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什么是反叛
给反叛下定义，这件事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把反叛定义为公开的表达不同政见的行为。反叛须是指公开的行为，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你的主观感觉并不转化为公开的实际行动，那么它便没有什么意义。不过也不尽然。我们知道，胡风及其同事们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要罪证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人信件。在历次运动中，都有许多人仅仅是私下表达了某些看法而受到惩罚。当然，被党视为反叛不一定等于真正的反叛，否则就无所谓冤假错案了。但是，极权统治既然吞没了一切私人生活的领域，因而，凡稍有阅历者都知道即便是私下表示异议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所以，当一个人明知风险而又这么做时，那确实可能意味着反叛。记得在一九八零年，民间刊物已被当局明令取缔，一些民运人士改用“内部读物”的方式油印文章，不公开地传阅，这无疑属于反叛行为的一种形式。
再说所谓“不同政见”。索尔仁尼琴曾经挖苦地称某些党云亦云之辈为“无不同政见者”。党的意见既是包罗万象且又朝令夕改，一个人怎么能永远保持“无不同政见”呢？除非他下决心放弃自己的一切见解而只是鹦鹉学舌。这就是说，对一般人而言，不同政见不是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个多少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倘如此，那么，除去一批没有见解或随时准备放弃己见以符合党意的人之外，人人都是持不同政见者，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的定义恐怕又失之过宽。如果我们规定，不同政见须是指针对共产极权本质的不同见解，此一定义未免失之过狭。照此标准，连彭德怀的万言书大概也算不上不同政见。把不同政见定义为自觉的反对意见似乎也不够妥当，因为世间有一类“天真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意见本身可能对现存的共产政权具有根本性的颠覆意义．如罗莎．卢森堡，但他们自以为是在维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看来，比较好的办法是把“不同政见”当作“异端”的同义词，也就是定义为非正统见解。这个定义当然也有它的困难。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曾对什么是正统见解开过一个清单，党的意见无所不包，想列一下清单事实上也办不到。再说，在通常情况下（像“文革”中一段时间除外），党的领导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去体现的，因而彼此之间不是没有差异，一些在本单位视为非正统的观点，如果换在别的单位或者是放在中央眼裹也许就不那么不正统。例如，反右中若干右派分子的观点若放在文革中就很有可能被视为“造反有理”而得到最高当局的认可。更何况在中央那裹，有关正统见解的内容也常有变化，有时候变化的幅度还相当大。专制的特点是权力具有过于广泛的任意性。人们很难指望统治者的行为会遵循一般的命令，因为这些命令并不约束它们的制定者。严格服从昨天、今天或明天的一般命令，可能倒会触怒统治者，引起他们的报复。这样一来，正统与非正统的界线也就很不分明瞭.当我们把不同政见定义为非正统见解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定义的这种困难。
82．给毛主席写信意味着什么
一次，一位美国汉学家问我：“为什么有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要用给毛泽东写信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它反过来也就是问，一个人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算不算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行为算不算反叛？
答案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对共产政权无比痛恨，苦于无处表达，乾脆直接写信给最高当局，痛快淋漓地抨击一番。在两次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中央都收到过不少此类信件。这种信大部份是匿名，也有署真名的。后者无疑是抱定了豁出去也要一吐为快的决心。写信者并不指望暴君会幡然省悟，他们只是想让专制者们亲耳听一听人民的愤怒之声。不论这种行为会产生多少积极效果，但它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反叛则是无庸置疑的。
当然，大部份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表达不同政见者不是这样。大部份人仍希望最高当局能做出某种正面的反应。这看来属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很幼稚，其实不一定。第一，由于天高皇帝远，一般人确实比较容易假定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只不过是“浮云蔽日”的结果，因此，向皇帝报告真相讲明道理，或许可以说服皇帝做出某种改进。一方面，皇帝最具有改变政策的权力；另一方面，皇帝高高在上，显得很超然，好像对现实中的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大可以作出一副开明姿态作出改进。第二，写信好比私下进言，它不会使最高当局感到难堪被动，因此即便在最专制的制度下，这种作法也常常会在原则上被视为合法并受到某种保护。另外，正由于信是直接写给最高当局的，对方反而不便于出手镇压，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那份责任。统治者做坏事总希望假借下属之手，一旦球被直接送到自己手裹反而令他左右为难。对写信者这方面来说，没有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回应。领袖都不治罪，别人似乎更没有理由治罪，这样一来，写信者若将其观点再公诸于世，或许就能为自己多赢得几分安全。
不妨举几个例子。一九七二年底，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下乡知青的种种苦衷，毛复信予以肯定。一时间李成了著名的“反潮流”英雄。在当时树立的几位“反潮流”英雌中（另外两外是张铁生和黄帅），唯有李庆霖是为一般民众真心称赞的。这是因为李的行为确有几分反潮流的含义（为下乡知青诉苦确是冒不小风险的），信件的内容也较为合情合理（当然是在当时政治环境许可的范围内）。但话说回来，不公开地上书言事，既没有造成公众压力的意义，其内容又常常不会超越当时意识形态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很难谈得上是反叛，是抗争（人们甚至也可以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提出同样的疑问）。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无疑称得上一篇具有反叛意义的杰作，作者给大字报安的副标题是“献给全国四届人大”。我们不知道这个副标题是否在保护作者的安全上起过什么作用，不过它至少是一种很高明的策略。以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一种不同政见，由于它会造成公开施加压力的效果，哪怕其政见貌似温和，其反叛性仍是不容否认的。又如一九八七年初海外留学生发表致中共当局公开信，表示对反自由化运动的异议，例如一九八九年春方励之以及随后的北岛、陈军等发起的致书当局要求释放魏京生，等等。
如前所说，私下上书言事是一种比较安全的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不过在专制制度之下，这种安全性也很靠不住。彭德怀的万言书本来是写给毛泽东的一封私人信件，毛却将它印发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以此作为批判彭“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罪证。在平民百姓中，因上书言事而被批斗遭监禁者更是不计其数。通常这种信根本不会送到最高当局手裹，它们只是被中央信访处一类机构直接送回写信者所在单位交由地方组织处理，这样就可以借地方组织之手对写信者严加打击，同时又使得最高当局免去了直接责任。在邓小平主政期间，老百姓因私下上书而遭到迫害之事鲜有所闻。一九八七年初，反自由化运动兴起，海外上千名留学生发表公开信表示异议。也有一些留学生不肯在公开信上签名而采取私下上书的方式。由于‘反革命“水涨船高，中共当局对公开信的参与者尚且难以一一惩罚，它对于私下上书者也就只好更加宽容了。
83．形式重于内容
上书言事这种表达不同政见的方式究竟具有多少反叛意义，这既取决于内容，取决于其观点对正统的偏离程度，更取决于形式，取决于它的公开程度。越公开则越可能有反叛性。重要的不仅在于你说什么，更在于你如何说。在这裹，形式重于内容。
共产党当然深明此理。它建立了庞大的组织控制系统和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从而使得不同政见几乎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机会。过去，在一般党员和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犯政治错误，勿犯组织错误。”这就是说，党或许原谅你的“错误言行”，只要它们是在党规定的形式之内，但决不允许你“非组织”地也就是独立地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党所规定的表达不同意见的渠道是那么狭窄，那么封闭，因而使得这种表达变得差不多毫无意义。文革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主张“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服从而应当坚决抵制”。遵守组织纪律的党员干部纷纷成了“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或保守派，冲破组织纪律约束的人成了“革命闯将”。形式无关紧要，内容就是一切。在这段时期内，人们表达政见，在内容上受到更大的限制，在形式上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显然，要判断这段时期内出现的各种言行是否具有反叛性，我们就必须着眼于内容。不过，此一状态毕竟不是共产党统治的正常状态。毛泽东敢于如此“放手发动羣众”，是因为他料定了在经历十七年的洗脑之后，国人的思想已经被驯化到一个令人放心的程度。但尽管如此，形式上的某种自由化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不同政见以当局难以控制的方式得到发展。所以很快地，毛泽东便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名义重新取缔了这些形式或这些形式的绝大部分。毛去世后，中共大幅度调整政策，对言论尺度即内容的限制日见放宽，但对言论的形式的控制则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形式的突破便尤其重要。例如在民主墙运动中，有些民间刊物，倘仅就其文章的内容来看，未必比同期的某些官方刊物上的文章更激进，可是由于它采取了独立办刊的形式，因此其反叛性，较之于官方刊物上那些“思想解放”的文章就更胜一筹。最近两三年间，中共又进一步放宽了非政治性的活动空间，政治性的或被当局怀疑有政治性的各种形式仍然受到严格的禁止。可见，在评价一种观点的反叛性时，我们必须兼顾其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而在很多情况下，形式比内容更重要。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不打算从时间上去追溯人们如何进行反叛的那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我只打算从理论上去分析人们为何走上反叛之路的那个认识过程。
84．关于不自觉的反叛
思想改造，以至于整个极权统治，既然是以一套理论体系或曰意识形态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反叛势必要以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主要是一场理性的反叛，而不是反叛理性。不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把思想改造解释为“存天理，减人欲”。照此说来，反对思想改造似乎就该是以人欲反抗天理，其实问题要复杂一些。由于人不可能单凭本能而行动，故而感性很少能够单独地反抗理性。所谓感性反抗理性，其实是感性在理性的认可下，对以往理性所作出的某些规定发动叛乱。人欲横流，大体总是在理性宣布人欲为合理之后。换句话，反对一种理论，就是发现这种理论不合理。如果你仅仅是不喜欢这种理论，但不能为自己的不喜欢找出足够的理由，那么你充其量会躲避而不会反叛，起码是不会积极的反叛（参见第73节）。
反叛须是对官方理论的反叛。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有些人正是基于对官方所颁布的理论的虔诚信奉，因而和那个颁布其理论的官方发生矛盾，并被后者扣上“异端”的罪名。有人说，“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以维护信仰的名义把有信仰的人当做邪教徒烧死的历史。”我不知道基督教史是否真是这样，但我敢断言一部共产主义运动史却常常如此。倘马克思生于“新中国”，只怕也会被当局打成“反革命”，其罪名当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就像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降临俗世的基督会被宗教大法官以“伪基督”的名义投入监狱一样。这是所有政教合一国家的通病，共产国家尤甚。因为共产主义学说涵盖了世俗生活的一切方面，共产党的权力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所以，权力与理论发生矛盾的机会便无比繁多。对共产党而言，意识形态主要是用作统治的工具，它对共产党自己并没有硬性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那些对官方理论持不同见解的人可能会构成对现政权的挑战，就连那些严格遵循正统理论的人，当他们用这种理论去批判现实时，也同样有可能导致与当局，尤其是与各层官僚机构的权力或利益发生冲突。此类事例在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它们或许也可以算作反叛，祇不过当事者毫无反叛自觉意识而已。
共产党一再声称，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理论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创造性发展”的特权仅仅属于最高领袖，唯有最高领袖提出了新观点才被称为“创造性发展”，别人提出新观点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自由化”，但是，最高领袖提出的新观点照例是笼统的，大而化之的。例如毛泽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它们必须给填入更具体更充实的内容。造就给其他人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诠释和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很多在尔后被判为“异端”的思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有些思潮，如文革中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中所提出的观点，本身确实超出了当局所能接纳的范围，故而被斥为“反动”。有些思潮，如八十年代初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本来是完全可以纳入新的正统信条的（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就是如此），但由于中共当局的冥顽不灵，反将其归入“自由化”之列。不少（不是全部）鼓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本来是希图在“新时期”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正统，不幸却被阴差阳错地判为“自由化”的异端。这又是一个不自觉的反叛的鲜明事例。
不自觉的反叛也是反叛。事实上，不自觉的反叛常常是自觉的反叛的先导。许多人原先是真革命而被错打成反革命，最后成了真正的反革命。不过，从分析认识过程的角度出发，我们讨论的重点主要是自觉的反叛。
85．反对思想改造与反对极权统治
思想改造只是中共极权统治的一个部份。对前者的否定还不等于对后者的否定。这就是说，反对思想改造是一回事，反对整个极权统治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别。
我们知道，对知识份子实行思想改造的一个理论前提是，知识份子的世界观是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假定很容易引起那些自以为很革命，很无产阶级的人们的不满。那些早年便投入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年青一代，尤其是那些以血统高贵而充满优越感的“自来红”，这些人可以响应“不断革命”的号召，但很难接受“彻底改造”的要求。他们不是因为反对极权统治所以反对思想改造，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坚决拥护极权统治所以才认为自己没必要进行“脱贻换骨”式的思想改造。由此可见，反对思想改造和反对极权统治并非一回事，而在上述一类情况下，两者甚至正好相反。
为了证明自己用不着再改造，这些人就必须让自己处处显得很革命。可是，“思想改造”的内容和“革命”的内容常常是如此的雷同，以致于在很多情况下，表现革命就和接受改造变得在事实上难以区分。譬如说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包含了两层理由。其一是说知识青年应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其二是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份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如果你同意下农村，那岂不是等于你承认了自己必须思想改造？可是如果你拒绝下农村，那如何还能证明你革命？造就是说，对思想改造的否定，固然意味着一系列苛政的废除，但它并不等于对极权统治的否定。只要那杆“革命”的大旗还在高高飘颺，那么，大部份暴政就可以继续存在。因此，在考查对思想改造的反叛时，我们必须注意该反叛所持的根据为何，哪一类反叛才兼有反叛极权统治本身的意义。有些反叛，例如文革初期风行一时的“自来红”，其倡导者并不否认极权统治，也不否认思想改造，他们只是否认他们自己一小批“天生左派”还有必要思想改造；与此同时，他们又力主对其他人，特别是对所谓“黑五类狗崽子”实行更专横的压制。这种反叛就很难说还有多少积极意义了。
86．来自体系内的地震
在作出以上一番说明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最有意义的反叛，是那种把思想改造当作观念的暴政而进行的反叛。只有这种反叛同时才是针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反叛。那么，这种反叛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这种反叛的意识的萌生过程。毫无疑问，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不满。我们发现自己的许多愿望和思想被压制，自己的许多利益被损害。不论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的冠冕堂皇、美妙动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丑恶和污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这些感觉经验却并不足以帮助我们萌生反叛的思想。我们总是在自我怀疑。我们总是一味地用官方的理论去解释现实，解释经验，而不是根据现实、根据经验去反对理论。这正是理论体系的妙用。“一旦我们接受了某种理论体系，我们以后的观察和思考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推论，如果我们发现在‘推论’与经验之间出现了矛盾，我们常常不是依据经验去调整理论。相反，我们常常会依据理论去调整经验”（第28节）。只要体系是足够的包罗万象、前后一致，从而能够自圆其说（哪怕很勉强生硬），我们进去之后就很不容易再走出来。所以，毫不奇怪，人们往往是先在体系的内部发现矛盾或破绽，因而对体系失去了信任，而后才可能走到体系外再对体系本身进行批判。无怪乎最早的一批反叛者大都是坚持理论思考的人；无怪乎当局虽然在表面上提倡学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对那些认真钻研理论的人满怀猜忌与怀疑；无怪乎最初的反叛差不多总是体系内的反叛。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反叛意识，和一般所讲的修正主义有所不同。在中共的词典中，修正主义是指从伯恩斯坦、考茨基直到铁托、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思想。这些人的思想既然事先就被当局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籤，因此在中共统治下便不再具有正统性。眼下我们所说的“体系内”，是指中共自己宣布的正统理论的体系内，故而其中不包括各种所谓修正主义思想。当时的这批反叛者们，是从毛泽东思想内部，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内部，发现出若干与流行见解不一致的东西，并以此作为反对流行见解的思想武器。我曾经指出，一般人之所以无法抵禦思想改造的巨大压力，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无家可归，孤立无依，他们没有另外的精神支柱或精神资源（第54节）。一旦人们发现，就在官方的理论体系内部便存在着矛盾，他们就获得了支持，反叛意识遂由此而发生。
反叛意识发生的这种过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然，多数人由于缺乏理论素养，不能从研读经典中直接发现体系的内在矛盾。但是，当局自己在理论上的朝令夕改，前后冲突，使得一般不熟悉理论的人也能感受到官方理论的种种漏洞。不错，和一切面临困境的理论一样，官方理论也不断采用增加辅助性假设的办法去尽量弥补自身的破绽。通常，这种弥补工作总能够在那些缺乏理论素养的人们身上取得某种效果，纵然不足以令人心悦诚服，至少能让他们将信将疑，从而不可能对自己暗中怀有的异议产生自信。可是在有些时候，这些破绽是如此的明显，任何弥补都无济于事。林彪九一三事件即为一例。很多人都讲到林彪事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冲击。林彪事件爆发得太突然，当局措手不及，在当局还没来得及编造出一套说词去自圆其说之前，这件事就已经传遍天下。这就使人们对体系的信仰发生了莫大的动摇。林彪事件的性质太严重（一个刚刚被党纲确定为接班人的副统帅竟然会拟定“反动透顶”的五七一工程计划，图谋杀害伟大领袖），这使得当局的事后辩解（发表据说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写给江青的那封信）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越描越黑。像一顶严密的帐篷被戳穿了一个大洞，人们终于发现，原来帐篷并不是天空。从体系的破绽处，人们找回了被隔离的现实世界。体系的信誉遭到打击，体系的魔力便随之消失或削弱。于是，人们不再用理论去调整经验，而是开始用经验去调整理论，批评理论。
87．空头政治的破产
思想改造给人们的个人利益带来了重大的损害。但是，既然思想改造本来就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崇高外貌，因此人们很难单单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蒙受损失这一点便去反对思想改造。事实上，思想改造的要求之一，本来就是剋制个人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思想改造本来就是一种禁欲主义，所以人们当然不可能站在坚持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去理直气壮地反对。不过，共产党的理论并非只是禁欲主义，它同时也是一种功利主义。在共产党关于人间天堂的设想中，包含有诸如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民的即集体的利益的充分满足一类完全世俗化的功利内容。这就和它要求于每一个个人的禁欲主义发生矛盾。这也就是政治与经济的矛盾，革命与生产的矛盾，红与专的矛盾。
当知识青年按照思想改造的要求在农村劳动时，生活的艰苦，身体的劳累或许均不足以动摇他对思想改造的信念。他会努力说服自己那正是锻炼自己、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最佳途径。可是，舍弃自身原有的文化知识的优势而去从事简单粗陋的体力劳动，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让他发挥所长，那难道不会给社会主义建设，给广大人民的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吗？你说这是为了思想革命化；可是思想革命化本身又是为了什么呢？共产主义学说毕竟是一套世俗化的理论，一套现代化的理论。无论如何它总摆脱不了种种功利性的目标。基于此，人们不得不对那种脱离了物质的精神、脱离了专的红即所谓空头政治渐渐地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再和个人急于改善其物质困境的潜在愿望相结合，因而越来越有力量。
平心而论，倘若共产党不是把思想改造运动推向极端．以至于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上述怀疑思潮或许不会广泛地蔓延。许多暗中持怀疑态度者，如果不曾从周遭环境中获得相当的共鸣，未必能把那种怀疑转化为明确的反叛意识。文革后期，“左”风日甚，经济衰败，民生凋蔽，当局却在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份子成了“臭老九”，“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共产主义理论中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关于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的观点，包括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给人们的不满情绪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在民间和党内务实派之间开始形成了无形的结盟，最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和“凡是派”的失势。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固然由于其自身的功利主义性质和实用主义性质，因而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思想解放即思想自由，但是它却有力地促成了空头政治的破产，促成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改进等目标的正当性的确立。知识的价值重新确认，知识份子的地位也由之回升。思想改造运动宣告中止。
88．自由主义的反叛
在对思想改造的反叛中，自由主义也许不是最大的一股力量，但唯有来自自由主义的批评，才具有釜底抽薪的彻底性。
早在鸣放——反右运动中，一些知识份子便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共产党统治提出过深刻的批评。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由主义消声匿迹。新一代的知识份子对自由主义几乎一无所知。尔后，他们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思考，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对新一代知识份子而言，自由主义在成为一种学说之前，首先是一种个性，一种温和审慎的个性。不妨以我自己为例，在我形成自由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个是我对于社会上残酷现象的强烈反感，一个是我对于人类理性知识的某种怀疑精神。
起初，当我还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护共产党的制度时，我对于那种名为“教育”、“改造”，实为政治迫害的行为从理论上仍是赞同的。然而这种迫害的暴力性和残酷性却不能不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厌恶。我在文革中的第一次“造反”就是解放关入牛棚的老师。那时我认为，这些老师中的大部份都是应该批判、应该改造的，但我坚持他们不应该被关押，被打骂，被罚去做那些摧残身体的繁重劳动。作为深受“反动路线”之害的“黑五类”，我当然热烈支持对“反动路线”的批判，不过我不赞成对那些执行过“反动路线”的老师和同学实行报复。我不赞成武斗，不论是对保守派还是对不同观点的造反派，就连那些带有暴力意味的标语口号，像“砸烂某某组织”、“砸烂某某人狗头”一类，我也觉得很不舒服。开始，我只以为我是在坚持政策，因而有着现成的官方理论作支持。尔后我不得不发现，那种种令人厌恶的暴行，实际上正是官方理论的产物，于是我便转向了对官方理论的批评。
和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我也曾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徒。我曾经花很大力气研读马列经典。记得在阅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我本来是赞同列宁观点的，可是他那专断的、绝对化的文风却让我觉得十分不自在。出于强烈的知识性兴趣，我在学习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一门心思地要用革命思想武装头脑，而是免不了要反复的琢磨审量。由于这种琢磨审量几乎可以无止境地深入下去，因而在我的心目中，很难说有什么真理能达到终极。于是我发现，对真理、对知识而言，追求的过程也许比它的结果更重要（另外也更有趣）。客观地说，即使在我最相信官方理论的时候，我的相信也很少是狂热的。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我自然会对各种简单武断的教条感到不满，对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妄自尊大感到不满。假如说在最初一段时期，我仍然是从官方理论中寻求对这种态度的支持（例如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论述，例如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么到后来，我对这种态度的坚持日益独立、日益自信。就在这时，我开始接触到零星的自由主义理论。一读之下，正中下怀，我成了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这大概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共同的心路历程。
自由主义者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反叛者。自由主义者并不热衷于提出什么具体的不同政见。他最关心的东西看来是最不具体的。他提供一种态度而不是提供一种理论，他提供一种方法而不是提供一套教条。当我在民主墙上贴出《论言论自由》一文时，由于它的温和外貌，它甚至没能引起一般人的强烈注意，也没有引起那些急于从民主墙上发现惊人观点的海外媒体的注意，当局也对之未加指责。然而我深信，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正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反叛，才是对极权统治的致命一击。
89．自由主义的当今处境
思想改造运动的结果，标志着极权统治演完了它最荒诞的一幕。今天的中共政权，已不复当年的咄咄逼人。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可以说更容易，也可以说更艰苦。自由和我们的距离，可以说很近，也可以说很远。
为什么更容易？因为在今天，人人都清楚中国尚无自由。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最大自由”的弥天大谎早巳破产。专制的压迫既是如此的不加掩饰，自由的含义已是如此的明确清晰，因此，一切珍视自由的人们都知道他们究竟反对什么、要求什么。如果我们集中力量奋勇追求，自由的到来指日可待。
为什么更艰难？索尔仁尼琴一语破的：“鱼羣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他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1如果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网眼过密，网成了布，连小鱼小虾都在劫难逃，因此鱼羣或许不难懂得粉碎鱼网的必要，那么，随着“新时期”的发展，网眼放宽，普通鱼都钻得出去，个子大一点的扭曲着身子也能钻，祇有那些长得太大的鱼或不肯委屈的鱼才钻不过，鱼羣们还会同仇敌忾，裹应外合，下决心粉碎鱼网吗？自由虽然是人人所爱，但争取自由免不了有代价有风险。如果多数人因为自己的某些愿望得到满足便对少数人的受迫害漠不关心，那么，自由就将是可望而不可即。极端的暴政无法持久，略具柔性的专制，由于它注意避免激起广泛的强烈不满，反而可能维持较长的时间。不错，时至今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就连那些为中共专制进行辩护的人们也不得不或明或暗地放弃了原来的那套官方的话语系统。诚如福山所言，在观念领域裹．自由主义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自由主义要在现实世界中争取胜利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索维尔讲得好：“没有人公然反对自由，自由并无敌人。自由有的是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他们将其他事物摆在首位。然而就自由的维护而言，他们比敌人更具危险陆：造就是为什么自由受到危及，而通向奴役之路始终开放——甚至对若干人士而言还颇为诱人——的原因。”“有鉴于此，深刻地阐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仍然是一件重要而迫切的工作。
90．赢得反叛的权利
在中国，四十多年来，反叛从未真正停止过。尤其是近十余年，反叛的声势更是日益增长，其自由主义色彩也日益鲜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变化。即使它的挫败，在招致若干反叛空间暂时收缩的同时，却又赢得了反叛意义的广泛传播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成就。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斗争。自由的前景充满希望。
毫无疑问，在今日之中国，反叛仍然是相当艰难的。这不足为奇。因为这裹所说的反叛，意味着表达各种思想的自由。而我们现在的反叛，正是为了赢得这项反叛的权利。
註释：
①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陈翰章、田大畏译（北京：羣众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三百五十二页。
②Thomas Sowell，“The Road Back to Serfdom”，转引自何信全：《海耶克自由理论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第二零二页。
《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第五章
（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电子版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