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徐良的哥哥从老家来了。他托着疲惫的身影,脸上挂满了被岁月摧残留下的痕纹,两眼充满凄伤忧虑的目光。他在徐良家的床沿上坐下,拉起了弟弟的手,讲出了一桩桩忽而令人破涕而笑,忽而让人揪心难受的往事。

山东省日照县西南方离海边最远的角落有四个村庄。根据所在地理位置分别称之为东村,西村,南村和北村。徐良的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大家子就住在东村。解放前,徐良的爸爸妈妈有几亩薄地为生,虽然饿不着,家境也不是很富有。解放后,根据土地的多少,徐良的爸爸妈妈被定为下中农。为此,土地改革运动时还分了八九亩上好的良田,一大家子过着温饱的生活。可是好日子过了没几年,在乡政府连哄带吓的动员下,徐良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大家不情愿地加入了低级社,以后又升级到高级社。一年前,在县政府的强制下,几个邻村的高级社又合并为人民公社,连仅有的半亩多自留地也收了回去。

徐良哥哥清楚地记得十个月前村里办食堂的事情。这一天,村长徐怀才和生产队大队长赵大伟带着几位村民敲着响锣挨家挨户传达上级领导要求生产队办集体大食堂的消息,并明确规定每家每户必须把家里的所有的粮食上交,家里的锅也要捐献给生产大队做为以后炼铁炼钢的原料。

村里的集体大食堂设在村头地主曾经住过的四合院内。为了能提供更大的吃饭空间,还特地把一侧的房子拆掉,把院子扩大,又盖了四间土胚房。

在集体食堂开张的那天上午,县里的姚县长在公社社长和公社书记的陪同下亲临现场。在一排排上面写着人民公社万岁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农村等革命口号的红色大标语下,面对几百名饥肠辘辘的村民,英姿勃勃的姚县长满怀豪情地左手叉着腰,右手做出了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当众演讲的动作,用他那宽大的手掌朝着无边的蔚蓝色天空猛然推去,同时用他那厚重的山东口音,发出了吼声:“我代表日照县政府郑重宣布,日照县向阳人民公社东村生产大队社会主义集体大食堂今天正式开灶了。从今天开始,全村的男女老幼都不要为吃喝犯愁。过去你们在家里一天只能吃两顿或三顿,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到食堂里随便吃,敞开肚子吃,想吃几顿就吃几顿。”姚县长回过头和旁边的大队领导嘀咕了几声,猛地扭头对着人群,拿出了气壮山河的派头,一挥手,高呼:“开饭了!”接着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大家推推搡搡涌入了用大帆布临时搭起的室外食堂,排队领饭菜。为了给食堂来个开门红,大队专门杀了两头猪,一头牛,还特地加了两个炒菜。东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深深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个个吃得到了嗓子眼才肯罢休。

“那后来哪?”徐良好奇地问

“后来……”哥哥摇了摇头。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天以后,食堂的饭越来越差。开始白面馒头随便领着吃。没几天换成了玉米饼子。再往后只有地瓜面窝窝头,而且还要限量。菜也是一天比一天差。开始有青菜猪肉炖粉条,以后变成了油花少的可怜,只有几根青菜的菜汤,再往后连菜汤都没有了,只给咸菜疙瘩,也是限量。饭量大的年轻小伙子都叫着吃不饱,家里的粮食没有了,做饭的锅也没有了,只好借钱再买。但是钱又从哪里来呢?”徐良哥哥说完,一脸委屈的表情。

“到生产队把自己锅拿回来不就得了。”徐良不解地问。

“拿不回来了。”哥哥叹了一口气,又讲出了下面的故事。

半年以前正逢夏季,正是农忙的时候,生产队长带了了公社的指示,说工人大哥现在正忙着大炼钢铁,我们农民兄弟应该伸出手给予支援。怎么做呢?每个生产队都要抽出人力物力,自己建高炉炼钢铁。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到县里培训。于是,东村的赵队长不得不抽出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让徐良的哥哥徐贵民带领,在山沟里建高炉炼铁。没有煤炭,把成片茂盛的林子活生生地都砍了,当煤炭烧。没有炼铁的材料,用收上来的铁锅当材料,不够到村民家里去找。

徐贵民不但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是位铁匠,从小学手艺,能打一手好铁。徐贵民真有两下子。他利用山沟的地势修建了高炉,没多久还真就炼出了生铁来。这一下可把县领导乐坏了,给徐贵民发了奖金不说,还给他带上大红花到其它村庄传授炼铁的经验。没多久,省报上还登出了徐贵民带领村民,就地取材炼出钢铁的消息。一时间,徐贵民的家成了记者们访问的地方,成了其它村民学习取经的场所,每天人来的那个多,把徐贵民家的门坎都踩平了。为了此事,徐贵民还到省城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表彰大会,还受到省领导的接见。不过,他不喜欢省城的高级宾馆。他第一次住进去的时候,看到什么都新鲜。一进房间有一张大床,上面铺着大花被单,累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躺在了上面。没想到床里面有暗道机关,人刚落在床上,忽地一下床面下沉了至少三寸,吓得他叫着滚在了地上,额角还渗出了泪珠。那天晚上徐贵民不得不睡在地上。茅房也奇怪,和家里的完全不一样。一个坑就一个坑吧,还高出了地面。那天,徐贵民不得不胆战心惊地站在上面出的宫,还拉在了外面,害得他清理了半天。以后才知道那张床是从老毛子那里进口来的,叫什么席梦思;茅房叫马桶,可以坐着拉屎,省体力,但徐贵民还是不喜欢,坐着拉屎多别扭啊!

没多久,秋收开始了。虽然一九五八年的夏天因大炼钢铁抽掉了许多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由于风调雨顺,日照县每一个村都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正当东村生产队赵大队长为该村玉米亩产量达到一千一百斤沾沾自喜,准备把这一喜讯报给公社的时候,小四子慌慌张张从西面跑来了,一惊一乍地说:“大队长,不得了了,西村报给公社的玉米亩产量达到三千斤。”

赵大队长听了以后脑子嗡地一下,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就见小五子从南面气喘吁吁边跑边说:“大队长,打听到了!打听到了!南村准备报给公社的玉米亩产量为五千斤。”

赵队长听了后惊得身子往后一仰,差一点跌翻在地,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每亩产玉米五千斤?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

就在赵队长叹吁之际,小六子从北面跑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大队长!大队长!北村简直神了。他们的玉米亩产量竟然达到一万斤。”

赵队长不听便罢,一听勃然大怒。他用手指着小六子说:“你给我滚!滚的远远的。简直他妈的胡扯。”

“大队长,我说的都是真的。骗你马上变成一只癞蛤蟆,还是六只腿的。”小六子说完委屈地脸拉得有一尺长,驴脸似地,都要哭出声了。

这时候,旁边的那位细皮嫩肉,三根筋挑着一个大头,有着柳枝腰,弱不禁风一走三晃的李快计不慌不忙地走到赵大队长身边,用娘们似的音调,耳语道:“大队长,看来每个村都在谎报军情。我们是不是也……”

赵大队长听了李快计的话如梦惊醒,他低头想了想,一咬牙,心想你们他妈的出手都够狠的,想看我东村的笑话,没门!他猛然抬起头来,鼓足腮帮子大声说:“我们就报玉米亩产两一万二千斤。”其实,这还不算高。报纸上登出的最高玉米产量为二万五千斤。比赵大队长报的玉米产量整整高了一倍。

李快计接着扯开了娘娘腔的嗓门问:“那么花生亩产量报多少?我们现在到手的花生才平均亩产二百多斤。”

赵大队长把嘴一扭,气势汹汹地说:“咱就报四百斤。你们说少不少?”

小六子马上接口:“太少了。北村报出亩产花生一千五百斤。”

小五子急忙打岔:“南村报了亩产花生二千斤。”

赵队长心想反正吹牛他妈的又不交税,他把大手在李快计肩膀上一拍,说:“我们报花生平均亩产量四千斤。”就见李快计被赵队长拍得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差一点摔倒在地。把在场的村民笑得前仰后合的。以后才知道别的村的花生竟然亩产二万多斤,一个个长的跟山芋似地,虎头虎脑的,一棵花生苗能结出二斤多花生娃娃呢。

在那段日子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连傻子都能看出是假的,没有人敢去揭穿。于是,谁把牛皮吹的最响,谁就受到表扬,县政府就会敲锣打鼓给村长,队长,或立功的农民胸前戴上大红花。都说德国民间故事《吹牛大王历险记》里写的能吹破房顶,死人听了也会活过来,但《吹牛大王历险记》要和当时那些吹牛的人相比简直是望尘莫及,吓得要抱头鼠窜。据说有些人吹牛成了瘾,一天不吹患抑郁症,二天不吹得疯牛病,三天不吹要小命。

在不吹牛不能活的日子里。赵队长把亩产几千斤的南瓜报成亩产十万斤;把亩产两百斤以下的谷子报成两千斤,把亩产不到一万斤的地瓜报成三十万斤。在东村农民的眼里这已经是天数了,牛皮都吹的透明了。赵队长得意地捋着小胡子,心想:“就凭东村今年秋收的业绩最起码也要上省报的头条。”他左等没消息,右等没消息。急得他派人到县里打听才知道,他报的那些农作物产量在省里连号都挂不上。人家报的地瓜产量每亩六十多万斤,谷子达到每亩四千斤。南瓜一个就一百多斤,每亩近五千个南瓜,你算算亩产多少斤?人家才真正放了卫星。

除了农作物以外,养猪养牛也出现了奇迹。赵大队长带领群众进行科研,发明了一种猪饲料配方,饲料里除了有地瓜面和糠皮,还放入了一种野菜。这种饲料不但可以喂猪,喂牛,也可以养鱼。刚生下来的小猪吃了这种饲料平均一天长一斤肉;母猪吃了能一下子生出五十个猪崽;奶牛吃了每天能产奶三十斤;春天的鲤鱼苗吃了平均一星期长一斤,不到三个月个个都十斤以上,圆滚滚的,像吹起来的气球。

虽然东村的农作物产量报到省里以后,没有拿到前六名,但仍然受到了省级领导的好评,被列为日照县的标兵单位。为此,县里决定由姚县长牵头,带领记者们一起参观东村的地瓜地和南瓜地。去之前,姚县长故意让秘书把参观的具体时间透露给了东村赵队长,让他做好准备工作。赵队长知道后急得满屋里乱转,踱来踱去的,心想:“这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记者们相信地瓜亩产三十万斤,南瓜亩产十万斤呢?”正在这时,他老婆捺着鞋底从外面走了进来。赵队长见了触景生智,他一拍脑袋,一跺脚,冲着老婆高喊一声:“有了!”惊得老婆往后倒了好几步,骂道:“你疯了?整天魔魔道道的。”没想到赵队长扑过去抱住老婆就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兴奋地说:“多亏了你!多亏了你!”搞得老婆晕头转向,看来自己的丈夫真疯了。

赵队长跳着蹦着就出了门。他马上组织村民把别的地里的南瓜和地瓜分别搬到一处,用针线把南瓜和地里的南瓜,地瓜和地里的地瓜缝在了一起,在线结处还涂上了颜色。

第二天,当姚县长带领的一群记者蜂拥来到了东村。赵队长便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领着参观团朝着南瓜田走去。离南瓜田还有一百多米远,就看见田里一片黄灿灿的。到了近前,惊得记者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喜得姚县长搓着手哈哈大笑。每一棵南瓜秧竟然结出了十几斤重的大南瓜四十多个,有几个南瓜大的惊人,每一个至少有八十多斤。最令人惊诧的是南瓜的数量。地里的南瓜那个多啊!瓜压着瓜,藤压着藤,根本看不见土地。记者们一个个交头接耳纷纷议论,都说赵队长低估了南瓜的产量,照这个架势,亩产至少二十万斤。赵队长装出谦虚的样子,说:“我们不敢多报,报多了怕别人不相信。”姚县长看到赵队长既严肃认真,又谨慎从实的态度,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众高声背诵了一段毛泽东语录:“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接下来,姚县长和记者们在赵队长的带领下又去了北坡的地瓜地。当时已经是深秋,有的地瓜叶开始枯萎,有的地瓜秧子开始发黄,有营养不良的样子,姚县长和记者们开始怀疑起了,这样的地瓜地难道能亩产地瓜三十万斤?心中有数的赵队长不紧不慢,他到了地瓜地一眼就看到了用小石子做的记号。他装模作样指着有小石子的一棵地瓜,心不在焉地说:“你们说这一棵地瓜秧下面结了多少个地瓜?”一时间,有说十个的,有说二十的。赵队长从旁边的村民手里拿过来了一把铁锨,当着姚县长和众记者的面就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也就是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赵队长竟然从这棵地瓜秧子下挖出了五十多个地瓜,最小的有半斤,最大的有三斤多呢。一位记者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让赵队长再挖一棵。赵队长又找到一棵有小石子做标记的地瓜秧,用心地挖了起来。这一次,赵队长在这棵地瓜秧的下面挖出了六十多个地瓜,比刚才那一棵地瓜还多十个。把姚县长和记者们惊得眼睛都看直了,人都看傻了,呆呆地站着,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真应了那句话:“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旁边一位村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上前拉了一下姚县长的衣角,用手指着挖出来的地瓜,哆哆嗦嗦地说:“这些都是假的。”赵队长一个鱼跃跳到那位村民旁边,一把把这位告状的村民推倒在地,厉声喝道:“好你一个王友生,胆敢公开反对大跃进。把他给我带回村里去!”旁边的几位民兵早就摩拳擦掌做好了准备,忽地一下,恶狼扑食就围了过去,有拧胳膊的,有摁头的,就把那位名叫王友生的村民往村子里拖去。王友生不服气地大喊:“这地瓜都是缝在一起的。你们不相信我指给你们看。”这时候,姚县长和众记者都心知肚明了,但没有一个人跳出来戳穿这个谎言,都不停地夸奖着赵队长。采访就这样顺顺利利地通过了。几天后,在地区的报纸上刊登了东村在赵队长的领导下,大干快上的革命事迹。

那天晚上,赵队长在家里正吃着饭,王友生的老婆领着两个不大的孩子哭哭啼啼来到赵队长家,哀求着赵队长放人。赵队长装做不知道的样子,说:“他没有回家吗?”王友生的老婆哭着说:“他正在民兵队部的房梁上吊着挨鞭子呢!”赵队长又装出生气的样子,把手在桌子上使劲一拍,大叫道:“真反了他们了。走,一起去看看。”当王友生从房梁上被放下来的时候人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了。赵队长装作不高兴兴的样子,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下手这么狠!”心里却在说:“活该!这就是说真话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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