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生年月，遇罗克是我们的──我这里尤其是指老三届──兄长；看他最后一幅照片，却好像是我们的子侄：三十年了，我们都在老去，他死时才二十七岁，太年轻。
也许是因为岁月沖刷，也许是因为饱经沧桑，如今的我们，已经不大容易再动感情。即便是回忆起年轻时代的许多扣人心弦的经历，也因为事过境迁，人物两非，难得再有当年那份激动。可是，每当我想起《出身论》，想起遇罗克，却总是忍不住一阵辛酸与悲愤。
今年一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朋友从北京给我捎来了一本。在书的封底，写着编者徐晓的几段话：
“但愿，千千万万赞成过《出身论》并深受‘血统论’之害而没有被压垮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千千万万反对过《出身论》并身体力行地坚持过‘血统论’而良知没有泯灭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不曾知道有过《出身论》与‘血统论’之争，不曾知道遇罗克其人的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回过头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能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民族和个人付出的与得到的；能拍着胸口问──不只是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另一位编者徐友渔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在评价《出身论》一文的意义时，徐友渔正确地指出：遇罗克“和文革中涌现出的其他知名理论家不同，他不是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去铺排一个表面异端味十足，实则不过是诠释文革路线的理论体系。他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就象基于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的歧视是不正义的一样。”
不错，在《出身论》一文中，遇罗克也在频频引用毛泽东语录和把所谓刘邓路线作为批判的箭靶，但这未必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而主要是出于斗争策略。诚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要理解一部作品，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语境。我们务必要考虑到作者所要论辩的对手以及打算说服的对象。启蒙者必须善于因人施教。你必须从群众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去循循善诱，而不能一开始就站在完全不同的前提立场上。今天的我们，或许不难以所谓更纯粹的人权观平等观写出一篇似乎更彻底的出身论，但倘若把这样的文章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能接受，能公开地站出来支持拥护，从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反对力量呢？这就是说，今天的我们要为当年的中国另写一篇出身论，只怕也不可能比遇罗克写得更高明。遇罗克不仅富于思想，富于勇气，而且还富于政治智慧。我并不是说，依照今天的眼光，遇罗克的思想毫无局限，然而，让人无比惊讶和敬佩的是，在当年那样贫脊恶劣的土地上，竟然还能生长出如此灿烂夺目的思想之花。你只有知道当年的世界有多矮小，你才能知道遇罗克的形象有多高大。
遇罗克被杀害了。我相信，是他那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引起了专制者发自内心的恐慌。是谁下令杀害遇罗克？想来还不只是四人帮之流，否则早就对外讲了。
诚然，遇罗克一案最后获得平反，中国已经走出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血统论即出身歧视也基本上宣告终结，但也不尽然。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权力的私相授受，“老子革命儿接班”；另一方面，当局在迫害异议人士之余，有时也还对亲属有所株连。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仍须奋斗。
不少人问遇罗克的家人：“政府给没给遇罗克定为烈士？给家里多少抚恤金？”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答说：“没有谁授予遇罗克烈士称号；给我父母的，只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遇罗文说得好：“烈士称号难道需要恩赐吗？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希望，我们，一切感念遇罗克、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遇罗克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
1999年4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