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爱国”与“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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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当局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掀起一股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国人争自由争民主的正义行为,只因为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而扣上“卖国”的罪名。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谁是爱国谁是卖国的问题展开一番辩论。

要问“谁卖国?”首先应该问“谁能卖国?”

谁能卖国?很简单,只有那些手里有国的人才能卖国。国家在政府手里,只有政府才能卖国。老百姓手里没国,想卖也没的可卖。

说只有政府才能卖国还不准确。应该说只有专制政府才能卖国。民主政府不可能卖国,因为民主政府作出的决定必须要人民认可人民同意。除非人民同意政府卖国,政府才能把国卖出去,可见民主政府不可能卖国(起码是不容易卖国)。专制政府不然。专制政府把国家当做自己的私产,人民无权过问,它想卖就可以卖,所以只有专制政府才最可能卖国。

不过话又说回来,专制政府既然把国家当做自己的私产,出于自私自利的心理,它当然不愿意把国家拱手送给外人。你甚至可以说皇帝是全国最爱国的人,因为他把国当做家,对他来说,爱家就是爱国,爱国就是爱家,所以皇帝最爱国。

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叫“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一般人都说是句卖国的口号,其实不那么简单,因为说“宁赠友邦,勿与家奴”,那意思分明是说“赠友邦”和“与家奴”都不是什么好事,要是能既不赠友邦又不给家奴才是上上之策。换言之,慈禧太后打心底里是不愿意把国家“赠友邦”的,只不过遇到特殊的困难,迫使专制者在“赠友邦”还是“与家奴”二者择一时,也就是说,当专制者面临着要么保全专制而不得不出卖国家和要么保全国家而不得不放弃专制的时候,专制者总是宁可出卖国家也不肯放弃专制。

还要补充一句。说平民百姓不可能卖国,这话也不尽然。有一种人,这就是立志打天下坐天下的造反者,或者说在野的暴力革命党,以实现“革命专政”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党。这种人虽然眼下还不掌权,虽然眼下还不是专制统治者,但是他们正在不择手段的夺取政权,正在努力建立专制制度,努力使自己变成专制统治者,国家眼下还不是他们的,但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或落入他们手中,因此他们也可能卖国——预支卖国。他们可以对外国权势者们说,给我们钱给我们枪,等革命成功后我们给你们大大的回报,反正那时候国家在我们手里,我们想给你们多少就能给多少。当然,这种买卖不是现金交易,买主是有很大风险的,不过由于利润特别高,所以会有外国人买这个账。

以中共为例,中共起家闹革命,依靠苏联的支持,所以革命一成功,中共立刻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在“友好互助”的包装下,把大量的国家利益让给了苏联人;因此,中共正是卖国的典型。不错,后来中苏交恶,毛泽东大反苏联霸权主义,摇身一变,俨然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普天下的卖国者都不甘心卖国,不甘心当别国的附庸,当初卖国只是出于不得已,只是为了换取支持攫取权力,一旦大权在手而又羽翼丰满,他们很可能会翻脸不认人。既然到现在,国家成了自己的,他们当然会变得很“爱国”。这样的“爱国”固然有风险,要付代价,可是这代价却是由老百姓来付,专制者何乐而不为?毛泽东在反苏斗争中赢得民族英雄的盛名,然而考查毛泽东反苏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为了抵制由苏共二十大带来的改革浪潮,尤其是为了抵制由反个人崇拜而造成的对毛本人在中共内部的绝对权力的威胁,是为了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名义压制中共内部的务实派改革派(例如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始终压住彭德怀)。到头来,毛泽东把中国引入了比斯大林时代还要严重的大饥荒(1959-61)和大清洗(文革),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可悲的是,许多中国人还为毛泽东敢于对抗苏联,敢于在国际共运中独树一帜而感到骄傲,把毛的光荣看成自己的光荣呢!一般人只知道,当专制者卖国时,是为了自己的权力牺牲人民的利益,他们不知道,当专制者“爱国”时,也常常是为了自己的权力牺牲人民的利益。

民运人士民运团体不可能卖国。因为民运不是打江山者坐江山,民运胜利了,一切人士和团体都可以和平地竞争权力,谁能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谁才可能掌权,而不论是谁掌了权,他们也不可能任意胡来,他们所作出的每条决策都必须经过人民的认可才能生效。所以民运团体不可能卖国,连“预支卖国”都不可能。假如有某个“民运团体”竟然异想天开地试图“预支卖国”,它肯定连半个买主都找不到。天下哪有这样的“冤大头”呢?假如有某个“民运团体”对某个外国政府或外国基金会或外国财团许诺说,将来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把中国的旅顺港(或别的什么)送给你们(或者是至少送给你们用几年),你们现在先把钱付给我们。外国人只要不是白癡,一定会明白这笔生意做不得。外国人会盘算道,中国实现了民主,你们这伙人就一定能赢得选举掌握权力吗?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们掌了权,你们要履行诺言把旅顺港送给我们,中国的人民会同意会批准吗?要是中国的人民不同意不批准,我们的钱不就白花了吗?

那么,为什么还有外国人愿意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呢?无非是两种动机,一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一种是基于外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毕竟,一个民主的中国要比一个专制的中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更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所以,那些从本国利益出发的西方人也会愿意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有人攻击说,中国的民运既然接受了西方的支持,因此就一定会迎合西方的利益,损害中国的利益。他们不懂得,只要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那本身就符合西方的利益;但是,中国人并不是为了西方的利益才去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中国人争自由民主首先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简言之,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对中国人有利,对西方人也有利。这是一场互利的游戏,双赢的游戏,而不是零和的游戏。

有些人把西方政府关心中国的人权民主视为霸权主义,这是对霸权的莫大误解。所谓霸权,不是指把自己的价值应用于别国,恰恰相反,霸权意味着歧视,意味着把别国看成劣等民族,只承认自己国家的人有价值,不承认别国的人也有同样的价值。过去许多西方政府,一方面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自己的人民中实行自由民主,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却对别国实行压迫专制,不把别国的人当人看。这才叫霸权。现在的西方政府是在把应用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同样应用于别国,这正好是霸权的反面,它完全符合圣经上“待人如待己”的道德律令,怎么能说成霸权呢?

顺便讲一讲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中共拼命反对这个原则,可是,中共却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不论是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还是根据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不是重国家,而是重天下,不是重主权,而是重文化,重文明,重“道”。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以有道伐无道,用文明克服野蛮,是许可的,也是正当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也不主张国家主权至上,它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张“英特纳雄耐尔(国际主义)一定要实现”。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支持援助别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中共很难从中国传统文化或共产主义理论那里找到为国家主权至上辩护的依据。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中国反对一国干预它国主权。她说:“各国的问题,要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这话看上去并不错,问题就出在“人民自己解决”几个字上。众所周知,要落实“人民自己解决”,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说,要保证主权不受干预,前提是主权在民,主权建立在人权之上。可见,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逻辑,它也不得不承认,那种不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主权,那种不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权,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绝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如此,它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呢?◆

1999年7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四辑 民主转型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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