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九九七年，是反右运动四十周年。
在昔日东欧，流传着这样一则政治笑话。森林里，一只狐貍在飞快地跑。兔子看见了觉得很奇怪，问道：“狐貍狐貍，你跑什么？”狐貍说：“森林大王下了命令，要把所有的羚羊都抓来骟掉。”兔子对狐貍说：“你又不是羚羊，你怕什么？”狐貍说：“哎！等到弄清楚你不是羚羊，那就太晚啦！”
一九五七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五十余万人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一九七八年，中共宣布给右派份子全部摘帽，其后又进行了普遍复查；到一九八四年，绝大部份右派份子被确定属于错划而得到改正，“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约五千人，而且还在继续甄别之中。这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五十多万右派份子被错划的也在99% 以上。一九八零年，中共发出文件，宣布对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复查结果：一律摘帽，拟予改正的二十二人，维持原案的五人。当这份文件发出时，那二十七个人已经死掉了二十个。中共说“有错必纠”，说“共产党犯了错误共产党自己能纠正”。可是，这一错就是99%，一错就是二十年，一错就是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有人说：“算了吧，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们应该向前看。”不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耗巨资拍电影、大张旗鼓地纪念呢？高明的宣传与阿谀不是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不说另一种事实。再者，今天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仍然受着一党专制的压迫。即以反右运动为例，直到今天，中共还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已。因此，于今之计，重温一九五七年恐怕远必重温一八四零年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些研究者称之为中国的大逆转。因为在反右之前，中国本来存在着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机会。五六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在国际共产阵营中兴起了第一次自由化浪潮。当时的中国也出现了自中共掌权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局面。毛泽东号召整风，号召知识分子和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当然，毛泽东的本意绝不是要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来看，中国至少可以和苏东各国一样，摆脱极端形态的斯大林主义，走上部份改革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然而，一场反右运动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中国不但没有象苏东各国那样变得稍微右一些，而是变得比先前更左，并且还形成了一股趋势，一路地加速左下去，到三面红旗，到庐山会议，到文化革命。
回顾五七年反右运动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六四前夕的中国，同样存在着向自由民主和平转变的大好机会——不论是国际大气候还是国内小气候。六四事件摧毁了这次机会。在苏东各国纷纷克服了一党专政的同时，中国的一党专政反而变得比八九前更顽固，更恶劣。不错，六四事件没有中断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使人又联想到反右之后的大跃进，虽然两者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但其间透露出的当局的意图却很相似，那都是力图以经济上的成就来巩固自己业已动摇的政权的合法性。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切切不可因为经济上的某种成就——不论它看上去如何眩目——便去认同血腥的暴政，否则后患无穷；更何况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早已是弊端丛生。
和文革一样，反右也只是当代中国大悲剧中的一幕。不幸的是，这场悲剧至今尚未结束。今天，我们回顾反右，研究反右，清算反右，既是为了历史，更是为了现实。桑塔亚那说得好：“忘记历史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值此世纪之交，中国又一次面临着危险和机会，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彻底结束专制制度，否则，我们既辜负了未来，又辜负了过去。◆
1997年4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