92年11月1日，唐元隽回到九大队一中队找我借书看（唐元隽被单独关押临走时，九大队一中队队长张某某再三对唐元隽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回来办理。”），我还没有把唐元隽要看的书找出来，狱政科科长杨保玺、狱警朱小林率领一群刑事犯人闯进九大队一中队第二监舍，杨保玺进屋二话没说，就给了唐元隽几个大耳光，朱小林也不断地踢踹唐元隽的腿部、生殖器部位。屋内的政治犯见警察伙同刑事犯人对多病的唐元隽实施暴行，一起冲上去，把唐元隽围在中间，想制止暴行。然而政治犯的义举，让杨保玺等人恼羞成怒，对帮助唐元隽的政治犯打大出手，而且还在事后，对政治犯采取了报复行为，当天把唐元隽、迟寿柱关押到冰冷的小号里。把李静娥关押到矫正队进行“矫正”，一直关押到93年1月19，也就是说关押到李静娥出监的那一天，。李杰一方面坐小板凳遭受体罚，一方面又恢复了10多个小时的劳动。我和李维被禁止放风。
随着不断报复的开始，政治犯在91年11月15日通过抗暴自救所得到的一些改善，在渐渐地被劳改营剥夺。刑事犯的魔爪也在渐渐地伸到政治犯所在的领域，并不断的对政治犯实施暴行。
92年8月的一天，因刑事犯克扣政治犯的囚粮，肖斌找说理，被吕洪军把1只眼睛打成“熊猫眼”。92年10月的一天，吕洪军对司伟大打出手，致使司伟全身有明显的青肿创伤。94年7月的一天吕洪军闯进李杰住的监舍里对李杰拳脚相加，矫正队刑事犯人王伟、庞宪文、姜洪伟等一群刑事犯见吕洪军1个人打李杰觉得不过瘾，便蜂拥进李杰住的监舍内，与吕洪军一起对李杰施暴，致使李杰被打昏死过去，当有些政治犯如迟寿柱上前阻止时，也随即遭到孙权的毒打。事后当天，数名政治犯起草一份指控书，控告刑事犯违法行凶的行为并要求惩罚打人凶手，保障政治犯的人身安全，要求不准刑事犯插手政治犯的一切日常事务，更不准出现虐待政治犯的行为。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栾照荣接到控告书之后，不仅不给转往法院，反而随即撕掉，并扬言如果把事情扩打下去，把你们拆散全分到刑犯大队去。政治犯对栾照荣所做出的恐吓及对刑事犯采取纵容的做法，深感愤慨，并对此举行集体绝食抗议活动。住在楼上的刘刚（93年4月搬到所谓的“暴乱楼”并住在5楼的严管队里，我和其他的政治犯与矫正队的刑事犯人同住在4楼）闻讯后，乘人不备跑到楼下绝食助阵，但不久就被拖回严管队。两天的绝食抗议活动在劳改营里没人理睬，在绝食的过程中，赵军路发现住劳改营的检察官在楼下溜达并告诉了李杰。李杰跑到楼下对检察官述说此事时，但检察官一甩袖子走了，对此事根本就不过问，可见劳改营设立检察机关，不过是个“花瓶”作点图有虚名的点缀而已。
在这次抗暴时间之后，九大队一中队又开始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楼梯口处的大铁门1天24小时几乎紧锁着，钥匙由刑事犯掌管，刑事犯可以自由出入。九大队一中队又开始恢复了刑事犯的管理，在刑事犯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出现刑事犯随意毒打政治犯的现象。一天刑事犯孙权说迟寿柱用不好的目光瞅了他一眼，随即对迟寿柱一顿拳打脚踢。刑事犯王伟在94年3月初的一天，对赵军路做下流动作，赵要告王，王反而危胁赵：“我无期徒刑怕你，惹急了我，我宰了你。”赵军路把此时反映上去，上面反指责赵军路有问题。赵军路一之下心脏病复发，昏了过去。在九大队的监道处经常有几名刑事犯来回不断往关押政治犯的监舍里窥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或者有时开门闯进监舍骚扰政治犯的正常生活。刑事犯不断的肆无忌惮的行为，对政治犯无论是对生命、身体，还是精神方面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刑事犯的所作所为，政治犯多次要求警方制止刑事犯这种野蛮的做法，但劳改营对政治犯提出的保障政治犯的生存权一事置若罔闻或者对政治犯进行威胁。从刁烈下面这种做法，就可以看出劳改营对政治犯所持的态度如何。
刁烈每当找政治犯训话时，常常让刑事犯王伟等人站在身旁，而且刑事犯还可以在旁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另外刁烈每次到关押政治犯的监舍进行巡视时，总是要带上一群刑事犯助威。刁烈的这种行为明显地是放纵、纵容刑事犯对政治犯采取各种野蛮的做法创造下手的条件。在这样狱政管理制度下，政治犯的任何抗议要求，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遭到不断的报复。
94年夏季的一天，狱政科长李扬（此人因管理监狱“有方”被擢升为科长）等人为了给自己创收，从沈阳廉价购进一大批7块钱一件的衬衫，衬衫不仅是库压过时的，而且质量很差的半袖衬衫。然后用15块钱的高价出售给劳改营中的2千多名被关押人。政治犯拒绝购买强行推销给政治犯的半袖衬衫，为此狱政科对此忌恨在心、耿耿于怀，伺机寻衅进行报复。94年8月4日这一天，杨保玺悄声地出现在三楼门口，一眼看见正向厕所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卫生纸的李维，随即大声喊到：“李维，你给我站住，”并快步窜到李维跟前，“见到本政府为什么插兜？”李维说：“我这手不是在兜外吗。”“你敢嘴硬。”杨保玺说道这里，就踹了李维一脚，“刚刚看见你把手掏出来，就不承认，我叫你不承认，”便打了李维几个大耳光，这时矫正队的刑事犯人一涌而上，认为这是讨好杨保玺的好时机到了，不份青红皂白，对李维打大出手。事后，李维上书朝阳法院控告杨保玺随意践踏人权，要求惩罚打人凶手。李维将控告信交给栾照荣并让其转发，但是直到今日没有任何结果。在劳改营里任何一项控告侵犯人权的正面要求，不是与虎谋皮，就是石沉大海。
94年9月16日，劳改营对刘刚进行突击搜查，强行搜走刘刚所写的有关《凌原劳改营的人权报告》及一些写给西方民主国家首脑的公开信，并扬言要给刘刚加刑，至于结果，由于刘刚被严加看管，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从以上的时间顺序来看，劳改营对政治犯的迫害依然如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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