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中文网三月一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专访苏晓康：风雨三十载话〈河殇〉》的访谈，引起了海内外广大华人观众和听众的热烈回应。时光荏苒，一晃眼《河殇》播出已近三十年了，但它的魅力和影响力犹如发生在昨天。
我与《河殇》的渊源
就在《河殇》热烧遍海内外大中华圈的一九八八年，我以一篇题为《〈河殇〉观后感》的征文参加了香港《星岛日报》举办的当年度《开卷有益》青年读书征文比赛，并获得了第二名。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写出的文章不论是题材还是遣词用句，都与当时港、台流行的题材和用语“格格不入”；该届征文比赛的评判都是港、台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而当时港、台文教界一些人士特别是在台湾接受教育的人士，对从大陆来的人和大陆文化，在潜意识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如香港语文老师会把大陆采用的简体字视为“错别字”看待。我能获得该届比赛的第二名，《河殇》当年在港、台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应该是重要因素之一。
《河殇》的历史意义和多舛命运
历史意义和贡献
借着撰写此文的机会，我又重新在YouTube上观看了一遍长达三个小时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河殇》以史诗般优美的语言、恢宏的气势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更以一种与中共长期灌输给中国人的思想／观点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从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了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传统事物进行了辨析和批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河殇》无疑是一部重新检视和看待中外历史文化和世界发展的醍醐灌顶之作，故该片播出后，引起了中国社会相当大的震撼和反响。央视不仅两次重播了《河殇》，各省市电视台也全部转播并重播了《河殇》，它还迅速风靡了在文化上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文化格格不入的海外大中华圈。
正如“美国之音”中文网所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河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部六集政论系列片……以其振聋发聩的气势打动人心，风靡全国，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多舛的命运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离经叛道”的《河殇》在中国大陆被禁播。大陆主流媒体在批判赵紫阳的同时，也对《河殇》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该片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乱的蓝图”。《河殇》的两位总撰稿人苏晓康和王鲁湘被官方称为“动乱的幕后推手”并被中共高层点名通缉，《河殇》的五位撰稿人中有四位被迫流亡海外，王鲁湘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河殇》的制作人员也通通受到迫害，如该片导演夏骏即被央视开除公职。
《河殇》虽不足，但仍启迪中国人走向未来
《河殇》的不足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河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与当时的时空环境和撰稿人、编导者学识局限和认识局限有关。苏晓康二○一四年就曾表示：以现在的眼光看，《河殇》的思考水平有限，并且很肤浅。二○一五年，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指出：《河殇》并非对中华文明抱有敌意、或是要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而是针对八○年代各种旧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希望中国像开放的海洋一样，建成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国家。王鲁湘同时也承认，《河殇》以及当时的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瞭解都不够深入。
《河殇》对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的启迪
正如苏晓康在“美国之音”访谈最后所说的那样，《河殇》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现在正走在歪路上，应该重新提倡《河殇》式的思考方式，（中国人）要有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我们要不断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不仅从政治、经济的层面，也要从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层面。”知识精英的不断思考和勇敢探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源泉。三十年后的今天重看《河殇》，最大的感慨是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时，中国知识精英已经具有那么广阔的、全球化的视野，已经具有那么勇敢的自我检视、自我批判精神。对比当下，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但当今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不敢对中国的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就是钻进“钱眼里”无法自拔。当前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境界与《河殇》时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不仅需要《族殇》，更需要《党殇》
有网民痛心疾首地指出：由于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瀰漫着一片乌烟瘴气、唯利是图、道德沦丧，故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几千年的进化后，现在急需进行一次“族殇”。
但笔者并不认为中国迫切需要“族殇”，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几乎所有困境、矛盾和问题都可以最终归结到执政党身上，故中国更需要的是“党殇”，即中共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进行党内政治体制改革。再深刻的“河殇”、“族殇”也不如一次“党殇”，因为“按照一种内陆文化（即”党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河殇》结束语）。尤其是在习时代，邓江胡三代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和浪费资源为沉重代价快速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困境，民众要求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声更踩到了中共的“红线”。各种矛盾交织积累下，中国和中共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习近平的治国之策不是开启一次“党殇”，而是实行“废黜百家，独尊‘习’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人人不得“妄议中央”，万马齐喑下全国只能有一种思想即习近平思想，中国有走回毛时代的危险迹象，历史将证明这股时代逆流不会成功。当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终于提出进行一次“党殇”时，很可能如同清末辛亥革命前夜清廷终于下决心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一样，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争鸣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