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根据《人类行为大全》一书，洗脑被定义为“在施加压力的条件下实行的一套强化的宣传技术。”1在这裹，“施加压力”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正如我在第20节中讲到的那样：“倘若没有来自党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外部压力，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便不可能发生。”
在和平改造工商业运动中，共产党提出过一个口号，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其实共产党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我在第16—18节中已经讲到过共产党施加的各种压力）。广大知识份子发现，除非他们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自我改造，否则，就没有其他出路。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改朝换代只是政权易主，人们只消改变其效忠的政权对象即可，而在其他方面大体可以照原来的做法去做。共产党革命却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为了适应新的时代，你必须做出全盘性的调整才行。如此说来，在五十年代初期，大部分知识份子之所以表示接受思想改造，与其说是他们受到了新真理的感召，不如说是他们感到了社会的巨变，努力适应这种变化而已。
一九五零年四月，北京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的小册子，收集了裴文中、张治中、罗常培、萧干、李子英和谢逢我等一批知识份子的文章。其中一些描述，颇能揭示出他们当初的心态。
冯友兰写道：“在北京解放以前，我本是早已准备不走，而等候变的。既然决定不走，可是也没有多看一点共产党的书籍文件，作为思想上的准备，照现在看，这是很奇怪的。这当然还是不愿意变的心理在作祟。”（2）
李子英则说：“新的大时代来了，我要认识它，迎接它，我要设法适应它，感觉到自己学习的效率低，愿彻底改造自己。”③
从字面上看，这两段话讲得很不合乎逻辑：既然你原先不愿意变，为什么变化一来你就转为愿意了呢？“新时代”初来乍到，是否令你满意尚未可知，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适应它，彻底改造自己呢？除非是这个“新时代”根本不尊重你的意愿，不容许你提出异议，你无法改变它适合于自己，你甚至不能在接受它的同时继续保持原来的自己，所以你祇好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便是问题的真正答案。
在《我的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一文中，“周舵讲述了他母亲杨菊淑女士的经历。杨菊淑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事业心极强。五十年代初期举家从海外迁回国内，原指望在”新社会“裹大大施展一番身手；殊不料因为她那”资产阶级教授太太“的身份和一度加入遇国民党的历史背景，竟使她在回国后找不到一件适合于她的工作。失意之余，杨菊淑突然变得十分”革命“，对毛泽东那一套走火入魔，一门心思地争取加入共产党。乍一看去，这种思想观念、感情立场的巨大转变是很令人费解的。细细一想，其缘由倒也相当简单。杨菊淑争强好胜，这一半出于天性，一半出于她在早年倍受众人赞美。因此她理所当然地指望着自己在”新社会“也能如过去一样地展现才华，赢得众人的好评。然而她很快发现”新社会“有着另一套评判标准。在这裹，唯有党员才最光荣，唯有在政治上被视为先进者才可能受到重用；而她自己原先引以为傲的那些品质在如今并不被人欣赏，她的雄心抱负也没有施展的机会。毕竟，杨菊淑不是思想家，她不可能具有”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坚强自信，所以，她才会拚命地改变自己去适应于那套新的标准。应该说，杨菊淑的思想转变在当时的知识份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共产党一向夸口说，一个人祇有跟党走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既然共产党掌握了对全社会的赏罚大权，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这只是一套自我证明。
以下，我们再对各种宣传技术分别加以讨论。
32．动员学习
思想改造的第一步通常是政治学习。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毛选，学首长讲话，学中央文件，学当局编写的历史，学当局树立的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等等。
在汉语中，“学习”一词可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认识、了解、熟悉与研究之意，其二是领受教诲之意。在前一种意义上，学习者对他要学习的东西并没有预设立场，他并没有事先就认定他要学习的东西是确定不移的真理，也没有事先就认定对方比自己更高明。后一种意义则相反。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学习”基本上是指后一种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思想改造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高级知识份子一听到“学习”二字就觉得不顺耳的原因了。他们说：“学习通常是限于学生的，我们是教授……即令还要学习，也得用研究两个字。”对于这种抱怨，共产党的办法是，一方面反复重申它的那套理论是何等的先进正确，一方面又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你也许不肯贸然接受共产党的前一套说词，但你发现你很难拒绝它的后一套说词。再说，共产党推行的学习运动从来都是羣众运动。广大工农羣众，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干部都要学习，你知识份子怎么好置身事外？如果你拒不参加学习，岂不显得你骄傲自大，招人反感？虽然在大多数学习运动中，共产党并不曾明确宣布学习是强制性的，谁不学习谁就要受惩罚，但是共产党既然大权在握，学习运动声势浩大，你不能不感到一种非同小可的压力。所以，除非你早就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着明确的反对态度并敢于公开地表示抵制，否则，十之八九，你都会参加进去。
不要小看参加学习这一行动的意义。因为倘若没有这一步，以后的一切便通通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诱导，又是一个相当温和的胁迫。在这里，压力是无形的，理由是堂皇的，要求是简单的。然而正是这一步，它使你进入了一个你本来未必情愿进入的过程。你已经使自己屈从于对方。尽管这种屈从还很微弱．它似乎更多的是出于自愿，但它毕竟不完全是自愿，它毕竟包含着小小的屈从。重要的是，它开始建立起不平衡的态势。万事开头难。举个例，如果某人一开口就找你借十块钱，你很可能会拒绝。如果他是借一块钱，你很可能会同意。然而有了这第一次，他下一次再找你借十块钱，你就感到比较难拒绝了。因为它违反了由第一次行为造成的你愿意借钱给他的既定态势。
如前所述，党在动员大家参加政治学习时混合地采用了两套说词。好比在饮料中加入色素，你服用了饮料，你也就服用了色素。你也许只是本着暸解、研究的态度才去参加学习的。可是，你参加学习这一行动本身，起码是从外观上看，却表示你响应了党的号召，因而也就是接受了党的全部说词。你好像已经承认了党作为教导者的优越地位，承认了党的理论的正确性。大家都参加了学习，那不能不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党的教导是受万众拥戴的，党的号召是深入人心的。于是你会发现，即使你在一开始还对政治学习抱有几分保留，那么，随着你和众人一道的参加，那份保留便越见消溶。
33．“先入为主”与“习惯成自然”
参加政治学习还会引出其他一系列效果。
假如你原先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不了解”，因而无成见无定见；假如你原先基本上不具有任何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你接触到的第一套理论。根据“先人为主”的道理，你就很容易接受这套理论。又假如它是你接触到的唯一的一套理论（共产党的政治学习是封闭式的，它不让你听到另一种声音），那么，这套理论便会具有垄断性的巨大优势。这两条加在一起，其对人心的征服作用可想而知。
再者，共产党把政治学习搞成羣众运动，它动员广大的民众投入政治学习。我们知道，一个人越是缺少理论思维的训练，通常便越容易接受被灌输的教条。这就造成了可喻之为“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少数有高度理论分析头脑的人处于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的强大氛围之中。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譬如当年批判“合二而一”论。起先，批判还限于所谓学术圈子。批判者不管怎么咄咄逼人，武断专横，他们总还要进行一番哲学论证。因此被批判者好歹还有可能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地为自己辩解。等到“广大工农兵羣众怒斥‘合二而一’谬论”的运动一起来，被批判者还能说些什么呢？
材料表明，在发动政治学习的初期，知识份子中间不是没有异议的。在《我的思想是怎样改变过来的》一书中，裴文中写道：“认为我是投机，如果我的学习是自动的话；认为对我是一个侮辱，如果我的学习是被动的话。”他还说：“有人对于我的开会，批评我是热心的、忠实的抬轿子者。”5可见在当时，仍有一些知识份子，出于对趋炎附势的厌恶，出于知识者的自尊，对所谓政治学习运动还是多少有些抵制的。众所周知，直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仍可听到把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者称为“假积极”的讥讽，只不过这种非议越来越变成拿不上桌面的东西。因此无法阻挡那个大潮流。
广泛的、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学习运动给人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不管你是否经过了独立思考，不管你是否真心地接受．政治学习运动的一个直接效果是，它把人们带入了它那套话语系统，带入了它那套无所不包的，自我封闭的概念迷宫。一种声音在你耳边响得太久太久了，它就会逐渐变成你自己的声音。我有一位爱唱歌的朋友，在革命歌曲大家唱、天天唱的年代，他就对那些流行的革命歌曲很不喜欢。他更爱唱过去的民歌，苏俄歌曲和其他外国歌曲。但是他告诉我，有很多次，当他一个人不经心地哼唱歌曲时，哼着哼着，猛然意识到自己哼的偏偏就是他很不喜欢的流行革命歌曲。奈何！这还是对革命歌曲有自觉抵制的人，其余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众所周知，在发明一套有独特风格的语汇方面，毛泽东自然是首屈一指，其次就算林彪。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的那套语汇一概被打入禁区。然而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的口头笔下，仍然时不时地会冒出若干林彪语汇来。以致于那批从事宣传工作的人非得十分小心地加以剔除才行。由多次重复而造成习惯的力量之大，可见一斑。事实上，在政治学习接二连三，思想改造热火朝天的那些日子裹，我们每一个人开口闭口，嘴裹心裹都总是那一套流行的概念术语，遣词造句无不渗透着那套思维的模式定律。官方的话语系统不仅支配了我们整个的公共生活领域，而且也占据了我们的私人生活领域。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那时候，一个人要询问别人是否有了意中人，是否结了婚，他常常会说：“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吗？”查一查当年的日记，日常对话，更不用说那些正式的发言和文章，我们一定会发现我们的语汇及言说方式是那么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八股味十足，连我们自己如今都很难置信。直到现在，纵然在很坚定的异议分子那裹，脱口而出的也常常是原先的那套语汇、句式和风格。重要的是，思想与语言不可分割。谁如何说话，谁就如何思考。
34．简单化的力量
为了加强政治学习的力量，共产党竭力把政治学习的内容简单化。
刘青峰写道“从一九四九年到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典不断简化过程，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在后来变为学毛选，接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进一步变为学语录背语录，到后来居然成为听从最高统帅的最新指示。”6其实，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曾号召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五十年代初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政治学习上，苏式马克思主义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的学习内容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一类，而斯大林本人已经算得上简单化的大师，但毛泽东更青出于蓝。因此刘青峰所描述的那个经典不断简化的过程确实是存在的。
按照刘青峰的分析，经典简化乃是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结果。毛泽东不但是导师，而且是统帅。毛泽东的言论文字不但是理论，是思想，更是指示，是命令。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目的，如同我在第12节中指出的那样，并不是要把大家都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造成“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一支绝对服从的队伍。因而在其中，理性的运用，知识性的把握实际上是不重要的。换句话，政治学习目的的性质决定了政治学习内容的性质。
简单化还有其他的意义。对于接收者而言，输入的信息越复杂，把握起来越困难，因此反不如简单的信息更能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从而更有力地诱导接收者作出直接的反应。高明的商业广告往往就是采用简单明快的几句口号的多次重复而取得其效果的。像“一分为二”这个口号，简单，通俗，过目不忘。共产党极善于编造各种各样的简单口号。哪怕在事过境迁的今天，我们每个过来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背出一大堆来，可见其效果之显着。
简单化的又一个特点是，它能有力地阻止批判意识的萌生。林彪说，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照此说来，理解总比不理解更有利于执行。因此最高指示理应是论证得越充分，越为人们理解越好。其实未必。一种观点、一种要求，越是不论证，在一般人心目中越是显得无可置疑。论证会使听者感到与讲者的平等。不论证则会突显讲者的权威。因为前者诉诸理性，后者表现意志。有些儿童教育学家就主张父母在教育儿女时多用命令句，别跟小孩子讲什么道理。理性刺激理性，你跟别人讲道理，你就会刺激别人也跟你讲道理。你的论证越细致，别人的思考就越活跃，越容易发现你论证中的问题，越容易据理力争，越容易否定和拒绝。好比一道数学题，老师不仅写出答案，还仔细地写下每一步计算或论证过程。如果你在哪一步上出了纰漏，学生很容易发现。反过来，你若是只给出答案不给出过程，或者是把过程写得太简略，跳跃度太大，即使学生独立运算得出了不同的答案，因为他无法确定究竟是在哪一步上出现分歧，他便看不清楚造成差异的原因。所以他便不敢轻易地否定老师，他只会一遍又一遍地怀疑自己。
试把毛泽东早期着述与晚期着述相比较。毛泽东的早期着述，大体上说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有分析，有论证，作者对读者的态度也比较平等。越到晚期，毛泽东越是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讲起话来，天马行空，缺少逻辑论证，文章则越写越短。到了“文革”，毛泽东干脆不再写完整的文章。所谓“最高指示”都是片言只语，连上下文都见不到了。这种简单化，一方面是压制不同意见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阻止不同意见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毛泽东既然享有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他便无需再对自己的主张详加论证。另一方面，这种不分析不论证的“最高指示”，也妨碍了接收者们运用理性去加以分析判断。大部分人只消本着“毛主席指示我照办”的态度去身体力行就好了，何必还花费心思去理解。少数坚持理性思考的人，虽然主观上极想“深刻领会”，但那些神谕式的语录既是如此的囫囵，想理解也很难找到理解的线索或途径。于是，我们就一厢情愿地代为“伟大领袖”找出种种论据论证。既然在这时，一般人都已经事先就确定了对最高指示的正面接受立场，就好像学生事先就相信教科书上的答案总是正确的一样，造就决定了我们的种种分析思考从一开始就沿着努力证实而不是证伪的方向进行。“疑人偷斧”的寓言告诉我们，你越怀疑对方是贼，对方的一举一动便越显得像贼。反过来，你越是相信伟大领袖英明正确，你就越会给伟大领袖的每条指示想出许许多多的理由出来。举个明显的例子。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条指示一下达，很多人都大惑不解：“文化革命还没有胜利结束，怎么又要我们下农村了呢？”“我们不是已经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怎么还要接受再教育呢？”“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为什么只说与农民相结合呢？”可惜的是，对于我们的种种疑惑，伟大领袖并不给出任何说明或暗示。于是，大家便只好挖空心思地，自作聪明地替伟大领袖的逭条指示寻找论据。有人想：“是不是为了备战的需要而疏散人口？”有人想：“是不是文化革命又到了一个新阶段．老人家又有什么新的战略部署？”也有人会想到那是不是为了减轻就业问题的压力，会不会是为了打散学生造反派队伍整顿大局，如此等等。如果你自以为找出了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自不待言。如果你苦思冥索还是想不通，你仍然不敢批判，不敢反对。因为你没有那份自信。简单化让人感到高深莫测。这种感觉妨碍了你大胆而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35．“打预防针”
不过，人毕竟是会思考的动物，人不可能像机器人接受外部指令那样不加思考地就全盘接受别人灌输给他的一套理论。成功的理论灌输必须考虑到人心的批判性，于是就有了所谓“打预防针”的措施。毛泽东讲过种牛痘的例子。他多次指示要善于利用反面教材、反面教员的作用，帮助人们提高识别正确与谬误、香花与毒草的能力。
我们知道，种牛痘是先给你注射少量的疫苗，让你自身产生抗体。思想上打预防针，就是通过让你接触到反面材料的办法，强化你原先所有的正面观点和正面立场。乍一看去，这种办法既然能让你同时接触到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因此它是公正的，是有助于独立思考的。其实不然，因为在这裹．发给你的反面材料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从一开始就盖上了“反面材料”的印记。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曾经写道：“如果他们选出来让羣众提高认识能力的反面教材，先就印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那么他们这种可嘉许的意图就差不多没法达到了。单单为了驳斥一个观点而去读他的著作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那正像看一场错综复杂的反特电影，事先就告诉了观众谁是特务，结果对观众的思维推理能力不会有任何帮助。尤其是，假如我们同时又把发表了反面意见的抓起来，效果就会更糟；那不是在启发人们辨别什么思想正确，什么思想不正确，其实是在警告人们，什么是你们可以想，可以说的，什么是你们不准想，不准说的。那不是在解放思想，而是在设立禁区，不是在提高认识，而是在压抑理智。”⑦
不过，要说“打预防针”的效果只是压抑理智，那也不尽然。我这裹倒不是说反面材料会助长逆反心理——那只是后来才会发生的事。我要说的是，如果“打预防针”的效果仅仅是压抑理智，那就很难解释它如何能为有理智的人所接受。显然，我们还需对此作更细致的说明。
在“打预防针”的过程中，你预先得到警告：你将接触到的那些观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除非你原先就承认这些警告，也就是诳，承认有关那些观点错误反动的这条论断，否则警告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党在选择反面材料上是相当精心的。党总是把那些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已经认为是反动的东西拿出来作疫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最早的反面教员大概是胡适。胡适在政治上反共，一九四九年又去了台湾，定成“反动”当无可争议。反过来想，如果共产党一开始就把素有“进步”、“革命”之称的知识份子（“四条汉子”或“三家村”之类）作靶子，人们在接受其前提上就会发生困难，故而难以奏效。然而，“打预防针”并不是循环论证。它必须要从既定的前提中引出新的结论出来。一旦确定了胡适是“反动派”，共产党便可引申出胡适的思想，包括学术思想也通通是错误的、反动的这一结论。新的结论又进而成为下一步推论的前提。既然胡适的那些思想是反动的，那么具有类似的思想的其他人（如张三、李四）就大有“反动”之嫌。既然张三、李四是反动的，那么他们的思想，包括那些和胡适思想并不相同的部分也就染上了“反动”的色彩。如此这般的推论反复进行，“反动”的标准便越变越宽。不消说，这一推移过程是不符合逻辑的，但它却利用了人心的一种惯性，一种由“爱屋及乌”而造成的对象转移。到头来，我们就接受了很多我们在一开始并没有接受的东西。从一九四九年到“文革”，意识形态之网越收越紧，“反动”、“反革命”的外延越展越宽，就是这套循循善诱，步步紧逼策略巧妙运用的成功结果。
“打预防针”不仅仅造成压抑理智的效果，它也会刺激起理智的某种活跃。只不过在这裹，理智的活跃是按照预定的方向进行的。党宣布某种思想是反动的，然后再启发我们去找出其所以反动的根据。这就养成了我们一种定向思维的习惯。以后，只要党扔下一句话“某某思想很反动”，我们就会自动地去努力搜寻出证明这一结论的种种论据。你不能不承认这种自动地搜寻论据以证明党的结论的做法也是一种积极的理智运用，人们同样地也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动脑筋的兴奋和愉快。尤其是在“文革”初期，有那么多的人如此热衷于挖“毒草”，除了在政治上力图表现“革命”之外，也有在理智上显示优越的因素在内。有时候，我们兴致勃勃地指出“某某文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那既不是因为我们对作者怀有私仇公愤，也不是因为我们对文章表达的观念深恶痛绝，而是因为我们急于表明自己有高出众人的“识别能力”。事后回顾起来，人们不难发现如下一个荒谬的悖论：我们笨，是因为我们想逞能！我们蠢，是因为我们爱自作聪明。
36．等级化的学习制度
共产党社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甚至在政治学习上也是如此。在共产党治下，人人都需要参加学习。但是，学习内容的多寡，学习范围的大小以及学习顺序的先后，却大有区分。譬如报纸，《人民日报》是给全民看的，《参考消息》则限于一定的干部级别，更高级的干部还可以读到所谓“大参考”。再如中央文件，有的规定传达至省、军级，有的规定传达到地、师级或县、团级，有的则传达到一般民众。传达同一个文件，有时还要按照先中央后地方，先党内后党外一类顺序。这种安排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种安排体现出政治地位高下的等级差别。政治地位越高者，获得的信息越快越多。当然也有不尽一致处。比如说知识份子的地位本来居于工人农民之后，但绝大部分知识份子（包括小学教师或普通技术员）按行政编制属于干部，因而某些待遇又在一般工农羣众之上。这种安排会使许多人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会把自己能参加更多的政治学习，更早地了解中央精神，接触到更丰富的学习材料视为一种荣耀，从而进一步激发出学习的热情或兴趣。一方面，共产党用半强制的办法让大家都参加学习，不想去的人也不好不去。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把学习分成三六九等，使得那些能够进入更高级的学习的人感到宠幸，并使得那些进不了这个圈子的人心生羡慕。学习既是义务又是特权。推压与排斥相运用。这就从两个方面加强了学习的力量。
等级化的学习制度还有一层意义。它造成了极权社会特有的洋葱头结构。其核心是领袖，外层则是芸芸众生。每一层次的成员，向外看，会感到自己的优越；向内看。则会感到不够自信。不少知识份子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在和普通工人、普通农民打交道的时候，往往会采取两种立场，或者说，采用两种观察角度。一方面，由于我们早就习惯了关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如何革命、如何先进的理论，我们竭力从现实中印证这套理论。如果某个工人、某个农民讲了几句很革命的话，我们立刻大表佩服，认为别人果然革命，果然先进。他们的确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确实应做他们的小学生。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工人、贫下中农讲出了“落后话”，我们却并不因此而怀疑那套理论，也不因此而醒悟到党的声音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声音。在适时，我们把“小学生”的身份丢在一边，理所当然地扮演起党的政策的解释者的角色，因为我们有种知识上的优越感。我们以为我们有更高的理论水平，而这种优越感正来自我们在政治知识的洋葱头结构中处于比一般民众更内层的地位。我们很难意识到这两种观察角度的自相矛盾。其结果便是，不论我们从工农之口听到何种言论，由于我们的既低又高的地位，我们都会很方便地把它们解释得符合既定体系。与此同时，当我们产生某种怀疑思想的时候，我们又很难有自信。我们担心自己的立足点不够高，掌握材料不够充分，因此看不清全局，所以不敢妄加判断。我们总以为比我们更内层的人才更有发言权。培根言：“知识即权力。”这话即使对于共产党社会也很有几分道理。等级化的学习制度造成了政治信息、政治知识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因此它加强人们在政治认识、政治判断上的逐层依从性。
37．感性化的宣传方式
感性化的宣传方式，是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个重大特色。广义上的政治学习，不仅包括学习抽象枯燥的理论条文，还包括学习各种生动具体的感性材料。这些感性材料采用了文学艺术等各种感性的表达形式，事实证明，由于感性化的宣传方式起到了塑造形象和编构故事的作用，从而影响到接受者的情感和想象力，它往往比单纯的理论和概念更具效力。
应该承认，不少人在想问题、作判断时，常常不是靠理性的分析和论证，而是靠形象、靠想象；不是靠理论，而是靠故事。相比于理论和概念，故事和形象的一个显着优势是，它们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它们无须乎经过人们的理性思考便可直接地印人人心。一旦印人人心之后，又可以反过来代替人们的理性思考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在实现宣传的效果上，故事和形象还有一个便利之处，那就是它们更便于不顾逻辑，更便于以偏概全，更便于渲染夸张。譬如说，一部《白毛女》的歌剧，家喻户晓，许多人一提起地主，马上联想到黄世仁，顿时便生起一股愤慨之气。但认真分析起来，黄世仁所作的种种令人愤概的坏事，其实和他作为地主的这一身份并无必然联系。我们本来没有理由把一切地主都看成和黄世仁是一路货色。但是，《白毛女》一类“革命文艺”却相当成功地实现了这种不合逻辑的外推。以致于到头来，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把对黄世仁愤恨，扩大到对一切地主身上，这种效果显然不是单靠学习理论就能达到的。单凭理论，你并不能证明出无产者便集中了人类的一切美德，资产者便集中了人类的一切邪恶；但是“革命的”文学艺术却很容易塑造出具有人类一切美德的无产者形象和具有人类一切邪恶的资产者形象。现实本来是错综复杂的，但“故事”却可以将现实充分简化并反过来代替现实。无怪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对“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提出极为严厉的规定，无怪乎共产党历来都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因为唯有通过形象与故事，才能给理论与概念提供生动的说明，并补充理论与概念之不足，从而造成对人心更直接、更有效的控制。作为从小就生长于共产社会的人，我们早在接触到共产党的那套理论和概念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共产党提供的大量故事和形象；而在那套理论和概念业已丧失说服力之后，那些故事和形象却可能依然存留于我们心中并继续保有某种令人感动的力量。
38．集体仪式的统摄功能
集体仪式也是一种感性化的宣传方式，在此不妨略作分析。
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指出，僭主很喜欢把民众集合于宫殿门口的广场，以此显示自己的威势，加强一般民众的屈从心理。当代极权统治者，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一向都十分热衷于制造各种雄伟壮观，庄严隆重的集体仪式。每一个生活在“新社会”的中国人，无不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宽阔的天安门广场，盛大的游行队伍，随风起伏的旗海，高亢雄壮的乐曲，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和欢呼声，还有团体操、大合唱、忠字舞、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拉练行军、万人批判大会或公审大会、集体性的学习讨论，如此等等。
集体仪式对人心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一书中，不止一个人谈到了这一点。李子英说：“七．七纪念曰，天安门几十万人集会，使我体验到如潮涌一般的羣众的力量和热情。”令人“异常兴奋”。8谢逢我说：“苏联五一检阅的影片对我作用不小。一个强健的民族非有高度组织性不可，而且只有通过集体主义才能表现组织性。”他还说，原来他“最怕组织，深恐失去了‘自由’”，如今却懂得了，在组织之中“总比一个人孤零零的好”。费孝通也讲，当他见到一行送粮的队伍，深夜点灯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这个景象“打动了我”。1这些话都是写在一九五零年。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王若水仍然对当年他参加中共开国大典时为那种盛大场面深受感动的心情记忆犹新：“那天（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引者）我就在天安门广场站着，毛泽东把手一挥，用湖南口音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国一片欢呼，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当时感到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终于结出了果实。毛泽东确是一代伟人。”11
雄伟壮观的羣众性场面给予观察者的一个最初印象，似乎是让你深切地感到羣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并由此感到个人的渺小。但是，对于这种高度统一的阵势，你不能不意识到那是千千万万个意志服从一个意志的结果；因此你必然会感到那个君临万众之上的个人具有无比的感召力。所以王若水才会在开国大典上发出毛泽东是一代伟人的感慨。换句话，与其说这种壮观场面是显示了羣众的力量，不如说它更是显示了领袖的力量。
另外，羣众场面固然是由一个个羣众所组成，但是，当每个个人加入到羣众队伍中，服从统一的意志，使自己成为羣众中一分子之时，他也就消失了自己的独特个性。正如同在大规模的羣众场面中，每个个人的面目都不清不楚，难以区分出张三李四；同样地，在这裹，每个个人的个性也是模模糊糊的。
它们被不加区分地纳入一个整体的图象。每个个人都变成了一部大机器的一个可以任意替换的零件。面对着这样一个由无名氏组成的庞然大物，任何旁观者都会被强烈的震撼，如果他心怀异议则必然会深感恐慑。他发现只有让自己也进入其中才能获得安全感。因为在此时，那个独特的他已经隐匿放弃。所以，集体仪式的最大功能就是，它使个体意识消溶于整体情绪，使你产生小我消失，溶于大我的幻觉。这种体验对于思想改造无疑是大有效用的。
39．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引以为傲的优良作风之一。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在共产党那裹，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是“我批评，你自我批评”。对中共而言，批评永远是领导批评羣众，上级批评下级，第一把手批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或者是现任最高领导批评前任最高领导。如果说有时候会出现羣众批评领导（如文化大革命），那无非是羣众在最高领导的号召下批评其他领导，因而实际上仍属于上级批评下级或第一把手批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如果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其他的领导批评最高领导（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华国锋），那无非表明最高领导已经有名无实，真正的权力已经旁落。
如上所说，批评永远属于强势的一方。反过来，自我批评则永远属于弱势的一方——羣众、下级或失势的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犯下弥天大罪，但仍拒绝下“罪已诏”。邓小平也决不肯为“六四”一事认错。有人将之归结为邓小平的倔强个性，然而联想到邓小平在毛泽东治下几次三番的“深刻检讨”、“永不翻案”，可知此事不关个性而只关权势。由此看来，现今的共产党领导人还比不上古代的帝王，因为古代的帝王尚且不乏从谏如流的人物。他们容许大臣公开批评，有时还会当面认错。不过这种区别，与其说是由于人的缘故，不如说是由于制度的缘故。在君主制下，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打天下坐天下”，是神秘莫测的天命，是血统，君臣的名分是预先就严格确定下来的；因此，君主有时可以公开认错而仍不失为君主。共产党制度则不然，共产党把自己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唯有自己才正确这一前提之上。一个人享有最高权力，从理论上讲，是因为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真理的化身。从这点出发，共产党就决不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尤其是它不能承认有别人比自己还要更正确。如果共产党承认了自己犯错误，它就丧失了垄断权力的理由。如果某位最高领导人公开承认别人比自己更高明，由于没有君臣明确分际，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该是“让贤”，即听任别人取代自己。纵观中共历史，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再加上后来的华国锋，中共的历届最高领导人，有哪一个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后还能继续保住最高权力？无怪乎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中共最高领导集团，首先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自己，要对别人批评意见如此敏感和紧张，一定要给别人扣上“篡党”、“夺权”的罪名；尽管在当时，批评者们本身未必怀有此种意图，但平心而论，倘允许这种批评公开化合法化，其后果确实会危及统治者的权力地位。有时，共产党当局的错误过于严重而明显，掩饰已全然无可能，共产党便会抛出“历史”作替罪羊，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前无古人，历史的前进照例不会笔直平坦，因此，党的失误其实就不是党的责任而是出于历史的局限，领袖的过错就不是领袖的缺陷而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发展过程。如果说党和领袖也有犯错误的时候，那决不意味着与此同时有别的人或别的党更高明或更正确，因此党和领袖依然是相对最高明和最正确。“文革”之后，共产党又发明了一套新的说词。它说共产党虽然犯过错误，但党自己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句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党不允许别人起来纠正党的错误。
总而言之，在共产党统治下，批评向来是强势者运用权力的一种方式，而自我批评则照例是弱势者服从这种权力的一种表现。明乎此，我们才算是认清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质。
40．从禁止到放弃
思想改造兼有被动与主动二重性（见第20节）。这意味着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必须结合强制与说服两种手段。从表面上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属于说服，但实际上，正如我在上节指出的那样，它同时也包含着强制的成分。更准确地说，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或背景是强制。以下，我们不妨略作分析，看一看它究竟是怎样将强制与说服加以结合的。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包括思想改造问题，必须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然而事实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都以对敌斗争为先导，譬如五十年代初期的批胡适，文革初期的斗“三家村”。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事就灵。”所谓抓阶级斗争，首先就是抓对敌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个口号，叫“大批判开路”。此处所说的大批判，不是指一般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指批判帝修反、批判阶级敌人。
以对敌斗争为先导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树立反面教员，杀一儆百。每一个参与对敌斗争的人都会意识到，如果自己胆敢公开坚持被批判者的那些观点，自己必将沦落到与被批判者一样的境地，为了避免使自己被划为人民的敌人，你就必须改变自己的那些观点。
这无疑是强制。它力图在人心中造成强烈的恐惧感。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恐惧感远比乍一看去的要广泛得多。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可见在君主专制下，连身居高位者（他们才是有资格“伴君”的人）也相当缺乏安全感。共产专制下的恐惧感就更普遍了。一件事足以为证。假如你在非正式的场合向一位你信赖的长者——父母、老师或领导干部——交流思想，你谈到你对当局的理论、政策持有某种不同意见，或者仅仅是有所怀疑，对方常常不是心平气和地和你讨论，而是十分紧张地警告你“你这种思想很危险！”我们都明白，这裹所说的危险，不是说你这种思想一旦付诸实施会给他人或给社会带来什么灾难，而是说你这种思想倘若公诸于世必将给你个人造成极大的损害。在这裹，你的观点并非由于错误因而危险，而是因为危险所以错误；对方不是站在是非的角度反驳你，而是站在利害的角度劝阻你。可见一般人之所以拒绝非正统的思想，首先是出于恐惧，出于对受惩罚的恐惧。
恐惧感当然来自于被强制。不过有趣的是，当恐惧感强化到一定程度，当强制持续到一定阶段，我们常常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和强制的存在。人心都有趋利避害的习惯。一旦我们意识到某种思想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就常常会置之脑后，不再去思考它。于是，被动的强制就和主动的放弃互相结合。既然我们出于恐惧而不敢涉入禁区，那么由于我们不涉入禁区因而就不再感到恐惧。这一点在“六四”之后的近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六四”屠杀给国人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出于恐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政治；而一旦远离政治，他们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因此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时候，你要是提醒他们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恐惧之下，许多人大概还会不承认呢。想当年，我们都信仰过毛泽东，但是我们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因为我们不曾怀疑。不曾怀疑的原因则是我们下意识地懂得怀疑会招致可怕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由于不敢怀疑而不去怀疑，由于不去怀疑而没有怀疑，到头来连我们自己都以为我们真是百分之百的信仰了。
41．由被迫转为自愿
开展对敞斗争的目的是杀一儆百。就这点而言，每一个具有和被批斗者类似思想的人参加批斗会便好比是陪杀场。对他们来说，大批判等于是“指着和尚骂贼秃”。这给人心造成的强大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共产党组织批判会却很少把一般知识份子或一般民众都直接置于被告席上。相反，它总是号召我们都来参与批判，它让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共同原告，成为惩罚“一小撮敌人”的共同执刑人。
记得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共产党曾经动员胡适的一个儿子（当时住在北京）参加对其父的批判。消息传到海外，有些胡适的朋友不免对他儿子的背叛行为表示愤慨，胡适则指出那是共产党胁迫的结果。胡适进而指出，在共产党统治下，人们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甚至也没有不言论的自由。这种批评当然是一针见血，然而问题比这还要复杂一些。
我们切莫以为，在上述一类情况下，党会明目张胆地威胁你，或者会公然地许以种种好处引诱你。不错，党手握赏罚大权，党完全控制着你的命运，但正因为如此，所以党根本用不着直接发出任何威胁的言词，党也用不着露骨地向你挑明个人利害关系。党更乐于作出语重心长，热情鼓励的亲切姿态，更乐于向你反复申明革命大义。造就使你在被迫屈从时，倒好像是作出了一件充分主动的，大义凛然的光荣壮举。
作为自学成材的心理学大师，共产党深深地了解人性的脆弱一面，它也懂得自尊心在抗拒外在压力上的巨大作用。因此，党常常采取迂回战术。它并不正面侵犯你的自尊，它努力提供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让你能够以看来很体面的方式去完成那种很不体面的转变。像“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句老话所暗示的，有些所谓敬酒其实无非是披上尊敬外衣的罚酒而已。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观点、态度可以影响他的行为，反过来，一个人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他的观点、态度。一旦人们参与了对敌斗争和对敌对思想的批判——尽管那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人们就会为他们的参与找出种种根据，他们就会努力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就会认真地消除原先持有的抵触或异议，因为人们不愿意陷于自相矛盾或自我否定。既然人们没能在事前以自己的观点去校准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在事后用自己的行为去校准自己的观点。这又是一个结合强制与说服的典型模式。于是，被迫就变得越来越像是自愿。
以下，我们不妨对这层意思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42．侵犯尊严的策略
一九七八年，著名剧作家曹禺访美。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名叫吉布斯的美国汉学家问道：“曹先生，你在《明朗的天》一剧中，对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情形有过批评。请问在写《明朗的天》时，你是自动这样写，还是出于政府的授意？”曹禺扳起脸严肃地说：“是我自己写，是用我自己的笔写的。”
乍一听去，曹禺此话真可谓掷地有声。身为作家，应该用自己的笔写下自己心裹的话，这就叫做作家的尊严。然而问题在于，几十年来，中国的作家果真是在“用我笔写我心”么？以曹禺的阅历，他当然知道，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情形，至少是就其大多数而言，并非如他描写的那般恶劣。所以，他才会相当勉强地替自己辩解道：传教士中总也有坏蛋嘛。且不说“总也有坏蛋嘛”这句话，显然不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条所谓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问题在于，从整个《明朗的天》剧本，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作者的政治倾向性。我想：时至今日，恐怕连曹禺本人也会承认，《明朗的天》不是成功的剧作，也会承认在创作该剧时曾经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事实上，当时大部分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极左路线（姑且用这个名词）的印记。这决不是什么秘密。当时的大部分作家不是都一再声称他们是如何自觉地遵循党的路线么？关键不在于我们的作家曾经努力地遵循党的路线而写作这一事实，关键在于，在这种“遵命文学”中，作家们有几分是出于自动自愿，有几分是出于胁迫利诱。
吉布斯教授的提问很尖锐，但也很幼稚。他以为中国作家与共产党当局之间的关系，就和白宫新闻秘书与美国总统之间的关系差不多，似乎前者仅仅是后者的捉刀代笔之人，是后者直接授意前者写什么或如何写。不错，中国曾经流行这样的“三结合”口号：“领导出思想，羣众出生活，作家出作品。”江青指导样板戏的创作和修改确实是耳提面命，一竿子插到底。不过这些情况终属极端。在大多数情况下，党和作家的关系要比这更复杂。
简单地说，共产党采取了以下一整套措施实行对作家的全面控制：
1.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出版渠道，造就预先防止了那些党不喜欢的作品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2.共产党对于写出所谓“反动”作品的作者，一经查出，无不实行严酷的迫害。
3.共产党对它欣赏的作品大力表彰，并常常给作者以巨大的名利犒赏。
4.共产党动用一切宣传工具向全社会灌输它的路线和观点，明确宣布要以它的思想指导一切创作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用自己的笔写作”时，他可能会出于恐惧而言不由衷，可能会为了希求奖赏而曲意迎合。当然，他也可能讲真话。这里的真话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他反复锤炼、深思熟虑的坚定信念，另一种则是在缺少比较鉴别的条件下对党的一面之词照单全收。譬如在“大跃进”时代，许多人都写过歌颂“万斤田”、“放卫星”的文章。有些人是明知虚假故意瞎吹，更多的人是对报上的宣传信以为真。这两种真话在性质上很不相同，可是又很难划分清楚。因为在作者主观方面，两者都是出自真诚。众所周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经写遇不少紧跟极左路线的荒谬文章，世人早有非议。冯友兰之女宗璞女士为其父辩解道“各种知识份子的处境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明白，有处林下而祇能听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3言外之意是说，冯友兰虽讲过错话，但不是品格问题，而只是认识问题，也就是俗话说的“受蒙蔽”。这种辩解当然很有道理。不过认真追究下去，所谓“受蒙蔽”也有两种，一种是力求了解全面把握真实而终不免有所偏差；一种是主观上就缺少追求真实的真诚动机，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这两种“受蒙蔽”也不是一下子就分得清的。其实，所谓“受蒙蔽”，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以后还有专节讨论（见第70节），眼下暂时只说到这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作家写作，普通人讲话，其中都是含了多种成分。有自觉的假话，也有不自觉的假话，有真诚的真话，也有不那么真诚的真话。各种成分分别占多大的比例，因时因事而异。
回到曹禺的例子上来，当曹禺一本正经地宣布“我是用我自己的笔写作”时，他力图让人家相信他当年写的那些话全是真诚的真话，尽管现在他不再认为它们完全正确。我想，这种表白未免就太不留余地了。党的力量分明是无所不在，我们不可能全无感受，丝毫不受其影响。问题还不在于党的力量使我们或多或少地扭曲了自己，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硬要否认自己遭受到某种扭曲，并从而否认压力的存在？
这便是思想改造心理学的绝顶高明处了。通常人们说，思想改造是否定人的尊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思想改造得以进行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它必须利用人的尊严。前人早就指出：利用情感，而不在毁灭情感上白费力气，这一向是背叛自由的策略。人是有自尊心的动物，他不甘于任人摆布，耻于城下之盟。但可惜的是，人又是很脆弱的动物。他很难在巨大的诱惑和可怕的压力下全然无动于衷。因此，当诱惑、压力以间接的方式出场，以隐蔽的方式显现，它们便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效果。在这种环境下，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的选择看来是主动的。但那个影响你，乃至支配你作出此种选择的环境却不是你主动选择的，它是由党一手强加给你的。你是在被动的状态下作出主动的选择。换言之，你的选择其实并不完全是出于主动或自愿。你的尊严实际上已经受到侵犯，遭到扭曲。然而，出于自尊，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你宁肯让别人，让自己都相信你的选择是完全主动的和充分自愿的。你力图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与此同时，你也就把那个环境合理化了。
有则幽默，讲“募捐之秘诀”：l面带笑容，2腰间揣把枪。当然，你不要把枪口直指对方，你不能让对方直接感到你在胁迫。你满脸笑容，晓以大义。对方心裹明白如果他拒不捐款可能会带来何等不愉快的后果，转念一想你那番说词也不是毫无道理，于是便慷慨解囊。既然已经捐了款，这位先生自然不肯承认他是受到胁迫。他一定会强调自己是如何深明大义，乐善好施，自觉自愿（顺便一提，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诉诸暴力的组织，有时倒要比“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组织似乎更能获得所谓民众支持的一个原因，起码是在大军“所到之处”）。
43．失节者之节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零年，报上再度展开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主张真理没有阶级性——这种观点在当时颇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一派的干将，多半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中年哲学家，而某些过去被说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老学者们，反而坚持真理有阶级性这一保守的立场。下来，我悄悄向其中一位老学者的弟子请教：“某某先生（即他的导师）早年不是反对真理有阶级性这一教条的吗？怎么如今倒成了这种主张的忠实捍卫者了？”这位同学答道：“咳，某某先生原来就为这个观点否定过自己一次了，他怎么好意思再否定自己一次？”
奥妙就在这裹。第二次否定比第一次否定更难。这不单单是因为否定自己通常总是困难的，更重要的是，一旦你第二次否定了自己，别人就会怀疑你的第一次否定是不是出自真诚，别人就会怀疑你第一次否定是迫于压力。为了保住学者的尊严或曰面子（这两者本不是一回事，但可惜人们常常将它们混为一谈），你就必须维护第一次否定的立场。当年共产党把你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姿势，你为了否认自己遭到扭曲，你就只好继续保持那个奇怪的姿势，好像那个姿势就是你最自然的姿势，最舒服的姿势。
共产党推行思想改造，一方面采取了种种胁迫利诱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给被改造者留下某种空间，让他能以看来比较体面的方式完成那种被迫的转变。一待这种转变完成，被改造者就会相当自觉地坚持下去。就像在牛顿的宇宙中，上帝给了第一次推动，其后，万物就会“自动”地按规定的轨道运行一样，因为他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转变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自愿。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要是想劝说他再变回去，恐怕他还要义正词严地表示拒绝呢？
俗话道，“捆绑不成夫妻”。但又有另一句话说“若能抢了走，何必苦哀求。”一位山大王看上某家民女。前往提亲被拒，遂将该女掳至山寨之中。终日殷勤款待，关怀备至。于是此女回心转意，双方便成就好事。如果你以为这位女子当初既是给抢来的，日后有机会岂不会逃走？那倒未必。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就是这位女子自己也不大肯“失节”。正因为她先前已经失过一次节，所以她尤其不愿再失一次节。假如没有第二次失节，她就可以声称第一次失节不是失节。倘若有了第二次失节，就等于证实了第一次失节。为了掩饰第一次失节，她必须为那次失节而守节。这就叫失节者之节。
44．关于酬赏短缺心理学
一九五九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做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从事单调无聊的旋转木栓的工作。工作完成后，实验者对受试者说：这是一次研究个人期望影响其表现的实验，下一批受试者正在外边等着受试。我们请你们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很有趣的。为此我们将给予你们一定的酬金（有的给一美元，有的给二十美元）。受试者答应了实验者的要求，对下一批受试者进行说服，告诉他们这个工作十分有趣，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单调无聊。最后在离开实验室前，要求受试者填写一份问卷，回答对旋转木栓这一工作是否真正喜欢。
和一般人推测的相反，得到较少酬金（一美元）的受试者常常比得到较多酬金的（二十美元）的受试者在实验中表现得更加主动、更加卖力。在填写问卷时，前一批人往往更认真地表示他们真心地喜欢旋转木栓的工作。
按照费斯廷格的解释，得到酬金较少的人，正因为酬金太少，所以他们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受到利诱的结果，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说服别人——首先是说服自己——旋转木栓的工作果真是十分有趣的。得到酬金较多的人则相反，因为他们无法向自己隐瞒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得到优厚的报酬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虽然比较勉强地对别人撒了谎，但终究不愿，也不能对自己也撒谎。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总结道：“当以提供报酬来引诱一个受试者去说一些与他自己的见解相矛盾的东西的时候，个人的观点便趋于改变，以便更好地与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保持一致。但提供的报酬越多（超过了引起此类行为所必需的数量），其效果则越小。”14
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被公认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不过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对其结论表示怀疑。事实上我们的确不难对上述实验的结果给出另一种解释。既然受试者事先就被告知他们要参与一项重要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很可能使他们觉得自己被吩咐去做的工作是饶有兴味的。获得报酬较少的受试者会认为那份报酬是自己的工作所得，并不是物质利诱，内心倒相当坦然。获得报酬较多的受试者明知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值那么多钱，因而有无功受禄的不安，反而会怀疑自己所作之事究竟有多大意义。所以前者会在问卷上写下肯定的评价，而后者多半会写下否定的评价。
认真说来，西方心理学家进行此类实验时有一个天然的困难，因为他们对整个社会环境没有全面控制的能力，而一般人又习惯于把参与科学实验视为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特殊经验，这就使得其实验结果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相比之下，共产党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倘从科学实验的角度看，其条件就优越多了（但愿这些优越的条件永不再现），因此它更有说服力。根据前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部压力（包括威胁与利诱两个方面）的存在是思想改造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唯有在此种压力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出现时，其效果才最佳。假如压力来得太露骨、太强烈，其效果反而较差。众所周知，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要比“文革”中的思想改造温和，而前者的效果则比后者更好。造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再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为例。六十年代末以后，共产党在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问题上采取了更公开、更直接和更强大的压力，然而它在实现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目的上反而效果更差。
45．思想改造与中国文化传统
推行思想改造，无疑需要对社会心理学具有精深的把握以及对相关的技巧善于灵活运用。正如利夫顿在《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一书中所问的那样：中共从哪裹学来了这一套精巧的洗脑技术？中共领导人怎么会成为如此高明的心理学大师？利夫顿认为，除去苏联的经验外，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遣产。利夫顿指出，中国人从很早起就发展出一系列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的心理学技巧。其他的文明都没有像中国文明那样对人际关系行为下过那么大的功夫。他引用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的话：“中国文化已经把人际关系的学问发展到出神入化的艺术阶段。”15
我们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就提出了“攻心为上”的原则，并讨论了进行心理战的若干方法。从二十四史到《三国》、《水浒》一类政治小说，其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如何利用对方心理对症下药以实现自己目的的生动描述。譬如在《三国演义》裹，严颜兵败被俘，本来是打定了主意要当断头将军的，但经不住张飞下阶松绑和好言相劝．最后还是作了投降将军。白门楼上，贪生怕死的吕布丢掉了性命，视死如归的张辽却被曹操收服。《水浒传》中类似的故事就更多了。为了让那些富商大户，朝廷命官归顺梁山，宋江最惯用的手法就是，在断其退路，使对方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前提下，做出敬重对方甚至奉承对方的姿态，赚得别人落草。借助于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一件分明带有胁迫性的行为，却具有了劝说、鼓励的堂皇外貌。一件分明侵犯了个人尊严的事情，却可以让当事者自欺欺人地以为人家“给足了面子”而却之不恭。并且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凡是经由上述一番过程而归附对方的那些人，后来大都表现得颇为忠顺。洪承畴至死也不会对清政权萌生异志，真正揭竿而起的反倒是先前主动投清的吴三桂，可见这套功夫的效果之深。本文不打算就中共的思想改造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讨论。我这裹仅仅是指出中共推行思想改造的许多手段，和中国历史上权势者制服驾驭他人的种种攻心之术确有相似之处而已。
46．作茧自缚
让我们再回到批评（或曰批判）与自我批评这个题目上来。
以上，我们讲到了党如何使那些原先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通过参与对敌批判而转变其观点。那么，参与批判这种行为对于那些原先就和党持相同立场的人又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在历次批判中，都有一批知识份子，主要是由党亲手培养起来的一批年青人，真诚赞同党的立场，主动投入批判运动。对这批人而言，参与批判的真诚性和主动性，起码是在一开始是没有或基本上没有疑问的。但即使如此，参与批判这一行为还是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参与批判可以进一步强化你原先的立场。一种观点一旦公开表达之后，它就成为你存在的一部分。你就会比先前更固执于你的立场。此理甚明，不必多说。
第二，参与批判可以有效地阻遏你自己萌生异议。由于你不愿意自我否定，你常常会下意识地阻止自己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由于你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被批判者的可怕境遇，等到你也产生某种怀疑的意向时，你立刻会联想到前车之鉴而深为恐惧。这时你才发现，原先你协同加在别人顶上的利剑，其实也悬在你自己头上。
第三，党不断地把批判引向深入，它把批判对象扩大到你原先同情或赞同的那些人物或观点，而你则由于惯性的力量和承诺的力量（见第28节）骑虎难下。于是，你很可能会言不由衷地继续批判下去。你的内在思想和你的外部行为便出现分裂。为了克服这种分裂，你很可能会倒过来改变你的思想以符合你的行为，这就叫作茧自缚。
作茧自缚还意味着人被带人一套封闭的概念系统，从此你便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感知，失去了对个人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自信。如同削足适履的寓言，起先你是依据脚的大小划下鞋子的尺寸，尔后你却相信鞋子的尺寸甚于相信脚的大小。起先你是出于个人的独立是非判断而接受了党的理论，尔后你却依据党的理论来鉴定自己的判断是非。起先你的逻辑是：因为党的理论符合我自己的心意，所以我认为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后来你的逻辑变了，变成是因为党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我那些不符合它的观点是错误的。
上述作茧自缚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造反派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我们知道，许多造反派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因为前者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而后者为他们平了反。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出于对个人正当权益的体认才去批判前者而捍卫后者的。然而很快地，不少造反派就把批判所谓反动路线和捍卫所谓革命路线本身当成了标准，当成了目标，为此不惜主动地放弃和牺牲自己大量的正当权益。任何要求，只要是出自伟大领袖之口，冠之以革命路线之名，不管它是多么地与自己的利益和观点相违背，大家也会“热烈响应，坚决执行”。怪不得费斯廷格要尖刻地说：有时候我喜欢下这样的结论，人竟然会达到去爱那些使他们一直深受其害的东西的地步。
47．如此“医生”
对敌斗争固然常常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先导，不过思想改造毕竟主要还是指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讲得很漂亮：“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16
至今仍有不少人以为，毛泽东的许多讲话，从理论上说本来都是不错的，可惜在实行中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譬如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就是很好的，祇是在实行中“救人”一再成为“整人”和“害人”。然而，认真分析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我们却发现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就以医生治病这个比喻为例。我们找医生看病，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我们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是出于我们的同意。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医生和我们的关系却恰好是颠倒的，共产党这个医生治起病来根本不需要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在这裹，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愿望和要求让医生为我们服务，而是医生单方面作主，硬将我们任其摆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拒绝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但是在思想改造中，我们却不可以拒绝党的批评或曰帮助。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倘若拒绝医生的治疗，大自然可能会惩罚他（如果他真有病的话），但医生决不会惩罚他；但是，在思想改造中，一个人要是拒绝党的批评，他所招致的惩罚恰恰是来自比为医生的党。由此可见，所谓批评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不是说服而是十足的强制。
党宣称要用批评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被选为批判对象的“人民”可以高枕无忧地以“人民”自居。事实上，一旦你被选为批判对象，你原来所有的那个“人民”的身份就处于悬浮不定的可疑状态，你就成了既非“人民”亦非“敌人”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表示接受党的批评并得到党的谅解，你会重新变回“人民”；否则，你便有可能被划成“敌人”。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口号：“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关键在于你对党的批评采取何种态度。批评确实是一种文雅的方式，但那祇是“先礼后兵”中的“礼”。被批判者之所以常常作出一副被说服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不被说服将意味着什么。
48．惩罚手段种种
共产党为了强迫人民接受它的理论或它的批评，办法之一是给那些胆敢公开拒绝其理论或批评的人定上“敌人”的罪名并对之实行专政。但是共产党也很清楚，如果它手中只有“阶级敌人”这一顶大帽子而没有其他多层次的惩罚手段，那就好比一个国家只有原子弹而没有常规武器一样，仍然是极不方便的。所以，共产党又陆续发明出其他一系列惩罚措施。除了明确宣布为敌我矛盾的之外，还有“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许多右派分子就属于这种情况）；除了劳动改造这种专政形式之外，还有劳动教养这种准专政形式；除了头戴帽子的之外，还有“帽子放在羣众手中”；除了逮捕判刑之外，还有开除党籍团籍、开除公职和降职降薪，等等。借助于上述多层次的惩罚手段，共产党就成功地把社会全体成员都置于自己的强制胁迫之下。
尽管共产党拥有这些丰富多样的惩罚手段，但对于实行思想改造这一工作来说，它们都还有力所不及之处。首先，这些手段明显具有惩罚的性质，强制的性质，这就和思想改造只能靠说服不能靠强制的原理发生冲突。再说，惩罚总要师出有名，别人要是没犯下什么引人注目的过错，你也很难对之惩罚。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共产党就必须创造一种新方法，它能够不需要制造特殊借口便对你实行惩罚，而且还使得惩罚不具有惩罚的名义。平常我们讲的“穿小鞋”，大体上就是指此类手段。这种新方法的集中表现则是所谓“下放劳动”。
作为一种惩罚方式，下放劳动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共产党的发明在于它使得下放劳动具有一种非惩罚的意义，使之成为一件至少在表面上大家都承认是光荣的事情。从形式上看，下放劳动是基于自愿而非出于强制。党组织发号召：作报告，人人写申请书、决心书。被批准下放的人戴大红花，上光荣榜，又是欢送会，又是欢迎会。下放者中确有一些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抱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动机，把参加下放劳动当作获取更高地位的途径。但大多数下放者却是党认为有问题的人物，这种人即使不主动报名也往往免不了被送下去。一九六八年底，毛泽束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从那时起，中学毕业生便“连锅端”地统统下放。不过在下去之后，有些人再以招工、入伍、提干或入学等名义离开那裹。我们当然不能说下放劳动完全属于惩罚性质；但是，它确实可以用一种不露痕迹的形式发挥广泛的惩罚功能。
49．下放劳动的特殊效力
下放劳动无惩罚之名而有惩罚之实，这就比那些明码实价的惩罚更具有特殊的效力。一方面，党采取下放劳动这种方式，可以更随心所欲，灵活自如地惩罚它想要惩罚的任何人；另一方面，下放者自己却有如堕入五里雾中，难以辩认出自己的真实状态。和其他明确的惩罚形式不同，例如判刑劳改，虽然党也把它说成是对你的帮助挽救，但那总不是一件光荣体面的事，充其量只是救赎，是弃旧图新。下放劳动则不然。很多下放者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制。下放是表明你被党怀疑排斥，打人另册呢，抑或是表明你受到党的信任和培养？是耻辱卑贱，还是崇高光荣？然而有趣的是，尽管下放者们对下放一事抱着相当矛盾的看法，但他们在外部行为上却很可能作出相似的反应。如果你认为下放是自愿是光荣，你当然应该积极表现；如果你认为下放是被逼是惩罚，那么，为了摆脱困境，最好的办法也还是表现得积极些、努力些，尽量做出以此为荣以此为乐的正面姿态。正如我在前面讲过的那样，一旦你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根据行动可以影响态度的道理，你就很可能真正地改变你的看法，起码是在合理化的意义上。
记得是在一九七九年吧，诗人臧克家发表了几篇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诗歌，不少读者指为虚伪。不过平心而论，诗中所表露的思想恐怕的确不失为当年许多“五七战士”力图自己说服自己的心情写照。他们并不是真心地信仰，但他们确实真心地希望自己能够真心地信仰。在强制与说服交相运用的效力下，那正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态。
50．批评策略之一：击一猛掌（1）
批评的第一步，用毛泽东形象的比喻就是击一猛掌，对被批评者大喝一声：“你有病呀！”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将被批判者和其他人划分出来，其二是对被批判者的“错误思想”无限上纲。
在经过了对敌斗争的序幕之后，批评开始转入“人民内部”。照理说，在人民内部开展批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提高觉悟，改造思想，因此它本应对事（即针对某种错误思想）不对人，但是出于制造紧张空气的需要，共产党往往要挑选出一些特定的人物作为目标，这就叫点名批评。不用说，这种由党领导决定的点名批评与平时人们彼此争论或讨论时的指名道姓大不相同。它既是起诉，又是判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批判吴晗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的吴晗和彭真立刻十分紧张，四处打听这篇文章有什么来头，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文章出自上层的授意，那他们就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了。
点名批评把被批评者从人羣之中划分出来。它使压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而使多数人获得解脱的轻松。这就有利于动员其他人共同参与批评，从而形成所谓羣众运动。面对着党和羣众的批评，被批评者处境之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羣众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你若是反驳党和羣众的批评，就等于是反对党、反对羣众。再说，到目前为止，批评者还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你是为了帮助你，是为了你好，所以你拒绝批评便显得是不识好歹，或者是自高自大，眼裹没有组织没有羣众。我们知道，在每一次批评运动中，都少不了会有一番“帮助”被批评者“端正态度”的插曲。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求被批评者从一开始就承认对方的善意，对方的正确，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放弃任何可以抵制批评的理由或立场，否则便被视为“对抗运动”——那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罪名。在批评者方面，不少人既然认为自己正处于受命帮助他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们总希望看到被批评者低首下心，作恭敬状，因为那便表明他们的优越得到了承认。如果被批评者竟然争辩起来，他们就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如果你说你是对的，那岂不是等于说党错了，羣众错了吗？那岂不是等于说你比党，比羣众还高明吗？于是，这些人果真会对你产生愤慨。这样一来，你的处境也就更危险了。你不得不发现还是放弃争辩为好。
51．击一猛掌（2）
批评一旦开始，无限上纲便在所难免。这看来很荒唐，其实却不尽然。小孩子贪小便宜拿了别人的一点东西，许多作父母师长的不是常常用“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逻辑严词责备吗？为了防微杜渐，就要从小见大，只有把问题提升到吓人的高度，才能够有力地引起被批评者的充分警觉。为了让病者接受治疗．首先就要将病者的病症予以充分的渲染，让你惊出一身冷汗。共产党宣称其政策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就暗中鼓励人们在批评时可以尽量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一般来说，共产党注意到将批评过程和处理过程分开进行，这就使批评者在进行明知是不负责任的夸大批评时也不必感到良心的强烈不安。在被批评者一方．由于事先就必须端正态度，学会要“正确对待批评”，不能要求羣众的批评不带一点偏差，要把它们视为羣众的帮助与挽救，因此也只好洗耳恭听，并不断地点头称是。
还需一提的是，在批评过程中，共产党故意使用一些十分粗野的语言。例如它把当众暴露错误思想以便得到帮助改造这件事称为“脱裤子割尾巴”。我们知道，在本来很严肃，因而理当使用标准文明用语的场合中故意使用一些粗野的词汇，总会产生某种强烈的效果。讲粗话常常是特权的表现。它表明讲话者有权不受一般文明礼貌准则的约束，暗示着讲话者对受话者的支配地位，是对受话者人格尊严的公然嘲弄和侵犯。事实上，在批评过程中，你的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包括和亲友同学的闲谈，包括私人间书信往来，包括你的全部家庭背景历史背景以及你纯个人的生活习惯，无一不受到公开盘查和追究，无一不被揭发和要求作出交代。这就使你产生一种当众被剥光衣服的困窘与羞辱之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羣岛》中写道，当政治犯们被押至劳改营时，第一件事就是当众剥光衣服全身搜查。其实在这裹，搜查是假，羞辱是真）。对于思想改造运动来说，个人隐私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思想改造的任务不只是要针对你的公开的外部的行为，更是要针对你内心深处的思想。国人本来就缺少隐私权的概念，古之君子又常常喜欢标榜襟怀坦白，“无事不可对人言”。因此，批评者往往意识不到追究别人的隐秘思想是对他人的侮辱，被批评者也很少具有足以抵制这种非法入侵的精神支持。当最初听到“脱裤子割尾巴”的比喻时，许多知识份子都本能地厌恶反感。对于在羣众批评中个人隐私遭到横查竖问，当事者个个都深为恐惧不安。但是，一来是运动的强力难以抵抗，二来是没有或缺少抵制的道义依据，他们祇好把自己的反感和不安归之为“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归之为知识份子的“死要面子”，归之为自己缺少彻底改造思想的决心和勇气。在饱受羞辱之余，他们反而还产生了强烈的有罪感。共产党自然对这种反应早已了然于胸，所以它预先就鼓励人们要“不怕丑，不怕痛。”这话正好点到了要害。所以许多人倒由此而进一步接受了关于知识份子必须思想改造的那套理论。
52．批评策略之二：孤立于集体之中（1）
在进行了击一猛掌式的批评之后，共产党的下一步手段是将被批判者尽量地孤立起来。
照理说——又是一个“照理说”，思想改造既然是治病救人，那么，被批评者好比病人，理当受到更多的关怀照料才是。不错，共产党很少公开地要求对被批评者实行孤立，共产党只说要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孤立打击。毛泽东还多次表示要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热情帮助。当然，党总是告诫我们务必要和“错误思想”划清界限，但和思想划清界限不等于和人划清界限，不等于在现实生活中对别人不理不睬。然而，孤立现象终究还是发生了。
说来道理也很简单，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思想纯正，故意对你不加理睬。更多的人则是由于怕惹上麻烦而不敢和你接近，尤其是你的亲友，正因为他们和你的关系太近，所以才格外需要和你拉开距离。既然大家都目睹到，在批评时，一个人与周围人的日常谈论或日常接触都会成为揭发或交代的重要内容，那么谁还愿意卷进这个危险的关系中去呢？特别是在运动期间，连没有问题的人们彼此都会小心翼翼地减少交往，更何况对于那些“有问题”的人。从理论上讲，划清界限并不需要不理睬，不过，在现实中，不理睬总是比较容易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
孤立对人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人天生是羣居动物、社会动物。即使对于少数秉性孤独者，被孤立也是一种难熬的刑罚。孤独和孤立都是指离羣索居的状态，但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孤独是主动的孤立，孤立是被动的孤独。孤立本身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你和众人互相隔离，一种是让你继续生活在人羣之中，但别人都不理你。后者我称之为“孤立于集体之中。”
试比较两种孤立产生的不同效果。假如当局用强力将你与众人隔离分开，从外表上看，你的孤立是彻底的，但在内心裹，你反而可能会觉得自己并不那么孤立，你依然可以在想象中继续与他人保持交往。你可以认为别人不来接近你仅仅是由于不能或不敢而非不屑不愿，你可以认为自己仍然受到众人的支持或同情。你甚至还可以认为自己深得人心，广受拥戴。在这种孤立状态中，你比较容易把自己的境遇更多地归咎于少数掌权者的错误，你还可以相信羣众，相信你的亲人和友人，因此你就会认为自己其实并不孤立。毕竟，强制隔离状态是非正常状态，因此你总是可以怀抱一种一旦回归正常状态事情就会改观的或真实或虚假的幻想。这种状态诚然令人痛苦，但却未必能轻易地摧毁你的希望。“孤立于集体之中”的滋味就大不一样了。正因为这种状态在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所以它能更无情地剥夺掉你的一切幻想。你仍然像过去一样成天和原来熟悉的人们共同生活，但你处处感受到别人的异样目光。众人都对你视而不见，或者是向你表示轻蔑。连旧日的友人也待你像麻疯病人一样地避之唯恐不远。有的人回到家裹都见不到好脸色，妻子儿女也要和你划清界限。你可以劝慰自己说那祇是出于恐惧，可是你对这一点却不能有多少把握，因为别人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不是出于不敢而是出于不愿。你可以认为这中间发生了不幸的误解，但是既然没有几个人愿意倾听你的诉说，那又不能不给你一种印象，似乎在众人心目中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并没有什么误会和冤枉。在这时，你不大容易明确地意识到掌权者的暴力，你更强烈体会到的只是羣众对你的排斥，拒绝和嫌弃。于是，你从内心深处感到彻底的孤立。
53．孤立于集体之中（2）
孤立状态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理智和认知。
首先，正如我在第26节中讲过的那样，人对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只有在与他人交流而获得共鸣的情况下才可能清晰，才可能确认。与众隔离的孤立使你失去参照系，而陷于自我怀疑；孤立于集体之中则使你面对颠倒的参照系而陷入自我否定。两者都会使你对价值的感觉变得模糊、暖昧，从而更容易屈从于别人强加于你的那套观点。共产党常常要人“隔离反省”，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观点的影响力。也许有人会提醒道，平时我们不也认为一个人在离羣独处，静坐沉思时最能获得清明无蔽的认识吗？古人说“闭门思过”，那不是和“隔离反省”的意思差不多吗？不然。因为独处静思是一种主动状态。在独处静思中，一个人排除了别人的直接影响，但同时却没有排除掉他和别人自由交往的经验。他无非是独自地把先前与别人自由交流的经验细心地安排整理而已。所谓隔离反省，是指你在周围舆论的一片否定声中被迫进入孤独的思考。你好比带了一本号称权威但实则谬误的字典去独自阅读你内心的那本书，结果只会越读越糊涂。
据说在当年纳粹集中营中，大部份人都陷入精神崩溃状态，能够较好地抵制压迫和坚持原有信念者，就羣体而言是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人，一种是宗教信徒。这是因为这两种人都属于那种坚强紧密的团体，在精神上他们不是孤立无依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另外一套精神资源或曰参照系，他们可以由此而保持自信。霍弗尔（Eric Hoffer）指出，当个人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时，如果他只是孤零零的个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在于，他不只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种强大的、光荣的、不可战胜的东西的一部份。”霍弗尔讲得对：“在这裹，信念问题首先是个认同（identification）的问题。”“我们知道，不少党员知识份子，也包括不少共产党老干部，在昔日遭受国民党的压制时尚能表现得相当顽强，但一轮到在共产党自己的政治运动中挨批斗就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共产党整起人来更凶狠，这话不全对。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仅仅是挨几场批判（如果不伴以肉体折磨的话）总要比坐监狱好受些。关键是在前后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当事者的认同变得很不一样。过去，国民党指责你是共产党而打击你，你正以身为共产党员而无比骄傲，你的精神当然不会垮。如今，偏偏是共产党自己反过来指责你不是共产党，指责你是反党分子，试问你如何去抵御？你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可是你却遭到来自”国家“的严厉批判。你相信自己在为民请命，可是却遭到”人民“的无情唾弃。如果你在打击面前深信自己与主同在，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与历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会有力量感。反过来要是你无法相信这种种”同在“，你就会发现自己极其软弱无力。因为在这时，你感到你已经”从那构成生命本质的每一样事物中孤立了出来“（布哈林语）。
54．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孤立无依
索尔仁尼琴指出，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对大多数人威力无敌，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这无疑也是中国的广大知识份子屈从于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一九四九年以来，＼fE中国大陆便不存在任何真正独立于共产党的团体。我们每个人都属于那个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the state）。一旦我们被党和国家抛弃，我们就会变得彻底的无依无靠。在精神上，我们从来就缺少外在超越的宗教。我们追求的各种价值，归结起来大致总脱不开为国为民这些世俗的目标（至少是不能反对这些目标）。因此，当共产党用羣众运动的方式，以国家的名义和人民的名义，指责知识份子犯了”不爱国“和”反人民“的错误时，我们只有拚命地辩白，却没有另外的一种立场可以据之从事勇敢的反对。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吗？很不幸，传统早就受到冲击而失去了它的权威，历史已被割断。譬如说，我们很难再以屈原、海瑞自命。再说我们的传统本身也往往是立足于种种世俗的价值之上。海瑞敢于骂皇帝，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被清议所认可并为百姓所称颂。共产党为什么要不遣余力地制造”舆论一律“并一再动员羣众参加批判，目的就在于剥夺掉海瑞式人物借以傲对权势的那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依靠内在的良知。因为所谓良知，无非是指人心固有的对善恶是非价值的感觉，它是内在的，却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能确立。当周围的人们都发出相反的声音时，良知也会沉默，因为它自己就陷入困惑。
索尔仁尼琴讲得不错：斯大林在布哈林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威力。那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先就打定了主意“反党”，党再来指控我们“反党”，我们就不大在乎了。怪不得那些本来就反对共产党的人，在思想改造的浪潮前反倒比较镇定。不过细想下去这中间仍有破绽。因为“反对”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立场，“反对”只是基于一种立场对某一特定事物的态度。换言之，我们总还需要有另一种束西为凭借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去反对。通常，这就又回到“为国为民”一类目标上去了。我们是为了人民而反党，所以我们不害怕党指责我们“反党”，但是党却坚持反党就是反人民。如果“人民”都表示和党一条心，我们就又没有立足之地了。除非我们假定人民正在受欺骗，人民终有一天会恍然大悟。造就是说，我们必须假定历史会在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又如何确信历史会在我们一边呢？须知那时候共产主义革命来势汹汹，方兴未艾。除非我们相信天国，相信末日审判，从而也就是相信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和上帝直接相通。有些天主教徒后来告诉我，在过去那段时期，许多天主教徒都表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倒很可能是真的。只是话说回来，像这样坚定的教徒（不论是什么教的教徒）终究少而又少。这就是为什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抵御那种精神压力，因为我们是如此普遍地不具有另外的精神资源。我们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孤立无依。
55．从迷乱到顺从
在压力下，被压迫者一般都会产生向压迫者认同的愿望。对于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大多数知识份子而言，问题还要更简单一些，因为在这裹，大多数人本来就是认同共产党的，起码是不曾明确地反对共产党，所以他们在压力下常常会进一步地顺从共产党。普通人总以为压迫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压迫也会强化忠诚。思想改造运动就是运用压力去强化人民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被强化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一个人可以极为痛苦而又相当真诚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自己实际上从未犯过的罪行。
这一奇特的过程的确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常常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发挥作用。你本来不反党，不反人民，党却咬定你反了，“人民”也异口同声地说你反了。你百般申辩而对方却不为所动。于是你不得不意识到，你虽然没有反党反人民的主观动机，但不幸却造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客观效果。毕竟，客观效果这个东西，顾名思义，那就不是依你的感觉为准，而是依对方的感觉为准。毛泽东打比方道：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治死了多少病人他是不管的，行吗？当然不行。其实，毛泽东这个治死病人的比喻，就如同他那个治病救人的比喻一样，用来说明思想改造问题并不恰当。因为治疗效果的好坏是客观的。所谓客观，不但是说它必须以病人的状态为标准而不能以医生的状态为标准，它还是说道裹所指的病人的状态也是客观的，即可以进行客观量度的。一种病到底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单靠医生说固然不算数，单靠病人说也同样不算数。在这裹存在着一种中性的，为大家公认的物理和化学的检测手段。它看来像是一个价值问题，其实是一个事实问题，起码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为事实问题。纯粹的思想意识的是非善恶则与此不同，因为其间往往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物理和化学的检测手段，它往往只能是主观的心理的感觉。我出于爱护你的动机讲出一句话，你却以为这句话伤害了你。这就不是一般而言的客观效果的问题了。你的感觉固然于我是客观的，但本身仍然是主观的。你可以说你觉得那句话伤害了你，但你不能据此断定那句话客观上就造成了伤害的效果，否则天下就没有误解这回事了。假如对方听不进你的解释澄清，而你又不愿意对方有被伤害的感觉，你可能会同意收回那句话，但这不意味着你已经承认那句话本身就产生了壤的客观效果。
以上这番道理，共产党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甚至于故意装作不明白。说话者自己恐怕未必都十分清楚。因此，当共产党一口咬定你的某种思想观点意生了恶劣的客观效果时，你自己也可能以为确是如此。于是，你祇好承认你的观点错了，虽然你并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错，但你还是决定去改正它。面对这个明显的矛盾，“立场”概念（见第23节）便显得颇有说服力。你纳闷：为什么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党和人民却认为是错的呢？那大约是你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想问题的缘故吧。可是你分明又意识到你本来是一心一意替党和人民去着想的。那是不是因为你主观上想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但客观上还是站到错误的立场上去了呢？这是否证明你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顽强地表现自己呢？可惜的是，立场并非一个地理位置，它好像在和你搞恶作剧，永远处于你的对立面。列宁讲过，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你本来想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个房间。你百思不得其解。在适时，从众性（见第26节）便发挥作用了。不论是出于“党和人民总不会错”的角度，还是出于“随大流更安全”的角度抑或是出于二者的混合，最后你决定要“改造思想”。
有时候，事情就到此为止。你同意改造思想了，党也就对你满意了。但有时候则不然。有时候党还要进一步追问你：既然你承认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可见你本来就怀有恶劣的动机。造就更让你百口难辩了。你好像落进了“既说了一就要说二”的境地，不承认自己曾怀有恶劣的动机似乎倒不合情理了——别人显然是这么看你的。于是，你努力挖掘内心深处，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恶劣念头。通常你总会成功的。且不说以人心的复杂微妙，谁不曾产生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有些念头根本是随机的，并不受意志的支配。也不必说反省的暖昧，这点休谟早就讲过了。单单是外界舆论的不断指控，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你越是害怕找到什么。你倒越有可能情急意乱地自以为果然找到了什么。好的动机可以解释为坏的动机。譬如说，为国为民的愿望可以解释为出风头、个人主义。原先没有过的动机也可以被认为曾经有过。你会变得糊涂起来，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可以相信现在的你是好人——这点是当下自明的，但你对过去的你就没有多大把握了。你可以相信自己是“要革命的”，但你可能弄不清楚你过去是不是一向革命的，是否有过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时候。你也许还不至于自我否定，但你很可能已经陷入自我怀疑。而对于党要你认罪这一点而言，那差不多就够了。
刘宾雁这样写道：“是被迫认罪吗？不全是，是心甘情愿吗？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结论上一一签上自己的姓名时，心情是淡然的，近于麻木。我似乎真正认为自己确是那几条罪状的罪犯，但在内心深处，又没有一条我不是半信半疑的。”事实上，到了这一步，签字不签字已经无所谓了。大多数人是会签字的。人在自信心倍受摧残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受人摆布的。
56．与压迫者认同的情感需要
大概在所有接受思想改造的人们当中，上述这种“从迷乱到顺从”的类型最为普遍。不论是被戴上帽子的还是没被戴上帽子的，不论是受批评较多的还是受批评较少的以至于从未受到直接批评的，许多人都是经由类似的心理活动．最终承认自己有错或有罪。完成这样一种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开始，几乎人人都想不通，不服气，到后来才渐渐地表示通了服了。在这裹，共产党的另一手策略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是所谓“给出路”。党号召大家“割尾巴”，“放下包袱”。只要认了错，党和人民就会欢迎你，让你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否则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我们知道，被孤立、被排斥和被抛弃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它不但会造成理智上的混乱，更会导致情感上的焦虑。为了免除这种可怕的焦虑，许多人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许多人还在想通服气之前，就已经急不可待地决定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以便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了。有这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为前提，还有什么认识上的弯子转不过来的呢？一旦你表示弃旧图新而又有幸得到组织与羣众的谅解，你确实会有一种轻松感。关于“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比喻，关于“下楼”的比喻和“过关”的比喻（一个人被封在楼上或挡在关外，想下不准下，想过不让过，那叫人多着急），其实都是暗示一种存在状态，情感状态而不是什么认识状态。
在文化革命初期，中学生中盛行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出身不好的同学统统被打入另册，不准参加破四旧，不准参加十一游行，甚至不准佩戴毛主席象章。照说不准就不准呗，往日准许大家都去参加这类活动时，不是还有不少人不想去吗？可是一旦被规定了不准，许多原本未必想去的人却一下子变得非要争取去不行了。因为他们害怕受排斥。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学宁肯上台承认自己是“混蛋”、“狗崽于”，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接纳，哪怕是在集体中充任一个可怜的角色也胜似被集体完全拒绝。这就是说，当这些同学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时，他心裹反而会好受一些，因为在这时，他好歹总算是找到自己的认同对象了。我们知道，有些人在党组织没有定性戴帽子之前还始终拒不认罪（如果先认了，说不定会免去那番处罚），而等到帽子已经戴在头上，惩罚已经落到身上之后，反而才承认自己有罪的（为时晚矣，于事无补），真是何苦来哉。但细细一想，那不是和自承“狗崽子”的心理动机十分相似的吗？原先拒不认罪是由于抗拒被排斥，现在认罪则是为了重新得到认同。
57．自觉的牺牲
相比于上面提到的“从迷乱到顺从”这种类型，另有一种屈从的类型更为惊心动魄，我们可以称之为自觉的牺牲。
柯斯特勒在其名著《正午的黑暗》中描写过这种自觉的牺牲。一位老革命遭到整肃，他深信自己是无辜的，但他努力说服自己整肃是历史之必然，自己成为整肃的对象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因此他必须自觉地为革命作出牺牲。当年，作家聂钳弩以戴罪之身（右派）在北大荒林区劳改。一次林区发生失火事件，聂绀弩作为“阶级敌人”，理所当然地成了最大的纵火嫌疑犯。在多次申辩无效后，聂绀弩说，如果革命需要我承认是我放了火，那我就承认是我放了火。这类故事在古希腊悲剧中可以见到。在索福克勒的《安提贡》一剧中，俄狄浦斯之女安提贡反抗暴君的命令，埋葬其兄波吕涅克斯，因而被处死。她在临死前说：“如果这样使神满意，我们就承认自己有过失，因为我们受了苦。”黑格尔批评苏格拉底在审判时的抗争态度，他认为不论有罪与否，“个人必须在普遍的权力面前低头”。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乃至真实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在皇帝对之实行错误的惩罚时，口中说道“臣罪当诛，主上圣明”．如此等等。
在这类故事中，屈从乃是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那便是对最高权威绝对正确性的无条件的维护和服从。在这些人看来，如果那个权威作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使其绝对正确性可能招致损害时，无条件的维护与服从不是变得不应当，而是变得更必要。如果这种错误的决定不幸恰好落到了自己头上，那么，毫无怨尤地接受错误——这就意味着承认这个错误是正确——恐怕就成为一件义举。顾全大局一词本来就暗含着对个人正当权益的自愿牺牲，而放弃自己的正确性而保全对方的正确性，自然就成了最宝贵的牺牲。在这种牺牲中，一个人可以从那巨大的辛酸与痛苦裹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一种舍弃自我完全奉献给权威、给事业的因其不被承认而倍显其纯粹性的悲壮与光荣。
分析这一思想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把对方抽象化，从而神圣化。共产党不论做什么事，总是要打出党的名义、组织的名义、国家的名义或人民的名义。有时它也会打出伟大领袖的名义，不过在逭时，“伟大领袖”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词汇，它不再是肉体凡胎的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伟大的、神圣的化身或象征。共产党从不告诉人们某某决定是由张三或李四提出来的，王五曾经提出过异议，赵六投了弃权票，等等。共产党永远对外笼统地宣布那是党的决定、组织的决定。你可以对具体的张三、李四表示不满或不同意，你怎么好对党、对组织不满和反对呢？许多党员早就习惯于把党看作一个坚强统一的整体，它永远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正确，因此我们永远需要无条件地服从。许多非党人士也早就接受了这套逻辑。不是要听党的话吗？那就连党骂你的话也得听，连党骂你骂错了的话也得听。在他们看来，这就叫做忠诚。不要以为只有极少数狂热的极端分子才会实行这样的思考逻辑。因为面临着党的批评，申辩既是无效，抵制更是危险。换句话说，在不忠诚不行的时候，人们只好忠诚。问题在于，一旦人们选择了忠诚（哪怕其间包含着无奈，因此既谈不上真正的选择，也谈不上真正的忠诚），他们就可能会真的忠诚下去，以致于到头来我们都很难分得清孰真孰假，几分真几分假。不少人开头有假，后来也就几乎成了真。
58．锻炼与考验的陷阱
当黑格尔说时代精神的巨人在大步前进中免不了会踩伤一些无辜的花草时，他自然懒得为那些被踩伤的无辜花草设身处地思考一番；当列宁说在两个人殊死搏斗中你怎么能说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时，他大概也不肯去想一想那不必要的一拳击中后别人当作何感受。中共领导人有时倒对他们略去不谈的问题发表过一些议论。刘少奇讲到要加强个人修养，要受得起委屈，要能忍辱负重。毛泽东还说受到不公正对待有着许许多多的好处，并引用一大段太史公报任安书中的话作为佐证。文化革命中，各屑领导的当权派都被造反派“炮轰”“火烧”了一阵，但造反派的这种做法原是从先前的当权派那裹学来的：有哪一次运动不是伤及一大片呢？思想改造既是针对整个知识份子，其伤害面更广泛。那么，大家又是如何承受的呢？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曰“锻炼”，曰“考验”。
人真是语词的动物。天下许多坏事，只要顶上一个好名称便可畅行无阻。若问在当年，我们为什么会那样积极热情地欢迎各种折磨，因为我们以为它是“锻炼”；我们为什么会毫无怨尤地接受那些无端的惩罚，因为我们以为它是“考验”。呜呼，锻炼，考验，多少罪行假汝之名而行！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在共产党统治下．一切“锻炼”都是摧残，一切“考验”都是折磨。应该承认，当年的共产党确实有股斯巴达的精神，因此在不少情况下，从共产党的角度看，锻炼确是锻炼，考验确是考验。我这裹只是说，靠着“锻炼”和“考验”这两个动听的名词，共产党极其方便地进行了一大套对人的摧残折磨，而我们则极其愚蠢地接受了它们。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锻炼”和“考验”的作用至少有两个。第一，它使我们以逆来顺受的态度，接受了很多我们本来并不情愿接受的东西：不近情理的批评，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一层道理比较简单，不必多说。第二，一旦人们以接受锻炼、经受考验的态度去对待那些错误的批评和错误的惩罚并为此而付出长期的、沉重的代价之后．他们就很可能对那些使自己深受其害的错误批评和错误惩罚有意识地进行辩护，因为那也是为自己的逆来顺受进行辩护。于是就会出现十分怪异的现象：被压迫者要主动地替压迫者讲好话，被压迫者竭力否认自己受到了压迫。此间的奥妙在于，如果你承认自己受到压迫，你又如何解释你当年的逆来顺受？那岂不证明你不是很怯懦便是很愚蠢？你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你就不得不连带着把那种不合理的遭遇合理化。
在小说《绿化树》中，张贤亮描写了一个知识青年被打成右派罚去劳动改造的故事。在“题记”中，作者引用了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用以比喻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艰苦性的那句话“在清水裹泡三次，在血水裹浴三次，在碱水裹煮三次”，说明苦行、苦难乃是个人精神成长之必需。张贤亮告诉人们，只要“具有自觉性，人越是在艰苦的环境，释放出来的能力也越大”；有了这种自觉性，痛苦也就“到处可以随时转换”成欢乐。在讲到众多的知识份子在那段时间遭受的厄运时，作者说那是“历史必须要我们付出的代价”。
不难看出，张贤亮的这些观点，正好为上述分析提供了印证。他把受迫害、受摧残解释为经受磨炼，美化为个人精神成长的必经历程。当然，作者的态度也有一定的道理。人到无奈时，不得不达观。当人们无法改变厄运时，他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厄运，承受厄运，并力图从厄运中发掘出意义。但无论如何，厄运毕竟是厄运而不是幸运，尤其是这裹的厄运纯粹是人为的，它是十足的迫害。因此，不论我们以何种积极的态度去承受它，我们都必须保持我们的抗议精神。不错，在当年的条件下，许多受害者对自己的遭遇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无辜受害，他们也无法查清其根源和责任所在，所以他们只好抬出“历史”，把自己的不幸理解为历史前进中难免的小误差。张贤亮以被踩伤的无辜花草的身分，把严酷的迫害推给了那个庄严而抽象的“历史”，从而也就免除了迫害者的一切个人责任。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丁玲。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迫害打击后，丁玲重返文坛，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讲话。当问到昔日在北大荒被罚去养鸡场劳动改造一事，丁玲闭口不提身为作家而被禁止写作的痛苦，反而大讲养鶸工作如何有趣，如何有益。丁玲宣称，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她“很少感到空虚”，一直对共产党充满信心。如果我们想到当年的丁玲在饱受打击的情况下还能在北大荒认认真真地养鶸，那无疑是令人感动的。但对于她后来始终不肯对当年的迫害发出严正的谴责，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失望了。逆来顺受本来无可厚非，在厄运下保持积极态度尤为可贵。可是，倘若因此而导致对恶行的美化文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锻炼”、“考验”可以构成美丽的陷阱，道理就在于此。
这种效果在那个有名的“母亲错打了孩子”的讲法中表现得相当充分。一些受共产党无端迫害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例如有“牧马人”之称的曲啸）在谈及这段经历时，不去控诉压迫者的蛮横残暴，反而将之比作“母亲错打了孩子”。应当看到，讲这种话不一定只是为了取悦共产党，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出于为自己辩护的需要。你错挨了打，但你既不哭喊抗议，更不出手回击，而且还要不断地和打人者套热乎，除非是强行隐忍，否则便很难解释。如果你要说明你的不计较是有道理的，你就必须把错挨打一事说成是纯粹的误会，而且必须是来自最亲爱者最具善意最难避免的误会。“打是疼骂是爱”，连打错了的时候也是如此。既然迫害不是迫害，屈从也就不是屈从了。
59．语词的魔障
上节的分析提示出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语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我们思考任何事物、任何行为时，我们常常不是思考那个事物或那个行为本身，我们祇是在思考它们的名字，或者说，我们总是借助于语词进行思考。造就意味着，对于同样一件事物或同样一件行为，我们给它们安上什么名称，那会对我们的思考产生莫大的影响。不同的名称暗含着不同的价值倾向或感情色彩。因此之故，当人们采用某一套语词而不采用另一套语词进行思考时，其最终结论往往在一开始就已经包含于其中了。
汉语词汇极为丰富，同一件事可以有多种词汇来表达，或褒或贬，有时仅在于一字之差。“弑君”当然是大逆不道，“诛一夫”却又是天经地义，虽然它们都是讲杀皇帝这同一件事。说“压制”、“迫害”、“惩罚”、“折磨”，这会唤起一种感觉，说“帮助”、“教育”、“锻炼”、“考验”，这又会唤起另一种感觉。而它们也常常是讲的同一回事。汉语词汇的这种丰富性和强烈的褒贬性，对文学创作也许极好，但对于理性分析却相当不利。国人缺少用中性词汇思考的习惯，这样于分析与沟通会造成不少的障碍，对此我们必须给予相当的注意。
60．自我批评为何需当众进行？
自我批评是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学习与批评（或批判）的目的在于促成人的思想转变，自我批评则是接受和实现这种转变的明确宣示。
单从外部形式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自我批评有一个显着的特点，那就是它常常被要求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这就和基督教的忏悔或儒家的修养很不相同，后者基本上是独自进行的。不少基督徒要找神父忏悔，但神父有义务替忏悔者保密。如果你要将之公诸于世，那只能基于你的自愿。忏悔的这种私密性或个人性意味着：1．你的思想是你自己的事，他人无权干涉；2．忏悔是向神忏悔，以期求得神的宽恕，唯有神才享有这样的权威。儒学是“为己之学”，因此修养的个人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反，在思想改造中，我们常常被要求当众自我批评。这是因为，在共产党那裹，一个人的思想不只是自己的事，也是众人的事，社会的事。思想改造不是为了个人灵魂得救或个人成仁成圣，而是对社会负责。举凡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思想，都不只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因此不应有任何隐瞒。在党和“人民”面前，个人无权坚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就提出过“向党交心”的口号，其根据．其意义，正在于此。
我们知道，思想改造之所以引诱许多人真诚地投入，那是利用了人的向上之心，利用了人们用某种理想人格或道德标准指导自己，监督自己，提升自己和实现自己的崇高愿望。借用弗洛依德的话来讲就是，自我用超我来衡量自己，努力实现力图满足理想的日益完美的严格要求。然而问题在于，在思想改造中，这套理想标准是由共产党制定的，更重要的是，它是由那个实在的而非抽象的党和领导者的意志去监督实行的。基督教的上帝是彼岸的存在，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历史的存在，共产党却是此岸的、现实的存在。自我批评不是面对神灵，不是面对想象中的古人，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对党，我必须承认党的无上权威。在这裹，超我不是内在的抽象，而是外在的实在。因此，自我批评就不是如何使自己实现自己理想的期许，而是如何使自己符合党的要求。我的思想是否错误，我是否需要自我批评，不取决于我自己的认识，而取决于党的判定。我的自我批评是否成功，要看党是不是表示谅解表示接受。不管我自己如何竭诚，“触及灵魂”，但只要在党那裹通不过就不算数。如果我拒绝党的标准党的要求，我就会被党所抛弃，从而也就是被党一手控制下的社会所抛弃。在基督徒那裹，忏悔与否关系到一个人在死后能不能进天堂；在思想改造中，自我批评不过关则会使你在活着时就入炼狱。
61．对自律的破坏
如前所言，在思想改造中，自我批评常常被要求当众进行。正是这一要求，使得自我批评从理论上所说的自我提升变成了实际上的自我糟践。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比较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时，提出了“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这两个概念。她认为西方文化可称为“罪的文化”，日本文化可称为“耻的文化”。后来有人把“耻的文化”也归之于中国，被看作是东方文化的特征。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解释：“真正的‘耻的文化’依赖外部的制裁以达到好的行为，不像‘罪的文化’，好的行为是罪的一种内化的信念。耻是对他人的批评的一种反应……它需要观众或至少想象中有观众存在，而罪则不然。”*由“耻”的概念我们会联想到“面子”的概念。费正清说，对中国人而言，面子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个人尊严是从适当的行为及社会赞许中获得的。“丢面子”则是由于不能遵循行为的法则，以致于在别人看来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中国人那裹，个人价值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内在于每个人的心灵，而是外铄的，从外部获得的。对于上述见解，后来的学者们提出过若干修正意见。譬如，皮尔斯和辛格就指出，罪的意识来于做出逾越规矩之事，而耻的意识来于未达到某一理想目标。倘用现今中国人习惯的话来讲，罪是指有错误，耻是指有缺点。不论我们对罪与耻作何理解，有一点倒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们都能起到推动人积极向上的作用。
那么，在思想改造中，自我批评与所谓罪感或耻感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共产党混合利用罪感或耻感来迫使我们思想改造。你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你当然应该检讨，这是在利用罪感。如果你说“我又没犯什么错，凭什么要自我批评”党就会说，难道你就十全十美了吗？难道你就已经是百分之百、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了吗？——这又是在利用耻感了。然而，不论是利用罪感还是利用耻感，到头来共产党都把它们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东西。
道理很简单。一般认为，罪感是自律的，耻感是他律的，但也不尽然。我讲同金耀基等人的分析，耻感兼有他律与自律两重性。古之儒家讲“慎独”，讲“省察”，均是强调人作为道德性主体的自律行为。着眼于自律性，我们就该承认，一个人不论是有缺点还是有错误（此处的错误当然不是指违法乱纪，“罪”不等于“恶”），我们都应当寄希望于他自己的主动改进，而不应该对之强制。不错，共产党也说过自我批评要靠自觉，但是它既然造就了一套强大的社会奖惩机制，从而使得人们非“深刻检讨”便不能过关，不能受到信用以至要横遭迫害，因而在事实上它严重地破坏了这种自律性。由此引出的显着恶果之一便是虚伪和是非颠倒。有些人故意夸大自己的缺点错误并对之进行过火的批判。他们这样做决非出于罪感或耻感，而是为了炫耀，为了向权势者讨好。相反，那些一向为人方正的君子，既不情愿在大庭广众下贬抑自己，况且也实在找不出多少问题值得检讨，反而容易被党视为落后和可疑。
62．对他律的破坏
着眼于他律的耻感，当众自我揭发自我批判更是适得其反。既然耻感的作用在于，为了避免招致他人的耻笑，所以才努力压抑内心的阴暗意识而在外部行为中规中矩，那么，把内心的阴暗意识统统暴露出来从而使自己蒙受羞辱以及陷于不利的地位，岂不正好构成了对耻感的彻底打击？古人言，讲淫，论事不论心，倘若论心则天下无君子。这就是说，一个君子若要保持其形象，维护其尊严或曰面子，他不仅要不做出任何淫的行为，而且还必须掩盖其内心中淫的意念。假如他把自己内心的淫念都公诸于众，那么，在实际上他或许仍不失为君子，但他作为君子的形象和尊严就丧失殆尽了。他几乎会像真正做出淫事一样地感到丢脸并遭到社会的轻视。再说，思想属于自己，讲出来便可能影响别人。一位君子若当众讲出他的淫念，那又大有所谓“性骚扰”的嫌疑了。共产党叫你“交心”，叫你“暴露活思想”，“深挖思想根源”，叫你把内心最隐秘的思想，包括对党的怀疑和不满都统统讲出来。等你和盘托出时，它又说你“借交心反党”，“借自我批评之机放毒”。在历次运动中，因老实交代，深刻检讨反而自陷于祸者不知几几。抛开这种陷人于罪的卑劣行径不谈，当众自我揭发自我批判的普遍后果是，它有力地摧毁了人的尊严，至少是摧毁了人的“面子”。对于摧毁“面子”这一点，共产党倒是自认不讳的。譬如姚文元早就写过文章批判所谓“面子”观点，把它归在“资产阶级腐败思想”的名下。我这裹不是笼统地维护一切“面子”，更不是笼统地否认公开自我批评的意义。关键在于，上面提到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都是针对个人的隐私，针对个人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人的社会性行为，此其一。其二，正确的自我批评，如同忏悔和修养一样，目的是自我提升而非自我糟践。它需要借助包括知羞耻之心在内的一些因素作为动力。因此，摧毁了耻感，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摧毁了人积极向上的一股内在力量。无怪乎在每次大规模的交心运动或自我批评运动之后，参与者们大都灰头土脸，意气消沉了。与此同时，唯有党高高在上。党是从不作此种自我批评的，这就加强了党对人心的控制力。即便在迫不得已之时，党承认自己犯有某种失误，它也从来不会当众暴露其思想的阴暗面再给自己上纲上线。相反，它只是一味地强调自己是如何地“为人民服务”，“好心办错事”等等，从而维护住自己的无上权威。在“新社会”，只有党才有面子，而且是绝对的面子，而广大知识份子则连起码的尊严都被剥夺了。
63．利用耻感摧毁耻感
既然人人皆有耻感，那么，人们又如何会接受那旨在否定耻感的当众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呢？原来，共产党在这裹还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耻感。它是利用耻感去摧毁耻感。共产党宣布，广大知识份子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预先把知识份子摆到了一个不那么光彩，不那么体面的位置上。由于共产党一手遮天，它很容易让自己的声音变成所谓社会舆论。我们知道，耻感具有他律性，也就是具有从众性。耻感强的人往往最在意周围舆论的评价，一旦“四面楚歌”，他就忍不住要“弃旧图新”了。本来，没有人愿意否定自己，可是在现在，否定自己倒成了肯定自己的必要方式。你只有承认自己落后才能证明你自己先进，而且还是越承认自己落后便越证明自己先进。不顾羞耻反而会赢得称许，反而会觉得光荣。这样一来，耻感非但没有成为自我揭发自我批评的阻力，反而倒成了它的动力。当然，总会有些人不肯进行这种“自我批评”，不过他们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压力一方面来自手握生杀大权的党，另一方面则来自那些已经投身自我批评的同事。费孝通写道：“大家在闹改造，于是发生了‘改造竞赛’……于是又发生了怕落后带累了前进，发生了‘一起丢包袱’的口号。前进应当努力，那是不错，但是落后的如果不同样努力，不是落后的沾光了么？”“乍一看去，此话甚是不通。落后者既然不讨党的欢心，到头来免不了会惹上一身麻烦（起码是得不到信任重用），怎么还说”沾光“？其实，这表明了”前进者“对”落后者“的暗中嫉妒。这些”前进者“内心的想法无非是：”我们都当众丢了丑，你却还是一副清清白白的模样，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你？“所以，某些”前进者“往往比党还要急于向”落后者“施加精神压力。他们一口咬定，你之所以没有当众暴露自己的见不得人的思想，那决不是因为你内心更光明，那只证明你内心更黑暗！”一起丢包袱“者，一起丢脸面也。在那些不肯自我揭发自我批判的人方面，许多人也会困惑起来。当他们看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当众谴责自己，免不了会怀疑自己原先的厌恶心理是不是真的不对头。既然众人都讲出了许多坏思想，大概我自己也好不到那裹去。小说《洗澡》写到，在目睹了一番羣众性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之后，那个天真老实的知识份子许彦成真诚地说道：”我常看到别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自己却是顶美的。现在听了许多自我检讨和羣众的批判，才看到别人和我一样的自以为是，也就是说，我正和别人一样地这样不好那样不对。我得客观地好好检查自己，希望能得到羣众的帮助。“22耻感既是他律的，因此大家都丢脸就似乎等于大家都不丢脸。正好像大家都脱光衣服，你就不再为自己的赤身裸体而那么觉得不好意思一样。但是，耻辱终究是耻辱。假如说在知识份子之中大家还以为彼此彼此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人的心目中，知识份子的地位无疑却由此打了大大的折扣，而党的权威则由此大大的增加了。
有必要对上段中最后一点多说几句。应该看到，当众自我批评并非共产党思想改造运动所独有的特点。某些原始部落，某些宗教团体或革命团体也有类似的习惯。若说起在自我批评中小题大作，对自己的过错拚命上纲上线痛加谴责，那在各种形式的自我批评中都不少见。和思想改造一样，人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集体的承认和接纳，其效果则在于加强了集体对个人的控制。但和思想改造不同的是．在其他集体的此类活动中，人们通常不会产生屈辱感，反而会产生某种优越意识。不错，真正的信者总是显得很谦卑。但正如费尔巴哈所指出的那样，信者的谦卑不过是倒转过来的高傲。无论他们如何乐于承认自己罪孽深重，他们始终坚信，相比于他们这个集体之外的芸芸众生，他们在精神境界上要高超得多。
可惜的是，在共产党统治下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份子却没有这份高傲的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与之比较的另一部分化外之民。在“新社会”，广大民众都被归为“革命羣众”。知识份子之所以尤其需要彻底改造，不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比其他人在思想觉悟上高出一头，而是因为他们低人一等。这样一来，你就很难把那种屈辱转化为光荣了，除非是面对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裹的不曾受过革命洗礼的人们。造就是为什么不少让思想改造整得灰溜溜的知识份子一到了西方人面前倒能显得颇为自信的原因。有人纳闷：为什么同是思想改造运动，在延安整风时期，饱受折腾的知识份子尚不难“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而在“解放后”的运动中，知识份子却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因为前者能够以自己属于“革命队伍”而傲视其他大量的非革命队伍的人，后者却失去了这种衬托。党高高在上，工农大众天然更革命，知识份子位于“人民”的最边缘。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知识份子又怎么抬得起头来呢？
64．关于劳动者的一个神话
共产党在名义上抬高工农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强调工农劳动者具有更高的革命性，以此作为实行思想改造运动，打击知识份子的一个重要根据。我们知道，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一批人鼓吹劳动者比知识份子更有道德的神话。这种神话在矫正知识者轻视劳动者这一偏见上不无积极意义，但不幸的是，它也为尔后针对知识者的思想改造运动起到了某种理论铺垫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思想改造运动已经被否定的今天，仍有一些人以略为不同的方式继续重复着类似的神话。
在“一个老知识份子的心境素描”中，萧干写道：“许多往事都使我深深感到，即使在文革期间，真正的工农也仍是善良的。少数知识份子整起旁的知识份子来，才手毒心狠呢！”（23）在电影《牧马人》中我们看到，知识青年许灵均被打成右派罚去牧区劳动改造，当地牧民对他并不歧视。“文革”中城里的造反派前来揪斗，牧民们还想方设法地保护他。在牧民的热心撮合下，他和一位从四川农村逃难来的姑娘结了婚，夫妻恩爱无比。后来，许灵均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邻人前来祝贺，许的妻子李秀芝说：其实从结婚那天起，他在我心中就不是“老右”了。电影的编导者力图以此证明，在那极左路线猖獗的岁月，许多知识份子都遭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广大工农劳动者仍对他们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关切和理解。
持有上述看法者人数或许不少；不过它却未必经得起推敲。
凭什么说乡下人就比城里人，工农就比知识份子在对待有“政治问题”的人的态度上更善良、更公正呢？一件事便足以构成否证。众所周知，在广大农村，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的境遇一直十分悲惨（直到毛时代结束），决不比城里的五类分子更幸运，尤其是地富子女。同样是黑五类子女，如果是城里人，有时还可能获得和普通人相差无几的待遇；若不幸而身处农村，即使你不曾犯有任何过失也是准专政对象。如果我们把婚姻状况视为一个人（主要是男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它常常是如此，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农村打光棍的地富子弟的比例要比在城里的高得多。而他们娶不上媳妇的主要原因还不是他们在经济上比邻人更贫困，而是他们在政治上倍受歧视。
我在第19节指出：在中国，相比于知识份子，“一般工人，更不用说一般农民，其处境绝不是更优越些”。否则，为什么“从来只有‘犯错误’的知识份子被贬去当工人、当农民，决没有工人或农民因为‘犯了错误’去罚做知识份子工作的”呢？和官方宣布的排名次序（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知识份子）相反，事实上，在大数情况下，知识份子的境遇（包括工作条件、物质报酬等，却不包括名义上的政治地位）常常比工人，特别是比农民略高一筹。下放劳动之所以是一种惩罚，就因为它把你从原先一种较好的环境驱逐到一个更坏的环境。这裹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1．在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运动中，知识份子通常被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因此他们受到更直接、更强大的压力（包括胁迫与利诱两个方面）。造就导致了知识份子之间严重的猜忌、分化和相互倾轧。相比之下，其他非知识份子，特别是一般缺少文化知识的工农，由于所受压力较小，故而比较容易在此类运动中保持某种不介入的态度，那并不证明“真正的工农”都很善良，唯有少数知识份子才“手毒心狠”。不错，知识份子更了解知识份子，所以一旦整起你来，往往更能击中“要害”。宋江在浔阳楼题写的那首诗，就是让另一位读书人黄文炳一眼看出问题，上纲上线到“谋反”的高度而定成死罪的。倘换上一位“大老粗”的官员，也许还没有这般敏锐。但“大老粗”中也决非没有好事之徒。这种人虽然没有深文周纳的本事，但若是强充内行，胡乱上纲起来却同样让人吃不消。“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文革”中，不少工宣队、贫宣队或军宣队的人，在整起知识份子的时候，那种武断、荒谬、粗暴、凶狠，何尝又比“秀才”们逊色呢？
65．是反映还是“反”映
2．一个人因“政治问题”而下放，这表明他从一个较好的环境被降到一个更坏的环境。它本身已经体现了惩罚。因此，在新环境下你会感到与周围人际关系的紧张性有所缓和。在过去的环境中，别人歧视你，是因为别人认为高你一等或者是认为你低人一等。如今你果然掉到更低一等或低几等的位置上去了，在这裹大家都彼此彼此，歧视自然也就减轻了。在广大身处社会低层的粗工和贫苦农民眼裹，来自城里的下放者们，就算头上戴有什么政治帽子，其实也不比他们自己的地位更低。由于制度的约束，绝大多数粗工和贫苦农民都很少有希望能摆脱自身处境，而下放者们既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说不定有朝一日还可能会再回到“上面”去。就算回不去了，那充其量不过是和他们一样干一辈子粗活罢了。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歧视你呢？
再以婚娶一事为例。我们知道，一个下放者（不论是下放知青，还是下放干部，甚至是下放的右派）倘要打算和一位乡下女子成亲，通常都并不困难——也就是说不比农民更困难，一般都优于当地的地富子女。在为数不少的单身下放者中，主要不是因为对方不干而是因为自己不肯。不肯的原因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眼下我不打算对此进行分析。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证明下放者的实际地位并不比普通农民更低。电影《牧马人》试图说明，在知识份子蒙难之际，劳动者如何别具慧眼，不嫌弃你的右派身份。这就假定了一位“盲流”的乡下女子的地位要大大地高于一个下放的右派知青。那显然是与现实不符的。假如说许多观众确实获得了上述印象，那仅仅是因为电影中的李秀芝十分美貌。众所周知，美女是不讲贵贱出身的。如果李秀芝果真如此年轻美貌（且不说还相当聪慧能干），正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她完全可能有更好得多的遭遇，那又何苦背井离乡，只身千里，去投靠一个她素未谋面的人，并匆忙草率地接受一些陌生人的怂恿而和一个只有一面之交的男子成婚呢？原着的作者张贤亮曾经讲过，在他笔下的那些美丽多情的下层妇女，无非是他“梦中的洛神”。这就是说，那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祇是它的“反”映。那么，由这种“反”映引申出来的种种意义自然也就成了空中楼板。我当然不否认，在过去那段岁月裹，确有一些工农对蒙难的知识份子表现出可贵的同情与理解。不过，同样的高尚行为也发生在一些知识份子和其他阶层人们身上。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厚此薄彼。
66．孝道与忠诚
让我们再回到正题上来。
我在第58节指出，把共产党打击知识份子比喻为“母亲错打了孩子”是相当荒谬的。然而，在这一荒谬的比喻背后还包含着更多的政治文化信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一向被比作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忠不过是孝的延伸。中国人（包括一九四九年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从听父母的话到听领导的话。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接受了把领导视为父母替代物的观念。利夫顿在说明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文化渊源时强调了“孝”的意义。那显然是很有道理的。
孝的含义并不单纯。孝不仅表示在行为上的顺从，还表示在情感上的依赖。孝顺的儿女之所以要听父母的话，那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父母更正确，而且还因为他们觉得听话能讨得父母的欢心，他们自己则能从父母的欢心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当己意与父意相悖时，通常他们倒不以为放弃己意有多么痛苦，相反，忤逆父意更让他们难受。因此之故，当冲突不太尖锐不太深刻时，他们更乐于放弃己意顺从父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或许不只是中国），把孝的概念转化为忠的概念是很容易的。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忠”既是一种承诺，又是一种感情。一个人决心服从君主的命令，并且为此而感到愉快。一般来说，一个缺乏独立精神的人，常常会甘愿让自己依附于某一个强者，这样他可以获得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免除个人自由选择重负的轻松。这种人未必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只不过他们宁肯在现成的权威的规定下去追求它，因为他们害怕由独立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分析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知识份子，尤其是“长在红旗下”的知识份子，往往正是以这种“忠”的态度去看待他们与党的关系和与领袖的关系的。尽管说共产党革命猛烈地抨击传统的忠孝观念，有力地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纽带，但那只不过是用国家取代了家庭，把由孝及忠的延伸一开始就更完整、更有力地转移到自己的头上而已。这些知识份子首先被培养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把“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视为天经地义。那个日后被认作是桎梏的依附性，在起初反而赋予了他们自以为属于伟大整体之一部分的亲切感、优越感和充实感。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睥睨天下，不可一世；然而红卫兵最喜欢的自称却是“伟大统帅的红小兵”。注意这个“小”字，它是指涉小，表示弱者对强者的隶属；它又是指幼小，表示幼者对长者的依恋。他们以“小”为傲为荣。在别人面前，他们强充大丈夫，在领袖面前，他们甘为小儿女。在他们心目中，服从不是勉强之事，苦恼之事，而是快乐之事，幸福之事。和其他知识份子，主要是和老一代知识份子不同，他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号召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道理很简单，改造意味着再教育，它以被改造者事先受有一种教育为前提，而这批知识份子本身却是党的教育的直接产物。对他们来说，“改造”一词差不多是不通的（参见第5节）。他们无非是接受教育而已。假如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过程中，他们也经历了和老一代知识份子相似的内心冲突，体验过其间难以言喻的巨大痛苦，在很大程度上，那其实是一个日益长大的躯体在奋力挣脱先前加于其上的紧身衣。
67．从听话始，到听话终
借用弗洛姆的概念，思想改造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权威主义良心。所谓权威主义良心，是指外在权威的内在化。当人与权威仍处于外在的关系时，人服从权威主要是出于对惩罚的畏惧和对奖赏的渴望。他知道他是在服从别人而不是在服从自己。权威的内在化意味着权威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从而使得服从权威也就是服从自己。我们被要求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但是党并不满足于我们只是消极、被动地听话，党还要求我们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觉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被要求同时接受两种权威：一个是党的权威、领袖的权威，另一个是理念的权威、思想的权威。一事当前，我们既需要听从党的指示，又需要遵循理论的要求。不错，我们一直被告知这两种权威是同一的，但实际上，我们越投入现实的政治生活，越认真地学习理论，我们就越会发现这两种权威之间有矛盾。众所周知，权威主义的首要禁令是反对个人自认权威，然而，“自觉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一要求，倘若被人们认真实行，那却正是我们自认权威。我们知道，在权威主义之下，不服从是最大的罪恶，可是，当党的权威与理念的权威发生冲突时，对任何一个的服从都意味着对另一个的不服从，我们又将如何是好呢？在弗罗依德那裹，随着“超我”即父亲形象的建立，真实的父亲要么退隐，要么被杀（俄狄浦斯情结）。在思想改造中却不然。那个外在的权威在人们心中内在化之后，依然外在地存在。这样，“超我”也就始终确立不起来了。
结果是很清楚的。不论在起初我们如何真诚地相信，党号召我们思想改造是为了帮助我们自觉地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或迟或早，我们总会发现，它所希望并强求于我们的，只不过是“听话”而已。从听话始，到听话终。区别在于：假如在先前，我们的“听话”还带有较多的自愿的话，那么，越到后来，它越带有强迫性。如果说，权威主义良心是良心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思想改造充其量是建立权威主义良心。但更恶劣的是，它竭力阻挡良心向着高级阶段发展。既然人心具有追求独立自主的天然发展趋势，因此，思想改造越来越需要依赖暴力的威胁才能维持住它的所谓成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出于恐惧而表示顺从，同时，却又会矢口否认其顺从是出于恐惧。这种人将被奉为思想改造成功的典范。谁能说这就不是毛泽束的本来目的呢？
68．“改造好了”就是吓怕了
宋人欧阳修写过一篇“纵囚论”。唐太宗六年，有死囚二百人。太宗下令准其返家探亲，然后再回到监狱接受死刑。这三百多名死囚果然被纵还家，又果然如期返回监狱。乍一看去，这件事充分证明了太宗恩德之深，连死囚都被彻底感化而变得有信有义。然而正像欧阳修指出的那样，恪守信义，视死如归，连君子都很难做到，怎么能期望于死囚们呢？问题在于，当死囚们得知太宗下令纵其还家时，他们已经猜度到如果他们如期归还，太宗一定会赦免他们。而唐太宗则是料定了死囚们必然会回来所以才有意下令放纵。欧阳修说：“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因此，“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24
千年之后，共产党重新玩起唐太宗纵囚的把戏。共产党常常让一些遭受过打击迫害，包括一些仍在“接受改造”的人士出来亮相，让他们在报纸广播对公众发表文章讲话，让他们接待外宾，甚至让他们参加什么代表团出国访问。而这些人果然也大都“不辜负党的信任”，他们决不利用公开讲话的机会控诉共产党的罪恶和倾吐自己的怨愤。他们只是一味地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忏悔自己往日的过错，感谢党的及时挽救，现身说法回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有的人也要讲述自己身受的不公正待遇——但那一定是在党已经为他们“平反”之后；有时，他们也会讲到党的错误——当然是按照党已经公布的口径。最难做到而又必须做到的一点是，他们一定要向世人讲明，党虽然犯过错误但仍然“伟大光荣正确”，自己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仍然从中获益良多。党利用这些人的表白，显示了思想改造政策的巨大成功。这些人则利用党赐予的机会，赢得了自己处境的某种改善。
老作家萧干讲过一段有趣的往事。一九七九年夏，作家协会通知萧干，要他参加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萧干回想起一九五零年时，他也曾获通知加入一个访英代表团，临行前还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道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但就在出发的头天深夜，他的代表团成员资格被取消了。这次他又被选为代表出访外国，那无疑表明了党组织对他“个人政治上的评价有了变化”。按照萧干自己的叙述：“当时我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完全解除。积极方面，我决心此行要为像我这样过去不受信任的知识份子争口气。此行，既要为国家争取朋友，消除误解，又要做到不说一句错话。”25在访美期间，萧干十分小心谨慎。他被东道主邀请做十分钟的演讲，上级并没有要求他将讲演稿送审，但萧干还是“逐字写出，递了上去。”同行的是位老党员，萧干决定“一路上一切由他掌舵”。那人原先打算废掉萧干写好的讲稿（虽然已经过上级审定），由他自己另起炉灶，萧干一口应允。祇是后来发现那人的讲稿太长，于是又决定仍用萧干自己那篇讲稿。萧干则坚持将那篇讲稿作为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发言。到美国后，萧干处处和那位老党员一道活动。有的大学本来只邀请萧干一人，他便表示谢绝，直到对方改请二人才接受。访美归来后，照例要做报告，讲见闻，讲感想。萧干又回想起过去一位朋友在访问了某一西方国家后回来讲了几句富裕的情况便受到批判一事。于是他和他的妻子文洁若逐字写好讲稿，斟酌字句，“这一点最好不提，那一点需要冲淡一下”；讲时，则老老实实地照本宣科。讲完后，文洁若告诉他听众大多表示失望。萧干说：“那就很好，倘若他们听了过瘾，我就该担心了。”26
萧干这段描述的价值在于，他把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几乎和盘托出。原来所谓“不讲错话”，无非是不讲共产党不喜欢听的话（至于这些话本身是对是错，萧干自己未必没有不同的看法）。所谓“要为不受信任的知识份子争口气”，无非是借着这样一个看来可以不顺从的机会，进一步向党表示自己是真心顺从。听众（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失望么？很好，因为那样，组织上就不会失望了。在所有道一切表现的背后，连希图奖赏的愿望都很少，更多的祇是出于恐惧。这就告诉我们，对许多知识份子而言，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被吓怕了而已。
69．改造即驯化
也许，画家庞熏琴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一九五七年，庞熏琴被打成右派，此后他受到长达二十二年的残酷迫害。在一九七九年的平反大会上，庞熏琴教授上台讲话。他大声朗诵了一首自己刚刚写成的诗，没有怨言，没有悲伤，有的是对党的一片忠诚。然而，就是这位庞熏琴，在一九八五年临终弥留之际，一度产生错觉，他听见医院走廊上传来很响的说话声，以为又有人来揪斗他，顿时脸色发白、心惊胆颤。那难道不说明．在他那无怨无怒的忠顺外表之下，有的只是一颗被恐惧撕裂的心？
已故史学家程应缪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记叙思想改造痛苦历程的《严谴日记》（一九五七——一九六零）。其中有段文字颇堪玩味，程应锷写道：“这些日子，又常常想：假如在更早一些时候，懂得对党千依百顺就能走向真理的道理多好！现在是不是晚了呢？我国先哲关于闻道的古训，又使我对于来日带着无限的激动之情。”？（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这段话或许不无讽刺之意。但倘若我们根据“对党千依百顺”一语便断言思想改造在程应缪身上并未成功，那就未必正确了。假如我们把思想改造成功定义为真心诚意认同党的真理，那么它在程应缪身上的确未能应验。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共产党开展思想改造的目的，本来就在于使人们对之驯服屈从，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在程应缪身上正是获得了预期的成功。
再讲一件较近之事。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北京数万大学生为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决定不顾政府警告上天安门广场游行。一部分老师在校门口苦苦劝阻。从表面上看，游行者要比劝阻者更反共产党，但实际上，不少老师出面劝阻，并非由于他们不赞成游行的正当性，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游行者是自投虎口。而许多游行者倒不认为共产党如同老虎一样凶狠残暴。中共领导人对劝阻者的心理未必毫无所知，但它后来还是宁肯表扬劝阻者。因为它期待于人民的，本来就是顺从，即使你不是出于爱戴而是出于恐惧。在小说《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温斯顿试图反抗“老大哥”，失败后他终于说出“老大哥不可战胜”的话。不论他说这话出于何种动机，那都意味着“老大哥”的胜利。
我在《哲思手则》裹写过这样一段话：
“雍正乾隆之后，文字狱少了。那不是皇上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见马戏团的老兽，很少挨鞭子。”
70．逃避自由，逃避责任
毫无疑问，思想改造是对人心的奴化。提到“奴”字，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脚镣手铐、拳打脚蹋等景象，其实未必。除非奴隶要反抗，或者是主子怀疑奴隶怀有反叛之心，否则何苦劳神费力地去镇压？说“有压迫就有反抗”当然很对，说“有反抗才有压迫”也未尝没有道理。毛泽东说要造成一个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这本来是自相矛盾，因而不可能的。但倘若大家都放弃个人的独立意志，只在“统一意志”之下去“生动活泼”，那局面的实现似乎也不大困难。我把思想改造喻为人的驯化，一方面是指它对于人类伟大自由精神的否定，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对精神的戕害在表面上不一定都像对肉体的戕害那么触目惊心。
其实，对某些人来说，与其心存异议而焦虑不安，倒不如放弃自由，接受驯化更令人轻松愉快。想当年，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热烈地表示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其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出于对党的无限迷信。尤其是那些年龄略长，阅历较深的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希图免除内心冲突和个人责任。我们知道，驯化的本质在于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接受和执行他人意志与思想的工具，因此他对自己的行为便似乎不再负有责任。宗璞在替冯友兰追随极左路线的错误作辩解时强调，冯友兰身处林下，只能听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见第42节）。言下之意是“受蒙蔽无罪”。但这个“受蒙蔽”却大有可推敲之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有丰富学养和阅历的知识份子，谁不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呢？如果你只肯听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这就表明你的受蒙蔽实际上是出于自愿，起码也是半推半就。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我们在被别人欺骗之前，首先就欺骗了自己。
不久前，吴祖光去医院探望曹禺。曹禺不胜惆怅地讲起他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说：“你太听话了”曹禺立刻答应道：“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裹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揣摸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29联想到十六年前曹禺对外国友人的那番表白“我是用我自己的笔写作”（见第42节），如今的曹禺终于承认了他过去一直力图否认的东西。这一反省是相当勇敢的，也不失为深刻。“听党的话”是件便宜事：对了，有自己一份；错了，是党的错。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许多人甘愿放弃独立思考的原因。做驯服工具的好处在于使自己免除掉个人责任，然而，一个人自动地放弃责任这件行为本身，却必须由这个人自己负责。“听话”是主动地使自己被动，所以，它不能成为自己说错话做错事的借口，因为它本身就是错误。不错，服从是任何社会生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人类历史上最大量的蠢事和坏事，也都是以“服从”的名义做出的。在消磨了太好年华，浪费了无数精力之后，曹禺才恍然大悟：“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当然不只是写作，不只是文艺，不只是学术，凡是人的思想活动，人的意见表达，都不应该以“听领导的话”作标准。这个道理极浅显，何以要几十年后才明白得过来？如此说来，曹禺的觉悟仍有不足之处。曹禺没有进一步讲出他当年为什么要一味听话的动机，除开趋利避害的考虑之外，应该说听话者还有逃避自由（弗罗姆语），从而逃避责任的意图。我们知道，思想改造包含有被动与主动双重因素，逃避自由、逃避责任便是主动因素之一。一个人倘若抱有这种动机，他就很容易接受思想改造并不觉其痛苦（归根结底，痛苦源于你坚持独立思考），你甚至会感到某种轻松愉快。正如胡适写的一首小诗：“谁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宁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也许，这就是相当一批人能够颇为顺利地过好“思想改造”这一关的缘故。现在，他们当然会对昔日的愚蠢感到可笑，但并没有，或很少有做了亏心事的道德不安。也就是说，他们至今仍在否认其个人应负的道德责任。曹禺是个作家，由于他“太听话”，到头来没能留下一部可以传诸后世的好作品，那总是令人懊丧的。别的听话者未必都有这种痛悔，他们或许还为自己能在几十年间平安无事而暗自庆幸呢。舆论对这种人通常是宽厚的，“受蒙蔽无罪”嘛，就算是责备一句“你太听话了”，那似乎也只是说你太幼稚或者是太老实，充其量是太愚蠢，那好像在个人道德上并不是什么大毛病大缺陷。是的，那的确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大缺陷。但正是借助于这许许多多“庸常的恶”（阿伦特话），大规模的恶行才得以发生。
注释：
① Robert M。Goldenson，ed．，The Encyclopedia 0／Human J3C— Behavior：Psychology，Psychiatry，and Mental Health，Vol I(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76)，p 176。
② 裴文中、张治中、吴晗、冯友兰、王芸生、叶浅予、费孝通、罗 常培、萧干、李子英、谢逢我：《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五零年四月)，第四十六页。
③ 同上，第九十五页。
④ 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载于《明报月刊》(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号。
⑤ 同②，第二页、第三页。
⑥ ⑥刘青峰：《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载于《知识分子》(美国)，一九九零年冬季号，第四十四页。
⑦ 胡平：《给我一个支点》(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第七十二页。
⑧ 同②第一零一页、第一一八页、第七十一页。
⑨ 同②第一零一页、第一一八页、第七十一页。
⑩ 同②第一零一页、第一一八页、第七十一页。
⑪ 转引自《开放》月刊(香港)，一九九四年三月号，第五十二页。
⑫ 见水晶：《五四与荷拉司》(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第五十三到五十四页。
⑬ 宗璞：“三松堂断忆”，载于《这也是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十五页。
⑭ 引自[美]威廉．S．萨哈金：《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周 晓虹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六七六页。
⑮ 见Robert Jay Lifton，ThouZA‘Reform and the Psy：hologyo／Totalism(New York：Norton，1969)，p。396．
⑯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七八六页。
⑰ 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51)，p。62．
⑱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羣岛》下卷，陈翰章、田大畏译(北京：羣众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三百九十九页。
⑲ 刘宾雁：“走出幻想”，载于《北京之春》(美国)，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号与一九九四年一月号合刊，第二十二页。
⑳ 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n and the Swor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6)，p 223．
21 同②，第七十四到七十五页。
22 杨绛：《洗澡》(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第二零七页。
23 萧干：“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载于《这也是历史》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百一十页。
24 见《古文观止》下册，吴楚材、吴调侯选(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第四百三十一页。
25 同23，第二百一十六页，第二百一十七页。
26 同23，第二百一十六页，第二百一十七页。
27 引自程兆奇：“诛心的实绿”，载于《民主中国》(日本)，一九九四年二月号，第五十三页。
28 胡平：《哲思手剳》(台北：圆神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三十三页到三十四页。
29 吴祖光：《掌握自己的命运》，载于《读书》(北京)，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号，第五十七页。
《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第三章
（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电子版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