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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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地区“六四”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我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一段话。威塞尔说:“因为有些德国人不愿意他们的罪恶被记忆,因此我说无论是谁忘记了那些罪恶,谁就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无论是谁想要忘记,鼓励别人去忘记,也都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

威塞尔这段话无疑深刻而精辟,它对现今麻木不仁的中国无异于一记当头棒喝。然而,我又必须指出,严格说来,今天的中国其实还没有进入威塞尔的语境。

威塞尔这段话是一九七四年讲的,那时,第三帝国早已灰飞烟灭,杀人元凶都受到正义的惩罚。威塞尔呼吁永不忘记,既是为了忠于过去,也是为了忠于现在,是为了让类似的罪行永不重演。说“永不忘记”,“永不重演”,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该罪行已经成为过去,所谓“成为过去”,意思是该罪行已经得到清算;纵然有时候,正义来得太迟,凶手早已寿终正寝,从而永远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但毕竟正义的原则已经重新确立。

“六四”显然还不是这样。“六四”还没有成为过去。直到十三年后的今天,那个杀人政府还稳坐台上,并且一再向世界公开宣称“六四”镇压是必要的、正确的,宣称今后遇到类似事件还要采取同样的“果断措施”:“六四”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他们的家人甚至还不能公开地悼念;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六四”还没有成为过去,我们还生活在“六四”的阴影下,“六四”还在继续。“六四”之后的十三年,是持续十三年的“六四”。

“六四”在中国还没有成为过去。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单纯的要么遗忘要么记忆的问题,而是“遗忘”与“记忆”的双重困境。

我在《八九民运反思》里分析过“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毕竟,六四是柄双刃剑,它在严重地摧毁了中共政权的形像的同时,也严重地吓阻了人民的公开反抗。假使中共的遗忘技巧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发生过一样,那固然会起到恢复中共形像的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恢复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对于专制统治未必是好事而对于民主运动未必是坏事。因此,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而同时又记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反过来,民运力量则应努力使人们保持对中共专制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克服自身的恐惧感和无力感。”

如今,我们批评某些人忘记了“六四”,不是说他们忘记了“六四”的一切,而是说他们忘记了“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事实上,正因为“六四”屠杀给他们留下了太深刻的记忆,吓破了他们的胆,他们让恐惧压倒了义愤,所以他们才有意识地“忘记”,有意识地“淡漠”,有意识地远离危险的政治禁区,并由于远离危险而似乎“远离”了恐惧。

充分意识到“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我们就该懂得,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的口号,我们要避免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也强化了“六四”的威慑效应。我们必须引导人们走出恐惧。我们必须要坚定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必胜信念,寻找出更有实效的抗争方式,开拓出更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重新恢复人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心。

“六四”十三年后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当局也越来越求助于赤裸裸的残暴高压维护自身统治。如果我们既不愿意一个践踏人性、敌视民主的政权长期存在,又不愿意爆发整体性的社会动乱,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为自由民主而顽强抗争,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从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开始。◆

2002年6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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