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情，而刀刻般的记忆却无法磨灭。2011年8月下旬获息：刘苏里9月初访问美国，从洛杉矶入境。我很兴奋。我和刘苏里、陈小平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的三位北大毕业生，曾在八九民运时一起挺身而出，使得从未闹过学潮的中国政法大学风云一时。
与刘苏里分别已经22年。1989年6月10日，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汽车站，我为刘苏里、陈小平送行，神情凝重，离情依依。当时，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刘、陈在八九民运期间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骨干，正是中共当局急于搜捕的要犯。他俩不听劝阻，决意返回北京“投案”，果不其然，返回北京后即被捕，投入秦城监狱。
2011年9月7日深夜，终于接到期待的电话，“是仁华吗？”“是。是苏里吧？你终于来了！”我们都很激动，语带哽咽。苏里提到，因为初次来美，老同学徐征特意陪同前来。徐征和刘苏里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研究生同学，毕业后一起留校任教。“六四”期间，我与徐结缘。
1989年6月4日上午10时许，我和刘苏里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清场，之后率领数十名学生返回中国政法大学，与一夜坐立不安的陈小平会合。我们估计中共当局很快将展开抓捕行动，决定离校躲避。午后，我们到了徐征所提供的离政法大学不远的藏身处。苏里、小平连夜起草了退党声明，抗议六四屠杀，并计划“自动投案”，进行法庭斗争。我坚决反对他俩的计划，最终与徐征说服他俩随我南下温州避风。
2011年10月8日傍晚，我来到约定的见面地点——洛杉矶罗兰岗市半岛海鲜酒家。稳定心情后进门，苏里快速离座过来，一个紧紧的拥抱，凝聚了22年的思念！六四后，刘苏里长期受监控不能出境，而我至今不能入境中国。一对生死弟兄分别22年后重逢，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人才会有此经历，可谓是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见证。
苏里说：“你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化。”我说：“怎么可能呢。”流亡22年，多少逝去的亲友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脸上的岁月痕迹虽不明显，心中却早已伤痕累累。
在座的除刘苏里外，还有他的妻子张焕萍，及徐征、贺小微夫妇。一落座，我就问苏里的腰伤。他说，长途飞行后有些不适。2010年10月22日深夜，刘苏里回家途中遭到8名彪形大汉绑架，他极力反抗挣扎，导致腰椎压缩性骨折，在病床上躺了数月之久。绑架者是北京国保，原因是他的好友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刘苏里遭绑架失踪后，徐征、贺小薇夫妇到公安部门要人，对方出言恐吓，因腿伤架着拐杖的贺小薇毫不示弱，与其大吵一架。
我心疼地责备苏里：“你干嘛反抗呀，跟着走就是了。”苏里说：“那帮孙子忒牛逼，根本就不亮明身份，我真以为遇上绑匪了。”我看着徐、贺夫妇对苏里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你有这样仗义的朋友真是幸运。”当年苏里进秦城监狱不久，其妻昌竞如就以留学的名义到了美国，呼吁营救，而狱中的苏里一直都是徐、贺夫妇照料。
苏里很关切我当年跳海游泳出逃的情况。1989年10月，我悄然回到北京与一些朋友会面。不少朋友说，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情况危急，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外界不了解这些，需有人到海外呼吁营救，我自告奋勇设法偷渡出国。1990年2月，我跳海出走，抵达香港后，接待方不允许露面，我暗地联络《当代》半月刊杂志总编辑程翔、刘锐绍，以笔名“吴明”写了包括陈子明、王军涛、刘苏里、陈小平的系列人物的介绍文章，并写了题为《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的数万字文章，叙述了亲历的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
我将签名的拙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作为见面礼送给刘苏里夫妇、徐征夫妇。我问徐征：“名字没写错吧？”他说：“你还记得呢？”我说：“怎么会忘记，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对一脸诧异的贺小微说：“逃离北京前夜，你们找来了苏里的妻子——也是我和陈小平的朋友，分别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我就住在你家呀，在学院路。”她想起来了，笑着说，“那是我二哥的房子。”
1989年6月5日，刘苏里前往北太平庄的政法大学教师宿舍区，在马晓玲家与王军涛会面。苏里一脸络腮胡子，身高180多，特征明显，贺小薇为他化了妆。当时王军涛、陈子明正在寻找八九民运的骨干，给他们提供北京人才评价考试中心主任谢小庆（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滔之子）出具的假工作证、单位介绍信，帮助逃亡。苏里告诉军涛，我们明天将离京南下温州。王军涛、陈子明说，宁可坐牢，也不逃亡国外。
当晚，徐征夫妇穿越气氛恐怖的北京城，找来了苏里的妻子、小平的女朋友H和我的“女朋友”Z，分别为我们安排了住处，让我们在逃亡之前有个宁静的告别之夜。生离死别，我与Z一夜无眠，北京城时有枪声响起，窗外的学院路时有军车驶过。
Z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一个远离政治的20岁姑娘，因我而与八九民运结缘。1989年4月21日晚，北京各高校数万学生首次联合行动，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彻夜等候翌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追悼会。我在政法大学队伍前带队，胆怯的Z在队伍外围一路尾随，不时地让她的学生给我送进口香烟。1989年5月19日晚，北京即将戒严的消息使得气氛极其紧张，在新华门前担任指挥的我力劝Z离去。我们在长安街上道别，她给了我一个令人难忘的紧紧拥抱。1989年6月3日下午，我在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前召集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再三告诫闻讯而来的Z，今天形势紧张，无论如何不要到广场找我。1989年6月4日上午，我正在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前跪对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痛哭，Z的女同事贴耳告诉我：“昨晚城内枪声不断，Z坐立不安，不听劝告，一个人骑车去广场找你，至今没有回来。”我托徐征探听Z的情况，将我平安的消息告诉她。
苏里等人很关切我与Z后来的情况。我乘机说明Z并非我的女朋友，她让我感动而没有心动。
1990年2月我跳海出走，与Z失去联系。1991年5月我在洛杉矶出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为了突破新闻封锁，不定期将报纸寄到北京各高校。某期报纸曾报导香港歌星梅艳芳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死难者，被Z的一位女同事——梅艳芳的歌迷——收藏，她将之拿给也是梅艳芳歌迷的Z看，Z惊讶地发现该报的总编辑是我。Z后来自费到美国读博士，通过报社的电话联系上我。Z最终入了佛门。
贺小薇插话说起当年她和徐征送我们逃离北京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
1989年6月6日上午，我们到西直门坐地铁到北京火车站。在地铁车厢巧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经济学周报》副社长费远，他挤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什么都没说。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无人检票，我们登上南下的火车。车上有许多逃离北京的学生，叙说各自的六四经历。火车在山东境内停滞不前，因为各地学生堵路抗议六四屠杀。我们决定包租汽车继续南下，为了掩藏行踪，每隔一段路程就换车。在南京再次受阻，南京长江大桥被抗议学生阻断。6月7日深夜，我们租的车在浙江金华山区爆胎，一位乡民得知我们的身份后自告奋勇下山找来修车师傅。6月8日晨，我们终于抵达我的家乡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苏里说：“我记得当年是住在你家的二楼。”我纠正说：“我们是住在四楼。我家是四层的楼房。”这么多年过去，记忆难免有误，如果不是与徐征夫妇重逢，我还一直以为当年护送我们离京的是毕谊民。久别重逢，许多话题都围绕着令人难忘的八九民运。我问苏里：“还记得当年那两块大看板吗？”他说：“当然记得，那是我准备打家具的木头。”
1989年4月20日，为了给第二天晚上北京各高校联合举行的游行壮声势，我提议做几个四人抬的大看板，苏里捐出木头做了两个大看板，一个由青年女教师张丽英画了胡耀邦遗像，一个由青年教师刘斌书写了中国宪法有关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第34、35条条款。后一个大看板十分引人注目，中国历史博物馆曾来人联系，要求收藏。
我向苏里求证，当年制作白绸布的“中国魂”挽联是不是花费了700多人民币。苏里说，可不止这个数，记得是花了3000多人民币。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刘苏里即到北大活动，参与制作长达7米的白绸布挽联，上书“中国魂”三个大字。1989年4月17日深夜，数千名北大学生以这个挽联为前导，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
苏里问我：“记得被运回政法大学的五具遇难学生遗体吗？”我说：“我们曾跪在遗体前痛哭失声，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哭过。”
1989年6月4日上午7时许，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行至西长安街的六部口，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多辆坦克从背后快速追轧，编号106号的坦克冲进路旁的学生队伍，造成11名学生死亡，多人重伤致残，其中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双腿高位截肢。一位小卡车司机自告奋勇，将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运到政法大学，摆在教学大楼前。上午10时许，我和刘苏里带领数十名学生一进校门，就跪在遗体前痛哭不已，发誓永不遗忘。
我们回忆起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我问苏里，还记得最后时刻你跟我说的话吗？他想了一会，想不起来。
1989年6月4日凌晨4时整，天安门广场突然熄灯，一片漆黑，恐怖之极，数千名坚守者感觉最后时刻来临了，含泪高唱《国际歌》，歌声悲壮。数以万计的戒严部队军人已将广场围得铁桶似的，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集聚着第24集团军、第39集团军、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前集聚着第27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65集团军，南侧的箭楼一带集聚着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北侧的天安门城楼前集聚着第38集团军。我和苏里并肩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北侧最高一级台阶上，目睹装甲车、坦克从天安门城楼前出发，由北往南向纪念碑碾压过来，第27集团军数百名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官兵冲上纪念碑基座。当时，苏里握住我的手平静地说：“几十年了，我们终于轰轰烈烈地与共产党干了一场，今天哥俩就是死在这里也值了。”
其实还有一个难忘的人，那就是苏里当时的妻子昌竞如，但由于刘苏里现任妻子在座，我又是与她初次见面，不好提到昌竞如。
1989年6月4日凌晨，昌竞如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当时戒严部队已在木樨地等地大开杀戒，她实在放心不下刘苏里，但知道不能、也无法劝刘苏里回家，只好泪流满面地一再叮嘱我，关照好苏里，乔西需要他。苏里的儿子乔西当时只有两岁多。由于昌竞如的叮嘱，无论清场的过程如何艰险、混乱，我始终盯住苏里，一直到返校。后来刘苏里、徐征夫妇在话题中提到了昌竞如，我才说起了有关昌竞如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昌竞如在抵达美国后，挂着“释放我丈夫刘苏里”的牌子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抗议，引起媒体广泛注意。徐征说，国安曾找他谈话，暗示会从宽处理刘苏里，要他转告昌竞如停止抗议活动，否则会影响处理结果。我说，告洋状其实是有效的。1991年2月，刘苏里免于起诉，获释，但被中国政法大学开除公职。
另一件事是：2007年5月，我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昌竞如看到新闻报导后邮购了四本书，因为书中写到了她及乔西，给我写了一封信，附上乔西的近照，已是个小伙子。
我说，乔西长得跟苏里太像了，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徐征插话说，父子俩的脾气也一样倔。
2011年9月12日，与刘苏里夫妇、徐征夫妇在洛杉矶一朋友家共度中秋。平时滴酒不沾的我特意带了几瓶加州红酒，但苏里、徐征喜好北京小瓶装的二锅头。
酒后月夜下喝茶聊天，话题轻松了许多。我一脸坏笑地对苏里说，你那万圣书园虽然名气响亮，但肯定没有经济效益。苏里嘿嘿傻笑。张焕萍笑着说，苏里哪会做生意。
1993年，被开除教职的苏里在高校云集的北京市海淀区创办了万圣书园，历经18年苦心经营，成为知名度颇高、口碑颇佳的民间文化场所，也因此备受官方“重视”，严密监视，打压不断。
我们聊到了许多共同经历八九民运的政法大学同事。我说，虽然多年没有联络，但对他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我的外甥女1999年入读政法大学法律系，因为我曾受到许多老师的善待。外甥女在北大法学院读完硕士，到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读书，曾对我说：舅舅，没想到你在政法大学还有知名度。我笑称：当年你舅舅可是稍有名气的动乱分子。
2011年10月2日，与苏里在洛杉矶一友人家聚会，第二天他将回中国。晚餐后，我与他在院子里单独交谈，涉及许多人与事。在谈到中国的局势和未来时，苏里神情凝重地说，革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当局不分激进或温和、暴力或非暴力，对民间力量一律打压，堵死了所有和平转型的途径。我说，意识形态政党尚有主动变革的可能，意识形态毕竟比较虚，容易放弃，如今中共成了彻头彻尾的利益集团，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利益，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利益，中共绝不可能主动变革，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又是巨大的利益，不可能放弃。我告诉苏里，自从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的八九民运遭到血腥镇压，我就认定下一次爆发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是非暴力的。何况当今中国的贫富分化和官民矛盾如此严重。
自从苏里创办了万圣书园，我始终极为关注。苏里说，万圣书园一直被重点监控，如今面临生存危机，此次出国前还在与国保交涉。当局将万圣书园视为“裴多菲俱乐部”，一直想予以关闭。
告别之际，从不注重照相的我特意与苏里夫妇合影留念。最后，我们互道保重，相约在北京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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