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红的长篇纪实文学《情义无价》（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描写了在“六四”之后，一群豪迈仗义的朋友，为了保护被当局视为“天安门广场黑手”而列为全国头号通缉要犯的王军涛，和当局斗智斗勇的惊险过程，以及在事败之后，面对法庭与监狱坚持抗争的非凡经历。由于整个事件的曲折，更由于它的真实，也由于作者的出色文笔和一腔真诚，《情义无价》能对读者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它迫使我们去感受、去思考、去直面我们自己、直面我们的处境。
郑义在本书导读中说：“在这个普遍堕落的时代，刘丹红笔下的这些血气丰沛、侠肝义胆的男人和女人，正是引领我们走出黑暗与泥浊的丹柯的心。”
王军涛在导读中说：“自发地行动起来，公然掩护钦定的要犯，类似这样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向是鲜见的。但是哪怕鲜见到只有这么一个特例，也把人间正道给揭示足了，哪怕鲜见到只有这么一小群人，中国的一段沉默的历史也会因之而增添光彩。”
其实，像《情义无价》里的人物和故事，在“六四”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并不罕见。正如在89 民运中，我们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身上，看到了人类良知的伟大复苏和理想主义的绚烂光辉。可是，后来呢？
在《情义无价》一书正文之后的《刘丹红访谈》里，作者引录了书中主要人物之一邬礼堂来信里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这群人，从来不敢自命不凡，89 年的护王行动也是一种平常心作出的选择。它既不是冲动，也没有什么投机心理，只是作了一个正直的公民起码应该做的事情。这也算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响应和实践，本不想抹上英雄主义的色彩。但事隔多年，当有人对我们不以为然地加以嘲弄时，当有人试图否认我们当年的行为时，我反倒要由衷地自赏自赞，我们为自己当年选择了独立的人格和崇高的境界而感到自豪！”
读这段话，我感到，邬礼堂们没有变，但是他们周围的气氛好像变了。
年轻时读过高尔基（？）的一个短篇小说，背景是俄国的1905 年革命。一位青年工人忘我地投身运动，他的岳父——一位老工人——无比振奋地说，“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你洗刷了我们世世代代的屈辱”。后来，革命失败了，年轻人被抓捕、被解雇，但他的岳父依然为自己的女婿而骄傲。再后来，随着苦难的持续，一般人的态度逐渐变化，连岳父也开始向女婿发出了抱怨，抱怨他好逞强，抱怨他不安分守己，不好好干活养家。
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医生托马斯，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他拒绝为此向当局“自我批评”，于是被医院开除，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起初一段时间，他受到人们十分热诚的款待，售货的姑娘们一有机会就帮他干活，他先前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地邀请他作客，为他乾杯，再给他签上十几个橱窗的工单。可是再后来，这些都慢慢地消失了。昆德拉写道：“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恆，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无须奇怪，甚至也无须愤慨，如果大家都能固守良知，在持续的压力下毫不变形，这世间那里还能有罪恶的容身之地？天下也早就没事了。如果把理想主义者比作火种，那么，他们最宝贵的作用难道不正在于，当四周已经熄灭的时候，自己仍然在默默地燃烧。专制政权总是标榜道德，但是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全世界的道德水平。
浅薄之徒，只知道在镁光灯下寻找英雄。但是，真正的英雄，对英雄的真正炼狱，却是在灯火阑珊处。文学艺术足以表现戏剧性冲突中的英雄，但很难描绘落莫中的英雄。因为前者是眼睛能够看到的，而后者却唯有靠心灵才能发现。◆
1998年8月21日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五辑 开卷有益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