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反右运动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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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九九七年,是反右运动四十周年。

在昔日东欧,流传着这样一则政治笑话。森林里,一只狐貍在飞快地跑。兔子看见了觉得很奇怪,问道:“狐貍狐貍,你跑什么?”狐貍说:“森林大王下了命令,要把所有的羚羊都抓来骟掉。”兔子对狐貍说:“你又不是羚羊,你怕什么?”狐貍说:“哎!等到弄清楚你不是羚羊,那就太晚啦!”

一九五七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五十余万人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一九七八年,中共宣布给右派份子全部摘帽,其后又进行了普遍复查;到一九八四年,绝大部份右派份子被确定属于错划而得到改正,“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约五千人,而且还在继续甄别之中。这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五十多万右派份子被错划的也在99% 以上。一九八零年,中共发出文件,宣布对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复查结果:一律摘帽,拟予改正的二十二人,维持原案的五人。当这份文件发出时,那二十七个人已经死掉了二十个。中共说“有错必纠”,说“共产党犯了错误共产党自己能纠正”。可是,这一错就是99%,一错就是二十年,一错就是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有人说:“算了吧,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们应该向前看。”不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耗巨资拍电影、大张旗鼓地纪念呢?高明的宣传与阿谀不是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不说另一种事实。再者,今天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仍然受着一党专制的压迫。即以反右运动为例,直到今天,中共还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已。因此,于今之计,重温一九五七年恐怕远必重温一八四零年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些研究者称之为中国的大逆转。因为在反右之前,中国本来存在着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机会。五六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在国际共产阵营中兴起了第一次自由化浪潮。当时的中国也出现了自中共掌权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局面。毛泽东号召整风,号召知识分子和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当然,毛泽东的本意绝不是要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来看,中国至少可以和苏东各国一样,摆脱极端形态的斯大林主义,走上部份改革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然而,一场反右运动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中国不但没有象苏东各国那样变得稍微右一些,而是变得比先前更左,并且还形成了一股趋势,一路地加速左下去,到三面红旗,到庐山会议,到文化革命。

回顾五七年反右运动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六四前夕的中国,同样存在着向自由民主和平转变的大好机会——不论是国际大气候还是国内小气候。六四事件摧毁了这次机会。在苏东各国纷纷克服了一党专政的同时,中国的一党专政反而变得比八九前更顽固,更恶劣。不错,六四事件没有中断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使人又联想到反右之后的大跃进,虽然两者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但其间透露出的当局的意图却很相似,那都是力图以经济上的成就来巩固自己业已动摇的政权的合法性。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切切不可因为经济上的某种成就——不论它看上去如何眩目——便去认同血腥的暴政,否则后患无穷;更何况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早已是弊端丛生。

和文革一样,反右也只是当代中国大悲剧中的一幕。不幸的是,这场悲剧至今尚未结束。今天,我们回顾反右,研究反右,清算反右,既是为了历史,更是为了现实。桑塔亚那说得好:“忘记历史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值此世纪之交,中国又一次面临着危险和机会,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彻底结束专制制度,否则,我们既辜负了未来,又辜负了过去。◆

1997年4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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